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荃：奴才之间竞争才最可怕 图
打印版香港之所以是文明社会，有赖过去英国人在这里留下的一整套文官制度。在雨伞运动中，很多人说香港警察成了「公安」。这不是一句玩笑，而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到底甚么是「公安」，怎样的制度产生「公安」?
最近，大陆杂志《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的文章《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以下简称「会议」)。这次会议于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目的是替甫建国就展开的捕杀「反革命」运动扩大化「煞车」。这场运动扩大化到甚么程度呢?尹曙生写道：「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连毛泽东都看不下去，指示道：「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一场政治运动是怎样失控的呢?
要知道，中央集权即意味着，一切权力归于中央，地方政府接到中央政令，相当于接到任务，无权说不。1951年，仅湖北就处决了数千名「匪首」、「恶霸」、「特务」。毛泽东获悉后，电告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公安部在报告中向毛表示：「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据说毛看了批评公安部道：「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政令出了中南海，最终获得多少效果，对毛来说无非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同年2月，毛泽东又指示上海和南京的负责人：「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而这时，对地方政府的官员来说，有政令，就等于「皇上」下了新的政绩考核指针──上头说做七分，下头就要做十分，不能输给同级官僚。所以，很快不少地方便把原来应由专署一级审核的杀人权下放到县一级。这种奴才之间的「竞争」关系才是最可怕的。以广东为例，仅4月一个月就处决了10,488人。
但你又不要以为，会议所谓的「煞车」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看会议之后作出的决议便知：「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收回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的杀人比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挽回，专制机器一旦启动，根本是煞不住车的──这就是大陆公安之所以是「公安」的真正原因，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最后，让我们从历史回看香港警察正朝「公安」步步沦陷，其背后真正的逻辑，还是中国人无药可救的奴才劣根性──上有令，则执行;上有小令，则以大令执行;上无令，则揣度之而执行;得上宠，则争功;犯上怒，则推卸责任。你看，事到如今，梁振英或曾伟雄，没有一个人来为警方的违例行为负责。香港警察不是公安，又是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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