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主：祖国是什么
祖国，一个神圣的字眼。在诗人眼里，她是广袤的土地、壮丽的山河、富饶的物产；在游子心中，她是宽阔的胸怀、慈祥的眼神、温暖的双手，被誉为母亲；而在那些亡国者的悲歌中，祖国是远去的楼台、幽怨的笛声，是不眠的长夜，是无尽的哀愁，正所谓“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相比被人们争相吟咏的祖国而言，故国则是一个被赋予了太多伤愁的文化符号，故国和祖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构成了人们对祖国的另类解读。
那么，什么是祖国？她和国家、民族、土地、统治者以及人们的情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几个与祖先相关的概念，如祖业、祖产、祖屋、祖籍、祖制、祖训等。
一、祖训、祖制、祖产和祖业
顾名思义，祖业就是祖先创建的家业和事业；祖产就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财产，包括土地、房产、货币、以及商铺等；祖屋就是祖先所留给后代的房屋；祖籍就是祖先居住的地方，也叫故乡；祖制就是由祖先创建并形成规范化体系的家规或者经营体制；祖训就是由祖先创制的关于修身、齐家、求学、处世、经营、……以及治国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并以家教的形式代代相传的训言，其形式包括散文、诗歌、格言等，通常也称为“家训”。在这几个概念中，我们得主要谈谈祖训（家训）和祖制。
我们民族传承文化以家教和师承为主要途径，一方面尊师重道通过向老师学习来继承各类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特别重视家庭教育，通过家教来传承文化，因此，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一种蔚为壮观的特殊文化形式——家训（祖训）。据统计，自周以来至清，仅目前可见的家训就有２百多篇，我们熟知的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柏庐的《朱子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嵇康的《家诫》……等，而古代帝王更是重视家教，为了让后代成为合格的国家继承者，以使江山巩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家训阐述修齐治平的道理，如周公的《姬旦家训》、刘邦《手敕太子》、唐太宗的《帝范》、曹操的《诸儿令》、康熙帝的《庭训格言》、雍正帝的《圣谕广训》……等等，以上这些家训的创制者包括了从帝王将相到卿大夫士人的所有上流社会阶层（其实庶民百姓家中也有家训，只是少载于史册而已），这体现了家训（祖训）在我们民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遵守祖训也就是尽孝的体现，在《孝经》中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古人认为孝之终在于“立身行道”，也就是“重德修身，履行道义”，而这正是我们民族所有家训（祖训）的共同核心理念，是每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真正传家宝。
祖制是祖训在体制方面的反映和体现，祖制的出现与祖产的经营和继承紧密相关，祖制的传承是为了更好的继承祖训和保有祖产。在承传过程中，祖制也会因时而变，但变与不变的准则都得依据祖训所示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改变祖制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继承祖训和经营保有祖产，而不是背叛祖训和糟蹋祖产，可见，祖训需要继承，祖制需要（因时）变革，而祖产需要保护，在这个过程中，祖制正是联系祖训和祖产的中间纽带，它使三者紧密联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祖业，其中，祖训是祖业的核心因素。
在我们的文化中，师教和家教同样重要，背叛师门和背叛祖宗的罪行是相同的。说起师道，我们就会想起师门训诫与门规，没有人会认为继承一个门派（或学派）只是继承它的场地和财产，而对师父所创制（或者所传承）的教义与门规却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比如，少林弟子继承达摩祖师创建的禅宗教派，自然是继承达摩所传的修炼方法以及达摩所制定的少林寺戒律和寺规，而不是让少林寺上市成为一个可以敛财的大型企业；再如孔门弟子继承孔子的事业自然是要继承孔子的理念和孔子的教化方式，而不是继承孔子遗留的家产和孔庙，否则就是破坏门规和背叛师门。那么对于一个家族来讲，继承祖业同样也要首先继承祖训，因为祖训既凝结着祖先的人格和精神，内涵祖业得以创建和发展的指导原则和核心机制，也包含了祖先对子孙后代思想和行为的基本要求（相当于门派中的门规和戒条），对祖先的尊重就体现在对祖训的遵守和奉行之中。前面讲过，一份祖业其实就是祖训（精神层面）、祖制（制度层面）和祖产（器物层面）的结合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其中以祖训为主（祖制为辅），继承祖业最重要的就是继承祖训，而不仅仅是接收祖先遗留的祖产，一个家族的繁衍和传承的历史过程其实也就是对祖训的继承和发扬的历史过程，一旦失去祖训，家族史也就终止了。
二、祖国的概念
了解了祖训、祖制、祖产和祖业的关系后，现在可以谈谈祖国的概念了。祖国，顾名思义，就是由祖先创建并传承给后代的国家系统，她包含着祖先传给我们的立国和治国的基本理念、祖先创建的国家基本体制、以及留给我们立国和生活的地理疆域，这就如同一个家族的祖先留给后代的祖训、祖制和祖产的关系一样。
按照系统国家观的基本原理，“国家”是由思想文化（精神层面）、政治实体（制度层面）和统治疆域（器物层面）这三个不同层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系统，此三层面从内到外紧密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整体，其中文化是精神层面的，居最内核，政治实体是制度层面的，处第二层，疆域是器物层面的，居最外层。在国家系统的三个层面中，居内核的文化层面是最稳定的，而政治实体和统治疆域则是一个相对变化比较明显的历史事物，文化给政治实体提供立国和治国的核心思想和基本体制，使其具备可行性、现实性和一定的稳定性（能在一定的疆域中统治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国家的传承其核心就是对国家系统中思想文化层面的普世价值观和治国理念的继承，以此为依据组建的政治实体才能被该国的民众所认可，其国祚才具有一定的历史稳定性，祖传的地理疆域也才能被较好的继承和保留。
一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立国之机制。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尊崇天道，注重道德修养，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皆以道德为尊，以修身为本，以礼乐文化来治理国家，以施仁政为治国之基本纲领。礼治思想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源远流长，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代，至夏商周三代已形成非常完备的礼治制度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礼治思想经孔孟继承和发扬，后以孔孟之道的形式体现。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以孔孟之道为立国之本，即以天道为尊，以仁政为纲，以民意为本。孔孟之道前承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后启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直至中华民国，是我们民族一脉相传的立国之根本，治国之祖训，历史上各王朝凡是能大致围绕这个治国纲领而没有较大偏离的，都能享有较长时间的国祚。
稳定的文化传承也使国家体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周承商制、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国家在传承中虽然经历了秦朝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行政体系的大变革，但是礼治思想所内涵的治国之纲常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所谓改朝换代也只是当这套文化系统和国家体制的运行在旧王朝时代被严重偏离后新王朝取而代之对它进行的校正与重建。因此，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传承中，变动的只是政治实体的人员结构和统治疆域的地理界限，而不是传国之机制、立国之原则，这就是我们民族传国之基本线索，起始于三皇五帝时期的祖国就是这样被一代一代传承和延续下来的。
如果说对祖业的继承标志着一个家族的发展史，那么对祖国的继承就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史。民族是由不同部落以共同文化为纽带而建立起的部落共同体，统一的文化是民族的核心标志，民族在国家系统中对应着核心层次的文化层面，是国家系统中传承文化的历史主体。一个民族继承了祖传的立国和治国的基本理念，形成现实的国家建制（政治实体），统治一定的地理疆域，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系统。可见，民族和国家其实是对同一个社会系统在不同角度的不同表述，民族主要表征这个社会系统的文化方面，体现着这个社会系统中历史主体（人）的价值观和治国理念，而国家则主要表征这个社会系统的制度方面，对应着这个社会系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国家在传承文化的功能方面，比起家庭和学派而言，其稳定性更强，影响力更广，所以，建立国家（一种最强的社会管理体系）在文化层面的作用就是利用国家系统的强大影响力来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一部国家的传承史其实也就是国家系统内一个主体民族的发展史（注：多民族国家系统中国家的传承以主体民族的文化传承为核心，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受这个主体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这个主体民族也就是祖国唯一的合法继承者。
按照系统国家观的原理，“国家”表现为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那么国家的作用也体现在这三大领域：①文化表现方面，国家的功能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②政治实体表现方面，国家的建立是以保护国民安全、维护国民主权和创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为根本目的；③器物表现方面，国家的建制应保障国民生活和社会经济交往的正常运作，保养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实现地理疆域的承载功能。以此观之，对祖国的继承就是继承祖传的民族文化，用祖传的立国和治国的基本理念、创建出合理的国家建制，对外保护祖先留传的立国之疆域，对内使本民族的人民能自由、和睦、有尊严的在这块祖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安居乐业。
三、祖国的名字和传国谱系
我们的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虽然那时并没有民族这个名词，但是却有稳定的统一文化的部落共同体，如炎黄部落，我们自称炎黄子孙，并不是指血缘关系，而是指我们继承了源自黄帝时期（或者更早的三皇时期）的道家文化，是这种文化的继承者。
道家文化是我们民族所有文化的源头和最高形态，后世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说也都是从道家文化的不同层次中演化出来的，都表现为对“天道”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不同阐述。道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中”，“中”在我们的文化里有着深刻的内涵，它包含着“合道”和“得道”的意义，求中就是求道，守中就是“合道”。道家指出世界万物可分为三种状态，“阴、阳、中”，中就是指“阴阳和合”的状态，就是不偏不倚的最好的状态，道家的医学理论就是调节阴阳的平衡，使身体达到“中”的状态，所以这种医学理论就叫“中医”。儒家的理论也是讲“中”，只是它的重点不在于人体与生命的“守中”之道（道家的修炼层次），而是社会与国家的“中和”之道（儒家的治世层次），因此，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致中和”为治世平天下的理想追求[1]。“中”标志着我们民族对天地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根本认识，我们民族素来以“中道”为人生之追求和立国之根本，所以，我们祖先很早就以“中”来为我们的国家命名，这就是“中国”的来源，“中国”就是致中和、守中道之国家的意思，“中国”的名号表达和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中最根本的理念和价值观。
[注1]：《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是“和”之上的更高级状态，“和”是“中”在入世层面的体现，“中”以下生出“和”，“和”以下再生出“五伦”的社会关系总纲，儒家的文化根源于道家，最终都归于“中”。
据考证，已有的历史文献关于“中国”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周武王时代，而更早的商朝则有“中商”一词，后世还把夏与其封国称为“中夏”和“诸夏”，看来“以中标国”的传统可能远远比这些历史时期更早，只是我们找不到那么久远的历史记录，无法考证了，但可以设想当黄帝开创的道家修炼文化成为华夏民族的文明之源时，求“中道”的邦国和天下就已经诞生了，也就是“中国”的实体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祖国的来源。可见，中国是我们民族的专有国号、整体国号和统一的国号，也就是我们祖国的名字。无论历朝历代的政治实体怎么称呼，只要是炎黄文明的继承者，遵守祖训，以中道立国（后世也叫孔孟之道），在总体上它的国号都叫做中国。后来，华夏族的族号和中国的国号合起来又演化出“中华”一词，所以中华既可以表达我们的族号（相当于华夏、汉），也可以表达我们的国号（相当于中国）。
祖国在传承中，经历了五千年的漫长历史，期间有起有落，也遭受过外族入侵的凌辱和痛苦，但祖国的文化却一直延绵不绝，经历朝历代的继承和经营，形成一个传国之谱系，这就像一个家族的家谱一样。我们以系统国家观的分析方法，从祖国的三个层面的一些主要内容的承传和变迁来揭示祖国的传国历史，以下笔者简单的勾勒了一个祖国的传国谱系表，可以大致体现祖国一脉相传的文化和制度体系，如图一。
[谱系表注解]：
1、本谱系表重在表达出祖国历史演变的重大线索，限于表幅空间狭小，在一些项目方面无法表达更细致的内容，只能做大致的描述。如官制中无论是三公九卿制还是三省六部制，其组织形式和权力在每朝均变动较大，各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如三省之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在发展过程中，至隋才形成三省六部的格局，宋元后三省职权虚实交映，至明清废三省而只余六部，在本谱系表中，笔者只标志该事物成型的时代，之前的时代均以前面的体制特征来表达，以阶段性来体现整体发展线索。夏商周栏目中只表达周代官制特征。
2、在秦以后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作废，基本体制是郡县制，但封建作为一种论功行赏的手段依然在每朝或多或少的存在，凡是因封建而引起国家动乱的时代，在谱系表中均以封建和郡县并存表达，没有因封建引发国家动荡的时代均以郡县制表达，所以，西汉、西晋、明朝表达为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郡县制所对应的中央集权称为君主帝制，因此时建立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非夏商周封建时代的联邦制；封建联邦制时的中央政权和各邦国的关系称为共主制，即天下各邦国以宗主国的君主为天下共主，称其为天子。
3、元朝虽然也尊孔敬我们的祖宗，但不称其为中国，原因不在文化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元朝没有给汉民族平等的国民身份，而是把人口分为四个等级，进行了民族压迫，使传承中国文化的主体汉民族处于亡国（政治层面）而不灭种（文化未亡）的状态，因此，不给予其王朝以中国身份，在总体上可以认为中国此时处于半亡国状态（文化未亡）。北朝能实施全面汉化，清朝实施满汉平等，尊孔敬祖，主动继承中国文化，所以给予其中国身份。
4、秦失国是国家体制的指导思想有问题，所以标记为思想文化偏离祖训，而隋失国则是隋炀帝个人的荒淫无道导致的，和国家体制的指导思想无关，所以，认为其在文化和体制上继承了祖训。由此可见，在传国之大事上，不仅仅要在思想上继承祖训，还得表里如一，在行为上切实笃行。
5、疆域的统计只能做大概处理，不能做详细计较，还请读者包容。
从以上谱系表可以看出，从黄帝创立华夏民族和中国以来，我们遵循祖训，将祖传的文化代代相传，并辐射周边民族，就是在元朝半亡国期间，祖传文化都得以保持和弘扬，至中国民国时期延绵五千年的岁月里，在历史上虽有过被外族入侵和占领的阵痛，但炎黄子孙承前启后将自己的祖传文化和祖国完整的继承下来，并于近代并发展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拥有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和世界第一的人口，可谓家大业大，文化繁荣，无愧于自己的祖先。
四、中共红朝与中华祖国的关系
中共在1949年建立的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称为红朝），自称是新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窃取了中华民国的位置，居常任理事国的要职，在国际上经常代表中国的身份亮相。那么，中共建立的红朝到底是不是中华传国谱系中的一员呢？我们可分别从中共的民族属性和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属性上来一一辨析。
1、中共的民族属性
前面讲过，民族是拥有统一文化的部落共同体，民族的本质特征在于统一的文化，不同血缘关系不同地域的人只要拥有同一种文化，那么在民族属性上就归属于同一个民族。在祖国传承的历史上，我们的文化从轩辕黄帝创立以来，不断影响和同化周边的狄、戎、蛮、夷等部落，获得周边落后地区的认同，使之逐渐加入到我们华夏族的大家庭中来，如南北朝时代，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抛弃鲜卑族的传统文化而加入汉族，这既给华夏族以德服人的民族融合历史留下了最鲜明的佐证，也为历史阐释了一个基本标准，那就是凡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必然认黄帝为祖宗，奉行外儒内道的文化传统，敬天敬神，重德行善，以和为贵；而背弃这种文化的必然不是炎黄子孙，其民族归属上必然不属于中华民族。
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共的民族属性，从文化上来看，中共所奉行的马列主义和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儒释道文化可谓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如马列主义讲无神论，让人心失去终极约束力，致使道德沦丧，社会败坏，而我们的儒释道文化为神传文化，讲天道恒常、善恶有报，教人重德行善，从而促进社会和谐；马列主义讲唯物主义，宣扬物质决定一切，否认意识的独立性，而我们的文化讲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一回事，从而重视精神的作用；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以斗争为纲，而我们的文化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和为贵；马列主义讲国家是暴力机构，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我们的文化中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广施仁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列主义讲实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建立人间天堂，而我们的文化中讲人神有分界，唯有吃苦修炼才能返本归真，回到天国世界。可见，从文化最核心的几个方面来衡量，马列主义从基本思维模式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等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完全背离，势成水火，那么，奉行马列主义的中共显然不是炎黄文明的继承者，而是另一个民族另一套文化体系的衣钵传人，这个民族就是150多年来在世界舞台上新出现的马列民族。
当马列主义脱离一个学派的范畴，而在世界上形成崇拜它奉行它的部落、政权以及它们的联合体时，马列民族就形成了，马列民族以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共继承和奉行了马列主义的全部文化体系，中共自然就是马列民族的接班人，是马列子孙，而非炎黄子孙。这一点从中共领导人自己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证实，邓小平亲自说过“老祖宗不能丢”，这个老祖宗不是三皇五帝，而是马恩列斯，这段讲话至今仍然堂而皇之的记载在《邓小平文选》之中，成为中共对自己民族属性的最权威的诠释。
2、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属性
从国家属性上来看，既然中共所奉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祖传文化格格不入，那么它的治国理念与国家体制也必然与中华传国的机制大相迳庭，甚至是截然对立，现实来看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官制无论是古代的君主帝制还是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均是正常的国家建制，都有一套良性的文化系统为依据，其或依据宗法体系传承帝位，或是依据民主原则选举国家领导人，做到了有道可循，有法可依，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均有高度的认同感。而马列主义的国家观（阶级压迫工具论）在人类文化中没有任何渊源，是一种无根的伪文化，其缺乏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土壤，无法在现实中形成正常的国家系统，正因为如此，中共虽然夺了中华民国的大陆江山，但却不能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最终只能依据土匪排座次的山寨模式进行权力分割和政务管理，以黑社会的组织特性来控制其内部成员及整个国家系统，其不循天道、不守国法，致使整个大陆地区都沦为一个大山寨，游离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外，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异类。这也是中共奉行马列主义国家观在国家建制方面的必然结果，是马列主义国家观在现实中的唯一可能的显相，这个可悲的事实也雄辩的证明了马列主义及马列民族的愚昧、落后和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恶本质。
中共控制的山寨国家系统，只具有地理意义，而没有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只存在对地理疆域的短暂控制权，而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建制和良性的文化系统。它对内没有传位的合法体系，以血腥内斗为权力交接的唯一方式；对外没有正常的官制，以对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的全面附体的方式来控制全社会[2]；在思想文化层面，它没有普世的价值观，以谎言和迷信来维系其统治，以战天斗地反人类的无神论邪恶思想来摧毁人民的良知和道德。所以中共建立的红朝（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系统，也更非我们祖传国家谱系中的一员。图二是一个中华祖传国家系统和中共的“山寨国家系统”的对比表，二者区别，一览无余，如下：
[注2]：关于中共在中国大陆形成的附体式社会结构，可以参阅笔者《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共的本质》
3、中共对中华祖国的毁灭性破坏
基于马列主义的邪恶本性，中共建政后，从国家系统的三个方面对我们的祖国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系统性的破坏和摧毁，使祖国的传承机制在大陆被连根斩断。
在文化方面，中共毁佛灭道批孔，抛弃“敬天地、致中和”的中华传统治国理念，奉行无神论、唯物论，以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以阶级斗争为纲，战天斗地毁坏人伦，全面摧毁了中华传统的儒释道神传文化体系，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使很多炎黄子孙忘记祖训，堕落为马列子孙。在制度方面，中共无法无天，以黑社会帮规来统治全国，以对社会系统全面附体的方式来侵蚀中国社会中尚存留的传统国家建制的合理部份，毁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伦理社会体系和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宪政民主政治体系，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正常的国家建制，失去了国民资格，被迫生活在一个不守天理王法、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土匪山寨中，沦落为该山寨的一个个贱民和奴婢。在国家系统的器物表现方面，中共不以保养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为目的，不顾地理环境的承受能力，只为满足官商一己之私欲，任意开发地理资源，破坏祖传的大好河山，使中华江河湖海山川土地以及空气均遭受严重污染，如今大陆森林减少、空气浑浊、江河断流、草原沙化、土壤变质、垃圾遍地，没有干净的水源，许多重要资源消耗殆尽，已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自然生态系统正濒临崩溃。
中共抢夺中华民国的政权，在今天看来，是马列民族对中华民族毁灭式的侵略，这次侵略不但占领了中国绝大部份的传统疆域，统治了绝大多数的中华儿女，而且系统性的摧毁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地理资源、民生资源以及中华民族传国的文化资源、道德资源和政治资源，使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第一次处于亡国状态，濒临灭种的绝境。
结语
祖国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度，一个人没有祖产（但有祖训），尚可以白手起家，创建一份家业，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祖国，或者是失去了祖国，那么这个民族就失去了承载它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就面临亡族灭种的险境。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以祖国——中国——为依托，传承和延续自己的神传文化体系，恪守祖训，遵守祖制，在事关道统的重大问题上，从不敢逾矩，因此，能历经五千年的岁月而道统不绝，民族文化繁荣昌盛，在世界历史上，这可谓独一无二。
但如今，祖国已不幸沦落敌手，饱受摧残六十多年了，处于岌岌可危的险境，其能否存亡续绝，生机在于一线。我们为什么会失去祖国？这个问题在今天或许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是否还有祖训的遗影？是否还能记得起祖先的嘱托？当我们还自称是中国人时，我们是否还能了解中国的含义，以及赋予她名字和文化特质的道家文化？今天，我们是否还能从马列主义的党文化思维中彻底摆脱出来，恢复祖传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维模式？恢复“敬天敬神”、“重德修身”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能否扭转乾坤、恢复故国的关键所在。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在当今的时代，谁可以继承中华的祖训？谁可以抚平亡国者心中的伤痛？谁又可以成为那些为我们恢复国故的世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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