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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袭警一案发生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的讨论，网络几乎演变成为唇枪舌剑的战场。
网络言论很多很复杂，笔者仅简化概括其中的两派，一派是声讨（杨佳）派（很强很天真），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多为警察、检察官、法官或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另一派是赞赏（杨佳）派（很蓝很暴力），以平民百姓居多。每个人的观点受立场、职业、经历等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这本不奇怪，但是，杨佳杀死6名警察(还不算受伤者在内)，是一个杀人犯，事实清楚，为什么居然还引起这么多的社会同情，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仅值得警察等公务员而且值得每个人认真思索的一个问题。声讨派之所以愤愤不平、百思不得其解之处不在于杨佳杀死6名警察，而正在于赞赏派的言论。也许他们还感到一股透心的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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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的分裂，两派的交锋，问题更在于大家并没有接受教训，从中进行反思，在大脑中总结、在行为中纠错，因此没有进步，各方仍然处于一种思维定势之中无法摆脱。在政府一方，认为杨佳十恶不赦，置之死地而后快，要从重从快以慰警心，如果不严惩杨佳，何以安抚死者家属，不惩治杨佳，何以安慰众多的警察，如果警察们的心冷了，谁还替政府卖力，奥运在即，安全保卫十万火急，千万不能出岔子。如果不是网络质疑，不是考虑奥运大事，很可能杨佳已经人头落地。更紧要的是，政府的许多做法与推崇法治的承诺严重背离，经不起质问，比如公安局为什么不公布全部录音？杨佳为什么杀人？公安局为什么几次进京与杨佳谈判？为什么杨佳多次找有关部门？他提了什么要求？杨佳父亲请的律师为什么被挡驾？杨佳母亲为什么失踪？为什么官方有权让一个公民，仅仅因为他儿子犯罪，就失去人身自由？为什么官方让自己的顾问当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为什么杨佳不能会见律师？杨佳审讯时有律师在场吗？等等。也就是说政府的做法以法治的观点看，是有严重问题的，而这些做法在传统思维中又是很正常的，因为“胳膊肘总是往里拐”，如果往外拐，岂不寒了公安干警、政法队伍的心。
从赞赏派一方来看，大家都知道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还会同情一个杀人犯？难道大家都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立场、是非观念？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很多人已经指明，警察被政府用在许多本来不该使用警力的地方，凡有矛盾冲突，必有警察出现在现场，比如拆迁、比如拦访等等，于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几乎都积聚在警察身上。警察本身有没有问题？不可否认，因为警察拥有警械，可以使用暴力，是国家专政的手段，所以在许多警察心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强权心理，“我是警察我怕谁”，警察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在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一案中，这种心理表现出了极致。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谁来监督警察，我们常说“权为民所用”，但是，我是警察，我凭啥要为你小老百姓所用？公检法内部的监督，连公检法自己都明白是什么样子，就不用说了。而人大对警察的监督也是不力的，恐怕人所共知，无须证明。当一种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的时候，那么，专横就无法避免。这是赞赏派存在的现实原因。另外，中国历史上，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一直是老百姓心中的偶像。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号召大家学《水浒》，虽然他老人家的目的是让同志们警惕宋江之类的修正主义人物，但是老百姓所理解的未必能达到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层次，所受的教育无非还是“替天行道”、官逼民反、造反有理之类了。其实历史上的林冲、现实中的杨佳无非是暗合了百姓的一种心理，那就是对官府有怨气甚至仇恨，但是“好死不如赖活”，隐忍为上，正如当初林冲的态度，“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一旦有人拔刀而起，也是替自己出了口恶气，即使表面上不拍手，心中也在叫好。当一个社会没有健全的法治渠道、缺乏言论自由和正常的发泄渠道的时候，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爆发，中国历史从来就没有走出这个周期律。大禹之“导”与其父鲧之“堵”的古训大家都耳熟能详，然而事到临头，还是驴子推磨，转不出那个圈。
1894年普尔曼大罢工中，工人人与士兵对峙
危机
中国人具有双重的矛盾性格，一个是能“忍”，那忍耐力简直非其他民族可比，比如勤劳、能吃苦都是“忍”的表现，当然，还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卧薪尝胆，越甲三千可吞吴”之类的古训。另一方面，压力大，弹力也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中国人心中都有暴力情结，对一个仇人，因为白天打不倒他、杀不了他，那么夜里做梦也会去打倒、去杀死。我小时候就对总也打不赢他的哥哥说：“等我长大了，你总比我先老，到时候我打死你。”所以康熙大帝说：“老百姓没有活路了，就只有揭竿而起，就造反。”因此，古代的明智的统治者都知道在水灾、旱灾等灾难中赈济灾民，也可能是出于“以人为本”、“民为邦本”，但也可能是害怕造反者居多。这种性格到底是什么原因，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是自然环境恐怕很难解释，真正的答案恐怕在于拜制度的残酷所赐。
杨佳事件之后警察、政府、百姓的思维、行为模式中隐含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分，大家几乎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反思，需要改变，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就是中国人，就是没有进步的中国人。这种思维定势源自社会危机，又不断的造就新的社会危机，我们总是在推磨，在原地打圈圈，几千年如一日。当危机不能带来制度进步的时候，所有的反思都不是反思，所有的情绪都只会是重复。当百姓感到国家的事情有当官的解决，老百姓的本分就是过日子，国家治理由“肉食者谋”，政治中没有百姓的参与，当百姓说话常常犯禁的时候，百姓就是百姓而已，不是公民，不是这个国家里平等的一分子。百姓与政府就有隔阂、有对立，百姓就有抱怨甚至仇恨。
杜牧说：“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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