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李华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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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进入到"十二五"，继续通过推进改革来提高人均收入获得支持的增长性战略日益失效，对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的关心持续高涨，迫使执政者考虑选择不
同的维稳策略。由于这一选择以不能动摇执政地位为基础，所以一手抓民生保障，一手抓和谐稳定，两手都要硬，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而这两手之间的互搏及其造
成的浪费，就成为了次要的考虑。
据财政部在"两会"期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国家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较
去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国今年公开的6011亿元军费预算。维稳费用超军费开支，一方面得益于"购买"了大量国际支持，尤其在国际普遍支持裁军
的情况下，使得维持大规模军队的必要性降低；另一方面，这也是增长战略效力降低后的选择。
所以回过头来看，"两会"期间人们广泛讨论的改革下一步的问题，或者"十二五"规划的问题，其实都涉及"改革共识"在哪里的问题。但这可能是一个问错了
的问题。也许更应该问的是，前三十年所谓的"改革共识"，尤其是对增长性战略的共识，是怎么形成的。用增长换稳定，是那个阶段执政者采用的成本较低的维
稳手段，而这一手段在当时恰好切合了一穷二白的经济底子和老百姓对收入增长的渴求。邓小平理论因而获得了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支持"，所以形成了改革共
识。
从表面上看，今年的"两会"中，政府降低经济增长目标、许诺将在民生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并下决心缩减贫富差距，是回应了民间社会的改革诉求，是一个相互
妥协的结果。但仔细来看，并非如此。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制定过程，依旧是非参与性的。对决策以及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参与"诉求被忽视了。这意味
着，表面上的合意并没有真正消弥分歧。
因此，在"两会"期间呼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或许是一种过于一厢情愿的设想。因为对于执政者而言，新一轮的改革如果继续注重增长战略，那么带来的边际效
果已经很低；如果转而注重分配战略，那么必然意味着"没有共识"，民众要么向政府妥协，要么被政府以"维稳"的名义压制。中国维稳的挑战，才刚刚开
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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