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引用陈独秀的话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密谋拥立薄熙来上位、透过国安监控胡温……外界传言周永康所谋划的权钱帝国似乎已突破中共底线，带有明显的政斗烙印。这些"宫廷秘闻"固然捕风捉影意味浓厚，中共也并未冠以"集团案"的帽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周永康权钱政治"联姻"到底构造了一个庞大的利益体，定然是贪腐与滥权相伴生的，包括其所掌控的政法系乃至亲信帮的畸形膨胀本身就是一种对中央权威的冲击和腐蚀。截至目前，中共尚未以"集团案"定性周永康，或是为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政治联想，而"集团案"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当下的政治生态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不排除在之后司法定罪时进一步明晰化定罪。中国官场的封建依附风气不除，周永康之类的"集团案"将势难避免。 |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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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遍植党羽，结成明显的石油帮、秘书帮、政法系等 定罪周永康为何不用集团案 曾梳理了周永康苦心孤诣在党政军经营的人脉关系，包括与薄熙来、徐才厚等人关系亲密的传闻以及自己的5大亲信"圈层"。尽管有如此牵连甚广的案情，内部已经形成严密庞杂的分工协作组织，实际上具备了各种集团案的特征，但中共当局在7月29日以及12月6日的两次官方通报中都未清晰定义"集团案"外界有关周永康利用国安系统监听胡锦涛、温家宝，密谋拥立薄熙来入主政法，乃至向薄熙来透露王立军叛逃，公开发动政变逼宫维护薄等等权斗意味的桥段，固然有捕风捉影、街头戏说的成分在，但是从侧面说，它的确构成一种相当的组织化的威胁，仅仅用"贪腐窝案"可能远不足以概之。根据公开资料，2007年入主中央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周永康仍可以依赖其在四川政坛安插的三大棋子李崇喜、李春城和郭永祥"遥控"四川政商两界、黑白两道。可以推想，周永康左右权力绝不仅限于此。2009年曾在宣传系统春风得意的李东生突然出人意料地转调公安部副部长，其中周永康的角色便更清晰可见了。周永康借此培植亲信力量擘画自己的权钱帝国，甚至传言干预人事排布，显然已冲破中共传统"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底线，成为挑战中央权威的一股异化的力量，也就是左右权力布局的可能性，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从此意义上说，《人民日报》评论称"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决不允许在党内搞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外媒声称集团案，便是将炮口明确指向了周永康们在中共组织之外另立天地，自搞一套利益共生或者寄生系统。用中共定性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话便是要另立"党中央"，其罪当在不赦之列。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底，随着周永康一杆重量级亲信旧将接连出事被查后，曾披露，在如何定性周永康案，尤其是是否使用"集团"这个更为准确但却很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政治联想的词汇上曾产生相当的困扰。高层当时在拿捏是否要在案情公布时使用"以周永康为首、建国以来最大的贪腐集团"这个定性时破费踌躇，因为"集团"这个词在中共的语境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很容易让人想起阶级斗争年代的那些"反革命集团"，相比"窝案"，"集团"背后的政治意味更为浓厚。不过，鉴于目前周案之严重可能成为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组织化贪腐案件，不排除在接下来的司法指控和审判阶段再破例启用"集团案"定性周永康案。 "朋党文化"不除 周永康们不绝 中国历史上充斥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党争文化，各自围绕不同的核心形成利益共生体。东汉的党锢之乱、唐代牛李两党争位、北宋新党旧党互相倾轧，明代则有阉党自成系统党同伐异， 决断赏罚大搞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中共历史上，尽管形式不同，但各立门户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仍然不绝，著名的"十次路线斗争"实则"集团案"。为此，毛泽东在巩固自己权威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便警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斗争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中共建政之后，政治斗争仍然不绝，正是在此时，"集团"（往往冠以"反党"）成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生死符，高岗饶漱石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六十一集团案等等不绝。而后文革时期，打倒"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文革之后所谓集团案并未再次出现，但这并不表示已经不复存在。而只是说"集团案"作为一个极可能引起政治联想的用语已经被刻意回避。实际上，在当下中共政治生态中，所谓的窝案相当程度上超过人们的心理预期，诸如山西官场的盘根错节"互联互保"，周永康案则更可清晰地判定为一起彻头彻尾的集团案。所以说，它们所形成的权钱紧密结合的势力已经形成权贵垄断力量，触碰到中共政治生态的底线，实为中国历史上深以为忌讳的朋党政治。而朋党政治乃是与外戚宦官专权、地方割据并称的三大政权败亡原因之一，而历史上不管是争权还是夺利，二者本身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周永康心腹爱将借重他的力量，以政治交易而飞黄腾达步步晋升高位，而围绕他们的黑顶商人、灰顶商人甚至红顶商人则为此集团提供资金支持，便是最好的说明。 薄熙来往往被人称为枭雄，其最后的悲剧性落幕固然有各种偶然的种种，但是作为根正苗红的红二代翘楚，作为雄心勃勃高调张扬的人物，另立山头，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便犯了中共的大忌。而周永康之悲剧或许也仅仅是他的一个翻版而已，其悲剧也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那么回到问题的开始，既是如此，中共能避免再一个周永康的出现吗？以习近平的强势和威权固然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格局，但是习近平之后呢？外界多宣扬制度制衡的力量，于是中共从十八大起便戮力完善党内"家法"。而习近平则呼吁整顿政治生态的病态，是何用意？习近平看来，为官一方究竟还是一个信念的支撑，倘若以官运亨通作为唯一的价值观；认为用人仍然可以遵循人情社会的投桃报李，遵循个人的亲疏远近，那么下一个周永康的出现则仍会为期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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