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中国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

中国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李华芳

中国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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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两会"比往年更受关注，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改革面临深层次转型；其次，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开端之年；最后，眼下处于一个受突尼斯
与埃及革命影响的世界局势变动的当口。这使得中国决策者需要权衡各种相互纠结的利益，继续维持稳定和谐的局面。

但政府对民间社会期待的回应比较慢，民间社会的满意程度也比较低，而且双方对于未来中国改革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成为体制内外坚持改
革者的一种呼声。新的共识主要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动力；二是更为切实地缩减贫富差距和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这从
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先说要继续发展经济，再说民生保障策略中，可见一斑。

政治上无竞争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对支持者的"购买"而实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购买"主要是通过纵向提升全民平均收入而获得，也就是所谓的"以增长
换统治合法性"。增长主义的合理性建立在平均收入很低的前提上，老百姓只要能获得比以往好一点的收益，就会支持增长战略，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
五"。这是前三十年改革之所以有共识的重要的"群众基础"。

但一旦到了衣食基本不愁的阶段，以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为代表的分配不公，就会反过来影响对增长战略的支持。这得到了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证实：在极
度贫困地区，只要人均收入略有增长，那么对于贫富差距的可容忍程度就比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即使人均收入水平依旧有所改善，如果改善的幅度低
于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不可容忍程度也会急剧上升。这通常意味着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最为典型的是罢工。

这时候，对于统治者而言，增长战略的重要性就要让位于分配战略。但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战略，政治上无竞争的执政者与宪政民主制度中的执政者，面临的约束条
件完全不同。而当民众对分配方案不满、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时，两种执政者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大不相同。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同样存在"维稳"的问题。众多的局部示威运动，使得民主制度被广为诟病，认为其充满了乱象。但这种乱哄哄的民主，实际上起到了出气口
减压的功效，加上宪政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制度，使得其在整体上采用了"疏"的手段，来维持一个大致的动态"稳定"。

而在中国，执政者更倾向于采用"堵"的方式，限制社会不稳定因素。对于执政者而言，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目标往往并不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上，而是
体系内部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也成为分配战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的原因之一。因为分配战略不仅意味着要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格局，也意味着要让既得利益集团吐出已经习惯的利益份额。这
或许可以解释从"十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十年间，为何对民生的关注始终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比如，教育部分的支出一直未能到达合理的水平。更重要的佐
证是，三农问题已经连续占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头号议题多年，但城乡差距却在继续拉大之中，对农民产权的保护力度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体现在对城乡结合
部农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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