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变革与后89精英的政治局限
王军涛
王军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89民运后被中国当局指为六四的主要黑手而判刑13年，1994年被送往美国，流亡至今。
突尼斯开始的茉莉花革命没有引发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国家的政治变革，却在世界上被视为非民主发展最成功的 中国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响。令人好笑的是，当北京当局如临大敌并谴责这场革命是境外势力的阴谋操作时，国际社会普遍怀疑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发生的真实性。中国 民间精英也不看好革命的前景并嘲笑中国政府强力镇压措施。笔者认为，茉莉花革命不仅在中国有条件，而且在探索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机制上有重大贡献。
国际社会怀疑中国具有政治革命条件。其主要理由是：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发 展，发展速度和经济社会改善规模是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稳定并在解决一系列让其他国家头疼不已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凡的应变和调适能力。甚 至有人认为，中国正在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西方发展的新的成功发展模式。
中国各界精英普遍不赞同国际社会流行的对中国的乐观看法。在下述观点上中国各界高度共识：中国存在导致 危机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邓小平暴力维稳的改革开放促高速发展的模式中消化和解决；包括政治改革的新发展模式不仅是解决问题所必须的，而且是大势 所趋；中国政治改革其实是一场革命，其动力来源不再是执政者主导，而主要是民间创造性活动。
精英反对街头抗争
中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具有政治革命的条件。但中国精英不看好茉莉花革命，因为他们认为街头革命不可能改变中国，也不应当是中国政治变革的行动模式。中国精英中流行的是渐进有序地进行政治变革的思路。
中国精英的政治变革观源自对1989年运动失败的反思。邓小平南巡讲话启动新的发展及给中国精英创造的 新的发展机会空间，使得他们普遍认为，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激进行为应当对运动的失败负责。如果当时运动能够和平理性地撤出街头运动，中国会有不同的 后果。此后，中国精英就放弃政治革命和街头抗争作为行动策略选项，而是将学术研究报告、公开政治发言、联署上书、法庭诉讼、院外游说、媒体造势和研讨会作 为推动政治进步的主要活动形式。
政治科学化后研究政治变革的分支是转型理论。政治转型理论研究塑造政治转型的宏观条件和促成政治转型的 微观博弈，揭示转型的进程和动力机制。政治转型理论为我们评估和选择政治行动策略提供经验参考和理论指导。虽然转型理论主流强调执政核心在和平转型中的重 要作用，但转型并不是执政者计划和领导的，而是大规模街头政治风潮撕裂执政核心后分化出改革派顺应民意实施变革。另一方面，对革命和政治行动的案例进行的 实证研究，使得政治研究科学化之前的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等笼统的说法在讨论行动策略时成为过时的概念。
茉莉花革命的意义
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运动的行动策略激进。那些成功地进行民主化的国家也有大规模街 头运动；在统治者不承诺进行政治变革前民众也没有从街头撤出。在第三波民主化中，中国的街头行动和政治诉求都是最理性和温和的。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后果不 同的是，别的国家政治专制者宁愿交权也不开枪镇压民众运动，而中国碰到了最残暴的专制者邓小平不惜动用最精锐的军队血腥镇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 代，所有专制国家的独裁者选择暴力镇压方式时，那些国家的运动也都象中国的89运动一样失败了。
后89的中国现实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精英政治改革观的缺失。放弃革命和街头抗争，甚至非政治化或政 治脱敏化的专业活动方式，并没有换来统治者的理性良性互动，不仅政治变革被蓄意拒绝，而且统治者滥用暴力维稳，连片警、村官和城管都可以杀人。以和平、理 性和守法作为原则而行动的精英，连自己的尊严和安全都无力维护。所有他们声称要解决的问题都在急剧地恶化，而且在现行制度和博弈中看不到解决的出路和希 望。在规模和数量及暴力程度急剧增加的群体事件中，民众表达绝不仅仅是出自正义感对暴政的仇恨，而且反映了常识理性良知对精英行动策略的不认同和不耐烦。
茉莉花革命的意义在于提出非暴力革命是中国政治进步的必要形式，街头抗争应当是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行动策略选项。这场革命标志着中国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彻底走出后89政治改革观的迷失，回归人类政治进步的智慧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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