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中国：有困难，该找谁？
有困难，找警察不再是人们的第一选择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医疗纠纷，事情发生后，上饶市人民医院100余名医护人员到市政府信访局上访，要求惩处“医闹”。（5月31日，大江网）
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这样被教育：有困难，找警察。警察俨然就是我们的保护神，保护神可以从警察叔叔变成 警察大哥，但那份信任应该是永存人心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求助保护神警察不再成为我们在最为困难时的第一选择了，比如此新闻中发生在上饶医院的医 疗纠纷，按理说，医院有危险，应立即报警调解，但白衣天使们却相信散步到市政府更能见效。
在现行的机构设置安排中，政府信访部门是为实现公民举报权而设，从其本质功能 而言，信访局所担负的应是公民监督之功能。按照正常的程序，医护人员上访应该发生在警察介入仍未平息医患纠纷，求助司法救济也未能解决之后，所以在此之 前，该医院至少还有两层权利救济渠道。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现在许多人在遭遇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后，尤其是遭遇公权侵蚀私权之后，大多数不愿选择正常的权利救 济渠道，比如求诸警察，或寻求司法救济，反而热衷于跨级上访或是直接进京上访，令人称奇的是，作为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媒体，也成为许多人求助的对象。
一个令人痛心却也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有困难，该找谁？在寻求权利救济的问题上，我们至少面临这样的困 境：正常救济渠道不通畅。这种不通畅不仅表现在为政者不愿意倾听民声，甚至设置人为障碍，阻碍民众进行权利救济申诉，还表现在民众维权成本过高，这种成本 不仅体现在诉讼费、律师费等显性成本上，还有有些部门人为设置的索贿行为。
于是在寻求正常的渠道却四处碰壁时，便引发了民众对此的信任危机，随时可转化成不可预知因素。各种群体 性事件在起因和过程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群众对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主要表现在，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一级政府的不满，另外还会产生 对法律的正义性和政府行为的公正性的怀疑。于是，有些群众并不寄希望于基层政府能够解决问题，而是信访不信法，“告御状”也就成了常态。
要终结此困顿，就必须要疏通各种正常的权利救济渠道，比如创建公平有效的协商博弈平台，将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纳入和平协商的机制轨道。比如建立社会矛盾纠纷的超前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只有渠道通了，才能重树对正常救济渠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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