言而无信 (中国人素质之二十五)
言而无信 (中国人素质之二十五)
“信”，列为中国“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末位。…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等我们详细研究之后，就能更好地判断这些论断有多少为中国人的生活事实所证实。
“如今的中国人同他们的古人没有太大区别。”…关于信的标准，与西方各民族诚信——那才应该称为信一的标准有很大区别。一个独具慧眼细读中国经典的人，会在字里行间读出许多含糊其中的拐弯抹角、闪烁其辞以及谎言。他还会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坦率，压缩成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直而无礼则绞。”[译:心直口快，却不知礼，就会尖刻刺人。]孔子的《论语》还有：“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的目的是避免不愉快，孺悲不是孔子想见的那种人，因而采用了非常典型的中国做法。…孟子也仿效了孔子的这种做法。作为某诸侯国的客人，他被邀请去上朝，但盂子希望得到诸侯王先来拜访他的荣耀，便称病不去，为了显示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第二天就出门拜访别人了。
…中国的…史书，不管有多么冗长罗嗦，但肯定面面俱到。…历史的精确性可以通过两条全然不同的线索来体现：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有侧重地途述事件，二是通过对人物和动机的分析来解释事件。…用前一种写法，中国的这些史书无疑都是关于发生在写作之前的事情而用后一种写法看，这些史书则绝无半点…严谨。我们不对自己不十分了解的东西妄发议论，只是让人们注意，一个耽于撒谎的民族，与此同时却能塑造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实的史官。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是史无前例，也算独此一家了。同样的爱憎，曾经使其他许多国家历史受到歪曲，难道中国就会例外吗？同样的原因，难道就不会作用于中国，如同作用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吗？
记住这样一点很重要：不尊重历史，这不仅仅是注释儒学的教义的缺陷，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并说它的出现会让乱臣贼子感到害怕。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说有人会因此了解他，也有人会因此怪罪他。当因为《春秋》而受到怪罪时，他有没有心生不安呢？事实上，这部编年史十分简略，不但如此，还闪烁其辞，容易使人误解。《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种‘讳’包含了三个…涵义——忽视、隐藏和误传。…《春秋》还是让他的国人在这个帝国或诸位圣人的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隐匿事实真相。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似乎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为说谎而说谎，而是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曾经有…一个中国小伙子….希望在他的英语词汇中增加一句“你说谎”。…外国朋友…告诫他不要去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准要挨揍。小伙子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提醒毫不掩饰地表示奇怪，因为在他心里，这句话与“你在哄我”的意思一样无伤大雅。…西方人最反感被称为说谎者…但如果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佬，你根本不会让他生气，不会让他感到有失身分。他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他的回答是‘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佬说‘你说谎成性，现在就在编瞎话’，如同对一个英国人说‘你一贯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脑子里就有好几条糟糕的俏皮话’。
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已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到的。人们永远都吃不准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比如，打官司，希望交给你全权处理，事后你还是极有可能发现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告诉你，这显然是出于普遍的隐瞒天性，而不是出于恶意掩饰，因为他本人才是隐瞒不讲的唯一受害者。全部事情只有等事后才能弄清楚，…。一个十分熟悉中国人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听说了全部事情，就去认为已经明白了一切，而是要把所说的桩桩件件同其他事情联系起来，最后叫上几个信得过的中国人一起仔细推敲一番，来确定这些亦真亦幻的事情中哪些可能是真的。
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就外国人之所见，中国人很多不可理解之处都是由于他们不真诚。我们无法肯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总是感到背后还有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来找你，并向你神秘地耳语一番关于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往往会心头一沉。你无法肯定说话者是否在讲真话，还是在背后使坏。人们无法保证中国人的最终结论就是最后一个结论。…
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得知，即使真的知道了，也无从确信。每一个中国人，与别人一样没受过教育，天生有一种墨鱼的能力，一旦被追逼，就放出一些墨汁，使自己安全地退居其中。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拦住，让你捐点钱给那些贫穷但又希望探索新天地的朋友作旅费，你捐钱的时候，你的随从不会说“你的钱同我没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好了”，而是象孩子般温和地笑笑”，向你解释说，你的钱只够你自己用。因此，你就被剥夺了向旅伴捐资的快乐了。…
很少有中国人具备守约的道德。这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有关。但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会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总是这样：有人怪他失约，他答复说没关系，下次补上。假如指责他的某个过失，他一定改正的话就像清泉一样流出嘴唇。他完全承认这个过失——事实上，承认得过于彻底，反倒没什么可期望的了。
…人们永远不能粗鲁地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应该表面上接受，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样做。“推迟到明天，再明天。这样，…你安慰了他的心灵！”…有债要还的中国人一般都照此行事。谁也不会指望一去讨债就拿到钱，他不会失望；但是他会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还了，下次，还有下次。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天生虚伪。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在孩子刚刚开始有点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除非他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口的某个可怕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这些孩子小时候受过这种朦胧而可怕的恐吓，而等到长大之后、明白其实并不危险，只是荒唐可笑时，他们怎么会不在大街上叫嚣要驱逐我们呢？马车夫拉着外国乘客，车后跟着不少调皮的孩子在边追边叫，马车夫被惹恼了，大声嚷嚷着要抓几个孩子绑起来带走。船夫碰到这种情况，就骂骂咧咧地说，浇点开水在他们身上，就算完事儿了。“我揍你”、“我宰了你”这种表达，在一个有点懂事的中国孩子理解来，简直就是“别那样做”。
谁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贱；而凡是指对方的，都非常尊贵。“懂礼”的中国人…谈及自己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文雅的谦称。而那些粗野的乡下人，也抓住了礼的本质。尽管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说法，却或许会称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例，称自已叫鄙人…。
自不待言，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按中国方式招待中国人。请客时，要长时间地对宴席上的中国人诚恳地鞠躬，口中还得和气地招呼“请诸位入席”，或者把一杯茶举到唇边，在面前划个半圆，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请用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还有在各种合适的场合高呼“磕头，磕头”，意思是“我能够，可以，必须，可能，也许，或许，或者应该（视情况选择一种）向您拜倒”；或者，有时还得加上一句“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礼节不周；…这种小小的尊重，可见于时时处处，它是个人被迫对全社会作的贡献，人与人的摩擦可能会因此而减少，而拒绝贡献的人则会受到半真半假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是间接的。所以，假如一个车夫忘记把辫子从头上拿下来就下车问路的话，别人就很可能故意给他指错路，还要在背后骂他。
东方人来送礼物，你如何恰当处理，这是一门学问，或许在中国是这样，在别的国家也一样。有的东西根本不能要，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拒绝，其中一般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一个外国人自作决断，则肯定要出错。一般地说，对送来的礼物要考虑一下，尤其是那些在某个方面特别不同寻常的礼物，生儿子时收到的礼物就属此类。…送礼背后总有事情，正如一句朴实的中国格言所云：“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或者，换言之，（实际上）要求回报比付出多得多。
关于这种送礼的虚伪性，…有一次，一个中国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请他们看一台戏，当然，暗含的意思是外国人要设宴答谢。我们断然拒绝看戏，他们又提出让我们捐款，确切地说数目很小，来建一所公共的房子。建房这件事情后来在第一个村庄办成了。而当我们刚应承下来，就有十一个村庄也派人跑来说他们深深地感动于我们的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也说要请我们看戏，他们这样做时，完全明白会被拒绝，肯定拒绝。每个村庄的代表听到拒绝看戏的消息时，都同样悲哀而又吃惊，但他们都转而提到上文谈及的为那所公共建筑捐款的问题，每个人又都是点到为止，没有一个人进一步表示什么！
受到这种包围的，不仅仅是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如果不幸有喜事，有时邻居们会来拜访，手提微不足道的贺礼，比如为刚出生的男孩子买一些玩具，但主人要设宴感谢——设宴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经常而适当的回报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对中国事务最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说得准：“吃自个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这种情况下，主人还经常要不得不强作欢颜，表示至诚地欢迎，尽管心中十分不悦，但不便表露，否则就会失去面子，那比失去点吃的东西要严重多了。
这令人想到，许多表达方式都是由讲面子而来的。…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虚饰。…一位在外国人家里的教书先生，讲求礼节一向无可挑剔，但如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这位外国主人，他极有可能会装作素不相识，因为否则就会让众人知道：这位博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靠外国人混口饭吃——这个情况尽管别人知晓，但表面上不能承认，特别不能当众承认。这样的事情极为常见：几个中国人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外国人，他们会逐一向房间里的中国人致礼，却全然当做没看见这个外国人。一位中国教书先生表扬一名外国小学生听觉敏锐，发音几近完美，在语言学习方面不久就会超过他的同辈人，但与此同时，这名学生一些奇怪的错误却被这位教书先生和他同事所取笑。…
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这还表现在主动开口去帮助别人，而这件事情又是别人不能做成的或者不会去做的。如果这种主动帮忙最后是一场空，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本来就很清楚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但开这样的口的这位朋友的面子却保住了。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给客店的钱在数目上有争议，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裁决说由他来垫上这个差额，而实际上他是从你的钱包里拿出所需的这笔钱。…
中国人表里不一，无论男女，他们的自谦都是装出来的。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完全不能提，完全没法说，而此时各方都完全明白，这只不过是表明人们不愿直说。就是这样一些谈吐文雅的人，一旦被惹急，就会口不择言，骂出最难听的话来。
与虚假的谦虚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虚假的同情是由空话构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材料让他们产生对别人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并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以及眼看着别人死去却故作放肆的嬉闹。…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只野狗狼吞虎咽地撕咬一具死尸时，开怀大笑。…
…中国人的商业实在是他们全民族缺信少义的极大例证。一个颇知内情的人，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谈到两个中国人之间做生意，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骗。…有一句俗话说：送孩子去学生意，就是害他一辈子。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殊难避免。甚至于很大的商号，贴出“货真价实”、“绝无二价”的告示，却也名不副实。
我们绝对不是想要肯定在中国找不到真诚，而只是就我们的经历和观察而言，几乎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个对真实性如此不在乎的民族，怎么会有别的结果呢？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碰到外国人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不识字，过后递给他一本小书让他看一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拿着书从人群里溜走，不付三个铜板的书钱。他这样干，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反而因为欺骗了愚蠢的外国人而欣喜若狂，这个外国人实在不精明，会去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去外国人那儿买东西时，少付一个铜板是常有的事，他总是说没钱了。而当告诉他，他耳朵上这会儿正夹着一个铜钱时，他才极不情愿地拿下来，反而感觉到他受了骗。与此类似，一个人蘑菇“老半天”，想不出钱就弄到点东西，说他身无分文，但最后却会拿出一串一千个铜钱，很忧伤地交给你，让你把应收的数目拿出来。但如果他得到别人的信任，不出钱就弄到东西，他心中会高兴得好像一个人刚刚斩杀了一条大蛇一般。
中国社会的团结常表现为向亲戚借东西，有时还打声招呼，有时干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许多东西借了立刻送去当铺，如果主人想再要回来，就得花钱去赎了。有个中国男孩，在一个教会学校就读，人们发现他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那位单身女子的钱。面对无可置辩的证据，他边抽泣边解释说，他在家里就习惯偷妈妈的钱，而他的这位外国老师简直太像自己的妈妈了，他就是上了这个当，才去偷钱的！
应该十分肯定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如此引人注目的缺陷，西方也时有所见，但很明显，最重要的是去了解有哪些本质上的对立。其中有一条对立我们已经谈及，就是中国人缺信少义。…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状况，使外国人很难与中国人有实际的和更多的往来。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车夫、船夫、客店老板、苦力和捐客，不管他们犯什么罪，统统应该杀头。这一阶层的人，还有与他们相似的人，他们与外国人的关系很特别，因为人们知道外国人宁可吃大亏，也不愿惹出一起社会风暴，他们一般都对此缺乏兴趣和才能；然而，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任何有失公道的情况，正是通过社会风暴来解决，来最终达到平衡的。
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偏袒一方。而那些也想这样做的中国人。是找不到的。既不过分猜疑，也不过分轻信，这是中庸之道的极好例证。…
…中国政府似乎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特点的极大范例。…那些不断颁布却从未有过失当言辞的告示，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内容包罗万象，措辞精巧得当。缺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皇的命令并没有打算实施。所有有关人员都明白这一点，从未有过误解。“中国政治家的生活与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孟子的一段话，讲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在悲叹耕者失其田。他与人达成一项协议，私底下说是暂时哄骗一阵子，然后他去声讨伪证罪。”
毫无疑问，中国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员，但很难找到，而从其所置身的环境来看，他们完全是无助的，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心中可能存有的美好愿望。把那些有良好条件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实际情况，与这些经典上的教诲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认识：这些教诲在把社会带向高标准方面，实际上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能相信别人，其理由，他们太清楚了。正是这种境况，使中国的未来如此地充满不确定性。整个统治阶级，不是这个帝国最优秀的，反而是最糟糕的。一位聪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大清国所有为官者都是坏人，应该杀掉，但杀了我们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继任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中国有句谚语：蛇钻窟窿蛇知道。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又不为他们的下一个阶层——商人阶层——所信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
他们知道，所谓“改良”只不过是一种涂抹，很快就会剥落。一个中国泥瓦匠，用没有和好的灰泥造了很多烟囱和屋顶，却用大量时间抹平其外表，而他明明知道，头一次生火，烟囱就会往下灌烟，头一次遭雨淋，屋顶就会漏水。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任何疗救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药方，都不够深入本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终只会表明，一车车的好东西，却埋葬在绝望的深渊之中。
只要开发这个帝国的资源，中国就会足以富国，但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胆小谨慎的资金不会从藏身之处自己跑出来。中国有足够的学问，可以满足各种需要。中国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诚目的为基础的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帝国。
个人点评部分:
这一章谈到的“言而无信”，是造成上一章“互相猜疑”的直接原因。虽然本章前面讲的内容拖旮了一些，我也删节了一些，但最后几段总结却是相当精辟，实用任何时期的中国。
言而无信，归纳就是—个“假”字，而又没有一个中国人会主动承认自已言而无信。戴在中国人脸上这付“仁义礼智信”的假面具，让人做尽了各种虚假的东西，中国人个个都是大师级的“言而无信”的高手。西方人看待一个人，不是则重看做过还是没有做过错事、坏事，更重要的是看撒谎没有撒谎。说假话是犯了大忌，言而无信的人不可能担任公职、要职，信用记录差的人甚至连工作都难找到，银行贷款等一切与经济有关的信用都要取消。诚信，就是西方人的生命线。
“言必信，行必果。”在中国只是书本上写的东西，行动上难做到。尤其在文革之后，诚实成了“无用人”的代名词。......一个人不会吹牛就等于没本事，就会错过许多机会，失去许多生财之道的路子。改革开放之后干什么事都要找人，托关系。会吹牛的人，可以吹得自已神通广大，能吓唬住别人，什么事都敢答应下来，就是拖着做不到。答应下来就等于钓饵放好，多放几处，总有一处鱼会慢慢上钩的。
九十年代时，许多中小型国有企业产品滞销，资金运转不灵，怎样套取银行贷款是苟延长喘的唯一办法。借开发新产品需要增添新设备扩建新产房，由此骗取银行—笔巨额贷款，再挪用到其它方面使用。于是企业领导组织一批说谎者专门跑项目，编写虚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我曾二次参与其中，领导要我们吹得越大越好。只不过我们个人捞不到好处，最多公款陪吃陪喝。企业领导倒是吃香一时，局领导陪着团团转，那个“泡泡子”的厂长，带头上窜下跳，游弋于省市有关职权部门之间，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表演着一场场言而无信的滑稽戏，他自已颇为得意忘形。只不过那些贷款日后都成了一笔笔不良资产，留给国家银行去处理吧。
虽然现代人已没有过去那么多礼仪方面的东西了，但人际交往中的礼仪往来，仍不免还衬托着中国人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的做法和心理，没有多少实质的关怀和帮助。尤其在做客场面上一些谦让的碎言套话，还保留古人遗风不散，那种多余滑稽的场面，我有时看了都感到累人。特别是过春节，拜年、请客吃饭、送礼等等一套程序搞得让人厌烦不已。中国人酒席桌上充满着俗气荒诞的大话、空话、假话，一次次无聊的“酒文化”又臭又长。
中国人在历史事件上的造假和不尊重事实更是盖世无双的，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和动机的分析来解释事件，根据需要或美化、或丑化，走向二个极端。例如红军长征这个问题上，明明是中共在游击战上的一场军事上的大失败，撤退也好，遣逃也好，从华东、东中地区的山区中再也无法隐藏下去了，再也无法扩张自已的势力了，只好撤退到离苏蒙边境更近的穷乡僻壤之地去暂时生存下去了。但却可以解释这起事件为另—种胜利者的说法，这真是天方夜谈!——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还是雄赳赳气昂昂地北上抗日去了。
照道理长征的词意应该是长途征服，具有凯旋般的开辟领地的气势，但这一路上又征服了哪座城池，哪片山川? 难道就是那个一毛不拔的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小县城吗? 在陕北又怎么去和几千公里外的东北日军战斗呢? 如果在这—年之后日本人不来搅局，国共二党争斗的态势怎么会变为后来势均力敌的有利局势? 如果没有美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东亚战况会使日本一败涂地，乖乖地交械投降吗? 历史是不用粉饰的，粉饰的本质就是想说谎。其实中国人特别喜欢同情弱者的，我要是生长在那个年代也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真实的历史，洗刷我们污秽的灵魂。
我惊讶，在这高度信息化的今天，许多歪曲了的历史事件，经过多少年，竟然还能反反复复地照本宣科地宣传下去，照旧会让人一直深信下去；我同样惊讶，许多假大空的会议，每年仍然轰轰烈烈地召开不误着。大的会议我没有资格能看见，但过去单位里开的无数次小会议，见得实在太多太厌。程序都是一律领导先做完报告，之后滩到让我们个个要表态，而个个又都是虚假的捧场发言——表忠心，表决心，领导满意，大家振奋，又开了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但是会后个个又都是心照不宣地另做一套去了，该怎么糊就怎么糊，该怎么贪怎么就贪，让人汗颜，年复一年，如此而已。
谁都想过上好日子，谁都想过上和别人一样的好日子，但财富和资源又都是有限的，又怎么去合理分配? 又怎么去公正分配呢? 谁又去主持公道呢? 中国人口这么多，这么复杂，千头万绪，中国最缺什么? 香港经济学者郎咸平说过，中国社会最缺的就是诚信。令人悲观的是，却无人去改变中国人言而无信的恶习。人们从上到下，直至每一个人都缺少诚信，换谁当领导都是如此。正如明恩溥120年前说道: 一位聪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大清国所有为官者都是坏人，应该杀掉，但杀了我们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继任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
20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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