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周濂：中国人的精神危机
作者:郑也夫、周濂
TALK 1
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以一种竞赛的方式来理解人生，所有人朝着一个目标去奋力奔跑，而是把这个社会理解成是非常广袤的原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潜能去寻找自己所希望的那种美好人生，这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美好社会。所以理想可以多元化，不一定跟政治挂钩。
TALK 2
关于80年代我们不能太过神话它。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80年代的好必须要对照70年代甚至60年代的差，是经过了非常压抑、沉闷的那种政治氛围之后的突然解禁，使得人们感受到那种蒸蒸日上的氛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80年代是不可复制的。在一个国家，一本《存在与虚无》的名著能卖五万册，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TALK 3
我们高校的教育宗旨中从来没有要求培养孩子的英雄情结。照说很多愿意做公务员的人身上应该有英雄情结，因为做公务员要为社会做事，为社会献身，应该有英雄情结。可为什么没有？捞好处去了，捞个人利益去了。我们顶级高校的教育宗旨应该让孩子有英雄情结，想当英雄需要付成本，要有牺牲精神。要是像别人那么稳稳当当的有房有车还当个狗屁英雄？
郑也夫：买房买车是动物的生理欲望不是理想
凤凰博报：“理想”这个词在近代中国才出现，古代只有“志”的概念，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表现的是一种野心，且往往和政治有关，这种野心能否称之为理想？如果不能，那么对年轻人来说，理想的核心特质应该是什么？
郑也夫：野心当然也是理想。不管叫野心还是叫理想，关键是你是否为它注入了内容，“理想”或“野心”只是它外在的一种形式。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里，有野心的同学应该多一些，教育应该培养他们的“英雄情结”。所谓英雄情结约等于野心。不过大家现在没什么野心，买个车买个房就满足了，没有什么大的理想。
有些学生希望从事政治，争取当总理、国家元首，这很好。如果没有一个学生有这种想法就太无聊了。同样，有的学生想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希望做大作曲家，这都很好，不比总统低。
周濂：野心当然算是理想，但我认为“野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我个人更愿意用“目标”或“理想”来取代“野心”。我们可以在政治上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或者目标，完全可以鼓励同学们未来有一天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理或者部长，这跟野心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规划。但与此同时，我觉得现代社会给我们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所以理想不一定跟政治挂钩，理想可以是我们日常的方方面面，比如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园丁，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园艺师，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理想。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以一种竞赛的方式来理解人生，所有人朝着一个目标去奋力奔跑，而是把这个社会理解成是非常广袤的原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潜能去寻找自己所希望的那种美好人生，这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美好社会。所以理想可以多元化，不一定跟政治挂钩。
凤凰博报：理想的核心特质应该是什么？
周濂：我听过一句话，“一个太过遥远的理想不是理想，而是骗局或者欺骗。”但是一个太近的理想也不是理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目标而已。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在讲理想的时候已经慢慢放弃了假大空、口号式的理想，但是却矫枉过正，越来越追求那些非常实际的目标，这是过犹不及的现象。
郑也夫：如果追求的理想过于实际，就是把理想等同于生理满足，等同于动物欲望的满足，买房买车这能叫理想吗？我认为人的理想应该更超越一些，而不仅仅是最基本的生理欲望。现在我们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了，如果你仍然把理想建立在最基本的生存欲望上，就太唯物主义了。
凤凰博报：韩寒曾在一部纪录片中说，住大房开好车也是一种理想，只要它能激励你努力奋斗努力工作，为何不能称之为理想？两位怎么看？
周濂：韩寒这个说法其实有个限定，他说“只要它能激励你去努力奋斗和努力工作”，所以他的这个表述是说，买房子或者买车子只是你努力奋斗的外在条件，我觉得后面的限定很重要。如果没有那个限定，我不择手段的去买房子或者买车子就不是理想了。
郑也夫：赚钱和消费实际上是两码事。你哪怕赚了很多钱也要靠身体去消费，你一个晚上能睡几张床？你一个人能住多大的房子？如果你的卧室有一百平米绝对会让你不舒服。因为人睡的地方跟一个动物的窝的大小一模一样，老虎的窝也绝不能像我们的会场那么大，因为它肯定不舒服。人的卧室也是一样。再比如，你很爱吃海鲜，但是你最多能吃多少？肯定要有个量，过犹不及，多了你消费不了。
当你消费不了的时候，你还要赚更多钱，你图什么呢？你图的事跟人比，你比别人能。你没挣到，我挣到了，证明我比你能。用赚钱证明你比人能太可笑了。证明自己的路径很多，可以证明你数学棒，歌唱的好，小说写的棒，球踢的棒，何苦一定要跟人比挣钱挣得多呢？成功的标志太多了，别的可能更有趣，为什么不把成功建立在你喜欢的这个项目上呢？
凤凰博报：理想是不是一定要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相挂钩？
周濂：对，以前有一个人曾经问我，什么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我说如果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你喜欢做的事情正好是你擅长做的事情，并且碰巧你还把它做成功了，那你过的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很遗憾，现在很多人选择做房奴或者车奴，他不是真的热衷于经商或赚钱，而是说他们被这个社会外在的东西给规范住了，这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人生，他们是不得不做。当然反过来，比如我有个学生，他缠了我大概一年的时间要读我的研究生，后来我接收了他，却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商人才，不用去学哲学，为什么不好好发挥你的潜能去经商，去做淘宝店主，去开教育公司，把你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呢？这也是一种成功。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投入到买房买车的大潮中，完全被社会规范住了，而不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适合干这件事情，而且愿意把它干的很好。
郑也夫：哪些学校以学生炫耀父亲是巨富为耻
凤凰博报：最近几年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80年代充满了感伤回顾，觉得那个时代人人都谈论文学和心灵，关心政治，践行理想，非常美好，并以此观照当下的精神贫瘠。但也正是那个年代的人，理想破灭后立马更加彻底地投入到现实规则当中。怎么评价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对于当下年轻人可以有什么启示？
郑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需要考虑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大家比谁的外国文学读的多，等他步入中年之后就会有另外的社会风潮。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就有一个拐点，从崇尚精神到崇尚物质。当然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所崇尚的东西都不一样。比如你到了巴黎高师或者哈佛大学，里面有些学生父亲是巨富，但是他们从来不敢炫耀这个，因为说出来丢人。那里面比的是智力和才华，说这些东西非常庸俗。
周濂：关于80年代我们不能太过神话它。当然80年代有非常好的一面，郑老师当年应该是30岁左右，我是处在从小学到高中的跨度，所以我对80年代那种蒸蒸日上的精神面貌有非常深的体会。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80年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因为80年代的好必须要对照70年代甚至60年代的差，是经过了非常压抑、沉闷的那种政治氛围之后的突然解禁，使得人们感受到那种蒸蒸日上的氛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80年代是不可复制的，这是其一。其二，80年代给人们的选择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在一个国家，一本《存在与虚无》的名著能卖五万册，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人捧卷苦读，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还是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是一版再版，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
相比80年代，我们现在的社会更加多元化，人们的选择更加多，所以我认为现在比80年代要更好。我个人不愿意过度神话80年代，当然我可以理解人们的心情，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感到不满，必须要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坐标。
凤凰博报：出现这样的现象对当下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启示？
郑也夫：每一个社会都是有不同思想隔断的。太过于反物质、反世俗也是荒诞的，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是追求世俗的。但是北大清华的风气如果和社会一模一样就非常可怕。比如在法国巴黎高师，里面所有的人都和社会格格不入，都是反物质的，这是他们存在的价值。社会并不是一元化的，应该有一小撮人和别人不一样，他们执着追求精神生活。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年轻人已经被社会“通吃”了，我们连执着追求精神生活的那一小撮人都没有了。
周濂：从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来看，如果在30岁之前你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是没有良心的。30岁之后如果你还是个自由主义者，你是没有头脑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观念肯定会发生转变，从激进变成保守，我觉得很正常。比如克林顿在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60年代革命，但后来他成为一个主流人士，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是因为被通吃了。被谁通吃了？被政治通吃了。我个人觉得从80年代到90年代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我是91年进的大学，1994年在北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推到南墙。推倒南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象牙塔从此以后不复存在，市场大潮可以畅通无阻的进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180度的转弯呢？因为政府希望你从此以后不谈政治，只谈商业，只谈经济。这是导致我们今天这个局面最重要的原因。
郑也夫：知青生涯我的思想在与父辈抗争中度过
凤凰博报：郑老师您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做知青，在北大荒待了整整八年半。算是在远离故乡、条件艰苦的地方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这种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环境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郑也夫：应该两方面。我是不到18岁就去了北大荒，我在北京待到18岁，完全是一个城市人。从城市到农村，生活的不舒适是肯定的，最难受的是精神层面的压抑。作为一个18、19岁的人，好奇心和求知欲都极其旺盛，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都是有很多问题。但是一切问题上面都给你答案了，你觉得精神世界太无聊了，父辈把一切事情的答案都告诉你了，没有否定权。如果你是一个好奇心重，有点叛逆的青年，你会非常不满意父辈给你的这些结论。所以那时候在精神生活上我是在跟父辈给予我的这些结论的抗争中渡过的。
如果一个人一直在饥寒交迫之中，为填饱肚子生活，那么在精神层面上他不会考虑太多。如果你作为一个有很大好奇心的青年，你的全部身心和经历都在想这些事情的答案，那么你在物质方面就会操心的少一些，尽管物质生活是非常贫乏的。等八年之后我回到城里，能够吃饱肚子的时候，我的执着已经定格了，我终生在想这些事，永远跟它们打架。
凤凰博报：那您现在是不是还在跟它打架？
霍巍：是。那时候大家都发牢骚，但是我的牢骚发的比他们精致一点。以前有记者问我当时有没有人生计划，有没有“梦”，怎么能没有呢？但是你有个梦就是给自己找罪受，连返城都不要想。我当时会发牢骚，被积极分子传到领导耳朵里，然就给我定格成了“后进青年”，批斗我。所以我就连干一份稍微好一点工作、摆脱一下皮肉之苦都不能得逞，有梦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周濂：恐怖的官僚化开始冲击大学社团
凤凰博报：周濂老师曾主持北大一个讲座活动，里面许知远说了这么一句话，“过去十年里，市场带给中国巨大改变。但是随着自由度的增强，精神上的国有化也开始了。这么多毕业生涌去考公务员，希望成为庞大系统的一部分，害怕逃离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危机。” 现在的年轻人是否存在着精神危机？
周濂：我特别不喜欢用特别宏大的话语来讲这个问题，比如年轻人到底是多大的范围，像80后、90后这种命名是很粗糙的。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存在精神危机，那也是这个社会的精神危机的折射和缩影。比如刚才提到的“精神国有化”，虽然市场经济看似在发展，但我们观念和精神一直都没有自由市场化。前段时间有一本书特别流行叫《变革中国》，里面谈到一个观念的“自由市场化”，我个人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拓展的非常非常之有限。观念领域、精神领域依然处于高度国有化的状态。
反映在年轻人身上，我觉得他们的归顺意识都非常强，对于规则、长幼尊卑的观念非常强，这可能是今天中国年轻人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我在大学里经常能观察到，现在年轻人特别热衷参加官办社团，在官办社团里面官僚体制非常森严，部长就是部长，主席就是主席，我还曾经听说过有的部长主席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得起立，每个人都穿非常职业化的小西装，打扮的非常OL，我个人特别不喜欢这种状态。
郑也夫：一个学生应该有特别自由奔放的一面，有特别批判意识的一面。可是现在的学生却完全不是这样。从根源上来说，一方面可以去追问体制问题，另一方面是家庭对孩子过度保护，让他们丧失了冒险意识，所以他们才会回到找铁饭碗这种旧思路上去，不愿去做更多的尝试，更多的冒险。
凤凰博报：如何看待年轻人的精神危机？
郑也夫：如果仔细分析，其实我们高校的教育宗旨中从来没有要求培养孩子的英雄情结，从来没有。照说很多愿意做公务员的人身上应该有英雄情结，因为做公务员要保护很多人，要为社会做事，为社会献身，应该有英雄情结。可为什么没有？捞好处去了，捞个人利益去了。我们顶级的高校的教育宗旨应该让孩子有英雄情结，想当英雄需要付成本，要有牺牲精神。要是像别人那么稳稳当当的有房有车还当个狗屁英雄？当英雄这个道路肯定要付出，要住寒舍。早期肯定要走崎岖的道路。而现在整个社会被诸多大的力量裹挟，导致年轻人都想当公务员或者进国企挣比较高的薪水。
从一定意义上说，整个世界就是消费主义盛行，导致了唯物主义、拜金主义。其实年轻人应该看的远一些，千万不要穷疯了，人穷志短。所谓穷疯了，就是一定要拿出全部精力把物质利益争夺下来。其实中国30年以后还要进一步富裕，到那时候你会发现，你一直在拜金，最后钱挣的也不少，你也西装革履功成名就，却发现这一辈子没伺候自己的兴趣，就伺候钱了，钱挣的都花不了了但是非常空虚。早年你很喜欢戏剧，为什么不干呢？做戏剧现在没有太多钱可挣，你怎么知道十年以后还吃不饱饭呢？不一定啊。
周濂：我特别认同郑老师的说法。行行出状元，其实你如果把你的本职干到极致，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一定随之而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现代人目光短浅，就盯着眼前，一门心思考公务员，这预示着整个社会官僚化的危险。所谓官僚化，就是努力程度最小化，这也是当今年轻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举个例子，我有个学生写硕士论文，我发现他有一个大问题，只要他读过一本书，只要他做过两万字的笔记，他就希望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反映到他的论文当中去。他所有的努力都必须要有所折现，如果不折现，他就觉得自己亏了。
这个在我看来是个非常不端正的人生态度。你必须要投入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顺理成章的获得某些收益，如果你一开始就要保持收支完全平衡，努力程度最小化的去做事情，那你这个人一生注定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很遗憾，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基本都已经被这种观念束缚住了，就想通过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郑也夫：一个一直在找捷径的人不可能成为大人物。一直找捷径，没有牺牲，没有付出艰苦努力，没把金字塔的底座造大，一直在找捷径，只能是一种小范围的得逞。
周濂：王朔的“痞气”在八零年代有积极意义
凤凰博报：很大程度上语言塑造思维。在当下的互联网世界，年轻人不再臣服于原有的话语体系，试图对所有为真理、理想去奋斗的人报以冷嘲热讽，一个典型的词语就是“装逼”。有观点认为这是年轻人对主流假大空话语体系的反抗，正在形成自己的时代精神内涵；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年轻一代的进一步犬儒化，两位怎么看？
周濂：其实对于主流的假大空的反抗由来已久，我们都是从80年代、90年代过来的，当年王朔一点正经都没有，一身痞气，但是他这种态度几乎横扫一切，让很多人从意识形态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在当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到了今天如果还停留在反对崇高，反对一切正面理想的态度上，可能就有一点矫枉过正了。今天的确要重新塑造一些正面的价值，但这个塑造者由谁来承担是一个大问题，是自上而下的再一次意识形态的灌输，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的自发生长，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我个人非常希望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通过不同行业不同人的努力，重新塑造起正面的、积极的三观。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和艰难的过程。
郑也夫：从古代到近代一路看下来，长期以来人生观的制造者和提供者都是政治权威，他们曾经的制造和提供都很顺利，但走到近代不行了，因为社会开始多元化。西方的教会也不再是人生观的提供者。现在你已经无法抛给十几亿人一个理想，没有一个大东西能适合咱们所有人。现在如果让我们对年轻人说些什么，那就是每个人必须自己寻找自己的理想。这样你就能过非常扎实、有寄托的人生。
周濂：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梦者，你要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那一定是噩梦。
郑也夫：要紧的是过程不是最后的获得，不是头衔，不是人民币，不是，要紧的就是那个过程，因为你喜欢。你去跟人打球，有输有赢，为什么输了你还要打？因为过程你很享受。
周濂：韩寒等“异类”成为主流说明什么
凤凰博报：做锤子手机的罗永浩自称自己“理想主义者”，受到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追捧。但很多人认为罗永浩、韩寒这些人是在“贩卖”理想。比如，大量粉丝和“教徒”去买罗永浩的锤子手机，给韩寒拍的电影捧场，这在上一代人看来不可忍受。因为精神必须跟商业没有关系，但是年轻人会觉得，只要你的情怀对我的口味就好了，完全可以为情怀付费。怎么评价这种现象？情怀和理想可以贩卖么？
周濂：我特别不同意说罗永浩和韩寒在贩卖理想，“贩卖”这个词实在太负面了。罗永浩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做手机，为什么他就不是理想主义者？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如果你能够做一个特别精致、高端、然后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手机，你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乔布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他是。在今天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特别纯粹的人，不是说当诗人、当哲学家就是理想主义者，当商人就不是理想主义者。当商人也需要对现代社会有充分的理解，对时代脉搏有充分的把握。罗永浩在做手机之前其实是一个狂热的电子发烧友，他有许多非常好的想法。终于有一天，他找到机会把它付诸实现了。很多年轻人在他身上找到了自我理解的折射，他认为罗永浩代表了我想成为的那种人，我认同你的观念也认同你的行动，所以我愿意成为你的理想主义的一部分，所以我去购买你的手机。这根本跟什么贩卖理想没有任何关系。
再者，理想当然肯定产生经济效益。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问题在于那些把自我投射到罗永浩、韩寒身上的这些人，当你非常开心的投入到这场理想主义的运动之后，你是不是找到了自我的定位，重新确认了自我的梦想。还是说你永远依附在罗永浩和韩寒身上，觉得我的人生借你们实现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份上当然是挺让人遗憾的。如果罗永浩和韩寒能够激发这些人，让他们重新寻找自己的梦想，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路，那这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件事。
凤凰博报：像罗永浩、韩寒、蒋方舟这些青年偶像的崛起，是不是代表着九零后和八零后正形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认知区别。有人用“八零后热衷做领导、渴望成功；九零后则渴望认知自己认识世界”这句话来形容。这种说法两位是否同意？
周濂：这个话我不太认同。我觉得韩寒、蒋方舟、罗永浩的确是我们社会多元化非常突出的体现，人们不再把自己的目光盯在那些全国劳模身上，而是发现除了这些劳模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有人性魅力的人，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成功者，这是最积极的意义所在。这些人放在20年前是异类，放在今天就会成为主流，这就是时代在进步。
凤凰博报：苏格拉底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但是钱理群教授把90后大学生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人生不仅不能说未经思考的，相反是经过仔细权衡的。两位觉得这是否意味着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找到了他们想过的人生，还是说，他们的思考在什么地方出现了偏差？
周濂：苏格拉底那句话说的是，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他这个“反省”特指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人生大问题，要对整体问题做通盘的反省。对苏格拉底来说，很多狗苟蝇营于鸡毛蒜皮利益的人，这些人对自己的人生没有经过通盘的反省。钱理群老师所描绘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苏格拉底看来，恰恰是对自己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没有经过通盘的反省。所以我不认为这些人真正实践了苏格拉底的这句话。
郑也夫：其实人从动物过来，生命本无意义，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你渡过多少年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生命本无意义，那到人这儿为什么强调人生意义？只不过是因为有了意义会比没有意义好寄托，生活过得更扎实，有一个更牢固的目标。比如两口子含辛茹苦带大孩子，其中一个人去世，另一个人一定要把他们带大，帮助丈夫把这个梦圆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里，一个瞎子以为弹断了一千根琴弦眼睛就可以复明，到最后他的眼睛并没有复明，但是他因为相信这个而过了非常扎实的一生。
所以人生的意义不过在这里。当你自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人生意义的时候，你就不空虚了，仅此而已。这个意义别人不会给，也不是天经地义的。这个意义是自己给自己赋予的，赋予比不赋予好。所以苏格拉底这么一个高级别的哲人让每个人都认真反省这件事。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比较多的人做到这一点，就挺好。
周濂：我非常同意郑老师的说法。其实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有一个英国哲学家叫做威廉姆斯，他的回答跟郑老师非常像。他说如果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那么这个答案一定是每个人认识到是他自己赋予他自己的。任何其他人，无论你的父亲母亲还是国家政府，给你的都不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只有你认识到这个答案是你自己赋予你自己的时候，这个答案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凤凰博报：现在很多九零后大学生，上着学上着班突然觉得没意思了，就辍学或者辞职去旅行了，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辞职并不是因为他想去做什么，而是因为他不想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怎么造成的？
周濂：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也是好的。哪怕到了我或者郑老师这个年纪，人都必然会有困惑迷茫的时候，会有突然不确定的时候。并不是说认准了一件事情，然后从此不再怀疑就是好的，就不是人生的真相。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时常感到摇摆，恰恰反映他们在寻找，在选择，在做判断。
郑也夫：寻路比盲从好多了。这个倒是跟苏格拉底的话靠上了，他们的人生都是未经选择的。以前上大学之前完全没考虑，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上了路，就得加进一点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爱好进去。
周濂：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漫长的人生过程当中努力去发展一个能力，什么能力，就是对什么是美好的人生，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进行判断选择修改的这种能力。以前年轻人从小到大就是被钦定了你应该过怎么样的人生，对此你没有任何修改的可能性和选择的空间，而今天年轻人被赋予了这种能力和空间。
郑也夫：一个年轻人除了要有个人兴趣以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有鲜明的爱憎。爱憎肯定跟经历有关系。比如说我的年轻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个时段，在那个时候我牢固的形成了个人的爱憎。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下都会形成一个很坚定的爱憎，爱憎能够帮助你来建立你自己的理想的事业，爱憎兴趣都是驱动力，一种很有劲头的推动力。
凤凰博报：最后希望两位老师能告诉年轻人，在现阶段，对于快毕业的或者是已经毕业的年轻人，应该如何实现理想？
郑也夫：希望年轻人别在父辈的驱赶下，像没头苍蝇一样盲从着进了大学，进了事业单位，你得有点空思考。知人者智，自知者难，你得知道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就是知道你自己的兴趣以及爱憎。爱憎不是父辈授予的，“憎”不是恨某人某事，而是在生活中你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
周濂：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古希腊有个德尔斐神庙，神庙上面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潜能，认识你的不足，认识你的兴趣，认识你未来的可能的方向，然后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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