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胡锦涛访日，为民族主义减震
据日外务省发言人透露，胡锦涛主席将从5月6日起对日本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此系十年来中国国家元首对东邻的首访。访日期间，胡主席不仅将与福田康 夫首相举行首脑会谈，还应邀与日本天皇夫妇共进晚宴，在福田的母校早稻田大学演讲，探访孙中山生前的遗迹，兴许还会与日本乒乓国手福原爱切磋球艺。如此紧 密的日程安排，象征着两国关系从一味强调"友好"，开始朝更加具体、务实的方向转型。尤其是后两项安排，别具匠心，意味深长。
孙中山 这个名字，在百年中日关系史上，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亲日"、"反日"的标签性内涵，成为两国，乃至东亚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惟其是真正热血赤诚的民族主 义者，才有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清醒的头脑和宏富的战略视野。84年前，其在神户商业会议所发表的著名讲演，以"霸道"和"王道"的概念梳理东西文化，对日 本朝野发出了"大亚洲主义"的呼吁，可谓今天"亚洲一体化"的先声，至今仍振聋发聩："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 是主张功利强权……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就在你们日本国民详审慎择。"然而，急功近利的日本到底还是背弃了孙逸仙的期待：孙苦口婆心动议的、旨在东亚民族携起手来，"共存共荣"的"大亚洲主 义"，被置换成为西方列强的霸道逻辑背书的"大东亚共荣"，最终演出了一场把全民族推向毁灭边缘、殃及人类文明的大悲剧。
爬梳历史会发现，悲剧的实质，其实是"民族主义"惹的祸。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指向本身，既祸害了邻国，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使明治维新以降，代代积累的国富和精神资源挥霍殆尽。
所幸的是，战后，被迫卸掉全部铠甲的日本，专心经济建设，积60余年之功的和平建设成效甚大，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但近年来，鉴于世界战略版图的变化，尤 其是邻国中国的经济崛起，日本逐渐不安起来，弥漫于国内社会的民族主义潜流也日益表面化，不无坐大的苗头。这一点，从其舆论环境的变化上，便能看出些许端 倪：不久前，一部由华人导演执导的、反映靖国神社历史的纪录片遭禁演，暴露了其言论、表达自由的"尺度"正在收缩的严峻现实。
任何国 家的民族主义，大抵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和外在指向。而最近发生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尽管是矛头针对法国的一种民族主义表达，但"抵 制法货"的口号及强烈的"爱国"色彩，却唤醒了日本对3年前反日运动的记忆。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互信的缺失，令一些日本人担心，随着事态的发展，被抵 制的法货，会不会变成日货；今天的"夏奈尔"，会不会变成明天的"资生堂"？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4月23日，日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 原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题为《日中新篇章：面向超越历史的共存发展》的文章，指出需构筑"能坦率地说该说的话的日中关系"，以实现"向成熟的友好关系的质的 转换"，"日中如何相互面对，对两国的共存、亚洲的秩序极其重要。"并建言对历史问题，"双方都得努力"，为填埋两国围绕历史问题的鸿沟，日中两国要像法 德那样，共同编纂历史的"副读本"。在两国民族主义声浪分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声音无异于理性的空谷回音，其对两国关系的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不容小 觑。
任何一个国家的复兴崛起，必然会给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不同程度的震荡，遑论身量如中国的国度。为减少崛起过程中与邻国的摩擦阻 力，崛起的一方当适度克制自己的民族主义，有时是"爱国主义"的表达，以规避激发对抗性民族主义滋生、坐大的风险，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从这个 意义上说，胡主席此次访日，所打的两张牌，无论是中山牌，还是乒乓牌，无一不透出减震民族主义的良苦用心。对此，国人当省察并思之。（作者 刘柠 系东亚 问题学者）
孙中山 这个名字，在百年中日关系史上，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亲日"、"反日"的标签性内涵，成为两国，乃至东亚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惟其是真正热血赤诚的民族主 义者，才有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清醒的头脑和宏富的战略视野。84年前，其在神户商业会议所发表的著名讲演，以"霸道"和"王道"的概念梳理东西文化，对日 本朝野发出了"大亚洲主义"的呼吁，可谓今天"亚洲一体化"的先声，至今仍振聋发聩："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 是主张功利强权……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就在你们日本国民详审慎择。"然而，急功近利的日本到底还是背弃了孙逸仙的期待：孙苦口婆心动议的、旨在东亚民族携起手来，"共存共荣"的"大亚洲主 义"，被置换成为西方列强的霸道逻辑背书的"大东亚共荣"，最终演出了一场把全民族推向毁灭边缘、殃及人类文明的大悲剧。
爬梳历史会发现，悲剧的实质，其实是"民族主义"惹的祸。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指向本身，既祸害了邻国，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使明治维新以降，代代积累的国富和精神资源挥霍殆尽。
所幸的是，战后，被迫卸掉全部铠甲的日本，专心经济建设，积60余年之功的和平建设成效甚大，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但近年来，鉴于世界战略版图的变化，尤 其是邻国中国的经济崛起，日本逐渐不安起来，弥漫于国内社会的民族主义潜流也日益表面化，不无坐大的苗头。这一点，从其舆论环境的变化上，便能看出些许端 倪：不久前，一部由华人导演执导的、反映靖国神社历史的纪录片遭禁演，暴露了其言论、表达自由的"尺度"正在收缩的严峻现实。
任何国 家的民族主义，大抵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和外在指向。而最近发生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尽管是矛头针对法国的一种民族主义表达，但"抵 制法货"的口号及强烈的"爱国"色彩，却唤醒了日本对3年前反日运动的记忆。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互信的缺失，令一些日本人担心，随着事态的发展，被抵 制的法货，会不会变成日货；今天的"夏奈尔"，会不会变成明天的"资生堂"？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4月23日，日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 原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题为《日中新篇章：面向超越历史的共存发展》的文章，指出需构筑"能坦率地说该说的话的日中关系"，以实现"向成熟的友好关系的质的 转换"，"日中如何相互面对，对两国的共存、亚洲的秩序极其重要。"并建言对历史问题，"双方都得努力"，为填埋两国围绕历史问题的鸿沟，日中两国要像法 德那样，共同编纂历史的"副读本"。在两国民族主义声浪分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声音无异于理性的空谷回音，其对两国关系的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不容小 觑。
任何一个国家的复兴崛起，必然会给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不同程度的震荡，遑论身量如中国的国度。为减少崛起过程中与邻国的摩擦阻 力，崛起的一方当适度克制自己的民族主义，有时是"爱国主义"的表达，以规避激发对抗性民族主义滋生、坐大的风险，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从这个 意义上说，胡主席此次访日，所打的两张牌，无论是中山牌，还是乒乓牌，无一不透出减震民族主义的良苦用心。对此，国人当省察并思之。（作者 刘柠 系东亚 问题学者）
2008/4/28 参考消息 <janadatg2g@gmail.com>:
来源：凯迪周刊----------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chinaweekly@gmail.com>
Date: 2008/4/28
Subject: 卫金桂:中国的伪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它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的指归是本民族的自我反思、完善、自强，最终实现民族的文明和强大。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起源于鸦片战后外敌入侵的强烈刺激。特定的历史原因，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不同于西方独立国家对外侵略和对内自强的表征。防止外敌入侵和排外，以及反击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本国政府，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如下特征：
动辄排外
义和团运动是典型例子。从山东的中德矛盾扩展成见洋人就杀，导致外国入侵由以往一两个国家同时侵华，发展成八国联军同时入侵，外敌的空前强大，对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自然更大，赔款数额和中国付出的政治、军事代价达到史无前例程度；杀了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不仅违背基本国际公法，也使清政府付出了多余代价，并有屈辱的克林德碑之出现。类似义和团一样的运动，表明了中国人不怕死的决心，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求得民族的强盛。
动辄抵货
抵制洋货无疑是打击外国侵略的有效手段，但当这种运动被赋予政治意义时，就必须考虑到策略问题和条约约束。中国对于洋货，想抵就抵。但这种抵制的积极作用却乏善可陈。某些时候，抵货运动还让中国付出过惨重代价：大革命时期，中国在南方的主要敌人是英国，在北方是日本。但中国人见洋货就抵，烧合法商户店铺，结果将保持中立的西方国家赶到敌人一边，使国民革命军付出更多代价，帝国主义以此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加速了他杀害工农的步伐，削弱了中国反帝发军阀的力量。
民粹主义
民众总是对的，政府总是软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基调。七七事变后，为免于北平古都毁于炮火，张自忠奉命撤退，如果不是化了妆，在火车上会被上来搜索他的愤青打死。正是他自后一直被指责，故亲自赴前线捐命以洗雪清白。只有他死了，国人才可以饶了他，而不在乎丧失了一员抗敌虎将，真乃亲痛仇快之事。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只有扑火的才是精英。只要与敌人谈判的，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都有汉奸卖国嫌疑。
盲目自大
中国人从鸦片战前的"天圆地方，中国在中央"，到被八国联军打得彻底屈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跌落到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作了日本仆从，捡得个战胜国地位；同时，西方文明被血淋淋的欧洲战场所重创。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被打昏头的西方人间短暂兴起的东方文化热，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立时，从辜鸿铭到杜亚泉；从梁漱溟到学衡派，将中国文化的价值高扬到非理性地步，并有中国文化代替西方文化之说。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结合，贯穿了中国现代历史。它在鼓励民族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华民族对外问题上的理性和诚恳、谦虚，阻碍国家进步，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之敌。
有实力的低调，没实力的自大，这已成为一条规则。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就被深刻打上了弱国自卑的烙印。直到现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反思，对别人的谦虚。行为上不顾一切追求西方科学技术取得的物质文明，嘴巴上却丝毫不认输：中国一切都是好的，包括脓疮。拿不出实际行动，仅仅用打肿脸的方式，无益于国家和民族进步。
来源：凯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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