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
（2008年4月28日）
当今中国，无论左、中、右，恐怕没有几个人敢公开地说，中国就是要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而不要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就连"一党专制"着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在八十年前就以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而发家，近年中国共产党也一再明确地表示"民主是个好东西"。尽管，或许他们只是骗骗人而已，或许他们并不想实行，或许他们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去实行。
当然，也包括许多想在中国大陆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朋友，也担心"民主这个好东西"如果实行得太早，推进得太快，会不会让中国大陆全体国民在这几十年中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经济财富和国力，因不当得的民主进程而毁于一旦、付之东流？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中国大陆目前存在的极度的贪污腐败、贫富差别、社会不公、道德滑坡就无法遏制；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廉政经验，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整体行不通。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已经拥有相当、或一定资产的人们，因前途的不确定性，担心再次被共产充公，不得不把巨额资产存在了海外，或让子女在西方购房置业，让中国大陆的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外流。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被世界的主流社会接纳为可信赖的一员，尽管一些小国和穷国会在需要中国金钱的时候追捧中国，过后、甚至同时就依旧鄙视中国。
于是，人们又回到，或者想回到"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思路上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仁人志士，不惜献出他们的生命和青春，而为此奋斗。但是，历史却无情地让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大陆的国民三次、五次地失之交臂。
个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同建设任何一座雄伟的大厦一样，建设自由民主的大厦既需要高明的设计家，也需要高尚的政治家，更需要众多的"能工巧匠"，但是独独不能缺少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在任何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都是需要必要的条件和基础的。
真理往往是简单的；看似简单的事情，又往往是难以做到的。
中国大陆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失之交臂，有过往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因素，甚至有时候这种个人因素会带有一定意义的决定性，但是全社会的基础性因素却有着根本的决定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曾经缺乏这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事至如今，恐怕各方人士也都不会否认在中国大陆要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需要条件的，是需要奠定坚实的基础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在中国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的条件有很多，但基础性的条件主要就是两个：
第一个基础，是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合法的个人私有财产。这是在任何社会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公民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二个基础，是社会的高度自治。这自治，除了社区自治之外，区域性的、或是各省区的高度自治，更是在任何社会实现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极为必要的基础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者毛泽东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问题在美国就不会出现；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话，他也会承认，未来的欧盟成为了联合体，那里也不会再出现希特勒。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要件就是"分权和制衡"；"分权和制衡"的国家体制，就从根本上堵死了专制独裁者出现的可能。
然而在中国，因为两千多年前，自秦始皇改"分封建制"为"郡县制"，也就完成了权利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其间，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宗族社会内的"族绅自治"，却无法制约强大的中央集权。其后，虽也有中央皇权专制的一兴一衰，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政治制度还是有生命力的，你说它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国情也罢，或说它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中国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民情也罢。但是，中国到了1840年，在洋枪洋炮面前，中央皇权专制的制度就式微了。中国人也越来越明白了，这洋枪洋炮的后面有一个新兴的工业时代，有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义之一，就是"分权和制衡"。以至于中共的宣传机构推出的《大国崛起》也赞不绝口英国1215年6月15日的《大宪章》，认为它为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奠了基。因为从此之后，英国任何一个农夫，都可以指着自己简陋的农舍，骄傲地说："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后来，美国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法国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更为现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更加坚实的更加广阔的基石。
中国人永远不想示弱、落后，1911年就创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可悲的是，1912年荣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偏不学华盛顿，非要做皇帝梦。他的继承者――北洋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诱发了1919年爱国的"五四"青年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但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却不幸成为了中国没有走向民主的现代社会，反而又再次回到专制社会的转捩点。
恐怕，1989年的学生爱国的民主运动又有可能再次成为中国未能走向民主的现代社会，反而又再次回到专制社会的转捩点。
最近，爱国愤青和爱国愤老们在中共指挥棒下带领国人的红海洋表演，这其中的暴戾、蛮横、非礼，有人却故意视而不见，自然又让人看到了这种令人痛心的前景。
所谓的爱国主义，可能再次成为中共党权专制主义的庇护所。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在它的精英们的引导之下，把它的学习方向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也就是说，把向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学习方向，转变成为了向东方苏俄共产专制的学习方向。孙中山接受苏俄援助，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毕恭毕敬地把儿子蒋经国，送到苏俄学习；毛泽东也不甘落后，把毛岸英也送去留苏。都是明证。
转向的原因，依毛泽东的说法，是因为西方这个"老师"打痛了中国这个"学生"，学生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件事情上，老师显然是有责任的，难道学生就没有自己的责任吗？对于聪明的学生，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至此，中国的局势就一乱而不可收。假民主、真专制满天飞，军阀混战的祸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欲通过政党政治推动宪政民主的宋教仁被暗杀了；因反袁而各地兴起的省区独立，实质上的省区高度自治，又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一统"成了中央专制下的"郡县"。
人们忽略了这其中之所以逆转的关键在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基石——各省区高度自治这最重要的第二块基石被抽掉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几乎都成了现代意义的秦始皇。1931年肇始的日本侵略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忙，使之实现了军事割据，假抗日，真发展。蒋介石 "统六合"的大业未能实现。一报还一报。在内战中惨败的蒋介石蜗居台湾，痛定思痛，以和平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还田于民；逐步让台湾从军特专制向威权统治转变，一举成为亚洲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首，进而实现了台湾的和平民主转型。台湾，不但成为了毛泽东的缺憾，更成为了他的心病，毛泽东"统六合"的梦也未能实现。
历史似乎一再在提示我们中国人，中国要想实现没有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没有家族世袭的皇权的政治制度，没有党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省区的高度自治就是我们的出路。
现在历史又给了我们中国人一次机会，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正走向式微，它已经从一个党魁专制，禅让为集体专制；又从集体专制禅让为派系协商专制。
3月22日台湾的民主大选，和平地实现了第二次执政党轮替，连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凤凰台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台湾大选出奇地平静，言外之意也承认了台湾大选的成功，表明了台湾的民主制度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在这里，我们且不论台湾的民主大选对于大陆的示范作用，单单看台湾的民主制度是怎样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就可以知道区域性的高度自治，对于一个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何等的重要和关键。台湾的民主的理性和成熟，正是从各地区的高度自治开始起步的，现在的台湾的各个市、县的地方政权是靠选举产生的，是"三权分立"的。孙中山非要独创的"五权分立"，民国的历史一再说明，它在实践上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徒增了两个没有实际意义、无所作为的官僚机构。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自尊自强的中国人，不必事事独创；别人创造的，实践证明是好的东西，拿来用，就是了。尽管人世间，可能永远也创造不出来十全十美、永恒的好东西。然而当今社会，恐怕没有几个聪明人，会拒绝使用西人发明的计算机和利用西人创造的英特网，特别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明白，在信息时代，专制者和专制政权一定会败在英特网的面前。"金盾工程"也罢，数万网警也罢，对于英特网，中共专制政权一定是打不赢这场网络战争的失败者。可喜的是，这次大陆的国人用各种方式突破了封锁，通过英特网，观看了台湾的大选。台湾的民主大选，诚如吴伯雄所说，在台湾，人民最大。换言之，在台湾非但不可能一人独裁，也不可能"一党专制"，连"一党独大"都不可能了，那就是因为台湾的市、县已经高度自治了，使整个社会失去了产生的专制独裁的土壤和条件。这正是一个民主政治制度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如同美国，在英国的宪政精神的影响之下，早期已经形成了各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自然在独立战争之后，当然也特别因为华盛顿、杰弗逊和那些开国元勋们的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使得美利坚和众国至今是一个以高度区域自治来确保民主制度的共和国的联邦。即便是在战争条件下，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美国不可能形成个人的专制独裁、中央政府的专制独裁和一个党的专制独裁。民主和自由在美国永远只会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决不会是有没有的问题。
西藏的问题也是这样，倘若中国共产党信守当年的和平协议，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尊重西藏人的聪明才智，确保西藏地区的高度自治，西藏地区就不会酿成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事件。其实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是，中共却不断用他们错误的民族和地区政策在推动藏独、疆独和台独，让地区性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现在又不断地把达赖喇嘛和藏族的年轻人逼向死路，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共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水准非但不如唐朝的和亲，更不如清朝的尊佛。"大西藏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共政府不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借口，因为这个问题并非不是不可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用西藏现疆域内的高度自治和现各省区内的藏人居住区的区域高度自治相结合的办法，是可能解决"大西藏问题"的。中共政府以"大西藏问题"进一步煽动汉藏人民之间的仇恨，只能说明他们近日被迫宣布的与达赖喇嘛的谈判没有诚意，只是一次国际公关和作秀。
所以我个人认为，此次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共政府有没有可能一反几十年政治谈判全部黑箱操作的惯例，而使得这次谈判是公开的、透明的和可监督的，然而至今非但看不到这种让人乐观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宣传机器还在不断地污蔑和攻击达赖喇嘛。
更令人担忧还有，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美俄冷战的阴影又可能再次笼罩人类。这种重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再次把中国人引到了十字路口。俄罗斯的普金何去何从我们还很难料定，虽然一个政治人物的何去何从常常就在一念之差。可是在一些狂热的追随者的簇拥之下，普金成为俄罗斯的新沙皇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令我们担心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是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普金，中国有可能再次发生90年前、"五四运动"之后的那场悲剧性的转捩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的眼光是完全有可能再次投向新沙俄的俄罗斯，或者投向虚幻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共的"一党专制"。
很可惜，我们有些中国人是健忘的。以往的社会主义不美妙，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不了那儿去；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连北欧人也知道难以为继。另外，如果硬要说中国有多么大的固有领土和疆域，那些被占去的中国的固有领土和疆域几乎100％是俄罗斯。可是现在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却把屡次援助过中国，并未占领中国一寸土地的美国恨得咬牙切齿，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结为准军事同盟，以抗衡美国的"霸权"，那就是再顺理成章不过得了。非但如此，世界邪恶中心之一的伊朗也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俄、中、伊结成一个世界性的邪恶宗教和邪恶民族主义同盟的可能性未必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抱怨历史老人，怎么又让一个先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失之交臂。何去何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就是一念之差啊。因为要走向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不难，那就是有步骤地、稳健地从各省区的民主自治开始，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奠定下第二块坚实的基石。
我相信各省区的才俊决不会比台湾少，也不会比香港少，各地的才俊高度地动员起来，一个和平的分而不散、统而不独、民富国强的中国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上苍未必眷顾我们，因为就怕我们自己不争气！
草拟于2008年3月24日
定稿于200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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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中國民主社會的第二塊基石——各省區的高度自治
——兼談三月臺灣大選和西藏事件
(博訊2008年04月29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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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社會的第二塊基石——各省區的高度自治
——兼談三月臺灣大選和西藏事件
徐文立
（2008年4月28日）
當今中國，無論左、中、右，恐怕沒有幾個人敢公開地說，中國就是要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而不要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就連"一黨專制"著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也曾在八十年前就以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而發家，近年中國共產黨也一再明確地表示"民主是個好東西"。儘管，或許他們只是騙騙人而已，或許他們並不想實行，或許他們也不知道從何處下手去實行。
當然，也包括許多想在中國大陸推動民主化進程的朋友，也擔心"民主這個好東西"如果實行得太早，推進得太快，會不會讓中國大陸全體國民在這幾十年中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經濟財富和國力，因不當得的民主進程而毀於一旦、付之東流？
可是，人們也都明白，中國目前倘若不實行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中國大陸目前存在的極度的貪污腐敗、貧富差別、社會不公、道德滑坡就無法遏制；新加坡和香港地區的廉政經驗，在當今中國大陸的整體行不通。
可是，人們也都明白，中國目前倘若不實行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已經擁有相當、或一定資產的人們，因前途的不確定性，擔心再次被共產充公，不得不把巨額資產存在了海外，或讓子女在西方購房置業，讓中國大陸的大量資金源源不斷地外流。
可是，人們也都明白，中國目前倘若不實行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被世界的主流社會接納為可信賴的一員，儘管一些小國和窮國會在需要中國金錢的時候追捧中國，過後、甚至同時就依舊鄙視中國。
於是，人們又回到，或者想回到"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個思路上來。
一百多年來，中國追求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仁人志士，不惜獻出他們的生命和青春，而為此奮鬥。但是，歷史卻無情地讓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中國大陸的國民三次、五次地失之交臂。
個中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如同建設任何一座雄偉的大廈一樣，建設自由民主的大廈既需要高明的設計家，也需要高尚的政治家，更需要眾多的"能工巧匠"，但是獨獨不能缺少必要的條件和基礎。
在任何國家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都是需要必要的條件和基礎的。
真理往往是簡單的；看似簡單的事情，又往往是難以做到的。
中國大陸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失之交臂，有過往的政治人物的個人因素，甚至有時候這種個人因素會帶有一定意義的決定性，但是全社會的基礎性因素卻有著根本的決定性，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曾經缺乏這些必要的條件和基礎。事至如今，恐怕各方人士也都不會否認在中國大陸要實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需要條件的，是需要奠定堅實的基礎的。
我個人認為，目前在中國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的條件有很多，但基礎性的條件主要就是兩個：
第一個基礎，是受到尊重和保護的合法的個人私有財產。這是在任何社會實現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公民基礎和物質基礎。
第二個基礎，是社會的高度自治。這自治，除了社區自治之外，區域性的、或是各省區的高度自治，更是在任何社會實現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極為必要的基礎條件。
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獨裁者毛澤東不得不承認，史達林的問題在美國就不會出現；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話，他也會承認，未來的歐盟成為了聯合體，那裏也不會再出現希特勒。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要件就是"分權和制衡"；"分權和制衡"的國家體制，就從根本上堵死了專制獨裁者出現的可能。
然而在中國，因為兩千多年前，自秦始皇改"分封建制"為"郡縣制"，也就完成了權利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權專制的政治制度的確立。其間，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宗族社會內的"族紳自治"，卻無法制約強大的中央集權。其後，雖也有中央皇權專制的一興一衰，但不得不承認這種政治制度還是有生命力的，你說它在那個年代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中國以農耕為主的國情也罷，或說它在那個年代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中國以宗法社會為基礎的民情也罷。但是，中國到了1840年，在洋槍洋炮面前，中央皇權專制的制度就式微了。中國人也越來越明白了，這洋槍洋炮的後面有一個新興的工業時代，有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這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義之一，就是"分權和制衡"。以至於中共的宣傳機構推出的《大國崛起》也讚不絕口英國1215年6月15日的《大憲章》，認為它為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奠了基。因為從此之後，英國任何一個農夫，都可以指著自己簡陋的農舍，驕傲地說："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後來，美國1776年7月4日的《獨立宣言》、法國1789年8月26日的《人權宣言》更為現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更加堅實的更加廣闊的基石。
中國人永遠不想示弱、落後，1911年就創立了亞洲第一共和國。可悲的是，1912年榮任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偏不學華盛頓，非要做皇帝夢。他的繼承者――北洋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誘發了1919年愛國的"五四"青年學生運動。
"五四運動"及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但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卻不幸成為了中國沒有走向民主的現代社會，反而又再次回到專制社會的轉捩點。
恐怕，1989年的學生愛國的民主運動又有可能再次成為中國未能走向民主的現代社會，反而又再次回到專制社會的轉捩點。
最近，愛國憤青和愛國憤老們在中共指揮棒下帶領國人的紅海洋表演，這其中的暴戾、蠻橫、非禮，有人卻故意視而不見，自然又讓人看到了這種令人痛心的前景。
所謂的愛國主義，可能再次成為中共党權專制主義的庇護所。
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的中國社會在它的精英們的引導之下，把它的學習方向從西方轉向了東方。也就是說，把向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學習方向，轉變成為了向東方蘇俄共產專制的學習方向。孫中山接受蘇俄援助，建立黃埔軍校；蔣介石畢恭畢敬地把兒子蔣經國，送到蘇俄學習；毛澤東也不甘落後，把毛岸英也送去留蘇。都是明證。
轉向的原因，依毛澤東的說法，是因為西方這個"老師"打痛了中國這個"學生"，學生不得已而為之。在這件事情上，老師顯然是有責任的，難道學生就沒有自己的責任嗎？對於聰明的學生，不是還有一句話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至此，中國的局勢就一亂而不可收。假民主、真專制滿天飛，軍閥混戰的禍民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欲通過政黨政治推動憲政民主的宋教仁被暗殺了；因反袁而各地興起的省區獨立，實質上的省區高度自治，又被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一統"成了中央專制下的"郡縣"。
人們忽略了這其中之所以逆轉的關鍵在於，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基石——各省區高度自治這最重要的第二塊基石被抽掉了。
蔣介石和毛澤東先後幾乎都成了現代意義的秦始皇。1931年肇始的日本侵略幫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忙，使之實現了軍事割據，假抗日，真發展。蔣介石 "統六合"的大業未能實現。一報還一報。在內戰中慘敗的蔣介石蝸居臺灣，痛定思痛，以和平土改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還田於民；逐步讓臺灣從軍特專制向威權統治轉變，一舉成為亞洲經濟發達的四小龍之首，進而實現了臺灣的和平民主轉型。臺灣，不但成為了毛澤東的缺憾，更成為了他的心病，毛澤東"統六合"的夢也未能實現。
歷史似乎一再在提示我們中國人，中國要想實現沒有個人專制的政治制度，沒有家族世襲的皇權的政治制度，沒有党權專制的政治制度，省區的高度自治就是我們的出路。
現在歷史又給了我們中國人一次機會，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正走向式微，它已經從一個黨魁專制，禪讓為集體專制；又從集體專制禪讓為派系協商專制。
3月22日臺灣的民主大選，和平地實現了第二次執政黨輪替，連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次臺灣大選出奇地平靜，言外之意也承認了臺灣大選的成功，表明了臺灣的民主制度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在這裏，我們且不論臺灣的民主大選對於大陸的示範作用，單單看臺灣的民主制度是怎樣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就可以知道區域性的高度自治，對於一個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何等的重要和關鍵。臺灣的民主的理性和成熟，正是從各地區的高度自治開始起步的，現在的臺灣的各個市、縣的地方政權是靠選舉產生的，是"三權分立"的。孫中山非要獨創的"五權分立"，民國的歷史一再說明，它在實踐上是沒有意義的，只是徒增了兩個沒有實際意義、無所作為的官僚機構。同時，也告訴我們一個真理，自尊自強的中國人，不必事事獨創；別人創造的，實踐證明是好的東西，拿來用，就是了。儘管人世間，可能永遠也創造不出來十全十美、永恆的好東西。然而當今社會，恐怕沒有幾個聰明人，會拒絕使用西人發明的電腦和利用西人創造的英特網，特別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明白，在資訊時代，專制者和專制政權一定會敗在英特網的面前。"金盾工程"也罷，數萬網警也罷，對於英特網，中共專制政權一定是打不贏這場網路戰爭的失敗者。可喜的是，這次大陸的國人用各種方式突破了封鎖，通過英特網，觀看了臺灣的大選。臺灣的民主大選，誠如吳伯雄所說，在臺灣，人民最大。換言之，在臺灣非但不可能一人獨裁，也不可能"一党專制"，連"一黨獨大"都不可能了，那就是因為臺灣的市、縣已經高度自治了，使整個社會失去了產生的專制獨裁的土壤和條件。這正是一個民主政治制度趨向成熟的一個標誌。如同美國，在英國的憲政精神的影響之下，早期已經形成了各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權。自然在獨立戰爭之後，當然也特別因為華盛頓、傑弗遜和那些開國元勳們的高風亮節和遠見卓識，使得美利堅和眾國至今是一個以高度區域自治來確保民主制度的共和國的聯邦。即便是在戰爭條件下，人們也不得不承認在美國不可能形成個人的專制獨裁、中央政府的專制獨裁和一個黨的專制獨裁。民主和自由在美國永遠只會是多與少的問題，而決不會是有沒有的問題。
西藏的問題也是這樣，倘若中國共產黨信守當年的和平協定，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尊重西藏人的聰明才智，確保西藏地區的高度自治，西藏地區就不會釀成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事件。其實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可是，中共卻不斷用他們錯誤的民族和地區政策在推動藏獨、疆獨和台獨，讓地區性的問題更加複雜化。他們現在又不斷地把達賴喇嘛和藏族的年輕人逼向死路，使得問題越來越複雜。中共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水準非但不如唐朝的和親，更不如清朝的尊佛。"大西藏問題"不應該成為中共政府不能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藉口，因為這個問題並非不是不可以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的。用西藏現疆域內的高度自治和現各省區內的藏人居住區的區域高度自治相結合的辦法，是可能解決"大西藏問題"的。中共政府以"大西藏問題"進一步煽動漢藏人民之間的仇恨，只能說明他們近日被迫宣佈的與達賴喇嘛的談判沒有誠意，只是一次國際公關和作秀。
所以我個人認為，此次中共政府與達賴喇嘛談判成敗的關鍵，在於中共政府有沒有可能一反幾十年政治談判全部黑箱操作的慣例，而使得這次談判是公開的、透明的和可監督的，然而至今非但看不到這種讓人樂觀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宣傳機器還在不斷地污蔑和攻擊達賴喇嘛。
更令人擔憂還有，隨著俄羅斯國力的恢復，美俄冷戰的陰影又可能再次籠罩人類。這種重大的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再次把中國人引到了十字路口。俄羅斯的普金何去何從我們還很難料定，雖然一個政治人物的何去何從常常就在一念之差。可是在一些狂熱的追隨者的簇擁之下，普金成為俄羅斯的新沙皇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令我們擔心的是，中國領導人似乎是在用羡慕的眼光看著普金，中國有可能再次發生90年前、"五四運動"之後的那場悲劇性的轉捩點。三十年來，改革開放，向西方學習的眼光是完全有可能再次投向新沙俄的俄羅斯，或者投向虛幻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共的"一黨專制"。
很可惜，我們有些中國人是健忘的。以往的社會主義不美妙，現在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好不了那兒去；所謂的北歐"社會主義"，連北歐人也知道難以為繼。另外，如果硬要說中國有多麼大的固有領土和疆域，那些被占去的中國的固有領土和疆域幾乎100％是俄羅斯。可是現在一些中國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卻把屢次援助過中國，並未佔領中國一寸土地的美國恨得咬牙切齒，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中國和俄羅斯再次結為准軍事同盟，以抗衡美國的"霸權"，那就是再順理成章不過得了。非但如此，世界邪惡中心之一的伊朗也要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俄、中、伊結成一個世界性的邪惡宗教和邪惡民族主義同盟的可能性未必沒有。到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千萬不要抱怨歷史老人，怎麼又讓一個先進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中國失之交臂。何去何從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也就是一念之差啊。因為要走向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並不難，那就是有步驟地、穩健地從各省區的民主自治開始，為未來的民主中國奠定下第二塊堅實的基石。
我相信各省區的才俊決不會比臺灣少，也不會比香港少，各地的才俊高度地動員起來，一個和平的分而不散、統而不獨、民富國強的中國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上蒼未必眷顧我們，因為就怕我們自己不爭氣！
草擬於200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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