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权力和暴民是孪生兄弟 狼狈为奸
中国人什么都肯长就是不肯长记性,一转眼就忘记必须牢记以警将来的历史灾难,导致类似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义和团悲剧于1960年代中期又在中华大地重演了一次,造成的破坏比庚子事变大出十倍,按叶剑英的说法是“一共整了一亿人,整死两千万,浪费八千亿人民币”。国家主席被污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迫害至死。南沙群岛的绝大多数岛屿也是在文革时期沦陷的。义和团式的“爱国阿Q”们根本不可能干出有利国家民族的事业,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沦为阴谋家的“害国打手”,不自觉充当孔庆东式高呼爱国口号的阴谋家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冲锋队员,干尽害国害民之勾当还自以为很豪壮很“爱国”。等主子的政治目的达到后,就会象当年的义和团、红卫兵一样被主子一锅烩,不是被屠杀罄尽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有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人发一些关于抗日的短信,有的要求抵制日货,有的要求撰写抗日文章,有的进行抗日宣传……。发这些短信的人并非普通民众,有的是小有名气的设计师,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小官员,还有的是大学老师。他们是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功人士,每个人都拥有一定范围的职业影响,他们尚且如此,看来暴民有相当的生长基础,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就会迅速长出邪恶来,因为他们始终潜伏在这块土地之上。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爱国主义护卫下的暴民在真正的国难当头是不敢与外敌拼命的,其邪恶之劣根会顺势改变自己的风向,真正走向敌人刺刀的恰恰是那些平日里温和理性的人。当年的义和团一见到真正的外国军队马上作鸟兽散,而针对无辜的外国民教育民及其自己的同胞则是残忍无比。五四时期被革命者称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坚决不当汉奸,相反的是那位叱咤风云的爱国主义抗日青年梅思平,恰恰出任了日伪政府的组织部长和内政部长。一百多年过去了,义和团并未死去,梅思平也并未走远,这种邪恶的幽灵始终在这块土地上伺机出动。
国家的强大来自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长,任何暴民化的运动都是对公民社会的破坏。公民理性是一个社会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基础,暴民是它的反动。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把暴民装在笼子里,更别指望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和暴民是一对兄弟,若即若离,狼狈为奸。可惜的是总有人幻想这种暴民运动是底层的维权雏形,有朝一日能够改邪归正,成为和平民主的促进力量。
然而,历史上哪次农民运动带来了民主与法治、带来了自由与和平?自上而下的任何运动群众到头来都会把灾难转嫁给民众,得利的只是少数流氓和暴民。
暴民与民众的显著区别则是暴民的组织化和对领袖的崇拜,这已是当年阿伦特对纳粹运动及其苏联共产主义运动考察得出的结论。民众只是一种在运动中被裹挟而盲从的原子,他们的诉求只是个体或短暂的,往往没有更深的政治抱负。暴民在运动中除了暴力行为之外还深藏了政治目的,尽管这种政治背景有着浓厚的授权色彩。任何运动都很难是控制之下的河流,许多情况下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失去控制的被运动起来的暴民行动有时会砸伤了自己的脚,甚至还会吞没它的主人。暴运一旦启动,就有各种利益动机加入其中,形成错综复杂暴力交织。
民主国家很难使用爱国主义的春药,因为这种药对于健全的公民人格和法治社会不起作用。它只适合极权体制。在极权体制中,爱国主义的春药百试百灵,从苏联到朝鲜,从纳粹到文革莫不如此。在极权社会中群众都是原子化的,本身并不具有组织化的维权基础,各自利益的分散不能成为冲销极权运动的力量。相应的是,极权主义运动依靠暴民的组织化力量,暴民则依靠领袖的政治符号和政治遗产。爱国主义运动中的暴民行径并不是出于爱国的真诚,而是为极权主义贡献力量,或者向权力示好,它与底层民众的个体化维权有着截然的不同。底层民众的利益维权都是具体的,而暴民的目标恰恰是抽象的。具体的民众维权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而抽象的暴力目标则是公民社会的破坏。遗憾的是仍有人对这种暴力行动抱乐观态度,总指望他们喝够狼奶后就会生产羊羔。这与当年的人们热衷于暴力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历史上高喊革命抗日者往往并不抗日,而是另有自己的目的。暴民们今天以抗日的名义打砸抢,明天就会以爱国的名义杀人。
钓鱼岛被日本“购买”了,我们举国震怒。民众义愤填膺,却只能在自己的家门口自慰,任凭你如何张牙舞爪,却依旧无法真的在钓鱼岛上钓鱼,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欺负自己的同胞,把他们的日货打掉砸掉,把他们的车子烧掉。然后再亢奋中看着同胞无辜的哭泣。
爱国主义在一股不可见的力量的引导下几乎成为了一种暴行。
虽然民间有关中日开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那些没有实权的文职将军们也频频放出狠话,要决一死战,可是有什么用呢?有一个词语对于此时我们这个国家形容的特别贴切:纸上谈兵。因为主导国家机器的官方一直保持着克制,在抗议谴责模式中玩的起劲,远远地望着钓鱼岛的身影大喊钓鱼岛我们的领土,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然后颁布一系列的无关痛痒的政策要如何如何,可事实却是日本大摇大摆的想如何就如何!这一幕幕的场景让人心痛的想要大笑。
我们不过都是一群被关着的猪,从未踏出过猪圈一步,无知的在臭气冲天里趁着这个机会绕着猪圈撒欢的四蹄狂奔。然后等着被愚弄被宰割。
看着我们身边群情激奋的打砸,看着官方义正言辞的唾液横飞准备大打一场口水仗,看着日本依旧我行我素,不知道钓鱼岛以后会不会还是我们的钓鱼岛。
但知道自唐代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海参崴却已不再是海参崴,在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中,它已经成了俄国远东地区第二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更让人心痛的是,这一片比钓鱼岛大150多倍的天然不冻港,如今的名字似乎是对我们这个强大而繁华的国家一个赤裸裸的嘲讽,因为这座城现在的名字的意思是:征服东方!
“征服东方”,还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召开地。当中国官员站在海参崴参加峰会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内心会是如何的滋味?当在这一片曾经的故土之上谈论钓鱼岛问题的时候,可还有底气?!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可是海参崴就不是了?既然爱国,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喊着保钓,却连这一片被俄国割占的肥沃土地都遗忘了!4.3平方公里钓鱼岛我们必须要保住,可是近700平方公里的海参崴为什么就必须被遗忘?!
钓鱼岛最早还是明朝才见诸中国文献,但海参崴,这片自唐代以来便有记载文献的我国固有领土,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历史?!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满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被割让,致使沙俄军队在1860年6月,占领中国重要的港口海参崴,并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征服东方”,作为在远东进一步扩张的基地。同年11月,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失去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约40万平方公里的吉林领土,海参崴也被正式划入俄国版图。俄国十月革命后,逐步发展成为有数十万人口的海滨城市,并建成军港成为远东军事要塞。为确保要塞安全,1938年苏俄当局残忍杀害驱赶所有中国人,让这里再也见不到了中国人的影子。
根据1945年,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议》�同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于与俄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议》�《关于大连之协议》�《关于旅顺口之协议》�《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议》等附件。其中有一条为,中国政府将在1995恢复对海参威的主权,并开放海参威为自由港,对苏联免税。但是由于国内形势风云变幻,这一切有了匪夷所思的戏剧性的转变:2001年7月16日,中国与俄罗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正式透过官方文件,承认海参崴及邻近远东地区“永远”不再为中国的领土。不仅如此,除了海参崴,伯力、尼布楚、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江东六十四屯……这些炎黄子孙的祖先们在中国东北曾经留下的这片肥沃的土地,而如今它们却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和屈辱,成为了被我们遗忘的国土。人们可以用无数的文字和证据证明这一片土地曾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并且毫无争议,毫无悬念,可是,如今我们却莫名其妙的忘记了。
更可悲的是,那个口口声声爱国,并为了谴责日本的购岛行为而停播日本企业广告的中国官媒,一口一个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叫的让人恶心,而这个绕口的名字,台湾未曾承认,香港未曾承认。一直作为官方喉舌的第一官媒却就像他们是俄罗斯电视台而不是中国国家电视台一样,公然宣示俄罗斯的领土主权!
是谁一直在口口声声的喊着忘记等于背叛?!是谁口口声声喊着我国领土寸土不让?是谁在大喊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到底是真的强大了,还只是一场自我意淫?因为钓鱼的问题,中国一直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处于被动地位,只能在民间搞一些爱国活动。可是,如果割让给俄国的那一片土地还是中国的话,北方四岛就会在中国的手中,让日本抓狂的就不是俄国,而是中国华夏民族!
不知道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时候,在谈论钓鱼岛问题的时候,站在这片被割让的土地上,看着这片上一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国官员会有如何复杂的心情?而其他的各国,又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看中国?在一片保钓的热血沸腾中,到底有几人还记得那一片肥沃的国土?这是爱国贼,还是爱国者?钓鱼岛不该被遗忘,海参崴更不该被遗忘!当北极熊举着“征服东方”这四个字的大旗冷冷的在北方俯视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有何底气说已经站起来了?!
说到底,中国还是一个匍匐在野蛮强权脚下的国度,中国人还是只知道围在野蛮强权周围献媚讨好的民族。人们只知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沦为层层暴政之下的暴民,全然不知道公理和正义的存在,也因为献媚的天性,全然不知道应有的私人权力。一个不尊重个人私有权的民族,也根本不会看重主权。
这不是精神分裂,而是灵魂深处邪恶的作用,他们要剥夺这块土地上仅存的一点点文明。而爱国主义打砸抢竟然完全雷同于历史上的暴力革命,这种对暴力的狂热、罪恶的发泄、为文革招魂已是文明的死敌,造成了二十一世纪的最黑暗。
几十年愚民教育的战绩,充分暴露着人性的最黑暗。
我们说,任何群众性的运动都是对公民独立精神的考验,没有独立人格支撑的群众运动都是乌合之众。如果群众运动成为乌合之众的爱国主义流氓化,再贴上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的狗皮膏药,这就是典型的新纳粹!清政府之所以千方百计阻挡启蒙,就是不希望人民觉醒;今天仍然有人痛骂启蒙,是因为有人比清政府更清楚启蒙的价值。所以,这块土地上的启蒙远未完成,启蒙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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