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G4G] 国人为什么不讲理

国人为什么不讲理

作者:段拥军2011-10-2311:25:51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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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讲理的地方很少 因为,很多地方很多方面的理不让你讲,比如你想谈一下新闻舆论管理的事情,想说一下争论意识形态是非有什么利弊,想议一议谈当下思想界左右对立的真正意义,这样一类问题根本没有媒体能够发表,即使你在想在网络上说一下这方面的事情,也都希望不大。 现实生活中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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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理的地方很少

 因为,很多地方很多方面的理不让你讲,比如你想谈一下新闻舆论管理的事情,想说一下争论意识形态是非有什么利弊,想议一议谈当下思想界左右对立的真正意义,这样一类问题根本没有媒体能够发表,即使你在想在网络上说一下这方面的事情,也都希望不大。

现实生活中也一样,比如遇到单位领导违规违纪或不公平的处理事情,你找谁说理并解决问题呢?从理论上或者说从大道理上讲你可以找的人很多,可以找的地方很多:比如可以找纪委监察部门,也可以找检察院法院,你还可以找单位领导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但事实上呢,这些部门普通人一般很难得去,进去之后也不一定有人搭理你。

不少单位领导早就公开说过“不服你告去”,上述这些部门官员,只要同本系统的领导或负责人打一声招呼,不要说他们不认真对待你的事,而且有非常大的可能,他们会将你告状的事情通报给你单位领导,然后共同来应对你。一些曾经主持维稳的警察们,因为正常的维权事宜,在当地都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救济途径,只有进京上访一途。说明任何一级权力机构处理问题不合适,普通人要想找到一个地方说理并不容易。

越级上访本来是超越本单位权力影响约束,寻找正义公平和讲理的路子,但是现在治理信访的思路是不惜一切代价把越级上访者搞回去。这样一来,作为普通人,自然就更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不讲理,后果很严重

 问题在于,很多方面很多领域的道理不讲是不行的。不讲相关的道理,有什么后果呢?后果就是:许多很简单的是非多年搞不清楚,许多微小的改变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因为长期固守不改变,就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节制生育的问题,自从批了马寅初之后就没有人敢讲了,后来怎么样呢?直到70年代初,人口无节制生育业已造成严重的问题时,有关部门才开始认真思考解决的办法。

还比如,当年像《创业》这样的影片可不可以放映,影片有什么问题,不放开普通人讲理、辩论,结果一部影片能不能放映这样的文艺领域小事,也要由主创人员写信申诉,政治局委员转中央委员会主席定夺,费了老大劲才弄了个“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的结论。这样的解决问题方法耽误了多少时间,影响了多少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热情啊。如果此类事情,让群众自己评价,让各行业的人士通过相互争论与讲理来定夺,不是非常简单吗。

现实中的事情许多事情,如果你允许人们品头论足,允许人们评理讲理,情况就会好得多。像改革以前,运动一来,革命群众就可以对本单位的公共事务说三道四,干部不能压制;官员被群众发现了错误了改晚了都不行,所以那时就很少有普通群众因干部处理问题不公致使矛盾激化的。倒是各级干部的日子很不好过,工作起来如履薄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公权力乱用的情况就很少,明打明的违背政策的事情就十分罕见。

不理性走极端,往往是不讲理或不允许讲理造成的。常言道“有理走遍天下”,如果真是这样,群众就不会信奉有“拳”走遍天下这样的非理性观念。同样是在改革前,由于不允许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说半点不同意见,于是,那时的人们就只能在厕所或很少人去的地方写些“打到某某某”的字样,以表达对现实和政策不满与反对的态度。因而也就是在那时,被称为“反动标语”的这样一类极端事件就很多。

然而一旦放开了相关禁令,社会允许人们研究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允许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允许国家政策方针依照实际需要加以改变的时候,这样的“反动标语”就很少看到了。比如改革后,当人们可以评论批评和改变人民公社体制与政策的时候,就很少听说哪里出现过“打倒人民公社”的反动标语。 

本文作者:段拥军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duanyongjun.blogchina.com/1212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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