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贫穷是怎样造成的?
说到旧时的中国农村，就离不开一个"穷"字。
"穷"到什么程度?家徒四壁，衣不蔽体，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裤子没有第二条，这都是一些普通的形容。乡亲们常说的一句话则是："穷得嗒嗒滴"。
贫穷是怎样造成的?说是天灾人祸，说是苏修美帝，说是地主资本家，专家学者们则说是历史。看来也只能说是历史了，"历史"早已就是一团橡皮泥!
毛的名言："中国一穷二白，好像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毛确实也是这样想的，也确实是这样干的。他首先将其变成一张白纸，然后开始画画;却不会素描，更不是工笔，甚至也不是"大写意"，而是来了一个"大泼墨"。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历史再短，现状再穷，也都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何况咱们这个大中国，人口四万万五千万，上下历史五千年，西风渐进也已百年了。他却视其为白纸，全部摧毁，全盘否定，历史从他开始，时间从他开始，提上一桶锅灰墨没头没脸地泼上去，果然不再是"一穷二白"了，在造化者的手中"一穷二黑"了。
还有一句名言："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听起来好象是彻底的"辩证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搞"破"，哪来的"立"?"立"的东西即使有，立刻又被"破"掉了。胡学长说再也不能折腾了，指的就是几十年的穷折腾。
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二是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其实我说他只做了一件事："堆积木"。将一个"新中国"辛辛苦苦地堆起来，又毫不顾惜地将这个"新中国"给毁了。没等到第二次游戏开始，他死了。
烂苹果总是从好苹果开始烂起的，贫穷也往往是从富裕开始的。中国的贫穷上溯康雍乾三代盛世的末期，自道光、咸丰以来的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穷的，所以将解放初期的贫穷归因于刚刚夺得政权的新政权，也是不公的。
不过，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他的因素逐渐成为中国贫穷化的加速剂。
第一次大破坏
战争年代，除了战争本身的巨大破坏作用外，其动员民众参与内战的基本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当年李自成的口号"迎闯王，不纳粮"。仅仅只是一个"不纳粮"，就能啸聚饥民百万攻克了紫金城，何况是"分田地"呢!其实质就是带领亿万穷人"空手套白狼"，威力当然超巨大。威力有多大，破坏力就有多大。
所谓"打土豪"，不排除确有一小部分确是土豪劣绅。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有土豪劣绅，但他所说的"土豪劣绅"大多数只是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乡绅、资本家和手工业作坊主，有土必豪，有产必资，打你没商量。"打土豪"不分良莠，就把原来的生产关系破坏了。从江西到陕北，再到东北和苏北，一路"打"过去，一路"分"过去，整个国家原有的生产结构就被全面破坏了，社会为这个新生的政权预支了惨重的代价。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大破坏
就是土改。
虽说土改的"斗地主，分田地"政策与"打土豪，分田地"一脉相承，但性质却有所不同。后者是在夺取政权前，前者是在夺取政权后。
如果说为了"夺取政权"，有一个动员民众及筹集军饷的问题，有一个"不得不"的理由，那么在夺取政权后，政权就有了多种选择的余地了。
土改将地主、富农所拥有的土地拿出来分给贫下中农。中国的大多数中小地主以及富农都是合格的土地管理者，土地在他们手里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也有与那个时代生产水平相应的正常产出。但土地一旦到了贫下中农的手里就有了很大的区别，土地分到让其老爹、发华老爹、代表同志姨这样同样优秀的、道地的，以勤劳致富为目的，也在勤劳致富途中的农民手中，产出大概不会减少，但分到了新万、大金、费平的这样的贫下中农手里就大不一样了。这些城镇结合部的边缘农民有农民之名，无农民之实，大都以杂业为生。他们原本就不会种地，也没有种地的积极性，土地在他们手里产出就大幅度地减少了。他们虽也想转租，但政策又不允许，只好让地荒着或半荒着。
三代贫农曹大金在经济上曾经得到了新社会的好处，他凭空分了房子分了地，这比做贼做盗来得快，既没有风险，又没有代价，比懒汉梦见天上掉馅儿饼光荣。但凡不劳而获的财富是不懂得珍惜的，古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人类真有什么救世主的话，那么真正的救世主，最大的慈善家一定是教会人们正确的思考和文化习惯。而新社会既没有教给曹大金谋生和致富的本领，又营造了不让人们勤劳致富的社会环境。再加上曹大金又娶了一个逃荒而来的懒婆娘，这个婆娘奶子肥，屁股大，为他生了五个崽，三代单传的老曹家到大金这一代繁衍众多，数量上升了，质量下降了，日子必定越过越穷啦。
如何才能使曹大金们不贫穷呢?大金日常的办法就是向政府要救济，心里期盼着不断斗地主、分财产。
有一篇描写苏联消灭富农的文章，简直就是写活了的西街头。
"早在1928年佩也夫一家就被作为富农消灭和流放了。一家之长——伏尔德马，被流放到乌拉尔，后来死在那里……三、四家贫农从邻近的村子搬进了佩也夫的房子，占有了一切财产、家畜和土地。一个狂热的，几乎一字不识的从拉脱维亚来的女人是他们的领导。在一年的集体劳动后，他们把所有的牛都宰吃了，在收获的季节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他们既不想干也不知道怎样干。当实在找不到出路时，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只有继续剥夺其它富农的财产，他们才能过得舒舒服服。"
中国的情况基本一样，凡信奉这个主义的国家全一样。常新万、曹大金就是这样一类"既不想干也不知道怎样干"的"贫农"，而新万则是那个"从拉脱维亚来的女人"。
"土改"是一柄双刃剑，对于一部分农民是解放了生产力，而对于另一部分农民而言则是破坏了生产力。前者对社会的发展是正能量，后者则是负能量。社会究竟是发展了还是后退了，就看两者的绝对值哪个大?
土改是必要的，但土改的政策是可以选择的。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土改政策?既让"耕者有其田"，又让农村经济结构不遭到暴力破坏呢?也许，台湾实行的土改政策是一种参考。
第三次大破坏
土改后，新政权曾给予了人民三年休养生息的时间，那就是新生的共和国最美好的早晨。然而接下来的农业合作化和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社会经济的第三次大破坏。
互助组是在1953年、54年才有的，仅一年多就初级社了，又一年都高级社了;再一、两年人民公社化了。人民公社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变化，开始时一个高级社就是一个公社，后来变成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高级社一个公社，最疯狂时一个县是一个公社，最后定规于一个乡，或几个乡为一个公社。核算单位从小队到大队到公社，再从公社到大队到小队，短短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农民绕着地球走了一个来回。代表着"生产关系"的"木头疙瘩"或"橡皮图章"不断地变来变去，说这就是通过变更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鬼才信。
人民公社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一大二公"和"政企合一"，所以规模越变越大，财产越来越公。土地一变公就荒，农具一变公就锈，耕畜一变公就死，家禽一变公就吃，人一变公就懒。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谁也想多吃点;大家聚在一起干活，互相比较着取巧偷懒。
这种人类社会现象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因为地球生命是以个体存在，两性运行，以家庭为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就连那个走乡串户，以"爆玉米花"为生的李楞子对此也看得真真切切。他说：这个"化"，那个"化"，人的心怎么化?只要人心"化"不到一起，所有的"化"就是"穷化"。
合作化前，中国当然已经是贫穷的。合作化开始，中国开始进一步贫穷;合作化前，中国人虽穷但勉强也能吃得饱饭。合作化开始，中国人开始饿饭了。
第四次破坏
就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了，一大二公了，政社合一了，农民开始变成了"农兵"。生产队长、大队长、公社社长，他们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胸口挂着两支钢笔，嘴上刁着烟卷，招摇在中国广衾的乡村田野上。他们也像军营里的穿军装的排长、连长、营长似的，有铜哨子，有大喇叭，有小红旗，不仅有了指挥的权力，也有了指挥的任务。农民集体化，组织军事化，于是政令畅通，自上而下的瞎指挥得以畅通无阻。瞎指挥一旦畅通，整个国家就像发疯。
于是深翻、密植，放高产卫星，兴修水利——花样百出，没有一项不是违反常识和常规、愚蠢可笑又劳命伤财的。七、八亩乃至几十亩地的水稻临时拔起来堆到一块地里去放卫星，红薯地里浇狗肉汤，南瓜上注射葡萄糖，西红柿茎上嫁接棉花，地里成熟了的庄稼不好好收，让它烂在地里;成百斤的种子撒在一亩地里，第二年颗粒无收，却嚷嚷着"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大炼钢铁，烧掉了无数的森林，削平了无数的山头，整个中国的生态平衡从此成为历史，
与大跃进同时，全国又有一些省份搞了二次土改，不仅将原来的地富扫地出门，也将解放后这八、九年间，自然拥现出的一部分日子过得稍好一点的农民打成新富农。中国的农民终于明白：当局的意思是谁也甭想过好日子，谁过好日子谁就是阶级敌人，从此就彻底断绝了过好日子的念想了。
与此同时还配套了无数的不准，不准社员养鸡超过两只，养猪超过一头，不准开十边地，不准拿农副产品上集市上卖，不准长途贩运，不准投机倒把，不准逃荒要饭——无数的"不准"就将人民的一条条生路全都堵死了。没有了好日子的念想，大家都在挨日子、混日子、糟蹋日子。
合作化开始，饿饭开始;统购统销开始，短缺经济开始;大跃进开始，饿死人开始。什么"大跃进"?其实就是荒山秃岭大跃进，饿死人的大跃进。
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实已经崩溃。如果损失5000亿，饿死几千多万人还不叫"崩溃"，那这世上也就没有什么"崩溃"了。
第五次大破坏
就是文化大革命。
由于经过了三年大灾荒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文革中饿死人的现象并没有大饥荒那么严重。
文革虽然波及工厂和农村，但好歹农民还在种着地，工厂还在开着工，所以文革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似乎没有大跃进那么明显与严重，但比大跃进更全面，更深刻。中国人不仅在物质层面"穷化"了，精神层面也"穷化"了。
大跃进时代的"大跃进"是普及的，但阶级斗争没有普及;到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普及了。"一切向权看"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向下还向上，始终是一条圆滑的连续曲线。可能有拐点，但不可能有断点。对经济发展起最关键作用的是一个有效统治国家的政权所实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
二战结束后，打了败仗的日本本土满目疮痍，比中国还要惨，许多日本人逃荒到中国东北来谋生计。但战后的日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有美援，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人说日本后来的高速经济发展那是因为它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其实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人把大量的本土工业转移到东北，仅只是一个东北，工业基础就不比日本本土差。
有人说日本人依托了美国经济的援助和影响，这大概是部分事实。靠美国人发财的也不止一个日本，还有韩国、新加坡、台湾——例如韩国，1965年国民人均GDP105美元，到1995年就达到了10950美元，30年中翻了一百倍。这些国家之所以能飞速发展，重要的不在于美国给了他们多少钱，而是他们走了美国的路。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访问美国，行前，有人劝他年纪这么大了，外交事务方面的事不一定要亲力亲为。邓小平说：战后那些跟美国人走的国家都发了财，我要去美国看看。邓小平看到了这个现实，注意到了这个规律。
战后的日本政府一心一意抓经济，维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而中国搞了五次大破坏，持续了几十年的高速贫穷化。用不了十年八年，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196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与日本大致相等，到了1985年却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了。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五十分之一了。
解放前，至少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资本家、小业主，小商、一部分城乡手工业者们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这部分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总是有的，还有比例更大的穷人向他们讨生活。所谓的雇员、职工、长工、短工也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就业机会"。有了就业机会就能养家糊口，同时也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是后来呢?富人没有了，穷人更穷了。不要说"就业机会"了，连逃荒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地域那么大，自然灾害年年有，今年是这几个省遭灾，明年又是那几个省遭灾，这太正常了。从来也没有在连续三年全中国全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事。而且即使是今年这几个省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了，但去年、前年是好收成，丰年可以补灾年。建国后的第十个年头所发生的连续三年大饥荒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饥荒，它的形成根本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对此，毛讲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官方讲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刘少奇借湖南农民之口讲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也就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其实哪来的三分天灾?早就有学者专家查阅统计、分析研究了那三年全国的水文资料，得出的结论是那三年的气候比一般年份还要好些。所以，即使是刘所说的"三分成绩"也是有水分的。
这以后，由于三年大饥荒教训，毛将核算单位一律改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仍然是错的，不过危害程度小了一点而已。
毛在经济领域内的所有作为没有一条是对的，全都遭致失败。对于这个失败，中国人民付出了什么代价?就是毛诗所说"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又承担了什么责任，付了什么代价呢?"罪已诏"是不肯写的，死不认错，只不过躲在中南海里有几个月没有吃红烧肉而已!红烧肉不吃，鸡蛋还是吃的，鱼还是要吃的。"不吃红烧肉"，可能出自他的内心也曾有过一丝的不大好意思。
不能说毛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将中国的经济搞上去。起码，解放初期他是想的，似乎也不是假想而是真想。那时重工轻农，方法上策略上都不对，但是想让中国尽快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到了1956年以后，斯大林已死了好几年，他看不起新上来的赫鲁晓夫，就有了与苏争霸，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狂人梦呓。但他遗憾的认识到："手里没有一把米，喊鸡都不来"。所以这才有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这才有了"脱裤子当当也要搞原子弹";这才有了打肿脸充胖子，做冤大头，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当作"鸡食狗粮"去吆喝"鸡鸣狗盗"辈的阿朝越。
即便这样，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仍然有想把中国经济搞上去的想法。
到了大跃进失败，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发生后，他在中南海来回踱步，搓着手喃喃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从此他认栽了，再也不想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这件事了。他自己没有了心劲，却滋生了逆反心理;自己不提经济，不搞建设，也不许别人提，不许别人搞。当别人关注经济建设，经济情况也事实上得到了好转，他就反胃，就从中作梗。老百姓的日子刚刚稍稍好过了三天，他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运动，对经济恢复的微小成果破坏怠尽。
刘少奇的未亡人王光美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毛主席经常是这样的：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刚把国民经济恢复起来，毛主席就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你们又右倾了。"王光美在说这一段话时抬起右手向下一甩，做了一个击一猛掌的手势。
他见不得有人能吃饱饭，也见不得有人能睡成"安稳觉"，三天一无事，则一定要生非。刚有了一个鸡蛋的家当，那就非得折腾得鸡飞蛋打一场空不可。大家都一贫如洗了，他才称了心，却还不安心，还要再折腾。湖南人的性格："屁眼里塞屎，大家都搞不成器。"
你说这人怪不怪?太奇怪了!千年不遇，万年不遇。林彪说他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这话我十分赞成。他的存在是地球生命的一个奇迹。
毛留给后人的政治烂摊子和经济烂摊子，都是烂得不能再烂的了。
文革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不仅仅是民，士不聊生，官更不聊生，斯文扫地、百业凋零，百官也凋零，但天不绝华，偏偏留下一个邓小平。有人说这是上帝垂怜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屁话，上帝要真垂怜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偏偏要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什么"呼儿黑呀，中国出了一个大救星"。
如果说，解放初期中国的继续贫困化是一百多年的惯性继续，是远在一百多年前的道光、咸丰年间就已开始了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军阀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包括援朝援越，一百多年来政权的腐败、战争的频繁、长期与惨烈造成了中国的贫穷。战争迭加着战争，灾难迭加着灾难，贫穷也就迭加着贫穷。贫穷又派生出愚昧，愚昧又滋长了人口膨胀，低素质的人口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人的总体素质也就越来越低，贫穷就更加速发展了。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
到了解放后，中国人贫穷已经逐步演变到什么程度呢?民众的愚昧和人性的蜕化到何种程度呢?文盲的比例，残疾人的比例，道德坠落又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江浙沿海一带近代中国经济最富饶的地区而言，就是到了西街头的那种程度。至于内地和西北，以及所谓的"老少边远"地区，更是穷不堪言。"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并不是什么个别现象，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个年代路有冻骨，朱门也未必就有酒肉。
什么时候是谷底?谷底就是"三年大饥荒"，二次探底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真正掉头向上，至今这个牛市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了。即使是近年来，经济增长从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也不是意味着牛巿的结束，而是意味着牛巿的成熟。
"三年大饥荒"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乡亲们的生活怎么样，更具体的情况我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因为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家乡。我只知道，大饥荒中，首先饿死的是一些老人，我的外祖父捧了三个月的公共食堂的粥碗，终于得了浮肿病，于60年春就饿死了。
毛最大的成功就是夺取了政权，夺取政权最大的功绩就是统一了中国大陆。在此之前七、八十年的中国，从未真正统一过，抗战之前，蒋介石统一得最好的时期，起码还有个陕北不服他管，几万红军不服从他指挥，东三省是"满州国"当然也不服他管。但是，共产党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共产党靠军队、警察、各级政权、户籍制度、统购统销、粮食配给、人事档案等手段强力统治了中国。粮票、油票、布票、肉票、鱼票、线票、肥皂票、糖票、火柴票、豆腐票、黄豆票、花生票、卫生纸票、煤球票、煤油票、工业品券、外汇券——数不清的花花绿绿的"票券"，不仅是物资极端匮乏的表现，也是维护并巩固统治的手段。
但是统一的目的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贫穷落后、受人欺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么?是"旧社会将人变成了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了人"?
四九年的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成功，共产党坐江山了，毛泽东当皇上了。所以，有人说"没有新中国，只有毛泽东"，其实也没有什么共和国，只有毛皇朝。
在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灾难以后，衰败式微，病入膏肓，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毛仅仅恩赐给人民三年的恢复时间。但一百多年的创伤，区区三年又如何能得以弥合呢?毛曾经答应中国人民要实现"新民主主义"，但是一旦坐上了龙庭，就一天也没有实行过新民主主义。毛曾经很得意地对黄炎培说共产党找到了摆脱皇朝兴亡周期率的根本方法就是实现民主，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没有给人民一点民主。接踵而来的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政治运动，极左的经济政策，荒唐的跃进口号，还有那些愚蠢的技术指导，如"密植"，美其名曰"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如"深翻"，画了一个大烧饼："深翻一尺五，亩产一万五";还有全民炼钢、全民办水利，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战争和运动，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破坏孰大孰小?死的人孰多孰少?
不妨将解放战争的三年和大跃进的三年比较一下;
还可以把"抗战"的八年和文革的十年比较一下。
这个工作就请那些有责任、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来做一做吧。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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