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07月 24日 11:49
中国反腐的真正目的
JOSEPH STERNBERG
2012年以来公布的对党政官员的很多贪腐指控都有一条线相连，这条线就是对国有资源分配不当。薄熙来受到的指控之一是贪污。侵吞国有资产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一众前高管受到的指控的核心，其中包括该公司前董事长蒋洁敏。蒋洁敏去年就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主任后不久，即卷入了一场反腐调查。
"侵吞国有资产"的一些变相说法出现在有关各级官员所受指控的大部分报道中。无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使这些官员成为目标——比如与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有关系——侵吞国有资产通常是免去其职务的理由。
这并非偶然事件。党政官员（及其朋友和亲属）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获利颇丰。市场化催生了一个有足够资金实力能够贿赂官员的私营部门，同时也给予了官员新的酌情决定权（这种权力使官员成为值得行贿的目标）——其中包括指导国有资产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过程的能力。
中国腐败问题专家韦德曼(Andrew Wedeman)对相关历史进行了研究。中国现代腐败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时期，当时政府定价和市场价格常常相互并行，而一些政府官员及其亲信试图在两个价格之间进行套利。胆大的官员会以较低的政府定价向那些高额行贿的企业主出售原材料。而如今，一些与官员交好的地产开发商暗中进行国有地产交易的现象尤为普遍。
还有一些腐败事件会出现在那些国家和市场界限模糊的领域。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去年承认向政府官员和医生行贿以提振销售。其核心目的是为了从中国公私混合的医疗体系所造成的扭曲现象中获利。受雇于国家的医生收入微薄，他们只要能得到足够好处，就愿意利用自身与患者接触的有利条件，在病人的处方上做手脚。
要打击贪腐，显而易见的办法是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习近平在展开反腐行动的同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北京近期展开了一个试点项目，将一些大型国企部分地私有化。
此举是中国国有领域改革的一部分，这项改革主要是为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率。然而它们也将是北京为打击腐败、恢复公众对中共统治的信心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国有领域越小，贪腐的机会就越少。
然而国有领域改革也会带来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腐败名声已经损害了其广泛合法性的权力主义政府。剥离国有资产的任何新举措都必然催生被指在先前的改革中导致腐败行为的那些途径、动机和机会。现在习近平正打击这样的腐败行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讽刺现象，即改革从长远看将会减少经济中的腐败，然而在近期却会让经济更容易受到腐败侵蚀。
这样的事实给国有改革涉及的政治挑战带来了新难题。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大型国有产业和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僚机构在中央政府有着足以形成阻滞的巨大政治权力。这些产业和机构无疑在动用其权力，而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个问题。在中国政治体制内，领导人要依赖相对较小的一个精英群体才能获得政治权力。
然而确定无疑的是，习近平或他圈子中的某人已经想到，无论特殊利益群体可能对习近平个人造成怎样的政治威胁，民众对于腐败的普遍愤怒对整个政权稳定性的威胁更为严重。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众或多或少地默许了经济中的腐败寡头垄断，这是其国有资产私有化导致精英阶层暴富的结果。但习近平并不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网民会同样宽宏大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几乎可以肯定无法减少地方腐败。要实现这种程度的进展，就需要发展言论自由、民主问责制和司法独立——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一党统治的终结。但如果"胜利"的定义是在即将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震慑危及政治稳定的公然腐败，或许可以肯定习近平有成功的机会。
（本文作者Joseph Sternberg为《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人
们普遍认为北京不断扩大的反腐战从很大程度上关乎政治斗争。国家主席习近平查处的人主要是潜在竞争对手，比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如果中共政权要想在习近平发起的又一场剧变中幸免于难的话，就需要进行一场令人信服的反腐战。不要低估了这样一场反腐战的必要性。 Reuter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侵吞国有资产"的一些变相说法出现在有关各级官员所受指控的大部分报道中。无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使这些官员成为目标——比如与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有关系——侵吞国有资产通常是免去其职务的理由。
这并非偶然事件。党政官员（及其朋友和亲属）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获利颇丰。市场化催生了一个有足够资金实力能够贿赂官员的私营部门，同时也给予了官员新的酌情决定权（这种权力使官员成为值得行贿的目标）——其中包括指导国有资产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过程的能力。
中国腐败问题专家韦德曼(Andrew Wedeman)对相关历史进行了研究。中国现代腐败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时期，当时政府定价和市场价格常常相互并行，而一些政府官员及其亲信试图在两个价格之间进行套利。胆大的官员会以较低的政府定价向那些高额行贿的企业主出售原材料。而如今，一些与官员交好的地产开发商暗中进行国有地产交易的现象尤为普遍。
还有一些腐败事件会出现在那些国家和市场界限模糊的领域。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去年承认向政府官员和医生行贿以提振销售。其核心目的是为了从中国公私混合的医疗体系所造成的扭曲现象中获利。受雇于国家的医生收入微薄，他们只要能得到足够好处，就愿意利用自身与患者接触的有利条件，在病人的处方上做手脚。
要打击贪腐，显而易见的办法是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习近平在展开反腐行动的同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北京近期展开了一个试点项目，将一些大型国企部分地私有化。
此举是中国国有领域改革的一部分，这项改革主要是为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率。然而它们也将是北京为打击腐败、恢复公众对中共统治的信心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国有领域越小，贪腐的机会就越少。
然而国有领域改革也会带来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腐败名声已经损害了其广泛合法性的权力主义政府。剥离国有资产的任何新举措都必然催生被指在先前的改革中导致腐败行为的那些途径、动机和机会。现在习近平正打击这样的腐败行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讽刺现象，即改革从长远看将会减少经济中的腐败，然而在近期却会让经济更容易受到腐败侵蚀。
这样的事实给国有改革涉及的政治挑战带来了新难题。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大型国有产业和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僚机构在中央政府有着足以形成阻滞的巨大政治权力。这些产业和机构无疑在动用其权力，而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个问题。在中国政治体制内，领导人要依赖相对较小的一个精英群体才能获得政治权力。
然而确定无疑的是，习近平或他圈子中的某人已经想到，无论特殊利益群体可能对习近平个人造成怎样的政治威胁，民众对于腐败的普遍愤怒对整个政权稳定性的威胁更为严重。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众或多或少地默许了经济中的腐败寡头垄断，这是其国有资产私有化导致精英阶层暴富的结果。但习近平并不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网民会同样宽宏大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几乎可以肯定无法减少地方腐败。要实现这种程度的进展，就需要发展言论自由、民主问责制和司法独立——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一党统治的终结。但如果"胜利"的定义是在即将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震慑危及政治稳定的公然腐败，或许可以肯定习近平有成功的机会。
（本文作者Joseph Sternberg为《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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