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
2011-7-2日
中国人习惯上的民族概念，汉族和少数民族概念，是血缘和文化性质的ethnic，不是nation。谈中华民族，才是谈nation。
凡谈到解决ethnic这种民族问题，胡平先生和许多民运人士就谈联邦制和民族自治。胡平先生还写了不少用民族自治和联邦制来解决这种民族问题的论述文章。他们习惯于用马列主义等传统思维看问题，以为联邦制和民族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
其实，联邦制不是解决民族（ethnic）问题的办法，或者说不是主要办法；民族自治则是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伪命题。
解决民族和种族问题，美国经验很有参考价值。根据美国经验，把联邦制说成解决民族（ethnic）问题的灵丹妙药，是错误的。美国联邦制不是解决民 族问题的，把联邦制说成是解决民族问题，不符事实。美国联邦制只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现国家（nation）统一以及自治的一种方式。
自由、民主、平等、全国普遍的自治以及对少数族裔的适当照顾，才是美国解决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根本办法。
例如，美国的联邦制解决不了开始的黑奴问题，以及后来的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民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贯彻人人平等原则废除黑奴制度，以及彻底完善地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全国普遍的自治等制度来完成。
美国解决种族和民族问题，与主张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的人的看法相反，他们以为使用把国家分成许多邦这种分散开来的方式，才能解决民族和种族问题。但美国事实却恰恰相反，民族和种族问题，是由国家集中统一起来解决的。解决办法是集中起来而不是分散开来。
中国的做法，可以在上述自由、民主、平等、全国普遍的自治以及对少数族裔的适当照顾的制度基础上，加上联邦制度做辅助，来解决民族问题。有了这些， 民族地区的治理，自然是当地居民和民族的高度自治。没有这些，没有汉族地区的高度自治，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就很难实现和巩固。
中国当然应该建立联邦制度，但这联邦制度，一是解决并非少数民族而是同为汉族地区的台湾问题的一个思路，不是解决ethnic民族问题，而是解决两 个国号两个政府的问题。二是，中国领土过于广大，学习美国实行联邦制度，可以给各地更多的灵活性和自治权。这样同时也能解决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的特殊问 题。
至于民族自治。完全是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伪命题。
国家按地域划分。民族按族裔血缘划分。
按地域治理的国家，怎么可能变成按非地域治理的非国家，或者说变成中国人习惯上的文化和血缘性质的民族概念（ethnic）的民族团体？或者变成地域和民族（ethnic）两者犬牙交错、互相覆盖、治理管辖权互相矛盾及抵消的怪物？
胡平和民运许多人是马列的毒中得太多了。
（2011/07/02 发表）
kkkim <kaosongcongvn@gmail.com> 於 2011年7月4日上午9:48 �道：
相反，有些素质低劣的，可以说对人类历史几乎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的垃圾民族，却非常热衷于来争夺这个“最优秀民族”的称号，非常热衷于伪造篡改历史来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包装成是所谓的“优秀民族”，难道真的是越是低劣自卑就越是要自大自夸吗？kkkim <kaosongcongvn@gmail.com> 於 2011年7月5日上午12:46 �道：ccp will be the nextKasia Hu <hometown.kasia@gmail.com> 於 2011年7月5日上午12:26 �道：苏联的分裂是失败民族政策惹的祸 苏联的分裂是失败民族政策惹的祸
——熊飞骏
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常常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民主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搅局。其实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由其失败的民族政策造成的。
对于一个多民族大国来说，威胁国家统一的主要敌人并非来自外部敌对势力；而是来自内部的民族问题。
多民族大国能否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内部民族问题。
苏联、美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多民族国家。美国的民族政策相当成功，苏联的民族政策则极为失败。
苏联民族政策的最大败笔就是“按民族成分划分省级行政区域”和“笼络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导致国家分裂的“民族分离运动”有三个要件：
一是民族文化的内向认同；
二是相对固定的聚居领地；
三是专注民族内部事务的精英团队。
美国民族政策相当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用制度的力量化解了“民族分离运动”的三个要件。
下面拿美国黑人来说事：
美国的教育体制宏扬“美利坚文化”，没有强调要保护什么“黑人文化传统”，没有在基础教育领域为黑人族群留下独立空间，更没有“抢救”黑人文字和历 史。所以美国黑人虽然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但没有形成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民族学校，没有民族文化的内向认同感。
美国政府没有为黑人划定相对固定的聚居领地，黑人不容易产生控制土地或保护领地不受外族干预的诉求。
美国教育体制培养出的黑人精英是为全体美利坚民族服务，而不只是为黑人族群服务，不容易形成专注民族内部事务的精英团队。
美国没有给予黑人群体任何超越白人主体民族的优惠政策，因而也没造就黑人的“特权自大”意识。
美国民族政策的最大优势是：建立了一套“把权力装进笼子”的民主宪政体制，维护了各族群成员的尊严平等，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各族群提供了自由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国家成了各族群可以信赖依托的“靠山”和“主心骨”。
因为美国的民族政策很科学很人性，各少数民族成员的“国民认同感”远远大于“族群认同感”，分离意识也就无从萌生。美国各少数民族别说没想过闹独立，如果美国政府强行给予他们“独立”，他们将不惜和美国政府玩命也要留在合众国内。
苏联的民族政策与美国刚好相反：
一是设立民族学校，构建民族历史，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上下大功夫，用“民族教育”替代“公民教育”，使少数民族成员随时意识到自身有别于主体民族的独立性。
二是按民族成分划分省级行政区域，设立少数民族自治区，让少数民族聚居在相对固定的领地，滋长少数民族对自治区领地的独占排他意识。
三是对少数民族的人才培养不是立足于“苏联公民”视野，而是专注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目标。
四是实施笼络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苏联少数民族政策结出的恶果是：不断少数民族纷纷闹独立，最后连主体民族俄罗斯也成了叛变苏联的主力军。
…………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建国之初效法苏联。改革开放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因为官僚政治的固执惰性，没有对过时民族政策“去苏联化”，在民族政策上存在和前苏联相似的失误，如不及时作出与时俱进的大调整大变革将会威胁到未来中国的版图安全。
新中国成立之初，效仿苏联在全国各地组织“民族识别”工作。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央政府组织各地民族识别工作组，1954年识别出38个民 族，1964年识别出14个民族，1965年和1979年确认珞巴族和基诺族，加上汉族，中国政府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民族识别”工作完成 后，各民族努力构建或伪造本“民族”历史、发掘“独特”文化传统，坚守或夸大本民族与汉族的“差异”、“特色”和“与众不同”之处……政府为每个国民确定 了“民族成分”，成为每个人终身保持的“身份标记”之一，以此享受政府为不同民族制定的不同政策待遇。
新中国在“苏联化”民族政策的长期作用下，多数少数民族尤其是设立自治区的藏、回、蒙、维等西部族群的“民族”意识有了明显的加强。
因为“苏联化”的结果，前苏联民族政策的四大败笔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民国时期整个内蒙古地区划分为热河、绥远、察哈尔、内蒙古四大独立听命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实体。因为分隔在四个相 互独立的行政实体内，蒙古族想联合起来闹独立就相当困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把四大省级行政实体合并为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的民族意识自然因“聚为一团”得 到加强。
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各民族“强化本民族意识”可不是什么好事！
在“笼络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方面，我们甚至比苏联走得更远，负面效应也比苏联严重得多。
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作用下，除了增加各少数民族的“特权自大”意识外，还导致我国主体民族汉族存在越来越浓烈的“二等公民”感受。
因为很多“体面机会”尤其是“高校招生”对少数民族倾斜，越来越多的汉族成员通过“婚姻”或“造假”抛弃自己的汉族公民身份，加入少数民族队伍。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组成的家庭，子女的民族身份多与“汉族”拜拜！
抛弃主体民族身份消尖脑袋钻进少数民族阵营，是新中国最为匪夷所思的“特色景观”。
除了汉族成员为了享受优惠政策背叛自身民族成分加入少数民族阵营外，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极大地改变了我国民族人口的组成比例。在“计划生育” 和“民族移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汉族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并呈加速趋势。长此以往，中国将不再是大汉民族的国家了。
“笼络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效果常常适得其反，不但没赢得少数民族“感恩”，增加对国家的忠诚和归属感，相反增长了少数民族的“特权自大”意识。对于聚居在相对固定区域的少数民数来说，“特权自大”意识是分离的精神鸦片，对国家的统一不利。
当少数民族“特权自大”时，主体民族汉族因为长期承受来自国家施予的不公正待遇，也容易产生对国家的疏离感。俄罗斯民族反叛苏联就是一个伤心的前车之鉴。
新中国民族政策除了上述和苏联相似的四大失误外，最大的失误是我们在民族自治区奉行的官僚专制人事体制，极大的挫伤了少数民族民众对共和国的归属感和向心力。
下面是拙作《中国民族政策反思》里的一段文字：
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多数被特权集团攫取是因为“官僚专制体制”，该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各级官僚垄断对公共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权力。因为没有有效的民主机构来监督制约这一权力，特权阶层就会利用职权在“公共蛋糕”上为自己切取尽可能大的一份。
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也一样实行“官僚专制体制”，少数民族官员在辖地拥有不加限制的绝对权力，有充分条件利用这一绝对权力来侵吞“公共蛋糕”。
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无疑是一块每个少数民族成员都可公平分享的“公共蛋糕”；但少数民族特权阶层利用职权把“公共蛋糕”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
结果少数民族的大部分成员没有充分感受到国家对他们的“关爱”。
“官僚专制体制”反映在“人事”上的特征是“劣胜优汰”、“奖恶惩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单向负责制”，决定了走上领导岗位的少数民族权力 人物要想保住自己的职位并获得升迁，就只能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强奸民意，同时糟蹋纳税人的血汗钱折腾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单向负责制”有效地阻止了有 过人能力品格的志士仁人走上领导岗位，在仕途上春风得意者多半是“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势利政客。
当民族自治区的各级官僚多是无视民生疾苦只知弄权受贿的势利政客时，这个民族的群体不满情绪就会滋长蔓延。因为少数民族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汉族汪洋 大海中有一种“民族弱势心态”，容易滋长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当民族政客挑起民众的不满情绪里，民族成员容易不自觉地把不满的矛头对准国家政府，误认为国家 政府是他们不幸的直接根源；尽管伤害他们的人也许是他们本民族的官僚政客。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来说，“公平”比“发展”更重要！国家的威信不是在“发展”中产生；而是在“公平”中产生。
…………
综上所述，我国民族政策到了急需作出大调整大变革的时候，首先从“重新划分省级行政区”，“淡化民族教育”，“减少民族学校”，取消“笼络性优惠政 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基层政务官直选”做起……最终达到各少数民族成员在共和国境内“人人平等”，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才意识到自己 的“民族身份”，“中国人”在他们心灵上烙下的标记远远大于“族群标记”。
我国的民族政策变革刻不容缓！
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2011/06/29 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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