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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4/30
Subject: 《议报》 352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议报》 第352期 (2008年4月28日)
专题：北京表示将与达赖磋商
议和解之道
刘自立（北京）
通过三方谈判建立藏族自治
方觉（美国）
比战斗更英勇的是和解 --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吴稼祥（北京）
期待中央政府与达赖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和解智库
中共必须更换思想和路线
徐水良（美国）
支持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谈判
许志永（北京）
赞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接触磋商 -- "藏奸爱国"需警惕
张耀杰（北京）
北京公开称与达赖谈做法罕见
德国之声
专访达赖喇嘛驻美代表 谈中方同意恢复接触磋商
RFA
就欧美各国应当在西藏建立道义桥梁和观察窗口致欧美各国首脑书
陈泱潮
特稿
特权还是人权
彭 迪（北京）
改革30年
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
马立诚、
雷颐（北京）
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 -- 一个历史比较
陈奎德（美国）
大众议院
中国"青年节"放假意在何为？ -- "五四精神"被误导、阉割
牟传珩（山东）
册封达赖喇嘛？人民日报僭妄无知
伍老
虚无主义的西藏叛乱
虚无党徒
爱国，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
西风独自凉
人权与民运
促成人权爱国者联盟 -- 在欧洲理事会政治委员会听证会上的演讲（2008年4月17日）
杨建利（美国）
民间维权
从奶牛事件看中共权贵们的伪善无耻与非礼
黄晓敏（四川）
中国民众维权抗暴解体中共指导方针及细则说明
立即释放维权人士胡佳签名运动
香港记者协会
国际记者联会
联邦宪政
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于建嵘（北京）
缅甸国内外僧伽民众4月26日反宪法公投
貌强（缅甸）
两岸三地
台独有42% 请问统派剩多少？
石之瑜（台湾）
国民党大陆组织，春风吹又生
刘晓竹（美国）
地铁撒尿抠脚 陆客丑态百出 -- 网络论坛影片为证 港人讽没品 中国网友反击「抵制游港」
神州百态
所谓"三峡非法活人墓"
刘洪波（湖北）
"民奸"的特点
苏中杰
来稿照登
逐条逐句驳李洹
中国一草民
媒体脉动
为敏感词"脱敏"势在必行
昝爱宗（浙江）
果然是精神分裂
牧首湖畔
CNN的起落
龚小夏（美国）
思想文化
一个长期流传的美丽的谎言 -- 评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严家伟（四川）
文革期间"诗兽"黄翔对健全人性的表达
摩罗(北京)
思潮与政见：与听友谈科西嘉独立
法广中文部
主任
反右与文革
林昭在为我们寻找 --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观后
林达
反右受害者的人权还没有完全恢复
邓威
来稿照登
反西方华人的背景
陈道军（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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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解之道
刘自立（北京）
中共愿意和达赖喇嘛谈判了。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前此中国和解智库中人所说的与中共和解说，被这件事情证明为有希望、很正确呢？从中共的态势看，
究竟是强势一方伸出橄榄枝，抑或是弱势一方得道有助，正义取胜呢？谁又是强势，谁又是弱势呢？......这些问题的解析，会有助于解释和解，究为何物；和解，
是不是可能？和解，究竟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
首先，中共愿意和达赖谈----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并无任何诚意----如果果然愿意谈判，席卷全国的"批判"语言何以还是大行其道呢？宣传机器何以不
做任何一点收敛而只是在英文媒体上朦胧宣示呢？停止妖魔化谈判对手，是一个基本态度，愿意谈判的基本态度；比如，南北韩要是和谈或者缓和，就有此类做
法；中共内战时期，毛要赴渝，大公报也是不再称匪，等等。
第二，谈判条件，取决于哪些真实背景和实际情形，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比如，中美谈判，其中，华沙谈判旷日持久，没有结果；只是苏联所谓大兵压境，中苏
战争一触即发，传柯西京甚至要占领北京机场，才有周恩来和吉辛基来一个握手言和，以改变中国之处境为艰。前此台湾马英九说，解决问题（台湾问题）要等待
一个时机；时机不到，问题无法解决。他是指台湾主权的认同问题----台湾主权在国际认同上，有数种表述：中共表述，美国表述，台湾之民、国两党之两种表
述，等等）。马英九认为，如果国际局势不出现任何相应变局，就要一直搁置主权，云云。（见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那么，西藏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界国际背景成熟，国际势力参与，藏汉两种势力，宛如前此中苏美之较逐，出现类似中美和解之可能性呢？否。并未出现这样的可
能性；出现中共让步的可能性，只是源于一个奥运的进行。奥运开会，是不是牵涉到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之改变呢？亦为否。奥运中的反对或者支持力量，只不过
各自表述了他们传统的普世价值观和反普世价值观----即，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观。于是，并未出现世界格局整个演变的前提，存在于藏人和中共之间。中共也没
有必要改变他一以贯之的外交和内政政策。所以，出于一个临时应变的需要，其答应谈判的说法才应运而生，那仅仅是为了改变世界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抵制之之
需要。这个所谓的和解，其言之脆弱，其实之含混，却是很清楚的事情。藏、共双方，都没有做好实质性的谈判准备。中共之谈，是不谈；藏方之谈，筹码又在何
处？只是诉诸于价值判断吗？至于达赖喇嘛圆寂后，藏文化是不是会像满族文化一样消失，取决于国际势力的干预----国际势力的干预，是不是要背弃中共市场？
又是一个严重考量。
第三，谈判是一种实力对比。上溯中苏关系格局于六十年代末的改变，是基于中共内外交困的尴尬处境----是美国出于眼光短浅，救共、救毛于中美之间----这个
美国打中共牌，确实起到了遏制苏联之作用。以后，里根主义大胜苏联，不可说无中共之功。但是，从那时起，中美结交和往来，使得中共在实质上经济起飞，政
治强大，却是事实。这个过程如何演进，还尚待观察。于是，谈判双方的实力对比，现在，是不是滑向占据西方主流媒体之优势的达赖方面，抑或，中共采取应变
策略，只是用谈判拖住西方政治势力和舆论压力，以改变前此舆论的亏蚀状态，以达到谈而不判的朦胧效果，更是有待观察之事。
四，西藏事务，将会在何种背景下，才能真正实现达赖喇嘛所言之真正自治，实现大藏区统合藏人的民族诉求----这个偌大的议题，今天，仍然无解----更不会因
为现在好像要启动的中藏谈判，能够一蹴而就；不但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就是指望来一个藏汉之间类似华沙谈判那样旷日持久之举，也都并不现实。中共国家意
志，能否受治于西方的有限压力，而做出达赖方面满意的承诺----我们说，根本无望。谈判，只是一种姿态。重复而言，就如台湾问题一样，如果整个国际局势不
出现新的格局，西藏问题本不会根本改观。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几乎应该是殊途同归或者根本就无归路之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国际社会
听任中共政权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现实主张，含，绥靖台湾，拉拢国民党，搁置其主权诉求，赖此形成台湾永久不言主权----那么，台湾主权就永无界定之期。同
理，如果国际绥靖势力主导了整个局势，中共施行实质和解于藏人和达赖的政策，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西藏问题何以解决？通过什么渠道解决？中共又为什么
要解决之？给达赖一个藏区统合呢？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五，最后的可能性，来自人们一向所说，就是西藏问题之解决，取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个问题，既是国际间各种政治势力应该深思以虑之课题，更是中国人自
身，应该好自为之之责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藏，台，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相应政治课题，是不会得到任何解决的。中国大陆之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又不是一
笔可以划出的简单路线图。我们说，中共迫于所谓国际压力，同意和达赖喇嘛谈判一事，并不能证明和解时机已经出现。恰恰相反，这一轮所谓博弈和对峙，更加
说明，中共政治的无可塑性和其倒退到毛时代的民族主义，无理性主义；其大面积愤青的叫嚣行径，使得"费厄泼赖"论，变得更加困难。加之欧美的经济主义，
遂使得中共可以在一步不退的情形下，化解和解之道，回到原点。这是一个双方息事宁人的做法。这个做法，排除了事态发生以前的价值之争，采取了无是非主义
的政治态度。这样一来，人权谴责和道义申诉，就随着你好我和的潜规则游戏状态，重新展开。
六，这样，和解于达赖的谈判实质，其实，就是虚谈，膺和，不争论，不出声。这个趋势现在已经露出端倪。西方人士举行的与其说是抵制京奥，不如说是争取人
权，而所有这些抗争，就会随着这个谈判或者不谈而判，抑或不判而谈的姿态，被消解，被忘记甚至被断送。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中国内地，中共一向以来秉承的
掩饰，回避和曲解人权和民主之做法，会变得更加露骨和僵硬。在这样一种气氛里，不要说和民主派对谈，就是缘于西方压力而与达赖喇嘛之谈判，之和解，也会
归于子虚乌有的幻觉。一种不谈判的状态，现在让位给虚以为蛇的"太极之道"----难道这种"不战，而赫赫有功"之道，他们会不知道吗？
七，于是，给出的结论是，无论是政治逻辑，还是政治现实，和解于兹的道路之前提，根本无望存在。那些努力救党于兹的人士，那些努力发现中共让步之人士，
那些主张党不下台，只是改革之人士，他们现在，在看过新一轮愤青表演后，会做何感想呢？不是自由派的群众一呼而起，而是拥共机器人为虎作伥。这个事实表
明，和解于兹的势力，不单要说服中共党内派别，还要说服，首先是说服亲共愤青----这个任务可是艰巨！----我们的做法，根本不是讨论任何和解，而是要设法
争夺这一代！这一代愤青！这一代所有的青年！但是，在这个极权主义教育体制的培养下，这个做法是否奏效，尚不好说。
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和解之道的优势往往是取决于所谓强势一方。曼德拉的抗争，于德克勒克的有限宪政思维有关系，究竟是哪方做出妥协？----一如甘地和路德
金面对西方宪政和言论自由----他们在其体制内的博弈，对于中国根本不适用，不实际。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强势一方，其本身，本是无所皈依（法度和精神）的
政治实体，反对派方又如何秉持一种而不是N种游戏规则而从事呢？无规则谈判和无规则游戏，又如何可以进行下去呢？一贯以来，所言共党党内民主改革，其前
提，究竟是其本身的党章还是宪法呢？由意识形态约章规定的和解，究竟如何破除这个意识形态呢？破除之，是不是就违反了规则或者无规则呢？我们说，甘地并
未破除英国宪法----是不是中国人可以秉承中共宪法实行抗争呢？你如何对待马列和毛的头上之剑呢？你取消了毛之剑，又如何取消一党之政呢？你取消一党之
政，难道还会有和解吗？此1。
2，真相是和解之要。你法办亿万富翁之贪污犯，何谈宽容和和解之道呢？反之，你容忍这样的窃国之盗吗？我们说，这里，法律制裁是高于任何精神因素的严格
之道，而不是和解之道，或者干脆拆滥污。
3，在热兵器时代，武装到牙齿的政权，如何与你进行对等的谈判呢？他们赞同达赖与之谈判，是缘于国际压力----那么，国际压力从来不会取消政权控制的统一
市场----你们，或者我们，给予何种样子的实惠于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呢？民主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判别，如何取道于国际现实之局面呢？这些问题，是我们接续考
虑达赖喇嘛和谈之事的余绪，尚待细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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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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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方谈判建立藏族自治
方觉（美国）
中共政权武力镇压了最近的藏人反抗民族压迫之后，在这个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表示：愿意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
这不是中共政权解决藏区问题的新立场，而是中共政权拖延解决藏区问题的旧策略。
自2002年至2007年，中共政权已经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过6次之多，毫无实质性成果。之所以没有实质性成果：
第一，"接触"根本不是正式谈判。中共政权以往也一再否认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接触"是谈判。中共政权与藏族人民长期、尖锐、复杂、全面的矛盾，难道
能够通过非正式的"接触"解决？
第二，以往6次"接触" 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达赖喇嘛不是政党领袖，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是在政党基础上组建的。由党务机构"接触" 达
赖喇嘛私人代表完全不是解决藏区问题的恰当途径。
第三，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只能起信使作用，只是以私人身分联络中方。私人代表不具备谈判的政治地位，也不拥有谈判的政治受权。
第四，中共政权缺乏合理解决藏区问题的政治意愿。它只是利用徒有虚名的"接触"宣传中共的错误的民族制度和对藏政策，只是利用徒有虚名的"接触"缓和国
际社会对藏区状况的批评。
正是因为中共政权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6次"接触"毫无成效，所以今年3月10日起藏族人民再次反抗民族压迫。
这次民族反抗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新方向：
其一，这次民族反抗不仅出现在藏区的中心－西藏（即"卫"），而且出现在四川省西部的藏区（即"康"），出现在青海省的藏区（即"安多"），出现在甘肃
省南部的藏区（族群上接近"安多"）。中共政权对云南省西北部的藏区（族群上接近"康"）也实行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换言之，各个藏区、全体藏族人民都对
中共的民族压迫强烈不满。
其二，这次民族反抗超越了达赖喇嘛的诉求，以实际行动突破了中共政权对整个藏区的高压。采取实际行动的是年轻一代藏人。
因此，实质性的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不能回避藏族人民的新方向：
第一，从现实角度看，西藏流亡政府是经流亡藏人民主选举产生的，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从历史角度看，1959年3月前的西藏地方政府的
合法性，由1951年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确认，该协议同时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负责人。今天的西藏流亡政府与1959年3月后
被迫出境的西藏地方政府具有政治上和民族上的连续性。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应该是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的一方。
考虑到西藏流亡政府已经被迫出境49年，所以，参加谈判的西藏流亡政府一方应该有目前居住在西藏的藏民代表，特别需要有年轻一代藏人的代表。目前居住在
西藏的藏民代表应该由西藏人民民主推举产生。
第二，四川省西部藏区、青海省藏区、甘肃省南部藏区、云南省西北部藏区的藏民总人数同西藏的藏民总人数相当，这4个藏区同样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所以，
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应该包含这4个藏区的藏民代表，特别需要有年轻一代藏人的代表。参加谈判的这4个藏区的藏民代表应该分别由各藏区藏人民主推举产生。
这4个藏区的藏民代表可以共同组成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的一方。
第三，中国政府也是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的一方。
只有中国政府、西藏流亡政府、其它4个藏区的藏人代表的三方谈判，才充分具备政治代表性，才充分具备民族代表性，才充分具备区域代表性。不首先确立藏区
问题谈判的政治代表性、民族代表性、区域代表性，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藏区问题谈判，就永远解决不了藏区问题。
在确立了藏区问题谈判的政治代表性、民族代表性、区域代表性的前提下，藏区问题谈判的核心是建立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民族自治。
藏区的宗教自由问题需要谈判，藏区的文化传统保持问题需要谈判，藏区的人权问题需要谈判。但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藏区没有真正的民族自治。不触及
民族自治这个根本问题，就解决不了藏区的其它问题。
藏区的民族自治的基础是由藏人民主选举产生自治机构，由立法性的自治机构制定藏区的自治法规，由行政性的自治机构管理藏区的日常事务，由自治机构确立的
法院行使司法管辖。中国政府需要就藏区的民族自治相应调整中国的法律框架和地方结构，如：在宪法中增设藏族自治规定；颁行一部能够被大多数藏民接受的藏
族自治的基本法；改变中共的地方党委在藏区的最高领导地位；等等。
毫无疑问，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内部的守旧势力，完全不准备进行具有政治代表性、民族代表性、区域代表性的藏区问题谈判，更不准备建立真正的藏族自治。
他们虚伪地拟议的第七次"接触" 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当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结果。
在这种守旧和虚伪的态势下，藏区问题不会完结。
2008年4月27日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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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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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战斗更英勇的是和解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吴稼祥（北京）
"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这是我所可能听到的所有好消息中最好的消息了，比国民党胜选的消息还好，比股市大涨8000点还好，甚至比老杜当年听到的官军收复了蓟北的消息还好，好
过做梦娶媳妇，天上掉馅饼，猪嘴吐象牙，头胎生贵子......
我等这个消息等了7年。2001年5月23日上午，我在华盛顿拜见过他老人家，谈中国未来的联邦制问题，回国后通过朋友试图向有关方面递交一个纪要，不
知道送到没有。我能强烈感受到的，是他希望与中央政府恢复商谈的殷切心情。临走前，他送我一条哈达，微笑着指着哈达说：
"这哈达上织的是藏文，但哈达都是在汉区生产的。这本身就说明，汉藏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少数不明真相，甚至违背他老人家真实意图的藏人和喇嘛策动在拉萨打砸抢之后，在某些西方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歪曲报道之后，在某些西方
政客利用此机会自我炒作并给中国抹黑之后，在某些藏*独分子在北京奥运会火炬到达的所有地方制造事端之后，中央政府还能作出如此重大决定，从谴责到磋
商，从对抗到对话，这绝不是屈服于什么压力，而是超越了所有的对手和自己。此时此刻，进行这项危机决策，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勇气表现在三个高难动作上：
----超越形成于1987年春的西藏问题新反应模式：宁硬勿软。对西藏的怀柔政策曾经遭受到的批判，使得所有涉藏官员都像进了洞房的新郎。
----超越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以及旧体制时代对西方压力的逆反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凡是西方，就是敌人；凡是敌人，就要你反对的我赞成，你
赞成的我反对。
----超越中国传统的以牙还牙模式，在有人杀人放火之后，不是怀恨，而是怀柔。作为国家领袖知道，以牙还牙模式可以用来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不是用来对付你
希望他们成为自己国家一部分的那些公民。
有人以为，视死如归的战斗才是英勇无畏，其实，比战斗更英勇的是去拥抱宿敌，这需要战胜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和谐社会不是说说的，它从社会和解开始。
昨天拥抱国民党，国民党重返"大宝"；明天拥抱那位老人，国家可补裂缝。
智 慧表现在宣布这项决定的时机上：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意大利人巴罗佐率欧盟代表团访华圆满结束之际。如果说，这是一份大礼，它不是送给美国而是送给
欧盟 的，这是基于世界多极化的考虑；虽然送给欧盟，但不是送给萨科齐和法国，而是送给巴罗佐的。再过几个月，萨要代表法国接管欧盟，礼物送晚了，就等
于送给法 国和萨科齐了。萨是一个不高明的弄权者，从中国回去，就鼓动欧盟抵制中国奥运开幕式，遭遇危机后，又想把责任推给欧盟，并想在自己执掌欧盟后
再把给中国的 伤疤变成授予自己的勋章：让欧盟放弃抵制中国。
治大国不仅若烹小鲜，也若抱沧海。
2008年4月26--27日于北京（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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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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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中央政府与达赖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中国和解智库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国和解智库认为这是中央政府有关西藏问题态度的巨大转变，
对此予以高度的赞赏和肯定。
3月中旬，西藏爆发和平抗议之后，迅速向武力镇压和暴力反抗升级。中央政府一度指责达赖操控西藏骚乱，断言达赖奉行的"非暴力"路线是虚伪之辞，更有中
共西藏地方党委负责人声言达赖是"披着羊皮的狼"、"人面兽心"，导致汉藏民族关系高度紧张。
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骚乱的失策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已经有多名国家元首表示不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奥运圣火在全球传播更是引起国外民众、流亡藏人和
其他人权活动人士的严重抵制，北京奥运是否能够顺利举办面临严峻考验。
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中央政府终于正面回应达赖喇嘛多次提出的会谈要求。中国和解智库注意到，虽然新华社消息强调此次会谈是"中央政府有关部
门"和"达赖私人代表"之间的接触磋商，暗指是非正式和谈，但是此次会面的政治内涵非同一般，表明中央政府对与达赖不接触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政策开
始松动，西藏问题终于开启了谈判的大门，透露出一线和解的曙光。
就在中央政府表态准备与达赖和谈之前，海峡两岸的政治敌对气氛也极大程度地得到缓解。3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和布什总统电话连线的过程中，首次公
开宣示"一中各表"，随后4月12日的博鳌论坛上，胡锦涛和台湾候任副总统萧万长在海南省展开了历史性的会谈，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也已"登陆"在上海等
地进行五天四夜的谢票之旅，两岸的经贸交流将会有实质性的提升，不排除两岸在经贸议题得到落实之后，逐步开展政治性会谈。从台海和解到汉藏和解，中国和
解智库高度赞赏中国政府的巨大转变，同时拭目以待，期待更多议题的实质性会谈逐步展开。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一党专制政体，执政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般而言不肯轻易在没有足够的压力下与他视为属下的民众团体展开会谈、互动与和
解。1989年，中国大陆学生举行和平游行示威，要求政治改革、反对腐败，并以绝食相威胁，要求和中央政府对话，结果李鹏等中央对话代表居高临下的生硬
姿态让对话破裂，最后挑战中央权威的大学生等来了坦克和枪弹，千百名无辜市民和年轻学子喋血街头。
台海之所以和解，是因为如果大陆再不展现政治和解的诚意，台湾有可能和大陆渐行渐远，走向独立的不归之途，造成国家主权的彻底分裂；西藏问题之所以和
解，是因为西藏问题引起全球性的严重关切，杯葛北京奥运成为不少国家的共识，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的威胁与日俱增。否则，中央处理西藏问题很可能是以拖待
变，等到达赖喇嘛辞世后再行解决西藏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在开明力量的主导下终于展现出灵活务实的文明态度，愿意与达赖私人代表坐下来对话沟通，在谈判
桌上谋求解决纷争的办法。我们期待中共能够迎合在全球勃兴的和解精神，不仅开启国际影响较大的西藏和台湾问题的和解大门，还逐步疏通和国内民间政治反对
派的对话渠道，释放人权活动人士和政治异见人士，允许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见人士回国。
中国和解智库殷切期盼中央政府能尽快直接和达赖喇嘛面谈，就达赖喇嘛所提出的高度自治议题展开真诚的细致的探讨和协商。同时，中国和解智库判断，在中国
大陆没有实质性的宪政改革的前提下，西藏高度自治很难有理想的实质性结果。要求中共党委全面退出西藏，西藏实行普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民主改革尚有
一段艰辛的路要走。所以，和解智库建议，达赖喇嘛及其政治流亡政治力量应当把争取西藏自治和争取全国性的民主改革联系在一起，在全国性的政体改革的框架
下重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
如果西藏问题有实质性突破，国际社会应当予以肯定，并重新回归对北京奥运的支持，藏民也应当停止一切暴力活动和对奥运的干扰。对此，中国和解智库希望争
执双方都展现和解的诚意、耐心和胸怀。
200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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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冲突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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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必须更换思想和路线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徐水良（美国）
新华社终于证实，中共准备与达赖谈判。
西藏问题，是中共长期造成的。
这一次3月10日西藏抗暴纪念日游行，又是中共镇压，造成3月14日暴动，中共则暴力屠杀，引发全世界抗议。
但是，即使在3月14日以后，中共如果换一个思路，抛弃历来阶级斗争传统传下来的恶斗路线，采用和解路线，立刻邀请达赖喇嘛出席奥运开幕式，并谈判西藏
问题。那么，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严重冲突，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中共顽固拒绝和解路线，相反却拼命制造和激化汉藏矛盾，用全世界没有人相信的造谣手
法，丑化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使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结果，是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在全世界压力下，仍然不得不回谈判桌。
希望中共认真总结教训，改换思路，走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民族圈各族人民，有利于全世界的和解路线。这种和解路线，也许唯一不利的，只是不利于
反对派中包括本人在内的采取激进路线的派别的壮大。但是对于中国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说来，我们考虑的，只是世界的、中国的、人民的利益和民主事业的利益。
中共应该认识到，在西藏事件中，无论中共是采取和解路线，有利于自己和各方，还是采取恶斗路线，给自己套上绞索，对中国民主事业和反对派都没有坏处。所
以，他们采取何种路线，人们建议他们采取何种路线，都是为了中共自己的利益。
当然，中共要走和解路线还是一件好事，怕的是中共搞假的，搞欺骗，继续其长期恶习，情况不好时表面显示一下和解姿态，困难一过去，立刻故态依然，坚持甚
至变本加厉地坚持其恶斗路线。
当然，中共做出和解姿态，苦了国内和海外愤青、海外＂爱国＂亲共＂侨领＂、贪官子弟＂留学生＂、和积极过了头的胡安宁那样的奴仆！
至于像张庆黎那样应该对这次西藏事件负直接责任的封疆大吏，把中共过去的错误推到极端，甚至把达赖喇嘛说成＂豺狼＂，＂恶魔＂，这好像是中共领导人过去
也从没有说过的。中共要谈判，总不能与豺狼、恶魔谈呀！所以这次要与达赖喇嘛谈判，为了严肃吏治，明确责任，也为了谈判面子，必须首先撤销他的职务，以
便对内对外都有所交待。（网络文摘 2008-4-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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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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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谈判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许志永（北京）
每天都会打开新浪网看看，看西藏问题有什么新的进展，一直为政府的没有道理的强硬立场而担忧。今天终于看到了一则好消息。
"新华网北京4月25日电，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
商。"
且不管是国际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还是真诚地改变民族政策，总归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然希望是后者。
西藏问题困难的根本在于如何物取得藏人的认同，甘心情愿地认同中国。泼了太多的脏水，除了弄脏了自己没有别的用处。在西藏搞政治运动，强迫藏人与达赖喇
嘛划清界限，就如同强迫所有的基督徒辱骂基督与基督划清界限一样，怎么可能获得认同？
现代社会了，奥运会了，经济全球化了，再用古代的边疆政策已经不可行了。中国政府也应懂得什么是公共关系，什么是自治，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联邦制。为这
两天来外交政策开始回归理性而欣慰。
2008-4-25（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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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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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接触磋商
--"藏奸爱国"需警惕
张耀杰（北京）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副主任、省部级高官段义和，指使当警察的亲戚炸死了来自农村的小情妇，从来没有人说过是领导段义和的最高权力集团幕后指
使策划了这一恶性事件。但是，西X藏Z自治区发生了所谓"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却被宣传机器一口咬定是由流亡境外的达DL赖集团幕后指使策划的。
接下来，便有许多有地位、有官衔的藏人和自以为"代表"藏人的非藏人，大骂达DL赖是"披着袈裟的狼"。我把这样的藏人和非藏人，统称为"藏奸"。我把
由这样的"藏奸"所标榜宣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叫做"藏奸爱国主义"和"藏奸民族主义"。在我看来，这种"藏奸爱国主义"和"藏奸民族主义"，才是
大陆中国的奇耻大辱。凡是有良知的海外华人和大陆中国人，都应该高度警惕这样的"藏奸爱国"。
2007年12月31日，我在自己注册的多个网络博客中贴出一篇短文《记一位不能回家的朋友》，同时配发了曾金燕与达DL赖活佛的一张珍贵合影。在随后
的一段时间里，我当面询问过许多看过我的博客文章的朋友："你认识不认识和曾金燕合影的那个出家僧人？"得到的回答全部是："不认识！"
正是因为大陆中国的所有媒体，多少年来从来不允许正面报道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正大光明的和平活动及其影像资料，绝大多数的大陆中国人，
是不认识达DL赖活佛的。且不说达DL赖活佛一直坚持不懈地向全人类公开宣传非暴力、反藏独的文明理念；也不说在他的支持之下一部分西X藏Z人已经在印
度建立了高度民主化的流亡自治政府；仅仅基于绝大多数大陆中国人根本不认识达DL赖活佛的客观现实，年事已高的达DL赖活佛也不大可能从事所谓"分裂祖
国"的政治活动。稍微知道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真正出卖大陆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偏偏就是被宣传机器吹嘘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伪爱国主义
者。
1915年2月5日，正当袁世凯及中华民国政府就日本方面强横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进行艰难谈判的时候，是孙中山、陈其美等人擅自代表整个国家与日本
方面秘密签订了一份旨在卖国求援的《中日盟约》，袁世凯力争幸免的关系国家主权的重要条款，几乎全部被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主动奉送给了日本人。假如这份
《中日盟约》能够兑现的话，中国就会像当时的韩国一样，完全堕落为日本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到了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又擅自代表整个国家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秘密签订卖国求援的"联合宣言"。面对国民党内部的种种异议，孙中山提供的
自我辩护竟然是"朕即国家"或者说是"朕即国父"的救国爱国："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
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
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充当共产国际秘密成员之后，为极力颠覆国民党"一党训政"的中华民国，不辞辛苦地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提供了大批来自苏联的金
钱物资甚至于武器弹药。......
到了1950年2月24日，当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郭沫若在最高级的宣传机器《人民日报》中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公然为"蒙独"大唱
赞歌："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
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
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
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
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
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
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假如把这段话中的"外蒙古"转换成为"西X藏Z"，同样的道理是："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西X藏Z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
家。但是请问。西X藏Z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西X藏Z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西X藏Z，在政治经济
方面压迫西X藏Z人民，这才激起西X藏Z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再请问，由于西X藏Z的独立，在国际社会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
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从另一方面说，被英国人整整殖民了一百年的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采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弹性政策，切实可行地保证了香港作为大陆
中国的文明净土的特区地位。已经建立高度民主化的流亡自治政府的西X藏Z人，为什么不可以回归"西X藏Z"，在整个藏区建立一个香港式的"一国两制、藏
人治藏、高度自治"的西X藏Z特区呢？！......
一个男人与自己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自然是不容外人干涉的家庭私事；但是，这个男人假如在自己家中强奸甚至残害了自己的妻子，就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暴力犯罪。
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政权尽职尽责地为本国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自然是不容干涉的国家内政；但是，假如这个国家动用军警大规模武装镇压本国人民，就犯下了
严重侵犯人权的反人类罪。鉴于西X藏Z目前的严重局势，鉴于中国社会新闻出版不自由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人权组织必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深入
藏区实地调查。各种各样的"藏奸"们所发表的极端妖魔化达DL赖活佛的"爱国"话语，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相信的。
我自己完全明白写作这样一篇文章的个人代价和政治风险。之所以要坚持写作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一直都是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伪
爱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和受害者。我的爷爷和大爷爷是在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中被活活饿死的，我自己从小就生活在饥寒交迫加红色恐怖之中。在我的家人饥寒交
迫甚至于活活饿死的情况下，本国政权慷慨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额竟然高达人均4000元之多。在中国人住房待遇还不如欧洲国家法定的牧羊犬待遇的情况下，
阿尔巴尼亚用中国的钢筋水泥先是建了数万个用不着的地堡，又把地堡当鸡舍，实在糟蹋不了，又用来建造了上万个烈士纪念碑。
关于包括"藏奸爱国"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伪爱国主义和伪民族主义，秦晖先生曾经有过经典到位的理性分析：本世纪伊始，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就因为列强同情"康
梁逆党"并反对废黜光绪帝而佛心大怒。这个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自家园林的慈禧太后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说不"壮举，同时向世界列强"宣战"。几十万拳民被
她召来攻打各国驻华大使馆，在她半真半假的"说不"游戏中尸横遍地。而当八国联军蹂躏神州大地时，老佛爷为了保住她的权势又连声说"是"了。"说不"也
罢，"说是"也好，亿兆国人在她眼里都不过是"家奴"而已，她可以大批驱使"家奴"去当炮灰，也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甚至拿成千上万的"家奴"人
头作礼物献给"友邦"！因此，"中国可以说不"要真有意义，中国公民就应该首先在自己的国家内部拥有"说不"的权利。没有公民的尊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民族尊严。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
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借用鲁迅的话说，中国五千的前文明历史或者说是非文明历史，一直都是中国人奴役杀戮中国人的"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历史，而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明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家、爱民族，所要热爱的是既要保障本国人的基本人权又要尊重外国人和外族人的基本人权的现代文明国
家，而不是极端维护"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的"藏奸爱国"及"汉奸爱国"。
2008-4-12于北京家中--原载《民主中国》/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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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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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开称与达赖谈做法罕见
--"藏奸爱国"需警惕
德国之声
港媒关注：谁将代表中共高层与谁谈什么？抵制家乐福的爱国行动来得快去得快. 今天，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日本长野举行，引起广泛关注。在中国国内，北京
昨天宣布与达赖私人代表再次举行会谈，也引起密切关注。同时，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似有降温趋势，但中国官方仍相当紧张。
昨天下午，北京忽然宣布将与达赖私人代表举行会谈。对此，今天的香港《明报》发表报道称，北京这次公布将与达赖代表接触的做法堪称罕见，因为历史上双方
的 多次接触都秘而不宣。报道写道："1979年开始，北京主要是通过中国驻印度使馆与达赖接触，曾4次允许达赖派代表回国考察。......2000年，52
个国家代表参与的「第三届西藏组织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大会作出决议，「如果在未来3年内，不能促成与北京政府的谈判，西藏自治的呼吁得不到实质性进
展，与会成员国将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合法政府，并鼓励西藏政府考虑它的独立地位」，到了2002年9月，北京终恢复与达赖私人代表对话，达赖的二哥
嘉乐顿珠更以私人名义访问北京、拉萨和老家宗喀达泽村等地。"
报道接着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团派出身、被外界视为中共总书记嫡系的前统战部长王兆国(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人大副委员长)，以及刘延东(现中共政
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曾先后与达赖私人代表会面，刘延东更是长期直接负责与达赖方面的会谈。因此，就算日后与达赖代表的会谈由现任统战部长杜青林主
理，但相信兼管统战事务的刘延东也掌握全部对谈事务。"
中国的排外行动来得快，去得快
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的排外行动来得快，去得快。文章写道:"过去一星期，全国十多个大城市出现
各种针对法国的抗议行动，其中以抵制法商的家乐福超级市场，最为瞩目。......不过，愤青的热闹不可能持续，中国的「稳定」也经不起这种折腾，官方也担心引
火烧身，社会上积累的怨气也可能被诱发出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因此，官方舆论近日率先变调。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分别撰文，为这波「爱国激情」
降温。......事实上，旷日持久的反外运动，不仅可能脱轨失控，还会引发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进一步对抗，不利北京所说的办一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更重要
的是，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开罪外国投资者，破坏来之不易的投资环境。"
《苹果日报》本周还发表署名"李平"的文章称，中国当局的京奥焦虑症越来越严重。文章写道："京奥焦虑症有三大病徵：其一，安全焦虑症。防范恐怖分子确
有必要，但将范围无限扩大，连在东莞办个会展都不予批准，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其二，言论恐惧症。担心民间的不同声音影响京奥举办，因此严格审查网上言
论，甚至将声称「要人权不要奥运」的杨春林和维权人士胡佳判囚。其三，经济焦虑症。担心京奥拉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进步，其后会滑坡，因此宁愿先煞
车，结果令股市一蹶不振，直到民怨沸腾，又急急忙忙接连推出救市措施。令人慨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文章最后写道："要治疗京奥焦虑症，一来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二来有必要在高官和激进民族主义者之中再进行一场奥运的育，别看他们口口声声反对奥运
政治化，但正是他们令奥运这场体育盛事，过多地被当作政治表演、刺激经济、融合社会的手段，远远脱离了它所能够承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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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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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达赖喇嘛驻美代表 谈中方同意恢复接触磋商
--"藏奸爱国"需警惕
RFA
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并准备近日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就西藏问题进行接触磋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代表扎西旺堆先生就此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并发表
意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采访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五报道，考虑到达赖喇嘛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就西藏问题进
行接触磋商。
达赖喇嘛驻美国代表扎西旺堆先生就此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我们已经注意到新华社4月25日，关于中国政府希望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举行会谈的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长期以来，特别是从今年3月10号，一直希望与中国的人民和政府取得联络。真正面对面地就解决西藏问题，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磋
商。
达赖喇嘛不但早在3月19日，就向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派遣了私人特使，甚至提出派遣代表团以平息西藏的局势。目前，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最担忧的是
西藏人们的命运，对此达赖喇嘛的特使一直在为能早日会谈，解决西藏问题，与中国政府保持不断的接触。"
在谈到即将到来的与中方会谈中，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何期望时，扎西旺堆先生表示：
"我们首先关心的是那些被捕入狱，和伤亡人员的命运问题，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镇压行动。我们会从外部社会提供援助。 接下来，在正式的对话当中，我们的
希望是，双方能够更加开明，诚恳，为实质性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条件。"
数十年来，中国政府批评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但这样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不能消除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信徒们心中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处理好与达
赖喇嘛的关系有助于中国改善民族关系以解决西藏问题。
美国俄勒冈州威莱大学的周锡娟教授认为:
"有会谈才可以有沟通，有沟通才可以解决问题。我希望双方都从大局考虑，尽量解决具体问题，不要纠缠在相互攻击、相互指责的阶段上。希望为西藏的将来考
虑，为西藏的和平发展，为西藏的民生利益考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2008-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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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欢迎中国官员会见其代表
美国之音中文部 /华盛顿 / 2008年4月26日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他欢迎中国官员愿意会晤他的代表，但是他说，谈判必须是认真的。这位流亡的佛教领袖星期六在新德里被问道他如何看待中国最
新发布的有关声明。这次会晤将是上个月西藏出现抗议活动以来的第一次。
中国政府星期五表示，有关官员同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会晤。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说，在整个抗议期间，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保持着联络。但是桑东
说，双方正式恢复谈判的前提是西藏地区的局势需要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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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欢迎中国提出谈判
(BBC) 结束对美国访问周六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中国政府周五（4月25日）提出的谈判表示欢迎，但希望会谈有实际意
义。
达赖喇嘛说，这当然取决于是什么样的会谈，如果是严肃的会谈再欢迎不过，如果仅仅是见见面，则没有什么意义。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官方新华社在周五发表的新闻稿已经软化语调，称"达赖方面"而非"达赖集团"，周六出版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不显眼位置刊
登谈判消息时，却配以几乎整版批判达赖及其支持者以及颂扬西藏建设成就的文章。
因此国际上有西藏问题学者开始怀疑中国这次提出的接触在多大程度上是有诚意的谈判，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奥运来临之际的公关姿态。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目前的批判是一种谈判策略，旨在推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使达赖喇嘛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周五报道，"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近日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但报道也提到希望通过接触磋商，"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
件。
达赖喇嘛此前一直声明不谋求西藏独立、没有策划最近发生在西藏的暴力活动，也支持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
达赖喇嘛秘书丹增*塔克拉说，三月的西藏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一直努力恢复和中国领导人及中国人民的接触。
"中间路线"
另外，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桑佩周五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如果谈判邀请得到证实，会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
桑佩同时表示，达赖喇嘛一直反对暴力，并致力于呼吁海外藏人克制。在未来的谈判中，他们也仍将坚持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中间路线"。
今年三月西藏发生的抗议和骚乱以及后来在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过程中遇到的以西藏支持者为主的抗议使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出现紧张。
为此，包括法国总统萨尔科奇在内的多为国际政要都呼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政策小组也曾提出愿意就此赴北京谈判。
虽然没有取得具体进展，达赖喇嘛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最新的一轮谈判是去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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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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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美各国应当在西藏建立道义桥梁和观察窗口致欧美各国首脑书
--"藏奸爱国"需警惕
陈泱潮
布什总统等欧美各国首脑：
中共近日表示愿意和达赖喇嘛接触对话，这是值得欢迎的举措。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共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举措，主要是源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为了尽可能排除成功举办北京奥运的阻力。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权
宜之计"，"旨在蒙混过关"。
在中共未曾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之前，中共与达赖喇嘛的任何接触对话，都不可能怀抱诚意，因而，都不可能使西藏问题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良性的进展
和改变。这已经为过去多年来中共与达赖喇嘛方面的若干次接触对话的实际经验所证明。
鉴于中共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鉴于中共毫无人权保障的意识，鉴于中共频频使用暴力手段不惜动用庞大野战部队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在西藏问题得不到妥善的
根本解决的情况下，西藏将始终会继续产生突发的暴力事件。因此，我们认为，欧美和一切具有正义公正立场的国家，应当乘此时机，要求在拉萨设立领事馆或者
办事处。
只有这样，才可能随时近距离观察西藏事态的真实情况，有效避免再次发生1989年3月和今年3月在西藏的暴力事件真相扑朔迷离不清不楚的状况。如果事件
发生后，事实真相老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必然给国际社会徒增困扰，必然造成中共长期刻意煽动形成的中国民众的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纳粹化，
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纳粹化，将被中共好战分子所利用，使中国走上社会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详见陈泱潮重要文章：《【中共超法西斯核恐怖捆绑战略】的出
笼说明了什么？》http://www.boxun.com/hero/chenyc/236_1.shtml 和http://
www.boxun.com/hero/chenyc/237_1.shtml ）！
欧美各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应当从这次中共国组织海外红卫兵发扬纳粹精神示威的狂热事件中，对中共国有可能走上社会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有所警觉。
多年以前，当斯大林力图通过封锁西柏林，迫使西柏林降服于斯大林魔掌的时候，是欧美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建立了"空中桥梁"，对西柏林提供了及时的持续的
必要的援助，才使西柏林得以战胜斯大林的阴谋，维护了民主自由，最终为推倒柏林墙作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西藏人民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特此呼吁欧美各国不失时机要求在西藏首府拉萨，开设领事馆或者办事处，建立真相
观察窗口，建立道义桥梁。这对于加强与中共国的沟通和了解，这对于维护西藏民众的权益，这对于维护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帮助全体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民主
人权保障，都是非常之必要的。
专此布达！
中华合众国筹备委员会
执笔人：陈泱潮（陈尔晋）
2008-4-27日于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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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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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还是人权
--"藏奸爱国"需警惕
彭 迪（北京）
"宣传"这个词汇我们用得很频繁广泛，领导对宣传工作十分重视，管理的规则很多，有公开的，内部的，有见诸文字的，还有许多口头指示。本人从事的新闻工
作也划归宣传工作范畴，天天都忙于"宣传。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离了宣传就不行。但"宣传"的涵义是什么，有哪些规则，这些规则的利弊如何，是通过什么程序
和由什么人定的，有什么法律和理论依据，如此等等。，对这许多问题，过去都没有深究，因为探讨这些问题本身就可能触犯"宣传"规则。。现在领导提倡改革
开放，应该是打破这禁区的时间了。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自己的体会感想和经验教训。
第一，从字面的意义谈起，"宣传"是个中性的词汇，意思是向公众传送信息或发表意见，本来应该反映客观事实和揭示传播真理，但事在人为，它可以用来传播
事实和真理，也可以散布谬误和谎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滥用为政党的主观意志服务而失去或损害其应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中国大陆，"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手段和官方行为。这种传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共产党上台后，一仍其旧。两家大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除了
各自的机关报刊杂志等以外都有统管全民带有强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官方宣传机构。如今，台湾早已取消了这种制度，而在大陆，这种官僚机构--中央宣传部
(简称中宣部)的权力越来越大，达到荒谬的程度，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国际形象的损害不可估量。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应该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党并不严格恪守这个原则。多年来，我们片面渲染领导政绩，过分
强调人民对党的歌颂感谢，助长对党和个人崇拜之风。；对缺点错误的报道，往往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宣传对国家事务的透明度和
人民的知情权如何重视，而实际上对重大问题，如官方政策失误，高层的人事变化，或涉及要人的深层腐败现象，皆讳莫如深，平民百姓既不知情，也无权问津。
本应公开进行的让人民了解监督和参与的国家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也成了国家机密。过去是由元老像皇帝那样指定，现在通过暗箱操作推选，连他们在选举会上得
票多少都不可告人。新闻记者如发表议论和预测就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论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们一贯声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欢迎批评，有错就改。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党领导并不预期或欢迎批评。许
多独立思考，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好心人，相信党的宣传，看到领导的缺点错误，发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的观点政策，反而被划为阶级敌人，戴上右
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三反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甚至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受害者不计其
数，造成全国政治气氛恐惧，鸦雀无声，民意堵塞。。在大跃进运动营造声势，煽动群众，反对右倾，谎假连天的宣传鼓动下，人疲粮尽，工业混乱凋零，农村大
片饥荒，饿殍遍野，数以千万计，有些地区甚至人相食充饥。。这种明明是领导严重失策的人祸造成的恶果，我们却宣传说主要是因为天灾。事后，国家主席刘少
奇总结教训，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人祸。。他感慨地说，那时的"人民日报"(的宣传)没有比有好。。没想到正因为他说了一些与主流宣传不同的真话，后来被迫
害惨死。
整风运动是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必修课，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得参加。更早时期的历史，我不直接了解。从延安开始到全国解放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没有
哪次是出自群众自觉自愿，都是由领导从宣传鼓动开始，发表一些理论文章，规定一些思想言论标准，要求大家学习，一方面以强加于人的宣传手段灌输我党的理
论思想和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命令各人对照检查交代自己的真实思想和被领导怀疑的个人历史问题。整风的方法多样，时而阳谋，强迫命令，时而阳谋，引蛇出
洞，把群众运动得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从而达到思想上强求一致，组织上整治清洗的目的。对检查不合标准或不承认错误或莫须有的罪行的，就组织大会小会批
斗围攻，施加压力，甚至使用逼供手段，制造冤案，有的送进监狱折磨，有的下放山区荒地劳动，造成人身伤害，家破人亡，不知道伤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和知识精
英。对这种被人们称之为洗脑的"整风运动"，我们党领导和宣传家们文过饰非，给予高度评价，总是强调整风运动的意义伟大，党的领导正确，错误最多是"扩
大化"而已，而且都是下面执行中的问题。至于对数以百万人计受迫害而造成的身心伤害和死亡的事实，基本上没有向公众如实交代和正式认错，更无道歉一
说。
共产党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和正常的，改了就好。但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如何伟大英明。毛泽东的神话破灭以后，我们的宣传调子谦虚了一点，但
进步有限。党领导人的讲话或党的决议一经公布，就是定论，领导人的发言，一律被宣称做作"重要讲话"，不管内容是否真的重要。人民群众还没有来得及阅读
讨论，宣传部门立即要求全国媒体大力宣传人民如何热烈拥护歌颂。为了营造宣传声势，中央往往下达指示，要求各省市响应表态效忠。这种统一思想的宣传攻势
铺天盖地，华而不实，内容大都是重复领导人的原话，很少新意。总之，领导人的形象继续被宣传刻画得高人一等，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们的缺点
错误或对他们的品行提出质疑。他们没有一点幽默感。政治漫画在中国已濒临灭绝。政治杂文失去了它的锋芒。毛泽东倒是不讳言，他说过：鲁迅如活到今天，要
么他不写杂文，要么他被送进监狱！"
总之，建国以来，封锁新闻，蒙蔽群众，查禁书报，控制言论，拒绝批评，打击异己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整胡风，批武训，反右派，评海瑞，到文化大革命，都
是以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开始，以大规模整肃告终。一言九鼎，以言治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问题是直到现在，对有关上述问题的反思、探讨
的建议和回忆文章，还被中宣部禁止封杀。这种禁令实在见不得人，不敢见诸文件，就用口头或电话下达，可见其理亏心虚。。
我们的国际宣传也应该是实事求是，向人民通报，而不是掩盖或歪曲事实。但我们宣传部门对已经发生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也向中国人保密，强调根据政治
需要，以所谓"舆论导向"的取舍来决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许报道，应该怎么报道。这些"舆论导向"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二战后西方
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从恢复到发展，突飞猛进，把我国远远地甩在时代的后面，而我们的宣传方针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
天天烂下去"，竭力夸大近代文明国家的缺点和问题，尤其对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观如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尊重人权，人道主义等，都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传
染病毒，采取仇视排斥(实际上是恐惧)的态度，惟恐中国人染上这种"病毒"，中国的专政制度就土崩瓦解了。
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工作时，根据中央指示，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这种人类破天荒的创举，不予报道。轰动一时的由两个基层美国记者对白宫违法活动的揭发，导
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也不让报道。对外国的工会组织，我们斥之为"黄色工会"；对一些反对独裁专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领袖人物，如波兰的瓦
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缅甸的昂山素姬等道义领袖，在宣传上受到中国的冷落。大量事实说明，苏联东欧的解体主要是由于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斗争
的胜利，我们的宣传报道不但不站在各国人民的立场表示欢迎，反而硬说是美国干涉的结果，似乎美国居然能掌握各国人民的命运。。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领
导对外国人民的游行示威，要求民主，甚至排队投票选举的消息都很敏感，要求在报道中要注意分寸。这样来掌握"舆论导向"，其实就是掩盖客观事实，反映了
我们领导对人民对自己都缺乏信心。直至今天，我们的宣传部还在不断要求媒体掌握好"舆论导向"，不惜偏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蒙蔽歪曲事实真相。有关部门还
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人力和技术手段，建立防火墙，企图封杀互联网中的所谓敏感信息。好在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控制舆论的措施越来越失灵了。有
些事情是你越禁，人们就越感兴趣。如某些被禁止发行的书刊，倒成了畅销的读物。官方的查禁，往往为被禁者作了义务推销广告。
第二，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有一件罕见的怪事，有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张民办报刊，可以自由选用新闻信息和发表各种政见。这个大国就是中国大陆。它的依据
是"工具论"或"喉舌论"，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工具或喉舌，不容许发表异议。根据党的指示，全国人民说什么，不说什么，该怎么说，甚至该
怎么想，都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特别是在事关全民权益的问题上，十三亿人民只容许一种意见，如有异议，就要受到不同方式的惩罚，歧视，改造甚至迫害。这
是我们宣传部门最荒谬、最落后甚至可以说最反时代的做法。
坦率地说，"工具论"或"喉舌论"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更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既然自己宣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应该是人民的工
具，而人民不应该是党的工具。党可以有自己的机关报刊，充当它的喉舌或工具，但无权将全国的媒体划归己有。每个公民都有谈论国事和宣传自己意见的权利。
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某些物质的东西收归国有，但不可以随随便便由哪一个政党或政府将人民的精神权利，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收归
国有或党有。许多有识人士一再建议领导高台贵手，开放言论，集思广益，多听听不同意见，少要求"舆论一律"，收回强加于全国媒体的"工具论"。但这种积
极的建议被领导认为是离经叛道，充耳不闻。
这种做法是地地道道的专制主，违反宪法，不合情理，实际上也办不到。在世界日趋多元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十三亿中国人民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意见。在
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政党有什么权力强迫人民都同党保持一致。其实，那些口头表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有的是真心诚意，但被迫讲假话的也不
少，有的为了明哲保身，有的为了升官发财，其中包括数不清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贪污腐化份子。所幸还有不少敢于公开要求维护人权，反对这种专制统治的党内外
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一直在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呐喊。中国人民解放眼看就到60年了，为什么迟至今日还不能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只能匍
伏在中央宣传部这样一个超权威、低智商的思想和言论警察局之下，充当驯服工具呢?难道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坚决改变吗?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维护宪法，争取民主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多年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不绝于耳，共产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也叫喊了好几十年。我年轻的时候也充满着热情喊呀，唱呀。。现
在，按中宣部的示意，在电视节目中听到这类歌声和口号时，想起我们党解放后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对人的伤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我的党性实在跟不上
我们的领导。
现在改革开放，情况大有改进，但领导特别是中宣部的基本观点未变。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一劳永逸杜绝不同政见(包括许多善意的建议)，保证全国各级领导和
人大代表和党绝对保持一致，所谓"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挂帅)仍然是考核干部，职员，学生的首要条件，其实就是要求人人都无条件地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一套原则是由少数党领导人提出，没有经全国党支部讨论，更没有征求全国公民的意见，就写进国家宪法。。
考核干部的标准，应该超越党派一家的立场，由广大人民讨论以取得共识。胡锦涛同志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一个超越党派利益的范例。国家对负责
干部和优秀学生的要求主要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包括爱国爱民，无私无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勇于独立思考，善于改革创新，严于
律己，宽于待人，勤奋工作，廉洁奉公，有仁爱之心和民主的作风等等。这些美德有的来自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有的吸取近代世界文明的结晶，它们具有普世价
值，不受党派偏见扭曲。选拔培养这样的人才取代那些入党做官，以权谋私，口是心非，贪赃枉法的腐化份子，国家和党才有希望。
第三，宣传自己的信仰主张是正当的，但任何理论或主义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不能禁止讨论批评质疑或否定，更不能动用国家
专政手段强加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领导下，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开始破除各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批判"凡是
派"，向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转化。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来之不易，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这个转化并不是一帆风顺。老的"凡是派"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新的"凡是派"又接踵而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开始还政于民，广大的农民和市民
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力，释放他们的智慧和潜能，经济突飞猛进，不仅改善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改变了国家的经济面貌，大步加强了我国的实力，成绩
伟大。人民和领导都有功劳，但许多改革政策是人民领先，突破"凡是派"领导的阻力而取得的。物权法的制定和通过是很大的进步，但农民要求归还土地，老百
姓要求摆脱恶吏欺压，人民要求言论自由，律师和记者要求安全保证等基本人权问题的解决还遥遥无期。。
在理论战线上这个转化更加复杂。具体政策的是非问题，比较容易识别。理论研究是少数人的专利。相对而言，研究政治理论的人不多，其中不受党派政治和个人
利害影响的理论家就更少了。对一般干部或百姓来说理论问题相当唬人。本人入党时宣誓为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时心里向导和理解的是为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
由平等公平的理想社会，并没有钻研过理论，只读过一些一般的政治理论书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非常肤浅，并没有认为马列主义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理论。后
来通过学习党组织指定的干部必读的马列和斯大林的着作。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宣传口号在我国震耳欲聋的年代里，我对那些书本的学习，囫囵吞枣，
紧跟党的宣传指示，坚信只能信奉一种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的主义和思想都是邪门歪道。实践证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问题已经失败，马克思
本人就反对这种形而上学。但我们有些人至今还充满怀旧的心情，拒绝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对待理论问题。。回想当年胡适倡导"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实
事"时，我们横加批判。其实，他重视实践的观点比我们高明。成熟的政治家对各种时行的主义或理论，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们重视理论，但又不受理论教条的
束缚。像马克思这样伟大的理论家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唯一的绝对真理。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指出真理"不属于我一个
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他进一步质问那些封杀不同意见，只允许一种观点的书报检查官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
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发现自己的理论过时或错误时，他毫不留情
地自我批评修正。显然，他并不提倡迷信，也反对一花独放。
马恩两位大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尊重和继续学习他们的理论，但对他们150年前的着作，也应像党中央提倡的那样，以科学发展的观点对待，结合实际，
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将马克思主义神化，成为唯一的绝对的真理，排斥其他更加切合实际和更加进步的理论而作茧自缚，而应该实事求
是，兼容并蓄，不受什么主义的局限，为真理而奋斗不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创新的能量。问题是领导要相信群众，鼓励和释放他(她)们的积极
性，多多提供新思想，新经验，新建议，而不应该专门建立一个党中央的宣传部来堵塞和扼杀人民应有的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
我最近读到张博树先生一篇关于新闻制度改革的文章，使我感慨不已。根据他的资料，1896年中国出版的《强学报》就提出民间办报有助于"广人才，助变
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紧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孙中山认为"言论
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邵飘萍办的《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独
立之言论，然后才有独立之国。。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这方面，我们党的思想境界比起我们的先辈实在是倒退了一百多年。
比起西方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更是落后。例如：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对内民主制度也远非完善，但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偶然的。仅举一
例。美国宪法1788年被国会批准后，在人民广泛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1791年增补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国会制定妨碍人民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法律。
这一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美国的政治家也有许多高人之处。我的学友沈恒在一篇有声有色的文章中，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这位美国开国元勋战胜了英国殖民军，就
宣告不再继任总统。在众望所归，万般无奈下当第二届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实际上只讲了一句宣誓的话:"我遵从宪法，努力完成我的职责"。文章指出，华盛
顿"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任何主义，你要喊它华盛顿万岁!他立马会跟你翻脸，认为你是侮辱他，骂他。"不得不承认，200多年前美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美国
政治家的谦虚宽容度比现在的中国人高。
比起香港，我们大陆也相当落后。香港的媒体很活跃，消息灵通，思想开放。尽管它受到北京的约束，但更加像个现代社会。它的凤凰影视内容丰富生动，敢反映
真情和讲真话，消息闭塞的大陆视众尤其欢迎。可惜又受到中宣部的限制，只有部分人能收视。顺便指出，大陆的报刊电视可以在香港普及，出入自由，但香港的
许多报刊杂志竟被严格禁止进入大陆，电视也受到限制。既然是同一个国家，这种关系不大平等。它也反映了大陆在政治上和宣传上的被动和弱势，经不起公平竞
争比较。。
应该老实承认我们的差距和弱点。公道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中宣部的问题，但它确实很不得人心，比它上级更厉害，被人们称之为阎王店。它那个既无法律
效力又无学术权威的阅评组更是臭名昭着。中国要迎头赶上时代，必须搬走像中宣部这样的绊脚石。于国于民于党，利莫大焉! (完)
[相关链接] 新华社出版的一份《参考消息》报，是专门选登西方通讯社的报道、评论的，最初专供中共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以了解国际舆论。后来逐步扩大发
行面，如今随着改革开放，普通百姓也能订阅了。此前，阅读参考的读者，无不遵循毛氏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
对。"完全不顾其内容是否客观公正。现在当然有所不同，因为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好坏话都要听。为此，编者对外电的处理，除原文照登外，只能在标题
上显示我方的立场，以示导向。随便捡一个例子：[路透社华盛顿4月23日电]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23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个听证会时，敦促中
国政府与达赖进行对话，以达成西藏的和平与稳定...... 他称达赖是中国政府要对话的最佳藏人对象，"因为他是藏人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
人，公开诋毁达赖无助于缓解西藏局势"......但是，这条消息的标题却是：《内格罗蓬特竟称达赖"爱好和平"》，完全歪曲了路透社电讯客观报道的积极意义。
这就是中国官方宣传的手法。聪明的读者正是从这些明贬暗褒的文章标题中，了解问题的内涵。 （梁 辛2008/4/25）
（《议报》注：彭迪为新华社前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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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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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
--"藏奸爱国"需警惕
马立诚、
雷颐（北京）
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
马立诚（退休前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当前的历
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
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
把握，很有益处。
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
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
革。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
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
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
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
马立诚：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
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
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探索这个问
题，也是我的好奇心。
历史上，文化弊端是怎样阻碍改革的
雷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
遇到的问题，不足为怪。但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我们可以
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样阻碍改革的。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
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
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
名上替他辩护。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
马立诚：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也很可悲。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上，折射出当时朝野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说，幸亏清朝的兵
不够强，假如清朝的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那么君主专制的祸害将会更大。谭嗣同也被骂为汉奸。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当时
更是被骂为汉奸。福建巡抚徐继畲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英美等国情况，也被上上下下诬为汉奸。在近代欧美各国，我还没听说哪个人因为写了一本客观介
绍别国情况的书，而被称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这个问题反映了文化当中的一种惰性，这是中国改革者要特殊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惰性，使得
制度创新除了要解决利益纠葛之外，还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结果难上加难，在很多时候几乎不可能。
中国历史上缺少妥协精神，而改革恰恰需要妥协
雷颐：我想，与制度创新相关联的问题之一，还有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
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
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
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
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
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
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雷颐：妥协的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
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
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
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
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
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
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
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
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政府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颐：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
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
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
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
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
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我在《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
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软，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
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
样？
雷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
是单纯的时间概念。你刚才也说，恐怕不只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
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马立诚 雷颐） （天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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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天益网》
回目录
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
--一个历史比较
陈奎德（美国）
一、自强与同治中兴
2008，注定嵌进历史的一年。在世界各个城市此起彼伏的因奥运圣火传递引发的骚乱，揭开了北京奥运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共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
闭幕式。
开年以来，对最近三十年的回溯解析已经众声喧哗。本刊的【改革30年】专辑就呈现了各家的多元视角和思路。诸种观察，不由使笔者的思绪飘回到一百多
年前发生的另一场"改革开放"----"自强运动"。
1861年8月22日，清朝咸丰皇帝驾崩。一场紧张的权力斗争随之展开。皇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忻等，处决了顾命大臣肃顺等老臣，执掌了朝廷大 政。
其时，刚刚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而太平天国之火尚在南方燃烧，满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政变甫得手的新的统治集团，面对危局，急于中兴。于是，
恭亲王奉命组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旨在 "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于焉
兴起。这一运动，持续了三十来年，至1894年 甲午中日战争划上句号。
115年之后，1976年9月9日，中共皇帝毛泽东驾崩。中南海内，剑戟森森。先是，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华国 锋、
叶剑英逮捕。之后，被毛整肃的邓小平出山，至1978年底，华国锋的最高权力被褫夺，邓终于主宰大局。其时，中国刚经历了十年文化革命巨大灾难，国破
民穷，满目疮痍。邓小平力图开启中共的中兴，推行改革开放，至今，也有三十年了。
比较这两场"自强""改革"运动，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自强运动在清廷中枢，以奕忻、桂良、文祥等满族权贵为代表，在地方，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为骨干，此外，一大批为革新 着
书立说的读书人，摇笔呐喊；一大批渴望采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人士，奔走创业。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灭亡，国内外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自强运动步伐
于 此加速。官方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尤其是当时的上海，慈禧下
诏把上 海县提升为上海道，实际上是变成了"经济特区"。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开放的橱窗。
这一自强运动，实际上是第一次打开了国门，并引入了不少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大体袭用的新事物或新制度、新生活形态、新科学技术。最主要是现代企业制
度，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现代传媒，现代交通，现代军事，现代外交。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关于现代企业，原来中国是不存在的。经过了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国人毫无所知的近代工业，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汽车、火车、电报、电话这些洋玩意
儿，从无到有，开始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农耕大地上。特别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新鲜事物，各种洋货，伴随着洋轮的汽笛声，滚滚而来，使中国人眼花缭乱，应接
不 暇。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
炼钢以 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用于装备近代化的军队。而在华的外资企业、独资企业、
民办企业、 公私合营企业即官督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也走出国门，行销世界。
关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和留学政策。自强运动之初，由于对外交涉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忻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 快
批准，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起先，是设英、法、俄文三个班的语言学校，但随后，就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
公 法、医学、生理等课程，成了全面传授西学的学校。
实际上，同文馆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开了中国西式学校教育的滥觞。
与此相平行，自1875年起，教会学校在中国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其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
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三是西方科学知识。
此后，洋务期间，清朝政府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 一
批军事学校。在普通教育方面，1878年张焕伦于上海设立正蒙书院。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成立。1904年留日学生创中国公学。至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各地传统绅士、秀才、童生、富商纷纷设立学堂，至此，中国现代的学校教育体系终于得以全面建立。追溯起来，一百多年前洋务派
建 立的新的教育体制，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级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客观而论，这一制度是在自强运动中萌芽，在晚清末年的新政废除科举
后正式 确立的。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制度性建构。
至于留学政策，1872年，自强运动期间，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派出了七批，共二百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 师
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由留美学
生 詹天佑设计修筑的。更重要的是，这次留学政策，为以后中国的留学运动开了先河，成为近代中西交流的重要桥梁。
关于现代传媒和新闻制度，也在自强运动时期发端。1872年4月30日，英国人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申报》。《申
报》是当时中国境内拥有客观清誉的中文舆论重镇，是历经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最久的报纸。而中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 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
《昭文新报》，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 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
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关于外文媒体，1864年7月1日，独立出版的英文日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取中文名为《字林西
报》。该报通过通讯员跟踪中国官员的活动和政治事件，报道国际消息等。《字林西报》以消息快捷，材料丰富着称。这些报纸，主 要集中于租界。当时的租界
其实已成为西方向中国展示自身的橱窗，成为现代生活形态在发源地。
此外关于现代交通，现代军事，现代外交等也是在洋务运动时才开始出现的。自强运动时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巨大变化的启端，今天我们中国人生
活中所熟悉的大部分东西及其生活形态，多是在哪个时期萌芽奠基的。
可以认为，虽然政治制度未变，皇权架构未变，但是自强运动（主要在城市）开启了一个与原来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新形态的现代市民社会。李鸿章称中 国
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当时自强（洋务）运动来看，它主要形塑了中国人，特别是市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扇门，
是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于是，经历自强运动的"师夷长技"，在自强运动前期，呈现了一片"莺歌燕舞"气象，史称"同治中兴"。
二、历史轨迹，似曾相识
返观一百多年后的邓氏"改革开放"，与当年的"自强运动"，经历了不少似曾相识的历史轨迹。很明显，两次改革都直接肇因于此前的大失败，大混乱，起
于危机，起于谷底。因此，几乎任何一种政策变化，都会导致某种正面效应。
此外，人们不难注意到，由官方出面，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 业，
放开留学政策，与西方开展怀柔外交......,在所有这些方面，邓氏改革对自强运动真可谓亦步亦趋。只不过，用香港取代了当年上海租界的地位，成为金融与信
息中心，成为中国面对外部世界的一扇主要窗口。
另一点可成参照的是，洋务运动与邓氏改革的"进两步，退一步"一样，当年洋务派每一步也一样遇到了强大的意识形态阻力。如，中国第一位到美国的 留
学生容闳，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八年后回国，却等了十年才被曾国藩用于买机器和当翻译。容闳建议的留学政策，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实
施。1872 年，他带了120名穿长袍的儿童到美国，同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好教儿童们学"之乎也者"以不忘本；正如中国80年代的公费留学生要组
织党小组过组织生 活，要到中国使领馆汇报思想一样。另外，当年清朝还派一位保守派与容闳同行，以便监视他并防止儿童被西方思想精神污染。后来，由于精
神污染很难防止，于是 到1882年，这一留学计划就付诸东流了。
人们注意到，在有些方面，譬如新闻界与教育界，以及土地产权方面，邓氏改革开放甚至不如洋务运动。与当年洋务时期不同，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中国 仍
没有独立的民间资本和外资所办的媒体，也没有一所真正独立办学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最近的中国，私有产权的合法性虽然写进了宪法，《物权法》也已出
台，但是仍有巨大漏洞，那就是土地的私人产权没有得到确认。这些都留下了巨大隐患。当然，也有改革时期超越洋务时期的，那就是，在洋务时期，曾有守旧派
怕 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这点，在一百多年后的邓氏改革时期已经不足为虑了，这恐怕是现代革新比一百多年前仅有的进展。
不过总体观之，相隔一百多年的两场改革，有惊人的相似处。质言之，中国统治阶层在遭遇生死存亡的内政危机与外部挑战时，虽相隔近两个甲子，然其反应
模式却遵循一些相同的逻辑：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设立了改革底线，即必须"坚持"者：自强运动时期，慈禧反复强调：第一，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大清 朝
的统治不能变。邓小平也有其着名的"四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其实就是一句话：统治集团的垄断权力不变。慈禧与
邓， 异代同心。
其次，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都是：富国强兵。它们不是以每个国民的权利与福祉为本，而是以国家尤其是军力的强大为本。这是其根本的价
值缺陷。
第三，顺理成章，改革时最为关注的产业，必以军事工业为核心和主干，试图迅速达成船坚炮利。
第四，自强运动时期，企业绝大多数是官办官营，办事的商人被掌权的官员压榨，毫无效率。官办企业、官僚资本，贪污腐败，慈禧又派守旧派掣肘，因
此，独立自主的民间企业始终无法起来。邓氏改革，是抓大放小，不惜血本，国家资本输血，保护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极其困难，发展之途艰
险， 导致贪腐空前横行，贫富高度分化，国富民穷。
由于上述根本弊端，两次改革，愈近后期，失败的阴影就愈发浓重了。
虽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各自都有其相对独立性，但仅仅是相对而已。历史的逻辑表明，内在的联系是难以斩断的。或迟或早，一旦欲达成西方式 的
船坚炮利，就得借用它的科学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借用其他知识和观念，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从经济制度一直到政治制度。最后走到宪政改革以至革命共
和。这些是相互关联，一环扣一环的。事实上多数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对统治者言，由于每一步都很不情愿，很被动，因此是"走两步，退一步"，令
全 社会充满了痛苦和血泪。
1894年，中国对日甲午战争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大起大落的血腥泥泞的曲折道路。某种意义上，那是自强运动失败
的历史后果。
1989年，改革开放所孕育的社会张力，导致了一场类似戊戌事件的血腥政变。此后，在更加收紧的政治控制中继续推行了一种洋务运动式的改革。二 十
年过去了，虽然经济增长可观，但社会危机日深，与国际社会的不谐调性也日益突出。围绕北京奥运，今年所发生的种种愈演愈烈的事件表明，邓氏跛脚改革开
放 的丧钟已经敲响。是真正进入国际主流社会，还是退出它而重启冷战？今后的中国去向，借用一句温家宝所引的诗：去问问解冻的河流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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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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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节"放假意在何为？
--"五四精神"被误导、阉割
牟传珩（山东）
眼下，面对西藏问题与奥运圣火遭抵制，官方舆论推动起国内部分民众仇藏排外浪潮。有消息称，国内网上愤青们正在酝酿令中共头疼的"五、一"爱国大游行。
为此，政府除开始用舆论引导对民族主义浪潮降温以外，又突然宣布要在"五、四"这一天给
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4/30
Subject: 《议报》 352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议报》 第352期 (2008年4月28日)
专题：北京表示将与达赖磋商
议和解之道
刘自立（北京）
通过三方谈判建立藏族自治
方觉（美国）
比战斗更英勇的是和解 --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吴稼祥（北京）
期待中央政府与达赖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和解智库
中共必须更换思想和路线
徐水良（美国）
支持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谈判
许志永（北京）
赞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接触磋商 -- "藏奸爱国"需警惕
张耀杰（北京）
北京公开称与达赖谈做法罕见
德国之声
专访达赖喇嘛驻美代表 谈中方同意恢复接触磋商
RFA
就欧美各国应当在西藏建立道义桥梁和观察窗口致欧美各国首脑书
陈泱潮
特稿
特权还是人权
彭 迪（北京）
改革30年
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
马立诚、
雷颐（北京）
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 -- 一个历史比较
陈奎德（美国）
大众议院
中国"青年节"放假意在何为？ -- "五四精神"被误导、阉割
牟传珩（山东）
册封达赖喇嘛？人民日报僭妄无知
伍老
虚无主义的西藏叛乱
虚无党徒
爱国，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
西风独自凉
人权与民运
促成人权爱国者联盟 -- 在欧洲理事会政治委员会听证会上的演讲（2008年4月17日）
杨建利（美国）
民间维权
从奶牛事件看中共权贵们的伪善无耻与非礼
黄晓敏（四川）
中国民众维权抗暴解体中共指导方针及细则说明
立即释放维权人士胡佳签名运动
香港记者协会
国际记者联会
联邦宪政
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于建嵘（北京）
缅甸国内外僧伽民众4月26日反宪法公投
貌强（缅甸）
两岸三地
台独有42% 请问统派剩多少？
石之瑜（台湾）
国民党大陆组织，春风吹又生
刘晓竹（美国）
地铁撒尿抠脚 陆客丑态百出 -- 网络论坛影片为证 港人讽没品 中国网友反击「抵制游港」
神州百态
所谓"三峡非法活人墓"
刘洪波（湖北）
"民奸"的特点
苏中杰
来稿照登
逐条逐句驳李洹
中国一草民
媒体脉动
为敏感词"脱敏"势在必行
昝爱宗（浙江）
果然是精神分裂
牧首湖畔
CNN的起落
龚小夏（美国）
思想文化
一个长期流传的美丽的谎言 -- 评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严家伟（四川）
文革期间"诗兽"黄翔对健全人性的表达
摩罗(北京)
思潮与政见：与听友谈科西嘉独立
法广中文部
主任
反右与文革
林昭在为我们寻找 --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观后
林达
反右受害者的人权还没有完全恢复
邓威
来稿照登
反西方华人的背景
陈道军（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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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解之道
刘自立（北京）
中共愿意和达赖喇嘛谈判了。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前此中国和解智库中人所说的与中共和解说，被这件事情证明为有希望、很正确呢？从中共的态势看，
究竟是强势一方伸出橄榄枝，抑或是弱势一方得道有助，正义取胜呢？谁又是强势，谁又是弱势呢？......这些问题的解析，会有助于解释和解，究为何物；和解，
是不是可能？和解，究竟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
首先，中共愿意和达赖谈----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并无任何诚意----如果果然愿意谈判，席卷全国的"批判"语言何以还是大行其道呢？宣传机器何以不
做任何一点收敛而只是在英文媒体上朦胧宣示呢？停止妖魔化谈判对手，是一个基本态度，愿意谈判的基本态度；比如，南北韩要是和谈或者缓和，就有此类做
法；中共内战时期，毛要赴渝，大公报也是不再称匪，等等。
第二，谈判条件，取决于哪些真实背景和实际情形，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比如，中美谈判，其中，华沙谈判旷日持久，没有结果；只是苏联所谓大兵压境，中苏
战争一触即发，传柯西京甚至要占领北京机场，才有周恩来和吉辛基来一个握手言和，以改变中国之处境为艰。前此台湾马英九说，解决问题（台湾问题）要等待
一个时机；时机不到，问题无法解决。他是指台湾主权的认同问题----台湾主权在国际认同上，有数种表述：中共表述，美国表述，台湾之民、国两党之两种表
述，等等）。马英九认为，如果国际局势不出现任何相应变局，就要一直搁置主权，云云。（见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那么，西藏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界国际背景成熟，国际势力参与，藏汉两种势力，宛如前此中苏美之较逐，出现类似中美和解之可能性呢？否。并未出现这样的可
能性；出现中共让步的可能性，只是源于一个奥运的进行。奥运开会，是不是牵涉到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之改变呢？亦为否。奥运中的反对或者支持力量，只不过
各自表述了他们传统的普世价值观和反普世价值观----即，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观。于是，并未出现世界格局整个演变的前提，存在于藏人和中共之间。中共也没
有必要改变他一以贯之的外交和内政政策。所以，出于一个临时应变的需要，其答应谈判的说法才应运而生，那仅仅是为了改变世界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抵制之之
需要。这个所谓的和解，其言之脆弱，其实之含混，却是很清楚的事情。藏、共双方，都没有做好实质性的谈判准备。中共之谈，是不谈；藏方之谈，筹码又在何
处？只是诉诸于价值判断吗？至于达赖喇嘛圆寂后，藏文化是不是会像满族文化一样消失，取决于国际势力的干预----国际势力的干预，是不是要背弃中共市场？
又是一个严重考量。
第三，谈判是一种实力对比。上溯中苏关系格局于六十年代末的改变，是基于中共内外交困的尴尬处境----是美国出于眼光短浅，救共、救毛于中美之间----这个
美国打中共牌，确实起到了遏制苏联之作用。以后，里根主义大胜苏联，不可说无中共之功。但是，从那时起，中美结交和往来，使得中共在实质上经济起飞，政
治强大，却是事实。这个过程如何演进，还尚待观察。于是，谈判双方的实力对比，现在，是不是滑向占据西方主流媒体之优势的达赖方面，抑或，中共采取应变
策略，只是用谈判拖住西方政治势力和舆论压力，以改变前此舆论的亏蚀状态，以达到谈而不判的朦胧效果，更是有待观察之事。
四，西藏事务，将会在何种背景下，才能真正实现达赖喇嘛所言之真正自治，实现大藏区统合藏人的民族诉求----这个偌大的议题，今天，仍然无解----更不会因
为现在好像要启动的中藏谈判，能够一蹴而就；不但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就是指望来一个藏汉之间类似华沙谈判那样旷日持久之举，也都并不现实。中共国家意
志，能否受治于西方的有限压力，而做出达赖方面满意的承诺----我们说，根本无望。谈判，只是一种姿态。重复而言，就如台湾问题一样，如果整个国际局势不
出现新的格局，西藏问题本不会根本改观。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几乎应该是殊途同归或者根本就无归路之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国际社会
听任中共政权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现实主张，含，绥靖台湾，拉拢国民党，搁置其主权诉求，赖此形成台湾永久不言主权----那么，台湾主权就永无界定之期。同
理，如果国际绥靖势力主导了整个局势，中共施行实质和解于藏人和达赖的政策，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西藏问题何以解决？通过什么渠道解决？中共又为什么
要解决之？给达赖一个藏区统合呢？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五，最后的可能性，来自人们一向所说，就是西藏问题之解决，取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个问题，既是国际间各种政治势力应该深思以虑之课题，更是中国人自
身，应该好自为之之责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藏，台，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相应政治课题，是不会得到任何解决的。中国大陆之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又不是一
笔可以划出的简单路线图。我们说，中共迫于所谓国际压力，同意和达赖喇嘛谈判一事，并不能证明和解时机已经出现。恰恰相反，这一轮所谓博弈和对峙，更加
说明，中共政治的无可塑性和其倒退到毛时代的民族主义，无理性主义；其大面积愤青的叫嚣行径，使得"费厄泼赖"论，变得更加困难。加之欧美的经济主义，
遂使得中共可以在一步不退的情形下，化解和解之道，回到原点。这是一个双方息事宁人的做法。这个做法，排除了事态发生以前的价值之争，采取了无是非主义
的政治态度。这样一来，人权谴责和道义申诉，就随着你好我和的潜规则游戏状态，重新展开。
六，这样，和解于达赖的谈判实质，其实，就是虚谈，膺和，不争论，不出声。这个趋势现在已经露出端倪。西方人士举行的与其说是抵制京奥，不如说是争取人
权，而所有这些抗争，就会随着这个谈判或者不谈而判，抑或不判而谈的姿态，被消解，被忘记甚至被断送。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中国内地，中共一向以来秉承的
掩饰，回避和曲解人权和民主之做法，会变得更加露骨和僵硬。在这样一种气氛里，不要说和民主派对谈，就是缘于西方压力而与达赖喇嘛之谈判，之和解，也会
归于子虚乌有的幻觉。一种不谈判的状态，现在让位给虚以为蛇的"太极之道"----难道这种"不战，而赫赫有功"之道，他们会不知道吗？
七，于是，给出的结论是，无论是政治逻辑，还是政治现实，和解于兹的道路之前提，根本无望存在。那些努力救党于兹的人士，那些努力发现中共让步之人士，
那些主张党不下台，只是改革之人士，他们现在，在看过新一轮愤青表演后，会做何感想呢？不是自由派的群众一呼而起，而是拥共机器人为虎作伥。这个事实表
明，和解于兹的势力，不单要说服中共党内派别，还要说服，首先是说服亲共愤青----这个任务可是艰巨！----我们的做法，根本不是讨论任何和解，而是要设法
争夺这一代！这一代愤青！这一代所有的青年！但是，在这个极权主义教育体制的培养下，这个做法是否奏效，尚不好说。
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和解之道的优势往往是取决于所谓强势一方。曼德拉的抗争，于德克勒克的有限宪政思维有关系，究竟是哪方做出妥协？----一如甘地和路德
金面对西方宪政和言论自由----他们在其体制内的博弈，对于中国根本不适用，不实际。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强势一方，其本身，本是无所皈依（法度和精神）的
政治实体，反对派方又如何秉持一种而不是N种游戏规则而从事呢？无规则谈判和无规则游戏，又如何可以进行下去呢？一贯以来，所言共党党内民主改革，其前
提，究竟是其本身的党章还是宪法呢？由意识形态约章规定的和解，究竟如何破除这个意识形态呢？破除之，是不是就违反了规则或者无规则呢？我们说，甘地并
未破除英国宪法----是不是中国人可以秉承中共宪法实行抗争呢？你如何对待马列和毛的头上之剑呢？你取消了毛之剑，又如何取消一党之政呢？你取消一党之
政，难道还会有和解吗？此1。
2，真相是和解之要。你法办亿万富翁之贪污犯，何谈宽容和和解之道呢？反之，你容忍这样的窃国之盗吗？我们说，这里，法律制裁是高于任何精神因素的严格
之道，而不是和解之道，或者干脆拆滥污。
3，在热兵器时代，武装到牙齿的政权，如何与你进行对等的谈判呢？他们赞同达赖与之谈判，是缘于国际压力----那么，国际压力从来不会取消政权控制的统一
市场----你们，或者我们，给予何种样子的实惠于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呢？民主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判别，如何取道于国际现实之局面呢？这些问题，是我们接续考
虑达赖喇嘛和谈之事的余绪，尚待细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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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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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方谈判建立藏族自治
方觉（美国）
中共政权武力镇压了最近的藏人反抗民族压迫之后，在这个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表示：愿意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
这不是中共政权解决藏区问题的新立场，而是中共政权拖延解决藏区问题的旧策略。
自2002年至2007年，中共政权已经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过6次之多，毫无实质性成果。之所以没有实质性成果：
第一，"接触"根本不是正式谈判。中共政权以往也一再否认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接触"是谈判。中共政权与藏族人民长期、尖锐、复杂、全面的矛盾，难道
能够通过非正式的"接触"解决？
第二，以往6次"接触" 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达赖喇嘛不是政党领袖，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是在政党基础上组建的。由党务机构"接触" 达
赖喇嘛私人代表完全不是解决藏区问题的恰当途径。
第三，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只能起信使作用，只是以私人身分联络中方。私人代表不具备谈判的政治地位，也不拥有谈判的政治受权。
第四，中共政权缺乏合理解决藏区问题的政治意愿。它只是利用徒有虚名的"接触"宣传中共的错误的民族制度和对藏政策，只是利用徒有虚名的"接触"缓和国
际社会对藏区状况的批评。
正是因为中共政权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6次"接触"毫无成效，所以今年3月10日起藏族人民再次反抗民族压迫。
这次民族反抗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新方向：
其一，这次民族反抗不仅出现在藏区的中心－西藏（即"卫"），而且出现在四川省西部的藏区（即"康"），出现在青海省的藏区（即"安多"），出现在甘肃
省南部的藏区（族群上接近"安多"）。中共政权对云南省西北部的藏区（族群上接近"康"）也实行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换言之，各个藏区、全体藏族人民都对
中共的民族压迫强烈不满。
其二，这次民族反抗超越了达赖喇嘛的诉求，以实际行动突破了中共政权对整个藏区的高压。采取实际行动的是年轻一代藏人。
因此，实质性的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不能回避藏族人民的新方向：
第一，从现实角度看，西藏流亡政府是经流亡藏人民主选举产生的，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从历史角度看，1959年3月前的西藏地方政府的
合法性，由1951年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确认，该协议同时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负责人。今天的西藏流亡政府与1959年3月后
被迫出境的西藏地方政府具有政治上和民族上的连续性。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应该是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的一方。
考虑到西藏流亡政府已经被迫出境49年，所以，参加谈判的西藏流亡政府一方应该有目前居住在西藏的藏民代表，特别需要有年轻一代藏人的代表。目前居住在
西藏的藏民代表应该由西藏人民民主推举产生。
第二，四川省西部藏区、青海省藏区、甘肃省南部藏区、云南省西北部藏区的藏民总人数同西藏的藏民总人数相当，这4个藏区同样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所以，
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应该包含这4个藏区的藏民代表，特别需要有年轻一代藏人的代表。参加谈判的这4个藏区的藏民代表应该分别由各藏区藏人民主推举产生。
这4个藏区的藏民代表可以共同组成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的一方。
第三，中国政府也是解决藏区问题的谈判的一方。
只有中国政府、西藏流亡政府、其它4个藏区的藏人代表的三方谈判，才充分具备政治代表性，才充分具备民族代表性，才充分具备区域代表性。不首先确立藏区
问题谈判的政治代表性、民族代表性、区域代表性，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藏区问题谈判，就永远解决不了藏区问题。
在确立了藏区问题谈判的政治代表性、民族代表性、区域代表性的前提下，藏区问题谈判的核心是建立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民族自治。
藏区的宗教自由问题需要谈判，藏区的文化传统保持问题需要谈判，藏区的人权问题需要谈判。但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藏区没有真正的民族自治。不触及
民族自治这个根本问题，就解决不了藏区的其它问题。
藏区的民族自治的基础是由藏人民主选举产生自治机构，由立法性的自治机构制定藏区的自治法规，由行政性的自治机构管理藏区的日常事务，由自治机构确立的
法院行使司法管辖。中国政府需要就藏区的民族自治相应调整中国的法律框架和地方结构，如：在宪法中增设藏族自治规定；颁行一部能够被大多数藏民接受的藏
族自治的基本法；改变中共的地方党委在藏区的最高领导地位；等等。
毫无疑问，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内部的守旧势力，完全不准备进行具有政治代表性、民族代表性、区域代表性的藏区问题谈判，更不准备建立真正的藏族自治。
他们虚伪地拟议的第七次"接触" 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当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结果。
在这种守旧和虚伪的态势下，藏区问题不会完结。
2008年4月27日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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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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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战斗更英勇的是和解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吴稼祥（北京）
"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这是我所可能听到的所有好消息中最好的消息了，比国民党胜选的消息还好，比股市大涨8000点还好，甚至比老杜当年听到的官军收复了蓟北的消息还好，好
过做梦娶媳妇，天上掉馅饼，猪嘴吐象牙，头胎生贵子......
我等这个消息等了7年。2001年5月23日上午，我在华盛顿拜见过他老人家，谈中国未来的联邦制问题，回国后通过朋友试图向有关方面递交一个纪要，不
知道送到没有。我能强烈感受到的，是他希望与中央政府恢复商谈的殷切心情。临走前，他送我一条哈达，微笑着指着哈达说：
"这哈达上织的是藏文，但哈达都是在汉区生产的。这本身就说明，汉藏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少数不明真相，甚至违背他老人家真实意图的藏人和喇嘛策动在拉萨打砸抢之后，在某些西方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歪曲报道之后，在某些西方
政客利用此机会自我炒作并给中国抹黑之后，在某些藏*独分子在北京奥运会火炬到达的所有地方制造事端之后，中央政府还能作出如此重大决定，从谴责到磋
商，从对抗到对话，这绝不是屈服于什么压力，而是超越了所有的对手和自己。此时此刻，进行这项危机决策，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勇气表现在三个高难动作上：
----超越形成于1987年春的西藏问题新反应模式：宁硬勿软。对西藏的怀柔政策曾经遭受到的批判，使得所有涉藏官员都像进了洞房的新郎。
----超越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以及旧体制时代对西方压力的逆反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凡是西方，就是敌人；凡是敌人，就要你反对的我赞成，你
赞成的我反对。
----超越中国传统的以牙还牙模式，在有人杀人放火之后，不是怀恨，而是怀柔。作为国家领袖知道，以牙还牙模式可以用来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不是用来对付你
希望他们成为自己国家一部分的那些公民。
有人以为，视死如归的战斗才是英勇无畏，其实，比战斗更英勇的是去拥抱宿敌，这需要战胜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和谐社会不是说说的，它从社会和解开始。
昨天拥抱国民党，国民党重返"大宝"；明天拥抱那位老人，国家可补裂缝。
智 慧表现在宣布这项决定的时机上：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意大利人巴罗佐率欧盟代表团访华圆满结束之际。如果说，这是一份大礼，它不是送给美国而是送给
欧盟 的，这是基于世界多极化的考虑；虽然送给欧盟，但不是送给萨科齐和法国，而是送给巴罗佐的。再过几个月，萨要代表法国接管欧盟，礼物送晚了，就等
于送给法 国和萨科齐了。萨是一个不高明的弄权者，从中国回去，就鼓动欧盟抵制中国奥运开幕式，遭遇危机后，又想把责任推给欧盟，并想在自己执掌欧盟后
再把给中国的 伤疤变成授予自己的勋章：让欧盟放弃抵制中国。
治大国不仅若烹小鲜，也若抱沧海。
2008年4月26--27日于北京（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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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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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中央政府与达赖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中国和解智库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国和解智库认为这是中央政府有关西藏问题态度的巨大转变，
对此予以高度的赞赏和肯定。
3月中旬，西藏爆发和平抗议之后，迅速向武力镇压和暴力反抗升级。中央政府一度指责达赖操控西藏骚乱，断言达赖奉行的"非暴力"路线是虚伪之辞，更有中
共西藏地方党委负责人声言达赖是"披着羊皮的狼"、"人面兽心"，导致汉藏民族关系高度紧张。
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骚乱的失策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已经有多名国家元首表示不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奥运圣火在全球传播更是引起国外民众、流亡藏人和
其他人权活动人士的严重抵制，北京奥运是否能够顺利举办面临严峻考验。
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中央政府终于正面回应达赖喇嘛多次提出的会谈要求。中国和解智库注意到，虽然新华社消息强调此次会谈是"中央政府有关部
门"和"达赖私人代表"之间的接触磋商，暗指是非正式和谈，但是此次会面的政治内涵非同一般，表明中央政府对与达赖不接触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政策开
始松动，西藏问题终于开启了谈判的大门，透露出一线和解的曙光。
就在中央政府表态准备与达赖和谈之前，海峡两岸的政治敌对气氛也极大程度地得到缓解。3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和布什总统电话连线的过程中，首次公
开宣示"一中各表"，随后4月12日的博鳌论坛上，胡锦涛和台湾候任副总统萧万长在海南省展开了历史性的会谈，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也已"登陆"在上海等
地进行五天四夜的谢票之旅，两岸的经贸交流将会有实质性的提升，不排除两岸在经贸议题得到落实之后，逐步开展政治性会谈。从台海和解到汉藏和解，中国和
解智库高度赞赏中国政府的巨大转变，同时拭目以待，期待更多议题的实质性会谈逐步展开。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一党专制政体，执政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般而言不肯轻易在没有足够的压力下与他视为属下的民众团体展开会谈、互动与和
解。1989年，中国大陆学生举行和平游行示威，要求政治改革、反对腐败，并以绝食相威胁，要求和中央政府对话，结果李鹏等中央对话代表居高临下的生硬
姿态让对话破裂，最后挑战中央权威的大学生等来了坦克和枪弹，千百名无辜市民和年轻学子喋血街头。
台海之所以和解，是因为如果大陆再不展现政治和解的诚意，台湾有可能和大陆渐行渐远，走向独立的不归之途，造成国家主权的彻底分裂；西藏问题之所以和
解，是因为西藏问题引起全球性的严重关切，杯葛北京奥运成为不少国家的共识，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的威胁与日俱增。否则，中央处理西藏问题很可能是以拖待
变，等到达赖喇嘛辞世后再行解决西藏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在开明力量的主导下终于展现出灵活务实的文明态度，愿意与达赖私人代表坐下来对话沟通，在谈判
桌上谋求解决纷争的办法。我们期待中共能够迎合在全球勃兴的和解精神，不仅开启国际影响较大的西藏和台湾问题的和解大门，还逐步疏通和国内民间政治反对
派的对话渠道，释放人权活动人士和政治异见人士，允许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见人士回国。
中国和解智库殷切期盼中央政府能尽快直接和达赖喇嘛面谈，就达赖喇嘛所提出的高度自治议题展开真诚的细致的探讨和协商。同时，中国和解智库判断，在中国
大陆没有实质性的宪政改革的前提下，西藏高度自治很难有理想的实质性结果。要求中共党委全面退出西藏，西藏实行普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民主改革尚有
一段艰辛的路要走。所以，和解智库建议，达赖喇嘛及其政治流亡政治力量应当把争取西藏自治和争取全国性的民主改革联系在一起，在全国性的政体改革的框架
下重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
如果西藏问题有实质性突破，国际社会应当予以肯定，并重新回归对北京奥运的支持，藏民也应当停止一切暴力活动和对奥运的干扰。对此，中国和解智库希望争
执双方都展现和解的诚意、耐心和胸怀。
200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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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冲突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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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必须更换思想和路线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徐水良（美国）
新华社终于证实，中共准备与达赖谈判。
西藏问题，是中共长期造成的。
这一次3月10日西藏抗暴纪念日游行，又是中共镇压，造成3月14日暴动，中共则暴力屠杀，引发全世界抗议。
但是，即使在3月14日以后，中共如果换一个思路，抛弃历来阶级斗争传统传下来的恶斗路线，采用和解路线，立刻邀请达赖喇嘛出席奥运开幕式，并谈判西藏
问题。那么，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严重冲突，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中共顽固拒绝和解路线，相反却拼命制造和激化汉藏矛盾，用全世界没有人相信的造谣手
法，丑化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使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结果，是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在全世界压力下，仍然不得不回谈判桌。
希望中共认真总结教训，改换思路，走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民族圈各族人民，有利于全世界的和解路线。这种和解路线，也许唯一不利的，只是不利于
反对派中包括本人在内的采取激进路线的派别的壮大。但是对于中国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说来，我们考虑的，只是世界的、中国的、人民的利益和民主事业的利益。
中共应该认识到，在西藏事件中，无论中共是采取和解路线，有利于自己和各方，还是采取恶斗路线，给自己套上绞索，对中国民主事业和反对派都没有坏处。所
以，他们采取何种路线，人们建议他们采取何种路线，都是为了中共自己的利益。
当然，中共要走和解路线还是一件好事，怕的是中共搞假的，搞欺骗，继续其长期恶习，情况不好时表面显示一下和解姿态，困难一过去，立刻故态依然，坚持甚
至变本加厉地坚持其恶斗路线。
当然，中共做出和解姿态，苦了国内和海外愤青、海外＂爱国＂亲共＂侨领＂、贪官子弟＂留学生＂、和积极过了头的胡安宁那样的奴仆！
至于像张庆黎那样应该对这次西藏事件负直接责任的封疆大吏，把中共过去的错误推到极端，甚至把达赖喇嘛说成＂豺狼＂，＂恶魔＂，这好像是中共领导人过去
也从没有说过的。中共要谈判，总不能与豺狼、恶魔谈呀！所以这次要与达赖喇嘛谈判，为了严肃吏治，明确责任，也为了谈判面子，必须首先撤销他的职务，以
便对内对外都有所交待。（网络文摘 2008-4-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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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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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谈判
--欣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磋商
许志永（北京）
每天都会打开新浪网看看，看西藏问题有什么新的进展，一直为政府的没有道理的强硬立场而担忧。今天终于看到了一则好消息。
"新华网北京4月25日电，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
商。"
且不管是国际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还是真诚地改变民族政策，总归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然希望是后者。
西藏问题困难的根本在于如何物取得藏人的认同，甘心情愿地认同中国。泼了太多的脏水，除了弄脏了自己没有别的用处。在西藏搞政治运动，强迫藏人与达赖喇
嘛划清界限，就如同强迫所有的基督徒辱骂基督与基督划清界限一样，怎么可能获得认同？
现代社会了，奥运会了，经济全球化了，再用古代的边疆政策已经不可行了。中国政府也应懂得什么是公共关系，什么是自治，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联邦制。为这
两天来外交政策开始回归理性而欣慰。
2008-4-25（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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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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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方面接触磋商
--"藏奸爱国"需警惕
张耀杰（北京）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副主任、省部级高官段义和，指使当警察的亲戚炸死了来自农村的小情妇，从来没有人说过是领导段义和的最高权力集团幕后指
使策划了这一恶性事件。但是，西X藏Z自治区发生了所谓"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却被宣传机器一口咬定是由流亡境外的达DL赖集团幕后指使策划的。
接下来，便有许多有地位、有官衔的藏人和自以为"代表"藏人的非藏人，大骂达DL赖是"披着袈裟的狼"。我把这样的藏人和非藏人，统称为"藏奸"。我把
由这样的"藏奸"所标榜宣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叫做"藏奸爱国主义"和"藏奸民族主义"。在我看来，这种"藏奸爱国主义"和"藏奸民族主义"，才是
大陆中国的奇耻大辱。凡是有良知的海外华人和大陆中国人，都应该高度警惕这样的"藏奸爱国"。
2007年12月31日，我在自己注册的多个网络博客中贴出一篇短文《记一位不能回家的朋友》，同时配发了曾金燕与达DL赖活佛的一张珍贵合影。在随后
的一段时间里，我当面询问过许多看过我的博客文章的朋友："你认识不认识和曾金燕合影的那个出家僧人？"得到的回答全部是："不认识！"
正是因为大陆中国的所有媒体，多少年来从来不允许正面报道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正大光明的和平活动及其影像资料，绝大多数的大陆中国人，
是不认识达DL赖活佛的。且不说达DL赖活佛一直坚持不懈地向全人类公开宣传非暴力、反藏独的文明理念；也不说在他的支持之下一部分西X藏Z人已经在印
度建立了高度民主化的流亡自治政府；仅仅基于绝大多数大陆中国人根本不认识达DL赖活佛的客观现实，年事已高的达DL赖活佛也不大可能从事所谓"分裂祖
国"的政治活动。稍微知道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真正出卖大陆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偏偏就是被宣传机器吹嘘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伪爱国主义
者。
1915年2月5日，正当袁世凯及中华民国政府就日本方面强横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进行艰难谈判的时候，是孙中山、陈其美等人擅自代表整个国家与日本
方面秘密签订了一份旨在卖国求援的《中日盟约》，袁世凯力争幸免的关系国家主权的重要条款，几乎全部被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主动奉送给了日本人。假如这份
《中日盟约》能够兑现的话，中国就会像当时的韩国一样，完全堕落为日本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到了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又擅自代表整个国家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秘密签订卖国求援的"联合宣言"。面对国民党内部的种种异议，孙中山提供的
自我辩护竟然是"朕即国家"或者说是"朕即国父"的救国爱国："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
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
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充当共产国际秘密成员之后，为极力颠覆国民党"一党训政"的中华民国，不辞辛苦地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提供了大批来自苏联的金
钱物资甚至于武器弹药。......
到了1950年2月24日，当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郭沫若在最高级的宣传机器《人民日报》中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公然为"蒙独"大唱
赞歌："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
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
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
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
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
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
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假如把这段话中的"外蒙古"转换成为"西X藏Z"，同样的道理是："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西X藏Z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
家。但是请问。西X藏Z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西X藏Z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西X藏Z，在政治经济
方面压迫西X藏Z人民，这才激起西X藏Z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再请问，由于西X藏Z的独立，在国际社会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
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从另一方面说，被英国人整整殖民了一百年的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采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弹性政策，切实可行地保证了香港作为大陆
中国的文明净土的特区地位。已经建立高度民主化的流亡自治政府的西X藏Z人，为什么不可以回归"西X藏Z"，在整个藏区建立一个香港式的"一国两制、藏
人治藏、高度自治"的西X藏Z特区呢？！......
一个男人与自己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自然是不容外人干涉的家庭私事；但是，这个男人假如在自己家中强奸甚至残害了自己的妻子，就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暴力犯罪。
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政权尽职尽责地为本国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自然是不容干涉的国家内政；但是，假如这个国家动用军警大规模武装镇压本国人民，就犯下了
严重侵犯人权的反人类罪。鉴于西X藏Z目前的严重局势，鉴于中国社会新闻出版不自由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人权组织必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深入
藏区实地调查。各种各样的"藏奸"们所发表的极端妖魔化达DL赖活佛的"爱国"话语，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相信的。
我自己完全明白写作这样一篇文章的个人代价和政治风险。之所以要坚持写作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一直都是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伪
爱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和受害者。我的爷爷和大爷爷是在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中被活活饿死的，我自己从小就生活在饥寒交迫加红色恐怖之中。在我的家人饥寒交
迫甚至于活活饿死的情况下，本国政权慷慨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额竟然高达人均4000元之多。在中国人住房待遇还不如欧洲国家法定的牧羊犬待遇的情况下，
阿尔巴尼亚用中国的钢筋水泥先是建了数万个用不着的地堡，又把地堡当鸡舍，实在糟蹋不了，又用来建造了上万个烈士纪念碑。
关于包括"藏奸爱国"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伪爱国主义和伪民族主义，秦晖先生曾经有过经典到位的理性分析：本世纪伊始，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就因为列强同情"康
梁逆党"并反对废黜光绪帝而佛心大怒。这个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自家园林的慈禧太后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说不"壮举，同时向世界列强"宣战"。几十万拳民被
她召来攻打各国驻华大使馆，在她半真半假的"说不"游戏中尸横遍地。而当八国联军蹂躏神州大地时，老佛爷为了保住她的权势又连声说"是"了。"说不"也
罢，"说是"也好，亿兆国人在她眼里都不过是"家奴"而已，她可以大批驱使"家奴"去当炮灰，也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甚至拿成千上万的"家奴"人
头作礼物献给"友邦"！因此，"中国可以说不"要真有意义，中国公民就应该首先在自己的国家内部拥有"说不"的权利。没有公民的尊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民族尊严。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
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借用鲁迅的话说，中国五千的前文明历史或者说是非文明历史，一直都是中国人奴役杀戮中国人的"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历史，而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明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家、爱民族，所要热爱的是既要保障本国人的基本人权又要尊重外国人和外族人的基本人权的现代文明国
家，而不是极端维护"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的"藏奸爱国"及"汉奸爱国"。
2008-4-12于北京家中--原载《民主中国》/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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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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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开称与达赖谈做法罕见
--"藏奸爱国"需警惕
德国之声
港媒关注：谁将代表中共高层与谁谈什么？抵制家乐福的爱国行动来得快去得快. 今天，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日本长野举行，引起广泛关注。在中国国内，北京
昨天宣布与达赖私人代表再次举行会谈，也引起密切关注。同时，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似有降温趋势，但中国官方仍相当紧张。
昨天下午，北京忽然宣布将与达赖私人代表举行会谈。对此，今天的香港《明报》发表报道称，北京这次公布将与达赖代表接触的做法堪称罕见，因为历史上双方
的 多次接触都秘而不宣。报道写道："1979年开始，北京主要是通过中国驻印度使馆与达赖接触，曾4次允许达赖派代表回国考察。......2000年，52
个国家代表参与的「第三届西藏组织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大会作出决议，「如果在未来3年内，不能促成与北京政府的谈判，西藏自治的呼吁得不到实质性进
展，与会成员国将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合法政府，并鼓励西藏政府考虑它的独立地位」，到了2002年9月，北京终恢复与达赖私人代表对话，达赖的二哥
嘉乐顿珠更以私人名义访问北京、拉萨和老家宗喀达泽村等地。"
报道接着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团派出身、被外界视为中共总书记嫡系的前统战部长王兆国(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人大副委员长)，以及刘延东(现中共政
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曾先后与达赖私人代表会面，刘延东更是长期直接负责与达赖方面的会谈。因此，就算日后与达赖代表的会谈由现任统战部长杜青林主
理，但相信兼管统战事务的刘延东也掌握全部对谈事务。"
中国的排外行动来得快，去得快
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的排外行动来得快，去得快。文章写道:"过去一星期，全国十多个大城市出现
各种针对法国的抗议行动，其中以抵制法商的家乐福超级市场，最为瞩目。......不过，愤青的热闹不可能持续，中国的「稳定」也经不起这种折腾，官方也担心引
火烧身，社会上积累的怨气也可能被诱发出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因此，官方舆论近日率先变调。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分别撰文，为这波「爱国激情」
降温。......事实上，旷日持久的反外运动，不仅可能脱轨失控，还会引发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进一步对抗，不利北京所说的办一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更重要
的是，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开罪外国投资者，破坏来之不易的投资环境。"
《苹果日报》本周还发表署名"李平"的文章称，中国当局的京奥焦虑症越来越严重。文章写道："京奥焦虑症有三大病徵：其一，安全焦虑症。防范恐怖分子确
有必要，但将范围无限扩大，连在东莞办个会展都不予批准，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其二，言论恐惧症。担心民间的不同声音影响京奥举办，因此严格审查网上言
论，甚至将声称「要人权不要奥运」的杨春林和维权人士胡佳判囚。其三，经济焦虑症。担心京奥拉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进步，其后会滑坡，因此宁愿先煞
车，结果令股市一蹶不振，直到民怨沸腾，又急急忙忙接连推出救市措施。令人慨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文章最后写道："要治疗京奥焦虑症，一来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二来有必要在高官和激进民族主义者之中再进行一场奥运的育，别看他们口口声声反对奥运
政治化，但正是他们令奥运这场体育盛事，过多地被当作政治表演、刺激经济、融合社会的手段，远远脱离了它所能够承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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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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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达赖喇嘛驻美代表 谈中方同意恢复接触磋商
--"藏奸爱国"需警惕
RFA
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并准备近日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就西藏问题进行接触磋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代表扎西旺堆先生就此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并发表
意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采访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五报道，考虑到达赖喇嘛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就西藏问题进
行接触磋商。
达赖喇嘛驻美国代表扎西旺堆先生就此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我们已经注意到新华社4月25日，关于中国政府希望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举行会谈的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长期以来，特别是从今年3月10号，一直希望与中国的人民和政府取得联络。真正面对面地就解决西藏问题，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磋
商。
达赖喇嘛不但早在3月19日，就向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派遣了私人特使，甚至提出派遣代表团以平息西藏的局势。目前，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最担忧的是
西藏人们的命运，对此达赖喇嘛的特使一直在为能早日会谈，解决西藏问题，与中国政府保持不断的接触。"
在谈到即将到来的与中方会谈中，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何期望时，扎西旺堆先生表示：
"我们首先关心的是那些被捕入狱，和伤亡人员的命运问题，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镇压行动。我们会从外部社会提供援助。 接下来，在正式的对话当中，我们的
希望是，双方能够更加开明，诚恳，为实质性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条件。"
数十年来，中国政府批评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但这样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不能消除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信徒们心中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处理好与达
赖喇嘛的关系有助于中国改善民族关系以解决西藏问题。
美国俄勒冈州威莱大学的周锡娟教授认为:
"有会谈才可以有沟通，有沟通才可以解决问题。我希望双方都从大局考虑，尽量解决具体问题，不要纠缠在相互攻击、相互指责的阶段上。希望为西藏的将来考
虑，为西藏的和平发展，为西藏的民生利益考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2008-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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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欢迎中国官员会见其代表
美国之音中文部 /华盛顿 / 2008年4月26日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他欢迎中国官员愿意会晤他的代表，但是他说，谈判必须是认真的。这位流亡的佛教领袖星期六在新德里被问道他如何看待中国最
新发布的有关声明。这次会晤将是上个月西藏出现抗议活动以来的第一次。
中国政府星期五表示，有关官员同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会晤。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说，在整个抗议期间，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保持着联络。但是桑东
说，双方正式恢复谈判的前提是西藏地区的局势需要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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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欢迎中国提出谈判
(BBC) 结束对美国访问周六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中国政府周五（4月25日）提出的谈判表示欢迎，但希望会谈有实际意
义。
达赖喇嘛说，这当然取决于是什么样的会谈，如果是严肃的会谈再欢迎不过，如果仅仅是见见面，则没有什么意义。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官方新华社在周五发表的新闻稿已经软化语调，称"达赖方面"而非"达赖集团"，周六出版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不显眼位置刊
登谈判消息时，却配以几乎整版批判达赖及其支持者以及颂扬西藏建设成就的文章。
因此国际上有西藏问题学者开始怀疑中国这次提出的接触在多大程度上是有诚意的谈判，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奥运来临之际的公关姿态。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目前的批判是一种谈判策略，旨在推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使达赖喇嘛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周五报道，"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近日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但报道也提到希望通过接触磋商，"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
件。
达赖喇嘛此前一直声明不谋求西藏独立、没有策划最近发生在西藏的暴力活动，也支持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
达赖喇嘛秘书丹增*塔克拉说，三月的西藏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一直努力恢复和中国领导人及中国人民的接触。
"中间路线"
另外，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桑佩周五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如果谈判邀请得到证实，会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
桑佩同时表示，达赖喇嘛一直反对暴力，并致力于呼吁海外藏人克制。在未来的谈判中，他们也仍将坚持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中间路线"。
今年三月西藏发生的抗议和骚乱以及后来在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过程中遇到的以西藏支持者为主的抗议使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出现紧张。
为此，包括法国总统萨尔科奇在内的多为国际政要都呼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政策小组也曾提出愿意就此赴北京谈判。
虽然没有取得具体进展，达赖喇嘛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最新的一轮谈判是去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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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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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美各国应当在西藏建立道义桥梁和观察窗口致欧美各国首脑书
--"藏奸爱国"需警惕
陈泱潮
布什总统等欧美各国首脑：
中共近日表示愿意和达赖喇嘛接触对话，这是值得欢迎的举措。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共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举措，主要是源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为了尽可能排除成功举办北京奥运的阻力。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权
宜之计"，"旨在蒙混过关"。
在中共未曾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之前，中共与达赖喇嘛的任何接触对话，都不可能怀抱诚意，因而，都不可能使西藏问题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良性的进展
和改变。这已经为过去多年来中共与达赖喇嘛方面的若干次接触对话的实际经验所证明。
鉴于中共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鉴于中共毫无人权保障的意识，鉴于中共频频使用暴力手段不惜动用庞大野战部队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在西藏问题得不到妥善的
根本解决的情况下，西藏将始终会继续产生突发的暴力事件。因此，我们认为，欧美和一切具有正义公正立场的国家，应当乘此时机，要求在拉萨设立领事馆或者
办事处。
只有这样，才可能随时近距离观察西藏事态的真实情况，有效避免再次发生1989年3月和今年3月在西藏的暴力事件真相扑朔迷离不清不楚的状况。如果事件
发生后，事实真相老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必然给国际社会徒增困扰，必然造成中共长期刻意煽动形成的中国民众的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纳粹化，
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纳粹化，将被中共好战分子所利用，使中国走上社会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详见陈泱潮重要文章：《【中共超法西斯核恐怖捆绑战略】的出
笼说明了什么？》http://www.boxun.com/hero/chenyc/236_1.shtml 和http://
www.boxun.com/hero/chenyc/237_1.shtml ）！
欧美各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应当从这次中共国组织海外红卫兵发扬纳粹精神示威的狂热事件中，对中共国有可能走上社会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有所警觉。
多年以前，当斯大林力图通过封锁西柏林，迫使西柏林降服于斯大林魔掌的时候，是欧美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建立了"空中桥梁"，对西柏林提供了及时的持续的
必要的援助，才使西柏林得以战胜斯大林的阴谋，维护了民主自由，最终为推倒柏林墙作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西藏人民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特此呼吁欧美各国不失时机要求在西藏首府拉萨，开设领事馆或者办事处，建立真相
观察窗口，建立道义桥梁。这对于加强与中共国的沟通和了解，这对于维护西藏民众的权益，这对于维护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帮助全体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民主
人权保障，都是非常之必要的。
专此布达！
中华合众国筹备委员会
执笔人：陈泱潮（陈尔晋）
2008-4-27日于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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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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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还是人权
--"藏奸爱国"需警惕
彭 迪（北京）
"宣传"这个词汇我们用得很频繁广泛，领导对宣传工作十分重视，管理的规则很多，有公开的，内部的，有见诸文字的，还有许多口头指示。本人从事的新闻工
作也划归宣传工作范畴，天天都忙于"宣传。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离了宣传就不行。但"宣传"的涵义是什么，有哪些规则，这些规则的利弊如何，是通过什么程序
和由什么人定的，有什么法律和理论依据，如此等等。，对这许多问题，过去都没有深究，因为探讨这些问题本身就可能触犯"宣传"规则。。现在领导提倡改革
开放，应该是打破这禁区的时间了。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自己的体会感想和经验教训。
第一，从字面的意义谈起，"宣传"是个中性的词汇，意思是向公众传送信息或发表意见，本来应该反映客观事实和揭示传播真理，但事在人为，它可以用来传播
事实和真理，也可以散布谬误和谎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滥用为政党的主观意志服务而失去或损害其应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中国大陆，"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手段和官方行为。这种传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共产党上台后，一仍其旧。两家大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除了
各自的机关报刊杂志等以外都有统管全民带有强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官方宣传机构。如今，台湾早已取消了这种制度，而在大陆，这种官僚机构--中央宣传部
(简称中宣部)的权力越来越大，达到荒谬的程度，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国际形象的损害不可估量。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应该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党并不严格恪守这个原则。多年来，我们片面渲染领导政绩，过分
强调人民对党的歌颂感谢，助长对党和个人崇拜之风。；对缺点错误的报道，往往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宣传对国家事务的透明度和
人民的知情权如何重视，而实际上对重大问题，如官方政策失误，高层的人事变化，或涉及要人的深层腐败现象，皆讳莫如深，平民百姓既不知情，也无权问津。
本应公开进行的让人民了解监督和参与的国家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也成了国家机密。过去是由元老像皇帝那样指定，现在通过暗箱操作推选，连他们在选举会上得
票多少都不可告人。新闻记者如发表议论和预测就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论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们一贯声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欢迎批评，有错就改。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党领导并不预期或欢迎批评。许
多独立思考，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好心人，相信党的宣传，看到领导的缺点错误，发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的观点政策，反而被划为阶级敌人，戴上右
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三反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甚至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受害者不计其
数，造成全国政治气氛恐惧，鸦雀无声，民意堵塞。。在大跃进运动营造声势，煽动群众，反对右倾，谎假连天的宣传鼓动下，人疲粮尽，工业混乱凋零，农村大
片饥荒，饿殍遍野，数以千万计，有些地区甚至人相食充饥。。这种明明是领导严重失策的人祸造成的恶果，我们却宣传说主要是因为天灾。事后，国家主席刘少
奇总结教训，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人祸。。他感慨地说，那时的"人民日报"(的宣传)没有比有好。。没想到正因为他说了一些与主流宣传不同的真话，后来被迫
害惨死。
整风运动是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必修课，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得参加。更早时期的历史，我不直接了解。从延安开始到全国解放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没有
哪次是出自群众自觉自愿，都是由领导从宣传鼓动开始，发表一些理论文章，规定一些思想言论标准，要求大家学习，一方面以强加于人的宣传手段灌输我党的理
论思想和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命令各人对照检查交代自己的真实思想和被领导怀疑的个人历史问题。整风的方法多样，时而阳谋，强迫命令，时而阳谋，引蛇出
洞，把群众运动得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从而达到思想上强求一致，组织上整治清洗的目的。对检查不合标准或不承认错误或莫须有的罪行的，就组织大会小会批
斗围攻，施加压力，甚至使用逼供手段，制造冤案，有的送进监狱折磨，有的下放山区荒地劳动，造成人身伤害，家破人亡，不知道伤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和知识精
英。对这种被人们称之为洗脑的"整风运动"，我们党领导和宣传家们文过饰非，给予高度评价，总是强调整风运动的意义伟大，党的领导正确，错误最多是"扩
大化"而已，而且都是下面执行中的问题。至于对数以百万人计受迫害而造成的身心伤害和死亡的事实，基本上没有向公众如实交代和正式认错，更无道歉一
说。
共产党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和正常的，改了就好。但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如何伟大英明。毛泽东的神话破灭以后，我们的宣传调子谦虚了一点，但
进步有限。党领导人的讲话或党的决议一经公布，就是定论，领导人的发言，一律被宣称做作"重要讲话"，不管内容是否真的重要。人民群众还没有来得及阅读
讨论，宣传部门立即要求全国媒体大力宣传人民如何热烈拥护歌颂。为了营造宣传声势，中央往往下达指示，要求各省市响应表态效忠。这种统一思想的宣传攻势
铺天盖地，华而不实，内容大都是重复领导人的原话，很少新意。总之，领导人的形象继续被宣传刻画得高人一等，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们的缺点
错误或对他们的品行提出质疑。他们没有一点幽默感。政治漫画在中国已濒临灭绝。政治杂文失去了它的锋芒。毛泽东倒是不讳言，他说过：鲁迅如活到今天，要
么他不写杂文，要么他被送进监狱！"
总之，建国以来，封锁新闻，蒙蔽群众，查禁书报，控制言论，拒绝批评，打击异己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整胡风，批武训，反右派，评海瑞，到文化大革命，都
是以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开始，以大规模整肃告终。一言九鼎，以言治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问题是直到现在，对有关上述问题的反思、探讨
的建议和回忆文章，还被中宣部禁止封杀。这种禁令实在见不得人，不敢见诸文件，就用口头或电话下达，可见其理亏心虚。。
我们的国际宣传也应该是实事求是，向人民通报，而不是掩盖或歪曲事实。但我们宣传部门对已经发生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也向中国人保密，强调根据政治
需要，以所谓"舆论导向"的取舍来决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许报道，应该怎么报道。这些"舆论导向"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二战后西方
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从恢复到发展，突飞猛进，把我国远远地甩在时代的后面，而我们的宣传方针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
天天烂下去"，竭力夸大近代文明国家的缺点和问题，尤其对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观如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尊重人权，人道主义等，都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传
染病毒，采取仇视排斥(实际上是恐惧)的态度，惟恐中国人染上这种"病毒"，中国的专政制度就土崩瓦解了。
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工作时，根据中央指示，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这种人类破天荒的创举，不予报道。轰动一时的由两个基层美国记者对白宫违法活动的揭发，导
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也不让报道。对外国的工会组织，我们斥之为"黄色工会"；对一些反对独裁专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领袖人物，如波兰的瓦
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缅甸的昂山素姬等道义领袖，在宣传上受到中国的冷落。大量事实说明，苏联东欧的解体主要是由于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斗争
的胜利，我们的宣传报道不但不站在各国人民的立场表示欢迎，反而硬说是美国干涉的结果，似乎美国居然能掌握各国人民的命运。。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领
导对外国人民的游行示威，要求民主，甚至排队投票选举的消息都很敏感，要求在报道中要注意分寸。这样来掌握"舆论导向"，其实就是掩盖客观事实，反映了
我们领导对人民对自己都缺乏信心。直至今天，我们的宣传部还在不断要求媒体掌握好"舆论导向"，不惜偏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蒙蔽歪曲事实真相。有关部门还
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人力和技术手段，建立防火墙，企图封杀互联网中的所谓敏感信息。好在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控制舆论的措施越来越失灵了。有
些事情是你越禁，人们就越感兴趣。如某些被禁止发行的书刊，倒成了畅销的读物。官方的查禁，往往为被禁者作了义务推销广告。
第二，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有一件罕见的怪事，有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张民办报刊，可以自由选用新闻信息和发表各种政见。这个大国就是中国大陆。它的依据
是"工具论"或"喉舌论"，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工具或喉舌，不容许发表异议。根据党的指示，全国人民说什么，不说什么，该怎么说，甚至该
怎么想，都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特别是在事关全民权益的问题上，十三亿人民只容许一种意见，如有异议，就要受到不同方式的惩罚，歧视，改造甚至迫害。这
是我们宣传部门最荒谬、最落后甚至可以说最反时代的做法。
坦率地说，"工具论"或"喉舌论"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更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既然自己宣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应该是人民的工
具，而人民不应该是党的工具。党可以有自己的机关报刊，充当它的喉舌或工具，但无权将全国的媒体划归己有。每个公民都有谈论国事和宣传自己意见的权利。
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某些物质的东西收归国有，但不可以随随便便由哪一个政党或政府将人民的精神权利，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收归
国有或党有。许多有识人士一再建议领导高台贵手，开放言论，集思广益，多听听不同意见，少要求"舆论一律"，收回强加于全国媒体的"工具论"。但这种积
极的建议被领导认为是离经叛道，充耳不闻。
这种做法是地地道道的专制主，违反宪法，不合情理，实际上也办不到。在世界日趋多元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十三亿中国人民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意见。在
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政党有什么权力强迫人民都同党保持一致。其实，那些口头表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有的是真心诚意，但被迫讲假话的也不
少，有的为了明哲保身，有的为了升官发财，其中包括数不清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贪污腐化份子。所幸还有不少敢于公开要求维护人权，反对这种专制统治的党内外
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一直在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呐喊。中国人民解放眼看就到60年了，为什么迟至今日还不能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只能匍
伏在中央宣传部这样一个超权威、低智商的思想和言论警察局之下，充当驯服工具呢?难道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坚决改变吗?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维护宪法，争取民主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多年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不绝于耳，共产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也叫喊了好几十年。我年轻的时候也充满着热情喊呀，唱呀。。现
在，按中宣部的示意，在电视节目中听到这类歌声和口号时，想起我们党解放后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对人的伤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我的党性实在跟不上
我们的领导。
现在改革开放，情况大有改进，但领导特别是中宣部的基本观点未变。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一劳永逸杜绝不同政见(包括许多善意的建议)，保证全国各级领导和
人大代表和党绝对保持一致，所谓"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挂帅)仍然是考核干部，职员，学生的首要条件，其实就是要求人人都无条件地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一套原则是由少数党领导人提出，没有经全国党支部讨论，更没有征求全国公民的意见，就写进国家宪法。。
考核干部的标准，应该超越党派一家的立场，由广大人民讨论以取得共识。胡锦涛同志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一个超越党派利益的范例。国家对负责
干部和优秀学生的要求主要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包括爱国爱民，无私无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勇于独立思考，善于改革创新，严于
律己，宽于待人，勤奋工作，廉洁奉公，有仁爱之心和民主的作风等等。这些美德有的来自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有的吸取近代世界文明的结晶，它们具有普世价
值，不受党派偏见扭曲。选拔培养这样的人才取代那些入党做官，以权谋私，口是心非，贪赃枉法的腐化份子，国家和党才有希望。
第三，宣传自己的信仰主张是正当的，但任何理论或主义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不能禁止讨论批评质疑或否定，更不能动用国家
专政手段强加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领导下，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开始破除各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批判"凡是
派"，向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转化。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来之不易，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这个转化并不是一帆风顺。老的"凡是派"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新的"凡是派"又接踵而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开始还政于民，广大的农民和市民
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力，释放他们的智慧和潜能，经济突飞猛进，不仅改善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改变了国家的经济面貌，大步加强了我国的实力，成绩
伟大。人民和领导都有功劳，但许多改革政策是人民领先，突破"凡是派"领导的阻力而取得的。物权法的制定和通过是很大的进步，但农民要求归还土地，老百
姓要求摆脱恶吏欺压，人民要求言论自由，律师和记者要求安全保证等基本人权问题的解决还遥遥无期。。
在理论战线上这个转化更加复杂。具体政策的是非问题，比较容易识别。理论研究是少数人的专利。相对而言，研究政治理论的人不多，其中不受党派政治和个人
利害影响的理论家就更少了。对一般干部或百姓来说理论问题相当唬人。本人入党时宣誓为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时心里向导和理解的是为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
由平等公平的理想社会，并没有钻研过理论，只读过一些一般的政治理论书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非常肤浅，并没有认为马列主义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理论。后
来通过学习党组织指定的干部必读的马列和斯大林的着作。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宣传口号在我国震耳欲聋的年代里，我对那些书本的学习，囫囵吞枣，
紧跟党的宣传指示，坚信只能信奉一种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的主义和思想都是邪门歪道。实践证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问题已经失败，马克思
本人就反对这种形而上学。但我们有些人至今还充满怀旧的心情，拒绝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对待理论问题。。回想当年胡适倡导"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实
事"时，我们横加批判。其实，他重视实践的观点比我们高明。成熟的政治家对各种时行的主义或理论，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们重视理论，但又不受理论教条的
束缚。像马克思这样伟大的理论家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唯一的绝对真理。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指出真理"不属于我一个
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他进一步质问那些封杀不同意见，只允许一种观点的书报检查官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
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发现自己的理论过时或错误时，他毫不留情
地自我批评修正。显然，他并不提倡迷信，也反对一花独放。
马恩两位大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尊重和继续学习他们的理论，但对他们150年前的着作，也应像党中央提倡的那样，以科学发展的观点对待，结合实际，
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将马克思主义神化，成为唯一的绝对的真理，排斥其他更加切合实际和更加进步的理论而作茧自缚，而应该实事求
是，兼容并蓄，不受什么主义的局限，为真理而奋斗不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创新的能量。问题是领导要相信群众，鼓励和释放他(她)们的积极
性，多多提供新思想，新经验，新建议，而不应该专门建立一个党中央的宣传部来堵塞和扼杀人民应有的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
我最近读到张博树先生一篇关于新闻制度改革的文章，使我感慨不已。根据他的资料，1896年中国出版的《强学报》就提出民间办报有助于"广人才，助变
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紧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孙中山认为"言论
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邵飘萍办的《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独
立之言论，然后才有独立之国。。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这方面，我们党的思想境界比起我们的先辈实在是倒退了一百多年。
比起西方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更是落后。例如：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对内民主制度也远非完善，但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偶然的。仅举一
例。美国宪法1788年被国会批准后，在人民广泛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1791年增补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国会制定妨碍人民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法律。
这一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美国的政治家也有许多高人之处。我的学友沈恒在一篇有声有色的文章中，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这位美国开国元勋战胜了英国殖民军，就
宣告不再继任总统。在众望所归，万般无奈下当第二届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实际上只讲了一句宣誓的话:"我遵从宪法，努力完成我的职责"。文章指出，华盛
顿"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任何主义，你要喊它华盛顿万岁!他立马会跟你翻脸，认为你是侮辱他，骂他。"不得不承认，200多年前美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美国
政治家的谦虚宽容度比现在的中国人高。
比起香港，我们大陆也相当落后。香港的媒体很活跃，消息灵通，思想开放。尽管它受到北京的约束，但更加像个现代社会。它的凤凰影视内容丰富生动，敢反映
真情和讲真话，消息闭塞的大陆视众尤其欢迎。可惜又受到中宣部的限制，只有部分人能收视。顺便指出，大陆的报刊电视可以在香港普及，出入自由，但香港的
许多报刊杂志竟被严格禁止进入大陆，电视也受到限制。既然是同一个国家，这种关系不大平等。它也反映了大陆在政治上和宣传上的被动和弱势，经不起公平竞
争比较。。
应该老实承认我们的差距和弱点。公道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中宣部的问题，但它确实很不得人心，比它上级更厉害，被人们称之为阎王店。它那个既无法律
效力又无学术权威的阅评组更是臭名昭着。中国要迎头赶上时代，必须搬走像中宣部这样的绊脚石。于国于民于党，利莫大焉! (完)
[相关链接] 新华社出版的一份《参考消息》报，是专门选登西方通讯社的报道、评论的，最初专供中共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以了解国际舆论。后来逐步扩大发
行面，如今随着改革开放，普通百姓也能订阅了。此前，阅读参考的读者，无不遵循毛氏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
对。"完全不顾其内容是否客观公正。现在当然有所不同，因为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好坏话都要听。为此，编者对外电的处理，除原文照登外，只能在标题
上显示我方的立场，以示导向。随便捡一个例子：[路透社华盛顿4月23日电]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23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个听证会时，敦促中
国政府与达赖进行对话，以达成西藏的和平与稳定...... 他称达赖是中国政府要对话的最佳藏人对象，"因为他是藏人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
人，公开诋毁达赖无助于缓解西藏局势"......但是，这条消息的标题却是：《内格罗蓬特竟称达赖"爱好和平"》，完全歪曲了路透社电讯客观报道的积极意义。
这就是中国官方宣传的手法。聪明的读者正是从这些明贬暗褒的文章标题中，了解问题的内涵。 （梁 辛2008/4/25）
（《议报》注：彭迪为新华社前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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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
--"藏奸爱国"需警惕
马立诚、
雷颐（北京）
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
马立诚（退休前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当前的历
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
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
把握，很有益处。
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
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
革。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
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
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
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
马立诚：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
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
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探索这个问
题，也是我的好奇心。
历史上，文化弊端是怎样阻碍改革的
雷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
遇到的问题，不足为怪。但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我们可以
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样阻碍改革的。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
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
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
名上替他辩护。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
马立诚：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也很可悲。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上，折射出当时朝野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说，幸亏清朝的兵
不够强，假如清朝的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那么君主专制的祸害将会更大。谭嗣同也被骂为汉奸。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当时
更是被骂为汉奸。福建巡抚徐继畲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英美等国情况，也被上上下下诬为汉奸。在近代欧美各国，我还没听说哪个人因为写了一本客观介
绍别国情况的书，而被称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这个问题反映了文化当中的一种惰性，这是中国改革者要特殊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惰性，使得
制度创新除了要解决利益纠葛之外，还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结果难上加难，在很多时候几乎不可能。
中国历史上缺少妥协精神，而改革恰恰需要妥协
雷颐：我想，与制度创新相关联的问题之一，还有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
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
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
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
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
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
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雷颐：妥协的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
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
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
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
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
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
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
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
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政府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颐：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
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
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
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
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
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我在《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
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软，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
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
样？
雷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
是单纯的时间概念。你刚才也说，恐怕不只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
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马立诚 雷颐） （天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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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天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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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
--一个历史比较
陈奎德（美国）
一、自强与同治中兴
2008，注定嵌进历史的一年。在世界各个城市此起彼伏的因奥运圣火传递引发的骚乱，揭开了北京奥运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共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
闭幕式。
开年以来，对最近三十年的回溯解析已经众声喧哗。本刊的【改革30年】专辑就呈现了各家的多元视角和思路。诸种观察，不由使笔者的思绪飘回到一百多
年前发生的另一场"改革开放"----"自强运动"。
1861年8月22日，清朝咸丰皇帝驾崩。一场紧张的权力斗争随之展开。皇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忻等，处决了顾命大臣肃顺等老臣，执掌了朝廷大 政。
其时，刚刚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而太平天国之火尚在南方燃烧，满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政变甫得手的新的统治集团，面对危局，急于中兴。于是，
恭亲王奉命组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旨在 "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于焉
兴起。这一运动，持续了三十来年，至1894年 甲午中日战争划上句号。
115年之后，1976年9月9日，中共皇帝毛泽东驾崩。中南海内，剑戟森森。先是，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华国 锋、
叶剑英逮捕。之后，被毛整肃的邓小平出山，至1978年底，华国锋的最高权力被褫夺，邓终于主宰大局。其时，中国刚经历了十年文化革命巨大灾难，国破
民穷，满目疮痍。邓小平力图开启中共的中兴，推行改革开放，至今，也有三十年了。
比较这两场"自强""改革"运动，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自强运动在清廷中枢，以奕忻、桂良、文祥等满族权贵为代表，在地方，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为骨干，此外，一大批为革新 着
书立说的读书人，摇笔呐喊；一大批渴望采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人士，奔走创业。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灭亡，国内外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自强运动步伐
于 此加速。官方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尤其是当时的上海，慈禧下
诏把上 海县提升为上海道，实际上是变成了"经济特区"。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开放的橱窗。
这一自强运动，实际上是第一次打开了国门，并引入了不少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大体袭用的新事物或新制度、新生活形态、新科学技术。最主要是现代企业制
度，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现代传媒，现代交通，现代军事，现代外交。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关于现代企业，原来中国是不存在的。经过了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国人毫无所知的近代工业，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汽车、火车、电报、电话这些洋玩意
儿，从无到有，开始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农耕大地上。特别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新鲜事物，各种洋货，伴随着洋轮的汽笛声，滚滚而来，使中国人眼花缭乱，应接
不 暇。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
炼钢以 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用于装备近代化的军队。而在华的外资企业、独资企业、
民办企业、 公私合营企业即官督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也走出国门，行销世界。
关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和留学政策。自强运动之初，由于对外交涉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忻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 快
批准，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起先，是设英、法、俄文三个班的语言学校，但随后，就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
公 法、医学、生理等课程，成了全面传授西学的学校。
实际上，同文馆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开了中国西式学校教育的滥觞。
与此相平行，自1875年起，教会学校在中国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其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
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三是西方科学知识。
此后，洋务期间，清朝政府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 一
批军事学校。在普通教育方面，1878年张焕伦于上海设立正蒙书院。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成立。1904年留日学生创中国公学。至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各地传统绅士、秀才、童生、富商纷纷设立学堂，至此，中国现代的学校教育体系终于得以全面建立。追溯起来，一百多年前洋务派
建 立的新的教育体制，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级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客观而论，这一制度是在自强运动中萌芽，在晚清末年的新政废除科举
后正式 确立的。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制度性建构。
至于留学政策，1872年，自强运动期间，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派出了七批，共二百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 师
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由留美学
生 詹天佑设计修筑的。更重要的是，这次留学政策，为以后中国的留学运动开了先河，成为近代中西交流的重要桥梁。
关于现代传媒和新闻制度，也在自强运动时期发端。1872年4月30日，英国人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申报》。《申
报》是当时中国境内拥有客观清誉的中文舆论重镇，是历经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最久的报纸。而中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 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
《昭文新报》，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 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
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关于外文媒体，1864年7月1日，独立出版的英文日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取中文名为《字林西
报》。该报通过通讯员跟踪中国官员的活动和政治事件，报道国际消息等。《字林西报》以消息快捷，材料丰富着称。这些报纸，主 要集中于租界。当时的租界
其实已成为西方向中国展示自身的橱窗，成为现代生活形态在发源地。
此外关于现代交通，现代军事，现代外交等也是在洋务运动时才开始出现的。自强运动时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巨大变化的启端，今天我们中国人生
活中所熟悉的大部分东西及其生活形态，多是在哪个时期萌芽奠基的。
可以认为，虽然政治制度未变，皇权架构未变，但是自强运动（主要在城市）开启了一个与原来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新形态的现代市民社会。李鸿章称中 国
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当时自强（洋务）运动来看，它主要形塑了中国人，特别是市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扇门，
是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于是，经历自强运动的"师夷长技"，在自强运动前期，呈现了一片"莺歌燕舞"气象，史称"同治中兴"。
二、历史轨迹，似曾相识
返观一百多年后的邓氏"改革开放"，与当年的"自强运动"，经历了不少似曾相识的历史轨迹。很明显，两次改革都直接肇因于此前的大失败，大混乱，起
于危机，起于谷底。因此，几乎任何一种政策变化，都会导致某种正面效应。
此外，人们不难注意到，由官方出面，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 业，
放开留学政策，与西方开展怀柔外交......,在所有这些方面，邓氏改革对自强运动真可谓亦步亦趋。只不过，用香港取代了当年上海租界的地位，成为金融与信
息中心，成为中国面对外部世界的一扇主要窗口。
另一点可成参照的是，洋务运动与邓氏改革的"进两步，退一步"一样，当年洋务派每一步也一样遇到了强大的意识形态阻力。如，中国第一位到美国的 留
学生容闳，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八年后回国，却等了十年才被曾国藩用于买机器和当翻译。容闳建议的留学政策，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实
施。1872 年，他带了120名穿长袍的儿童到美国，同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好教儿童们学"之乎也者"以不忘本；正如中国80年代的公费留学生要组
织党小组过组织生 活，要到中国使领馆汇报思想一样。另外，当年清朝还派一位保守派与容闳同行，以便监视他并防止儿童被西方思想精神污染。后来，由于精
神污染很难防止，于是 到1882年，这一留学计划就付诸东流了。
人们注意到，在有些方面，譬如新闻界与教育界，以及土地产权方面，邓氏改革开放甚至不如洋务运动。与当年洋务时期不同，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中国 仍
没有独立的民间资本和外资所办的媒体，也没有一所真正独立办学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最近的中国，私有产权的合法性虽然写进了宪法，《物权法》也已出
台，但是仍有巨大漏洞，那就是土地的私人产权没有得到确认。这些都留下了巨大隐患。当然，也有改革时期超越洋务时期的，那就是，在洋务时期，曾有守旧派
怕 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这点，在一百多年后的邓氏改革时期已经不足为虑了，这恐怕是现代革新比一百多年前仅有的进展。
不过总体观之，相隔一百多年的两场改革，有惊人的相似处。质言之，中国统治阶层在遭遇生死存亡的内政危机与外部挑战时，虽相隔近两个甲子，然其反应
模式却遵循一些相同的逻辑：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设立了改革底线，即必须"坚持"者：自强运动时期，慈禧反复强调：第一，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大清 朝
的统治不能变。邓小平也有其着名的"四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其实就是一句话：统治集团的垄断权力不变。慈禧与
邓， 异代同心。
其次，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都是：富国强兵。它们不是以每个国民的权利与福祉为本，而是以国家尤其是军力的强大为本。这是其根本的价
值缺陷。
第三，顺理成章，改革时最为关注的产业，必以军事工业为核心和主干，试图迅速达成船坚炮利。
第四，自强运动时期，企业绝大多数是官办官营，办事的商人被掌权的官员压榨，毫无效率。官办企业、官僚资本，贪污腐败，慈禧又派守旧派掣肘，因
此，独立自主的民间企业始终无法起来。邓氏改革，是抓大放小，不惜血本，国家资本输血，保护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极其困难，发展之途艰
险， 导致贪腐空前横行，贫富高度分化，国富民穷。
由于上述根本弊端，两次改革，愈近后期，失败的阴影就愈发浓重了。
虽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各自都有其相对独立性，但仅仅是相对而已。历史的逻辑表明，内在的联系是难以斩断的。或迟或早，一旦欲达成西方式 的
船坚炮利，就得借用它的科学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借用其他知识和观念，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从经济制度一直到政治制度。最后走到宪政改革以至革命共
和。这些是相互关联，一环扣一环的。事实上多数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对统治者言，由于每一步都很不情愿，很被动，因此是"走两步，退一步"，令
全 社会充满了痛苦和血泪。
1894年，中国对日甲午战争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大起大落的血腥泥泞的曲折道路。某种意义上，那是自强运动失败
的历史后果。
1989年，改革开放所孕育的社会张力，导致了一场类似戊戌事件的血腥政变。此后，在更加收紧的政治控制中继续推行了一种洋务运动式的改革。二 十
年过去了，虽然经济增长可观，但社会危机日深，与国际社会的不谐调性也日益突出。围绕北京奥运，今年所发生的种种愈演愈烈的事件表明，邓氏跛脚改革开
放 的丧钟已经敲响。是真正进入国际主流社会，还是退出它而重启冷战？今后的中国去向，借用一句温家宝所引的诗：去问问解冻的河流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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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观察》
回目录
中国"青年节"放假意在何为？
--"五四精神"被误导、阉割
牟传珩（山东）
眼下，面对西藏问题与奥运圣火遭抵制，官方舆论推动起国内部分民众仇藏排外浪潮。有消息称，国内网上愤青们正在酝酿令中共头疼的"五、一"爱国大游行。
为此，政府除开始用舆论引导对民族主义浪潮降温以外，又突然宣布要在"五、四"这一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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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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