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合社会的角度，意识形态的效果远远超过权力、法律、金钱、强力那些有形力量。那些力量无论怎样"加大力度"，也难免遗漏，防不胜防，意识形态却可以让全社会自觉服从和"奉献"。对执政集团而言，意识形态除了提供其统治合法性，还有凝聚队伍、驾御精英、教化民众和裁判异端的功能。完成这些功能，意识形态本身是否体系完整具有首要作用。
毛泽东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那时代的中国人匪夷所思地变成了一个思想，并非全是后来所说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毛泽东意识形态体系之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意识形态成了虚假的同义词，功能方面也被认为毫无用处，仅仅是虚伪宣传或空头招牌。然而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挥之不去的，即便想与它告别，它也可能自己找上门来。
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不是个有深奥理论的人，但他把自己形容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却比大部分理论都准确。简单说，马克思就是经济公有制，秦始皇就是高度的政治专制。看上去，一东一西且相差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和马克思似乎无法相加，然而二者却一度在中国结合得天衣无缝。
公有制经济是专制政治的最有力基础。但凡经过那时代的人对此都会深有体会，所有人皆一无所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皆来自权力所赐。达到那种程度的权力，历史上一切权力都望尘莫及。
把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转变成公有制，需要讲出道理。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剥削阶级剥夺劳苦大众的阶级斗争史，私有制是维护那种剥夺的制度，因此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唯有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
马克思是从理性和逻辑中推出其理论的，而毛泽东在那种以西方理性推导出的理论背后，还看到了存在于冥冥中的"天道"。"天道"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有"天道"支持，就是不可质疑和不容竞争的。在人类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纪，"天道"不能再从古代迷信中去找，不能再是神灵、龙或宿命一类东西，具有浓厚科学色彩并得到世界性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恰好提供了新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展示的人类未来前景，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人民彻底解放的美好社会，那是一个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会。马克思以其理论雄辩地论证了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同时论证了近代产业工人是带领劳苦大众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那天堂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共产党则被定义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领导阶级"的领导，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代表。
不难发现，这个"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何其相象，加上"先锋队"之意象，可以轻易地完成"天道"的现代化包装――"先锋队"代表"先进阶级"，继而代表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先锋队"则必然应该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而"先锋队"的领袖，也就无条件地成了全民之"救星"。
为符合这种"天道"，尽管出身农民的毛领导的阶级斗争更像是农民起义，他却言必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把以农民成员为绝大多数的中共称为工人阶级政党，并且终生都以不屑"农民习气"和"小农思想"自居。革命后的中国曾长期以阶级血统划分人群，亦是源自西方理性的阶级斗争学说变成中国式宿命论的典型例证。毛泽东善于用中国圣贤的大同理想描述共产主义，把马克思的艰深理论简化为杀富济贫的造反故事，灵活地把西方科学与中国民间思想通俗结合，加上运用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使他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戴，最终夺取了江山。
毛泽东具有双重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既是他动员民众以及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工具,也是他的信仰。他确信"天降大任"于他，要他把人类带进那个天堂。他先把中国变成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社会。全部经济都属于国家，当然也就不需要市场，计划就成了必然。这在逻辑上是清楚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给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双倍伟力，使他能够进一步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社会。
在他的意识形态中，"私"是万恶之源。他认定人类社会的彻底改造须是化私为公。实现经济公有制只是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消灭人头脑中的"私"――这也是公有制经济所需要的，没有为公的意识和奉献之心，只关心一己私利的人怎么可能在公有经济中努力劳动？毛泽东在他的乌托邦式社会实践中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抓革命，促生产"的纲领，正是这种思路的写照。
他极其警惕并痛恨任何想使人民从通向无私之路后退的企图。他熟知人性之劣根，向建立"公"意识的每一点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每一点松动却可能导致相反的一泻千里，前功尽弃。在他看来，与他一块夺取权力的那些战友在这方面多是鼠目寸光，只看到就眼前经济而言，利用人"私"的一面将会产生高得多的效率，然而那正是他认为应该被消灭的一面。从这个角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并不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这点小利失掉建立一个人类新世界的伟大理想！任何统治者都能治国，他要的是从根上改造人性，那才是真正的历史伟人之所为。为此，他不能容忍打下天下后稳稳当当坐天下的庸人思路，这是他同一块打天下的那些战友之根本立场的不同。
毛泽东自言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去"，不过是"王朝周期"的重复；第二件――"文化大革命"才是最能体现他的意识形态之独特之处。文化大革命的核心被概括为"斗私批修"。"斗私"指的是改造每个人乃至全体人民的人性，"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批修"则是针对他以往的战友和部下。在他眼中，他们已经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的一套（三自一包、物质刺激……）总是围绕着"私"字打转，那正是修正主义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所在。何况他们自己的"私"也在日益膨胀，正在蜕化为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老爷。毛泽东晚期的惊人之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判断。
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直自命为代表底层人民和多数群众。在他的一贯话语中，给了群众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天道"逻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至上，他代表人民，因此他就是最神圣的。但是在这种合法性中，也存在一种交换，即必须时刻高举"为人民服务"之旗，否则从何代表人民？"先锋队"的"天道"逻辑也就没有立足基础，包括不能解释公有制即是全民所有的逻辑。毛泽东正是这样要求他的下属的，他让"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成为共产党人挂在嘴边几十年的口头禅和他的国务院总理戴在胸前的座右铭，从而使它直到今日仍然是检验共产党合法性的公认标准，群众至上与群众天然正确，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对群众利益的任何忽视都被视为严重犯罪。
在忠于人民利益方面，毛泽东并不相信他的执政集团。他宁愿认为这世界只是他一个人在带领亿万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会在获得权力后陷入腐败。然而在现实中，他又离不开一个从事社会日常管理的行政集团。这使他对那集团有一种无奈――那是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热中特权并随时可能变质腐败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他深知靠他一个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们，因此他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和制约，形成以多制少的局面。才是打破官官相互、真正防止腐败的保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深入地分析他执政后的所作所为，这实在是一条最深层的贯穿脉络。
归纳和总结他的尝试，他最终企图建立这样一种结构解决他对执政集团的担忧：高高在上的他只需要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将其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广大群众，转变为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之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监督和制约，最终达到防止权力集团背叛和腐败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种尝试的集大成。他从天安门城楼超越中共和权力集团直接向红卫兵挥动军帽，就是他设计的结构之典型写照。为实现他设计的结构并使之保持长期有效，他给了底层人民"政治挂帅"的理论根据、"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斗争武器直至进行"全面夺权"的可能性，号召他们都要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勇士。在他的结构中，官僚集团头顶将始终笼罩着"群众运动"的威慑，并且通过"七八年一次运动"对官僚进行"吐故纳新"，保证其不蜕变为"修正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
这种乌托邦的失败已是有目皆睹，但是不能不承认其理想在底层群众中曾经具有并且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道义感召力。毛赋予人民的造反意识和斗争手段，被那个年代的群众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从年龄来讲，对那一套最为熟悉和善用的一茬人，恰恰就是今日沦落困境的"绝望者阶层"。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保留某种程度的怀念，不仅由于他们曾居身虚幻的"领导阶级"地位，还有至少那个年代，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基层官僚确实大多夹着尾巴做人，今日的满目腐败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希图超度几亿中国人成为贤哲（"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想象力和勇气，也使他在一部分中国精英眼中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以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他力图成为名垂万古之历史伟人的社会试验。为了证实他的"天道"，他彻底地抛弃人道，他不吝惜牺牲个人，也没有公平可言。在他的试验中，凡被证明失败或没用了的立刻就抛弃（农民、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党内当权派、红卫兵、造反派……）。也许对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伟人"心理，"天道"应该比"人道"重要，历史结果更高于眼前情理。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是没有个体的，只不过是给其伟业提供宏大基础的抽象概念罢了。法国大革命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换上他的"为人民"也是一样的。不过这里暂不进行价值判断，仅从对统治稳定之利弊的"技术"层面综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应该承认它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亦与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并彼此加强，因而当时的整个中国才能被那意识形态征服，其对统治稳定起到的效果，可以从这样一个反面的例子中得到证明：在毛摧残了一百万知识分子（反右）、饿死了三千万农民（大跃进）、把整个国家搞到濒于崩溃（文革）的情况下，其政权还照样保持着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稳定。
做为一种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的失衡不是在其体系之内，而是在其体系与客观世界之间。他要把人性改造为完全无私的，这注定只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幻想。这种失衡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效率的极端低下。在与市场经济竞赛中，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都被甩在后面，而企图以思想革命和群众运动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更是落到了后而又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不管其意识形态一时显得多么强大，最终一定不能坚持下去。
分裂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应该说是一个没有理论的人，中共"第三代"推出"邓小平理论"，目的纯粹是在理论之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概念分析邓小平的政治路线，只是谈他的实践。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获得巨大改善。在这方面，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然而，从意识形态的技术层面上看，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却存在一个根本性分裂――那既是邓小平时代造成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将在邓后时代继续构成越来越危险的挑战――即，在继续供奉毛泽东"天道"的同时，邓把毛的"共产经济加专制政治"（马克思加秦始皇）前者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保留了后者，这种组合不但不能与毛的"天道"相合，恰好是被那"天道"所不容的。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对于毛追求人类社会化私为公、将所有社会成员改造为大公无私之人的理想，领导层中的务实者也是不以为然的。他们在治国的具体实践中体会到，每当给人的"私"开放出空间，经济立刻就活跃，效率也就立刻大提高，一"私"就灵，千真万确。所谓党内两条路线，一般用"左"和"右"的概念进行划分，在执政以后的分歧，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私"。被归为"右"的务实者宁愿相信经济是社会的主体，而经济的发展即使不是永远离不开"私"的动力，至少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需要对其加以利用。
这不仅仅是哲学上的分歧，"右"的路线代表者们并不在理论上争执，但是他们利用实际掌握的治国权力，或砍合作社，或反冒进，或搞"三自一包"，一有机会就按自己的意思暗中修正毛的虚无幻想。他们追求实际而不是浪漫，看重眼前进展而非长远神话。在毛死后，一旦务实派领导人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中国出现本质性的改革是必然的。
虽然有错综复杂的过程和理论上的种种暧昧，但改革的主干是清晰的，大部分改革集中在对毛之化私为公的逆变――即化公为私。改革思想的灵魂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打头阵的农村改革，所谓的"一包就灵"完全可以把"包"字换成"私"字；解散"人民公社"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城市改革也是首先起于对个体经济的鼓励和开放；国有企业的改革则首先从奖金、计件等"物质刺激"手段开始，而后的自主权下放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向股份制和私有化；"对外开放"则是逢迎海外资本家的"私"，以种种利益转让和政策优惠吸引他们到中国来投资挣钱；而一旦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也已经自主，计划经济就再也不可能不转为市场经济了……
邓使中共从毛时代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党变成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要追求的实用主义中共，本来是一个向现代国家和政府转变的进步，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修正，然而邓却保留下毛意识形态的外壳，当中国民间发出否定毛泽东的强烈呼声之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充当了毛的捍卫者。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要保留毛泽东的另一半――政治专制。如果彻底否定毛，就必然否定专制制度，对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权力形成直接的挑战，这是他不允许的。
虽然邓小平人格中具有的专制特色很明显，他亲自领导"反右"运动把中国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人间地狱，也不惜残酷地用坦克对付天安门广场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但是我们暂不从他的个性而是从共产党的共性去寻找其捍卫毛泽东的原因――由此也就能看出今天已处于"邓后"时期的中共"第三代"，为什么仍然要继续保留毛意识形态的外壳。
这和中共继承的历史遗产是分不开的。尽管世界不乏资本主义经济加专制政治的社会结构，但只有中国有这样的现象：中共的各级党组织理所当然地把持着社会大部分机构的最高权力。其所以理所当然，合法性就在"先锋队"和"历史规律"所代表的"天道"。这种绝对命令的不可挑战和不可竞争，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给予默认。而如果没有了"天道"佑护，这种天然地位就失去依据，由国家无偿拨款给党派和本是纳税人供养的军队却由党指挥等一系列中共从来享受的特权，也会受到质疑（包括它将为其各级组织多年占有的庞大房产交房租）。失去"天道"的护身符，一直被党控制的政府也不再具有不可触犯的神圣，只不过是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公众自然会按照顾客至上的原则对其进行评价，并必然提出自己选择谁来担任政府官员的要求，选出的政府就不一定再归中共所有。
不难想象，中共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此无论是邓小平还是"第三代"，都不能不按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继续把中共标榜为代表"历史规律"的"先锋队"，宣称其天然地代表人民利益。只有这样，它才可能保住其神话，以及被那神话所承载的一切特权以及打击别人的权力。哪怕在谁也不相信那神话的时候，它也不能改口，因为靠着成千上万遍地重复积累，那神话已经具有了话语上的霸权以及名正言顺的特性，只要它不改口，就有维持下去的惯性。
然而"天道"不改，以资本主义手段对中国经济实行的改革，就要与那"天道"之间产生出不可弥合的分裂，出现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的脱节。虽然以"私"为杠杆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代价是失去以往"大锅饭"式的经济平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之所以能够使毛后中国产生经济活力的前提。然而按照逻辑展开，社会的宠儿和主导力量就要变成那些富起来的人、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原来被誉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以及其它劳动者，在经济秩序中只能回归服从命令的下层位置。将重心转到经济发展之上的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不管口头说法如何，实际上只能更侧重维护工商社会秩序，与"先富者"站在一边，并且还要取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沉重包袱的福利政策，同时没收毛泽东时代赋予群众的特权，打消群众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幻觉。
这样的实践，与毛泽东之"天道"的分裂是一目了然的。
改革初期的经济迅速发展阶段，由于毛时代对"私"一概拒绝利用，从而使太多有效的经济手段白白闲置。那本用不着什么智慧去"设计"，都是人类自古一直使用的，只要意识形态的限制一放开，随手拈来都会产生巨大效果。所以在改革初期，改革成本极低而效益极高，贫富分化只体现为相对差距，全社会普遍得利，因此这种分裂表现得还不明显，群众也有容忍的余地。不过那并不意味群众不能认识到其中的分裂，只是暂时不提而已。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打下深深的烙印。一旦到了改革吃光肥肉、只剩骨头的时候，绝对贫困开始成为大众面对的现实，就业、医疗、养老等原有保障化为乌有，人心惶惶，前景渺茫；另一面却是富有者的骄奢淫逸、权钱结合和对公有财产的巧取豪夺，现实与"天道"之间的分裂就成了展现在整个社会面前的现实，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也就将回到群众的意识层面，他们将用中共供奉的"天道"去挑战其自身。
毛何以不死
毛泽东残害中国人的程度和规模并不亚于希特勒所犯的罪行，但是为什么毛没有像希特勒那样遭到普遍唾弃，反而今天在相当广泛的范围中又被中国民众重新视为精神偶像了呢？邓小平应该是此状况的始作俑者。其实文革后的中国对毛泽东的否定在整个八十年代几乎一直是社会思潮和人们心理中的主流。社会各阶层在那时对苦难记忆犹新，如果抓住时机打开黑箱，对毛时代进行一次总清算，彻底从体系上解构毛，是有可能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灭毛泽东神话的。但是，邓小平没有那样做。
不做的原因前面已谈，为保持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专制权力，他对毛的否定只能是部分的，用他的话说叫"三七开"，否定三，肯定七。这样一个比例可以使他从两边各取所需，既能保持住毛的专制主义主体，又能否定毛的"文革"以及对"党内走资派"（包括邓自己）的批判。
不触及专制根源的"思想解放"，把一切曾经发生的罪恶都推给"左"去承担，"左"成了专制制度的替罪羊，也就成了专制制度的挡箭牌和共产党清洗自身的垃圾桶。一个"左"字，给人传递的内涵不是必然，而是一种选择，是以个人为代表的一条路线。有选择就意味着有别种可能存在，批"左"的误导就在这里――有"左"的路线，也有"正确"路线，所以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于错误路线，只要执行了正确路线，就仍然可以"伟大、光荣和正确"。
即使是划给毛错误一面的"三"，也被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欺骗利用。这样，本来不可分割的一体，被人为地分离成两部分，其在实践中必然产生的恶果被推给非必然的"左"担当罪名，而其思想中动听的口号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仍然归于毛。"三七开"割断了二者联系，人民大众因此就不能明白毛的理想与其结果在专制结构中的必然相关。当时间使他们淡忘了往昔痛苦的经历，尤其是新的社会现实使他们产生不满时，他们就会为毛时代和毛思想中那些能够打动他们的部分而产生怀念，而把发生在那时的灾难视为偶然――只要不再有"左"的路线捣乱，一切都会很好。甚至当年那些罪恶也已经被长年尘封的黑箱所消隐，留存在记忆中的只剩下一些个别人的小故事。
邓小平在毛的意识形态外壳下继承了专制权力。但却无法掩盖他在经济方面与毛背道而驰的分裂。他采取的方法一是提出一个似是而非、毫无哲学根基的命题――"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发出一个被他自诩为"发明"的思想领域专制命令――"不争论"。前者是他的"猫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体现，后者是他的"摸论"（摸石头过河）之延伸。"猫"、"摸"二论，即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构成。邓精于解决眼前问题，却缺乏长远战略。这或是因为他不屑瞻前顾后，也可能是他缺乏构建体系所需要的哲学意识。他是个不设计的"总设计师"，有一个无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生前成于此，身后也将败与此。长达二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几乎没有思想建设。不立不破，新的意识形态不产生，旧的意识形态就不会让位。仅仅靠淡化过去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过去曾经那样广泛和频繁地运用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运动过群众，如果不能成功地将那种意识形态解构，一旦形成相应的社会条件，就不能避免群众用同样的意识形态自下而上地进行运动。
89年天安门运动虽不能说全属于这种性质，其中也有相当成分。在民主的口号之下，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那汹涌海面之下的最大潜流。而在六四以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理论"的分裂就更加清楚地摆到中国人民的面前。
历史表现出的幽默感，在于它往往制造一些南辕北辙的逻辑和结果。六四之所以成为转折点，既不是中共"左"派趁机掌握主导权，使中共回归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也不是民主派期望的借此唤醒人民推翻专制政权，恰恰相反，它的转折却是"左"派从此更加被排挤出中共权力核心，中共在行为上更彻底地与意识形态分离，而民众不但没有从此心向民主，反而开始怀念起远比邓小平更为专制的毛泽东。
六四后的中共一度确实有回归意识形态原教旨的迹象，那时的经济改革处于停滞，"左"派借六四得势，民众也的确因为流血与专制政权更加对立。邓小平在那段时间沉默地思考，不管他对外说的是什么，他内心深处一定凝聚并撞击着巨大的痛苦。屠杀自己的人民，对现代世界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犯了天条，何况他还是一个一生把"为人民"挂在嘴上的老共产党人。面对全世界的指骂，他无法不产生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恐惧。像他那样的人，已经别无所求，图的不就是名垂青史吗？如果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结果，无疑等于一生惨败，那是视荣誉为生命的他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必须为改变即将盖棺的定论最后一博！既然已经发生的不能再改写，他就只能去向世人和历史证明，他在六四做的是对的――中国社会从六四开枪镇压得到的是巨大进步！不管这多么不合逻辑，他必须做到这一点。
那证明不能回到毛泽东的老路去寻找，虽然那肯定可以得到大量理论上的支持，但那是属于极左派的专利，回去就是向极左派投降，等于承认以前的改革开放错了，是导致风波的原因。真正的证明只能来自于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经济进一步飞跃。改革开放为世界瞩目的历史功绩本来就是经济发展，因此只有让中国经济在六四后发展更快、取得更大的成绩，才能在以经济论成败的世界面前挺起胸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当时果断地保持了社会稳定，中国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是结论。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近九十的高龄到象征中国新生资本主义的深圳去"南巡"，打破意识形态的冰封，重新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而且更加彻底、广泛和迅速。如果说八十年代邓的经济改革还难免顾忌意识形态，还是半遮半掩地搞资本主义，这一次则是彻底放开，怎么能让经济发展得最快就怎么来，再也不顾及其他约束。对于想亲眼看到证明六四之正确的证据摆到世人面前的邓来说，他的高龄已经没有再兜圈子的时间。他仍然让毛意识形态牌坊立在那，但除了"贞洁"二个字留在上面，其他的不贞全都可以在其下赤裸裸地大操大办。
他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两手硬"地"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另一方面，还必须同时抵挡极左派对进一步经济自由化的反击。他成功地将党内极左派清除出权力体系。从极左派今天只能以"地下万言书"发表意见的情况看，他们落到如此与权力绝缘的地步，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邓小平的这种苦心，终于被他的后任者领会（虽然其在六四后一度以"反和平演变"为己任），并且看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是邓小平自身的历史证明，也是其自身的合法性所在。因为后任者的权力来自邓，邓的历史地位就是其权力基础。后任者上台得益于六四，能够证明六四镇压正确，也就证明了其上台的合理。在这个利益链上，他们与邓小平是绑在一起的。那些认为邓一死中共就会发生变化的预测忽略了这层关系，六四后的中共已经从过去的信仰集团彻底转变为利益集团，他们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坚持邓的路线，经济上继续推行资本主义，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保住他们的权力，而其他任何变化都潜藏着风险。
六四以前，中共几十年历史从来都有"左"的路线存在，"左"派也始终有代表人物处于权力中心。这使得"左"派一直可以以党内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以往的"摇摆律"――循环地一"左"一"右"――除了是一种内耗，也起到平衡作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是靠此种摇摆获得平衡）。当极左派被彻底排除了权力核心外以后，避免了党的路线发生时"左"时"右"的摇摆。这无疑表现为一种稳定，但也同时产生出另外一种危险――当"左"派不能再以党内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其能量就会下移到党外，通过在社会上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方式进行表达。
就在"左"派下移到党外之时，92年后加速的资本主义化开始更为严重地造成社会问题。一方面以"致富"为唯一目的的行为受到最大程度的放纵，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约迟迟不能推上日程，这种失衡关系必然大大促进权钱交易、官场腐败及社会不公的程度，加上改革成本已到支付期，开始出现众多社会成员利益受损。曾被定位于"领导阶级"的工人已经沦为今天最失落的阶级。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就是伴随着92年的"改革"高潮开始流行的。不死的毛泽东重新回到人们心中，成为底层社会表达不满的理论根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们不再去记得过去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而是为今天所失而去怀念那个时代的对应物――社会平等、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对廉洁等……时间距离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他们宁愿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下移的"左"派正好可以给这种思潮提供思想指导，"左"派的能量因而得以通过民间放大。这其中蕴涵的威胁，不仅是他们不断在理论上发起挑战，更大的危险还在于：随着社会条件的进一步发展，极左派与民众的结合非常容易催化出动乱式的社会运动。
空壳意识形态下的专制与腐败
曾经被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撑，而执政集团的内部也需要靠意识形态凝聚。今天中国看似稳定，但是意识形态的空壳化本身就已经是严重的危机。不错，如果可以给社会各阶层不断提供充分利益，即使失去意识形态也无所谓。然而，当已经没有利益继续提供的时候，再靠什么保持社会稳定呢？
只剩下强力。
强力是什么？首先就是国家机器的"内部人"，他们靠有效的组织和对武器的垄断，才能以镇压之力维护对社会的治理和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前提首先在于内部的稳定，只有当"内部人"能保持忠诚并效力时，国家才具备可以用来稳定社会的强力。
而"内部人"的忠诚靠什么维系？显然，没有比意识形态更有效的因素。具有信仰性质的意识形态可以造就高度的意志统一、形成坚强的信心和维持强大的团结、以及产生敢于牺牲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这些品质对一个集团来说，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甚至无往而不胜的基础。当年的共产党曾在这方面曾达到过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今非昔比，它今天已经丧失了这种宝贵资源。
在其意识形态的解构中，意识形态的空壳化起了重大作用。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于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聪明一时，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础──信仰的真诚。"不争论"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国官场之一大特色――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被当作公开的游戏规则。官员们两副面孔毫无障碍地轻松转换，风气则是把任何对信仰的真诚和对理论的认真都视为可笑。
没有了意识形态，还能靠什么保证统治集团"内部人"的忠诚和效力呢？于是又得回到利益。在不能给社会各阶层同时得利的时候，就得更加倚重"内部人"的强力，也就是必须要用更多的利益去交换其效忠。如果有足够的利益，这似乎也是一条可行的路。然而问题一方面在于，原有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成为空壳，却仍然存在，并仍需经常在口头上当作原则宣称，那就使得至少在形式上不能有太多利益，否则就不能与"人民公仆"和"奉献"的宣称相符；另一方面统治机器规模越来越大，提供太多的利益财政也不堪重负。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内部人"从正常渠道得到的利益并不比普通百姓多很多。
那么用于维系忠诚的利益从哪来？不难想到的就是腐败。追求利益者的效忠效力，吸引他们的不在于那点工资，而是附加在权力之上的利益。那往往是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但总之都是权力带给他们的。这一点不奇怪，官员首先是人，当整个社会都在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然而对失去了意识形态之自觉约束的官员，如果再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约束取而代之，那是不可能不腐败的。
无疑，当今高层认识到腐败的危害，也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所抓的"大案"、"要案"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空前的。但是在目前体制下，反腐败只是自上而下、以少制多，那是无法最终奏效的。即使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也一样反腐败。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之暴烈远超过今天对腐败惩治的"力度"，又何尝阻止了明朝成为最腐败的王朝之一呢？
何况反腐败只能是有限度的。原因在于既然必须用利益"羁縻"失去了意识形态凝聚的"内部人"，如果再不让他们得到利益，只要求进行"奉献"，他们凭什么进行效忠就成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真能彻底制止了官场腐败，结果必然是智商超过40的人都会投身别处去寻找私利满足了。这是失去了信仰维系的社会之所以不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腐败失去民心，这是当前高层对腐败问题的主要担忧所在。其实还有另一个至少值得同样担忧之处，即腐败会导致政权的"内卷化"。这个数学上的术语形容这样一种情况：政权面对不断增强的社会压力而需要增强控制力，控制力的增强靠扩大国家机器，然而由于组成国家机器的"内部人"之腐败谋私，扩大机器并不能获得成正比的控制力，大部分用于扩大机器的支出将被新增加的腐败吞食（经常抱怨的"费大于税"即是"内卷化"之典型现象），新增加的人相当于又在内部增加蛀虫，由于扩大机器得到增强的控制力，很大部分又必须消耗在新增加的腐败所引起的那些矛盾和问题上。
如果说失民心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对政权瓦解的趋势，更多地是道义否定，而不能定量地分析必然性，"内卷化"却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腐败一定瓦解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将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的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而且达到一定时候，即使还有继续投入的财政能力，加强控制力的效益也会接近于零，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若这时社会的不稳定还在继续增加，超过国家机器所能控制的程度，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执政集团丧失意识形态忠诚和信仰，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内部人"的唯利是图所产生的投机性质。在有利可图时，似是铁板一块，一旦有一天没了利益，就可能顷刻之内众叛亲离。这一点，从共产党高官一夜变成共产党掘墓人的叶利钦式人物，在苏东变化中岂非比比皆是？
"经济文化大革命"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绕不过去的"深水区"，"猫"、"摸"方式埋设的隐患开始浮出表面，到了要为前面的"便宜"偿付代价的时候。其中，国有企事业职工下岗失业和失去社会保障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国，那不仅仅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
有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具有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相近的特点――收入可靠，生活稳定，生老病死都有保障，并且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这种中产阶级构成社会的主要稳定力量。毛泽东时代之所以稳定，当时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事业职工是主要基础。
然而今天，这个"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沦落。国有企事业职工失去了以往的优越之处。他们中间很多人收入低下，饭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对今天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却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具有足够规模的中产阶级取而代之。虽然当今出现了少数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比例极小的白领贵族，但在数量上却远远承担不起稳定社会的功能，因而社会等于失去了保持稳定的基础。
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是原有的中产阶级沦落，新的中产阶级远未形成，这一事实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少数人的"暴富"吸纳而去。这一点，凡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
造成少数人暴富的机制初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却会走向反面，成为限制经济继续发展的因素。多数人收入低下会造成社会消费力萎缩，导致市场萧条、开工不足，企业进一步亏损、更多职工失业下岗、"绝望者阶层"扩大和生活贫困状态蔓延，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伴随着自身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证，国有企事业职工的心理失衡也与日俱增。对比权钱合污的腐败和国有资产被瓜分，很容易使他们回想起毛泽东的论断和当年的术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在今天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
毛泽东时代的专制程度虽然远高于邓小平以后的中共，但毛出于其改造社会之理想，却给群众对官员表达不满和进行监督设置了日常渠道。如果说"反潮流"或"造反有理"还属于抽象鼓励，"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允诺也有点鞭长莫及，"大字报"却是从宪法上给予保证的权利。虽然那顶多算是小范围的言论自由，却因为随时可以被每一个人运用，由此而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构成了相当的威慑。以至在那时的绝对专制甚至高度恐怖的大局之中，群众的确可以在局部对官员行为进行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使执政集团在毛死后立刻从各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推行程序化、制度化等"党内民主"，防止再出现党的领袖超越党的机构直接发动群众整肃党自身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堵塞了毛泽东给群众设置的渠道，"大字报"等宪法权利被取消，群众被重新归位于权力金字塔的最底层。
当然，今日人民获得的自由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进步主要来自于阶级斗争被放弃。中共官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广泛冲击都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这使他们从过去专门用阶级斗争整人变得厌恶阶级斗争。而一旦"天天讲、月月讲"的阶级斗争不再笼罩在社会头顶，政治就失去了在人民日常生活中赖以存身的位置，恐怖也就没有了针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手段，这是中国社会之所以变得自由宽松的根本原因。
然而今日为了维护经济社会的秩序，劳动群众不仅被要求遵守法律和制度，更是绝对不被允许"造反有理"的。如果他们违反此规则，宽松就不再存在，而且要动用强力机器进行镇压的。这时的群众虽然从阶级斗争被放弃获得了日常自由，但因为以否定阶级斗争的方式取消了他们的"领导阶级"的地位和对"当权派"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力，他们反而会认为阶级斗争正是当年他们的曾经拥有的政治权利，是他们今天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用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武器。这种事过境迁使得过去受阶级斗争之苦最多的群众，今天反而有了再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这应该成为一种提醒，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并不能消除不满。如同把锅炉的出口焊死，最终结果只有爆炸一样。当群众的不满无法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得到解决时，最终的出路就剩下造反。而对造反，无论从动员、方法以及指导纲领上，都没有比毛泽东思想更合适的意识形态，那又恰恰是这一代中国人普遍熟知、亲身经历并且目前又重新有所思念的意识形态。在新意识形态阙如的情况下，什么能成为凝聚社会不满的旗帜，什么能成为动员群众的政治共识――不幸地，目前唯一具有整体整合能力的，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
中国社会如果有危机发生，十有八九将以经济危机发端。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不是没有可能，且可能性并非很小。一旦有一天，经济危机使多数社会成员陷入困境甚至生活无着，那时的中国人将不仅限于挤提存款或抢购，更可能的是，还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清算！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从来都被告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前提下，他们多年只拿极低的工资，主要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国有资产――那是他们自己的资产，至少在理论上他们这样相信，因此他们的生活稳定、房子、医疗、养老以及相应的福利，也都应该由国有资产支付和保证。这种合理性就像把自己的钱存进银行到期后再提取一样。然而在改革的旗号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被告之，以前是国家养活你们，并且用大锅饭惯坏了你们，现在改革了，你们从此得自己养活自己，国家也再不承担过去许诺的保障了。而在职工痛切地感受被抛弃的同时，国有资产（被职工们认为是自己的财产）却在大量地被挥霍瓜分。如果生活还有起码安全，人们对这种不合理可能仅停留于抱怨，然而若是基本稳定和起码安全也丧失了，积累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就可能一块爆发。
可以想象，一个合理的思路就是人们将要求在国有资产中得到自己该有的份额，作为应付危机的资源和未来生活的保证。那无论是以私有化的方式，还是以建立保障基金的方式，或者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负担方式，都需要对国有资产有一个重新核算。如果上面不进行这种核算或者其核算不被群众信任，各企业的职工完全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核算自己的企业，甚至在这个旗号下接管企业。然而只要是脱离了黑箱的核算，现实情况立刻就会昭然于天下――所谓的国有资产只剩下了一个空壳，里面已经被淘空（甚至连几万亿的居民储蓄都被贴在了里面）。其实不用核算也已经看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是这种结果。
那时会怎么办？对重新举起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中国民众而言，最为顺理成章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老办法――剥夺剥夺者！
"反腐败"将成为最初的启动，对这种义正词严的要求，没有什么理由敢于和能够阻挡。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很可能自发形成形形色色的"接管"组织，解决本地本单位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用再详细设想运动会怎么发展，凡是了解群众运动的人都不难立刻在脑海展现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一旦重新被举为旗帜，在那旗帜下凝聚起来的群众运动，其走向只可能是造反、批斗、哄抢、群众专政、红色恐怖……把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内容换成经济内容（当然也会延伸到政治），那将是一场重演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文化大革命"。
而到底谁是应该被剥夺的剥夺者呢？那将跟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不会分出青红皂白的。当年的意识形态早就提供了这样分明的逻辑――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是有钱人，钱就肯定来得不干净，不是靠腐败，就是靠瓜分国有资产！最终结果将是再一次穷人对全体富人的剥夺；已经把侵吞的资产转移出境或挥霍一空的人要以命还债；刚在中国发育的企业家阶层会就此铲除一净；而各级官员（用老百姓的话说"哪个屁股上都有一堆尾巴"）也将大部分被打成"腐败份子"、"新生资产阶级的庇护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温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打倒和群众专政的滋味。
这种清算将会迅速波及到中国社会其他阶层，与农村基层政权一直尖锐对立的农民也有可能在失控的状态下发泄他们长期积累的不满，报复自身受到的迫害，清算干部对集体财产的贪污和挥霍，进而波及到"先富起来"的群体，当年"土改"斗杀地主的方式有可能再现，"痞子运动好得很"的造反精神将再次横行乡里。
毛泽东哲学中的破坏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旧社会可以破坏，但对新社会却很少有建设意义。利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框架，即使仅仅只为反腐败和反不公，走下去的步骤也必然会重现毛意识形态的其他事物――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等，都会一环扣一环地再现。那无疑将是中国又一次劫难，因为即使毛的一套在中国还有思想基础，却已经没有可以令它全套体系回归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再靠它实现社会稳定，其结果因此只能是天下大乱。
回归毛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国的灾难，那么继续固守其意识形态空壳之不智也就十分清楚。也许那从执政便利的角度可能还有用，问题却在于尽管只剩空壳，却一样可以被群众当作旗帜，并且成为他们以虚幻检验现实的尺子，所以这种护符之便利是以饮鸩止渴之隐患为代价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上而下地进行煽动和放纵，群众从来都不会是乐于"造反"的，往往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是群众自身，能够避免群众运动本身就是群众的最大受益。从这一点出发，只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使他们能够地参与选择和对权势集团的监督，就应该能够避免"经济文化大革命"那种可怕前景。人类已经创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现代文明，已经具有使中国从"造反"老路上解脱的理论，不需要非让中国民众再度去选择毛泽东式的"大民主"。
中共领导者本能地对毛泽东保持血缘关系上的不设防心态，将西方民主视为主要威胁。六四后，中共把风波根源归结为西方民主思潮，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活动和丑化民主形象的战略。它在这方面做的相当成功。苏东转型后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帮了忙，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也起了作用。中国大众本来对民主就不甚了了，容易被"民主－动乱"一体论迷惑，为"生存权"而宁愿放弃"民主"。在九十年代的进一步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样被排挤在外，有了分羹可能。他们原本对民主的追求就有相当成分是因为未从改革受益，因此相当多的人放弃了八十年代的激进立场，开始唱革命有害论和民主过早论的调子。
然而，中共将群众从民主之路引开并促使其产生反西方（包括西方民主制度）情绪和对异议人士（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厌恶，却不能同时消除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也没有使民众成为它自己的同盟，这时别无选择的人们只能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向仅存的毛泽东，通过毛泽东的方式去发泄不满。
中共应该明白，89年天安门运动中群众一方的极端和激烈并不是出自民主，恰恰是出自毛泽东。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渗透在中国广大民众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无意识，随时都可能暴烈地发作。民主却被千年专制与中国民众隔绝得太远。天安门运动打着民主旗号，民主因素在其中却实在只如凤毛麟角。仔细分析，找出六四时那些真正属于民主的因素，会看到它们无一不是在呼吁理智、妥协与尊重法律的。如果从天安门运动中看到危险和感到恐惧的话，应该做的绝不是消灭民主，相反，是更应该用民主去消灭毛泽东。那才是真的中国福音。
对今日中国来讲，重归毛泽东其实远比从事政治改革更为可怕。改革毕竟是理性的、宽容的、尊重法律和具有秩序的。在这方面，中国的上层阶级和精英阶层尤其应该意识到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将给他们带来的安全和稳定。民主制度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治原则、民意表达的程序化过程等，将同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错，民主和法治将不再允许一党专政，但是它同样不允许群众专政，而对当今中国的上层阶级来讲，总有一天群众专政的威胁要大于一党专政对他们的保护。那一天已经不远。可以说，只有中国向民主与法治社会尽早的自觉转型，能够让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免于身受"经济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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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中国头顶的毛泽东之剑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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