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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G4G] 消息树新闻 传军演空管为防官员外逃 与周永康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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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消息树新闻 周永康刚倒台 网上众左派纷纷表态拥护决定撇清干系
| 中央对外正式宣布周永康接受审查之后不久，曾经的铁杆面粉司马南，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反戈一击，在微博上以顺口溜的形式对审查周老虎的决定表示了"拥护"，有"万亿点赞，几人害怕"之金句。 而中国政法界的网络活跃分子、大V吴法天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微博与周永康撇清干系。吴法天的微博后面附上了一篇《周永康的震怒与司法改革》的文章，用回忆往事的形式表明自己与周永康不是一路的。这种情况，让人不禁联想起打倒四人帮以后部分文革造反派迅速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文革受害者的情形。 司马南与吴法天的微博文章都应该是早就准备好的。按照常理，一个自己支持的人完了，怎么也会伤心一阵子，怎么可能一刹那间就拿出了那么个欢天喜地的顺口溜和篇幅不小的往事回忆？ 为什么转身最快的偏偏是司马南和吴法天？这是一个很值得琢磨的问题！——孔庆东以及说过中国反腐败是美帝阴谋的张宏良等人，目前尚在观望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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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消息树新闻 中国投资客财大气粗 狂买纽约超级豪宅(图)
世界日报 财大气粗的中国投资者已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房地产最大的外国买主。他们是纽约高级豪华住宅的最大客户，富比世杂志网站甚至宣称，如果可能，他们连百老汇和第五大道都会买下来。 北京政府不再准许民众拥有超过两套房产，加上人民币币值强劲，促使中国富豪纷纷转移阵地，带著大笔现金到美国买房子。 在纽约的超级豪华住宅市场，与中国人的财力相比，连俄国石油大亨都只能甘拜下风。曼哈坦上东城可眺望中央公园的超级富豪区，现在售价2000万元以上的住宅，买主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全国房地产商协会说，到今年3月底为止的12个月期间，外国人总共在美国购买了920亿元房产，而中国人占了220亿元。中国人在这个市场的占有率，也从去年的19%，激增到今年迄今的24%。 中国人在曼哈坦中城大肆购买昂贵的顶楼公寓，使他们购买的住宅中位价格超过52万3000元，远高于英国买主的35万元，加拿大人的21万2000元，以及墨西哥人的14万1000元。 中国豪客的气派让美国仲介大开眼界。有名中国富豪就用1300万元左右单价，买下曼哈坦西53街百加乐高级商住大楼两套公寓，并透过微信连络完成交割手续。买主从头到尾没有现身，这些公寓也一直空在那里。 富比世报导说，曼哈坦中央公园东侧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从49街到79街的公寓，约有三成都空著没有人住，业主都是外国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纽约购买的豪宅最贵，不过他们在加州买房子花的钱最多。加州房地产买主约有14%是外国人，比率之高仅次于佛罗里达，不过后者买主以拉丁美洲和加拿大人居多，虽然中国人也开始在迈阿密投资置产。 虽然美国出现中国人购屋潮，可是提供国际房产资讯的居外网指出，加拿大才是中国购屋者的首选，因为加拿大像美国一样，是个长期安全投资地点，有很多讲中国话的人，教育制度又好，而且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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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
[G4G] 《华夏文摘》 余英时：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转向
余英时：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转向
吴文津先生和我相知已近半个世纪，让我从我们友谊的始点—哈佛燕京图书馆—说起。
我初次接触哈佛燕京图书馆，便得到一次很大的惊异，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五五年十月我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的资格从香港到哈佛大学进修。那时我正在进行有关东汉士族大姓的专题研究，因此行装安顿之后立即展开工作。我虽然早已闻哈燕社汉和图书馆之名，但是它藏书之完备还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想之外。我在香港多年遍求不获的书刊，在此一索即得。这是我受惠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之始。第二年我进入研究院，它更成为我求知的一个最重要泉源了。
时间稍久，我终于认识到裘开明先生（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作为第一任馆长对于哈燕图书馆做出的重大贡献。哈佛的中、日文藏书之所以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系统中长期居于领先的地位，裘先生的功劳最大。所以在哈佛从事中国或东亚研究的人，无论是本校人员或外来访客，也无论是教授或研究生，多少都对裘先生抱有一种感激的意识。一九六四年费正清、赖世和与克雷格三位哈佛教授将他们合著的《东亚：现代的转变》献给裘先生，便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意识。我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都非常关注一件大事：袭先生不久将退休了，谁来接替这一重要职位呢？
一九六六年我重回哈佛任教，裘先生已于上一年退休，继任人则是吴文津先生，于一九六五年就职。吴文津先生前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馆长，以收藏现代中、日资料独步北美。由一位现代图书馆专家接替一位古籍权威为第二任馆长，这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这样说绝没有丝毫故甚其辞的意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现在可以断定：这件大事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它象征着美国的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下面让我试对这一论断的根据略做说明。
首先必须郑重指出，一九二八年登记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Harard-Yenching Institute）自始便以推动国际汉学（Sinology）为它的主要宗旨之一。因此哈燕社最早的一位咨询人是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Paul Pelliot）；他同时也是创社社长的内定人选。但是他最后不肯接受社长的聘约，转而推荐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做他的替身。叶氏出自帝俄世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专治日本古典文学。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移居巴黎，在伯希和门下从事研究，并成为后者的学术信徒。在他的领导下，哈燕社的国际汉学取向便确定了下来。不用说，汉和图书馆为了配合这一取向，书刊的收藏自然也以十九世纪以前的传统中国与日本为重心所在，而且特别注重精本与善本。在这一取向下，裘开明先生的许多特长，如精确的版本知识以及他与当时北平书肆和藏书家的深厚关系等，恰好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哈佛燕京图书馆终于成为西方汉学研究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中心，绝不是幸致的。
但是从二十世纪中叶起，中国研究这一领域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就研究的内涵说，专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相形之下，以往汉学家们所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就受到比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径论，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的专业纪律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
为什么会有这一转向呢？这当然是因为"二战"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美国在东亚的处境受到严重威胁，以致当时美国朝野都在争辩"美国为什么失掉了中国"的问题。事实上，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政府颁布的关于中国的《白皮书》是国务院内外的中国专家集体编写的，主要根据现代史及档案来解答"为什么失去中国"的问题。美国许多第一流大学在五十年代群起向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进军，而且成绩辉煌，显然是因为受到了上述政治氛围激励。
我恰好见证了这一转向在哈佛大学的展开过程。一九五五年费正清在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下，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中心网罗了一批校内外的专家，从事长期或短期研究。他们的专题主要集中在近代和现代中国的范围之内；其研究成果则往往以专著（Monograph）的形式出版，构成了著名的《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和大学提供了较多的奖学金名额。哈佛研究院（Graduate School）中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生与硕士生也人数激增。他们遍布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之中，因而将中国研究和现代专业纪律有系统地结合了起来。
相应于这一研究转向，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重心也从传统时期扩展到中国和东亚的现代了。这便是文津先生受聘为第二任馆长的时代背景。但为什么入选的是文津先生，而不是别人呢？这是我要接着说明的问题。
事实上，文津先生当时确是最理想的人选，因为在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胡佛研究所的资料收藏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而文津先生的卓越领导则有口皆碑。
胡佛研究所最初以收藏欧洲当代与战争、革命与和平相关的资料著名，"二战"以后范围扩大到东亚，分别成立了中文部与日文部，收藏的范围以二十世纪为限。一九四八年芮玛丽（Mary C.Wright，1917-1970）受聘为首任中文部主任，直到一九五九年移讲耶鲁大学历史系为止。她是费正清的大弟子，后来以深研同治中兴和辛亥革命为史学界所一致推重。在她任内，现代中国的收藏已极为可观。其中包括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她亲自从延安搜集到的中共报刊、伊罗生（Harold R.Issacs）在二三十年代收罗的中共地下刊物、斯诺（Edgar Snow）夫妇所藏有关文献等。
但胡佛研究所的一切收藏最终汇为一个完备现代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的图书中心，则显然出于文津先生集大成之功。限于篇幅，他的辉煌业绩在此无法充分展示。但邵东方先生在二零一零年总结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对文津先生的贡献有一段很扼要的概括，其文略曰：
作为美国华人图书馆长的先驱，吴文津对胡佛研究所的中文收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九五一年首任中文藏书馆长芮玛丽聘请他入馆工作。一九五六年他已成为副馆长。一九五九年芮加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后，吴则继任馆长之职（按："中文藏书馆长"也就是"中文部主任"。）一九六一年胡佛研究所决定将中、日文部合成"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Collection），吴则成为第一任馆长。在他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就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时，吴已将"东亚藏书"转变为美国收藏现代中、日资料的一个主要中心了（按：吴文津先生就职哈燕图书馆馆长时期为一九六五年十月）。就现代中国的资料而言，馆中所藏之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更是屈指可数。
这一概括既客观又公允，不过仅仅呈现出文津先生在事业方面的一个静态轮廓。下面我要对他的动态精神略加介绍。
自一九五九年继任中文图书馆馆长，独当一面以来，文津先生搜求资料的精神才逐步透显出来。这个精神我无以名之，只有借用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事实上，无论是傅先生或文津先生，所发扬的都是中国史学的原始精神，即司马迁最早揭出的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文津先生只要听说任何地方有中国现代研究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他便不顾一切困难，全力以赴地去争取。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六零年他在台北拍摄了全部"陈诚特藏"的档案。所谓"陈诚特藏"是指所谓"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原始资料，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陈诚的部队在江西瑞金地区俘获得来；运到台北以后，陈把这批资料交给下属萧作梁等人整理和研究。一九六零年四月有两位美国专家专程到台北，希望获得阅览的机会。萧请示陈诚，得到的批示是："反共的人士都可以参观。"但这两位专家一向有"左倾"的声名，萧感到为难，因此求教于当时深受陈诚敬重的胡适。最后胡的答复是"不妨宽大些，让他们看看"。
此事发生在文津先生赴台北争取"陈诚特藏"之前六个多月，二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文津先生认识到这批原始资料的重要性曾受上面两位专家越洋"取经"的影响，这是可以断言的。不但如此，文津先生也同样得到胡适的助力。他告诉我们：
为此事一九六零年第一次来台湾。当时台湾的条件很差，据说摄制缩影微卷的机器只有两部。一部在中央银行，一部在中央研究院。那时胡适之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去请他帮忙。他一口就答应了。把机器与操作人员都借给我使用。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把这批将近一千五百多种的资料照成缩微胶卷带回美国……
但是我相信胡适的帮助并不仅仅限于技术方面。上面提到他关于"不妨宽大些"的主张必曾对陈诚有所启发，因而无形中也为文津先生开辟了道路。
在争取"陈诚特藏"的整个过程中，文津先生的基本精神特别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初知台北藏有江西苏维埃资料，但不得其门而入。稍后偶遇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教授申克（Hebert G.Schenk），曾在台湾负责美援工作，与陈诚相熟。他便毫不迟疑地请申克教授介绍。终于得到复印的许可。可见他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中寓有一种"求道"的精神，不放过任何一点可能的机会。第二，他说争取这一套极为珍贵的史料，最初是为了"加强胡佛对中共党史的收藏"。这是忠于职守的自然表现。然而他对于研究资料却抱着"天下为公"的态度，不存丝毫"山头主义"的狭隘意识。因此他后来又取得陈诚的许可，"将这批资料再作拷贝以成本供应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以作研究之用"。他的职位在胡佛研究所，但是他同时也为全美所有东亚图书馆提供研究资料。
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继获得江西苏维埃资料后去争取胡汉民三十年代未刊的来往信札事。早时，他得知胡木兰女士存有她父亲三十年代与中国各政要的私人手札。胡汉民为国民党元老，且为华南地区举足轻重之人物，这批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与"陈诚特藏"一样他不得其门而入。后多方打听经友人介绍，得识胡木兰女士及其夫婿。经数年之交往，来往美国与香港地区之间，得木兰女士之信任，允考虑将胡汉民先生之信札寄存胡佛研究所，并开放研究学者使用，不能复印，而个案必须先得其批准。一九六四年文津先生受聘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一九六五年就职），胡女士得知后，颇为踌躇，因不知接任文津先生者为何人。遂建议将胡汉民先生之信札转存哈佛燕京图书馆，由文津先生保管，使用条件依旧。文津先生喜出望外，欣然应允，因深信寄存地点无关紧要，至要者在于获得此项资料。这批极为珍贵为研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两千七百余种信件遂寄存哈佛燕京图书馆。后经陈红民教授编注，并得胡木兰女士家属的许可，于二零零五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十五大册，以惠士林。
上述文津先生的基本精神稍后更得到一次大规模的发挥。一九六四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下面有一个"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因为感到美国所藏当代中国资料之不足，决定调查世界各国的收藏状况，以为美国作为参考。由于文津先生在这领域中的卓异成就，这一重任终于落在他的肩上；在这两年中，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全世界进行调查工作。他对这一件事，做了下面一段简报：
调查一年时间里，通过走访西欧、东欧、斯堪的纳维亚、苏联、印度、日本、台湾，香港的重要中国研究和图书中心，还有美国本土图书馆，我发现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图书馆，可以通过我们没有的途径从中国获取原始研究资料，西欧和日本也有，但相对较少。大多数这些图书馆都接受与美国进行交换。所以在呈交给JCCC（按：即"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缩称）的报告中，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东亚图书馆服务中心来确定、获取（通过馆际互借和交换）以及复制分配那些无法获取的当代中国书刊和只有少数美国图书馆才能拥有的稀缺研究资料。
这一次调查旅行，地区之广大和查询之详细，真正不折不扣地可称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的报告和建议都是为全美各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着想，所以特别强调研究资料必须向所有图书馆开放。更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接受了他的建议，终于在一九六八年成立了"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这中心先后复制了无数难得的资料，不但遍及全美，而且流传世界各地。正如文津先生所言，如果没有这个资料中心，"各地图书馆现在是不可能拥有那么多中文书刊的"。
总之，这两年内文津先生的调查旅行不仅是他个人事业的不朽成就，而且也是美国现代中国研究史和东亚图书馆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难怪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一九八八年颁发每年一度的"杰出贡献奖"（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给文津先生时，奖状中有下面的词句：
三十年来你是发展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中心动力…… 牢记中国的传统价值，我们景仰你在旁人心中激起的抱负，你有惠他人的成就，以及传播与他人共享知识。本学会表彰如此杰出的事业生涯也是为自己增光。
以上举文津先生在斯坦福大学时代的几个重要活动为例，旨在透显他的独特精神。通过这几个事例，哈佛燕京图书馆为什么非请他继任第二任馆长不可，便无须再做任何解释了。
文津先生到哈佛之后，虽然面对的具体问题与胡佛研究所不同，但他的精神则一仍旧贯。哈佛燕京藏书初以汉学取向，这一点前面已说过了。由于裘先生在这一领域已建立了规模，文津先生大体上萧规曹随，但始终维持着它的领先地位。我对此有亲切的体会。因为汉学正是我的工作领域。我和文津先生共事十年，从来没有感到研究资料方面有任何不足的地方。但在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中，文津先生则将哈佛燕京的收藏带到一个全新的境地。详情不可能在此陈述，我只想提一下他在收集"文革"资料方面所费去的时间和精力比他走遍全世界调查现代中国资料更为艰巨，也更有成就。一九六五年他到哈佛的时候，正是"文革"前夕，但资料已极为难求，一九六六年"文革"起始后，中国出版界除《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语录》等外，公开出版工作几乎全部停顿。但各地红卫兵小报遍起如雨后春笋，部分带至香港经书商复印出售者为唯一可收购之资料，但供不应求，以致"洛阳纸贵"。当时美国国务院应学术界的要求，愿意公开政府所收集的红卫兵资料。于是上述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又邀请文津先生负起这一重任，到国务院阅读一大批有代表性的资料。他认为其中红卫兵小报和周恩来等人与红卫兵代表的谈话记录等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建议国务院尽快公开于世。但一九六七年时"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尚在筹建中。于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将最早从国务院收到的资料制成缩微胶卷，以成本计向各图书馆发行。这是他几年前复制"陈诚特藏"的故智。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才出版了红卫兵资料二十卷，以后每隔几年便续刊数十卷。我同意文津先生的话，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出版的红卫兵资料集"。最有趣的是一九八零年五月考古学家夏鼐第一次访问哈佛，也特别记下文津先生给他看的"红卫兵各小报缩印本二十余册"。我猜想夏所见的必是一九七五年"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二十卷本。
文津先生的精神一以贯之，此其明证。具此精神动力，所以他的成就特多，而为各方所推崇。上面已提到美国亚洲学会的"杰出贡献奖"。先生一九九七年荣休时，哈佛大学校长鲁登斯廷（Neil L.Rudenstine）在他的贺文中列举先生对哈佛的贡献之外，在末尾说：
我非常高兴加上我个人以及哈佛全体同仁对他为哈佛做出的示范性的杰出贡献致谢。文津，你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个更好的大学。
（《吴文津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来源: 《读书》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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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华夏文摘》 不当西方应声虫，我党应该带个头
不当西方应声虫，我党应该带个头
解滨
日前，中组部发出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
这让俺惊诧不已。 就在几天前还看见习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http://js.people.com.cn/n/2014/0709/c360298-21614965.html ）。去年习总书记还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大讲宪政：《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http://qzlx.people.com.cn/n/2013/0617/c365162-21869437.html）。 搞了半天这些都是假的？
如今要防止"普世价值"的鼓噪了，我党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普遍真理"吗？ 普遍真理里面一定包括普世价值的。 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好坏观。 一个连好坏都不分的普遍真理算不算个假冒啊？
说起"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读过马克思的书的人都知道，老马他就是"公民社会"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按照《共产党宣言》里的说法，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高级的公民社会，"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这不正是中国那些公民社会倡导者们所追寻的吗？
这么看来，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必须有普世价值，就必须发展公民社会。 同理，要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别提马克思主义。 不然那是自打嘴巴。
地球人都知道，过去几十年来，在中国确实有西方的某个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是垄断一切的， 这就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应该是来自西方的吧。 早先那是日本人先从西方的书上抄过去，然后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从日本人那里照搬过来的。 实话实说。早在90多年前，我党的创始人就跟着日本人屁股后面做了西方的应声虫。
我党建政初期，连政权的名字都是照搬外国的。 好些人都以为我党建政的日期是1949年10月1日，错了！正确的日期，应该是1930年9月9日。 根据中共党史记载，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首都为江西瑞金，后来搬到延安。 一直到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才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请问这算不算苏维埃的应声虫？
我党的领导人言必称马克思，这也就算了。 毕竟，这只是一种信仰。 但他们活着是马克思的人，死了还要做马克思的鬼，这是不是比应声虫还应声虫？ 毛主席死前最后一次见尼克松时对他说："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用你们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去见上帝了。" 俺禁不住想问一句：主席同志，你死后干嘛非要去一个德国人那里报到？
后来我党做西方的应声虫越做越上瘾的事实，这大家都知道了。 如今有谁数得清有多少党员干部把老婆孩子都送到资本主义的西方，并且心甘情愿地把毕生的积蓄都送到那里？
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党要想不做西方的应声虫恐怕比登天还难。 可以说，不做西方的应声虫，我党不要说根本就无法出生，就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正本清源，"政党"这个东东，它本来就来自于西方价值，是西方的舶来品。 中国以前只有朝廷而没有政党的。 古时候谁TMD胆大包天竟敢组党执政，不想活了！ 中国老话里面，"党"是个十恶不赦的东西。 例如，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狐群狗党，篡党夺权，党邪丑正，党恶朋奸，党邪陷正，等。 今天如果不想做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的话，那首先就要把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党解散了，为全国人民树立一个好榜样。
光解散执政党还不行，人大、政协，这都是西方价值的产物，应该立即废除！ 这两个机构都是模仿古希腊、古罗马的元老院，欧洲的上议院、下议院，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而设立的，纯粹是西方价值的应声虫！ 我们中国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些个东东，只有皇帝和大臣，前宫和后宫，太监和宫女。 如果不想做西方的应声虫，赶紧废了人大、政协吧！ 如今为了50分钱就当太监的人太多了，这些人总得有个去处。
这还不够。检察院、法院、公安局这些也是西方价值的产物，起源于"权力制衡"的西方思想，这都该废掉。 我们中国以前只要一个县太爷再加上几个衙役、捕快、牢头之类的就可以办案了，哪里有这么多的机构。 建议立即解散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恢复县太爷、衙役、捕快、牢头制度！ 还有，如今警察的制服和警车上居然写着"Police"，特警的制服和车上居然写着"SWAT"，救护车上居然写着"Ambulance"，这统统是西方的应声虫！ 应该立即改掉！
其它需要废掉的东东还很多，例如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废掉，普及教育也是西方价值。 医院、科研机构、工业也要废掉，这些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最后，如果不做西方价值的应声虫，就连我国的国名也要改掉！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里面居然有四个字是西方价值的产物，这太荒唐了！ "共和"显然是西方价值，我们中国从前只有君王制度而没有共和制。 "人民"更是西方价值。 我们中国以前只有"臣民"、"庶民"、"子民"之说，哪有过"人民"之概念？ "人民"是西方价值的产物，而且容易让人们和"人权"联想起来，应该立即废除"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改为没有人民、没有共和的"中华国"！
好了，为了不当西方应声虫，需要改掉、废掉的东西太多。 还是我党先带个头吧。 或者，干脆把8000万党员移民到一个新大陆组成一个国家，那该有多先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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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华夏文摘》 党国贪腐总动员：“发展是硬道理”
党国贪腐总动员："发展是硬道理"
灭资兴无
邓小平将其"猫论"进一步理论化为"发展是硬道理"，还真让被毛时代贫困折磨了一辈子的国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因此将这六个字当成金科玉律，写成大幅标语，广布市井乡村，唯恐不深入人心。直到"国在山河破，城昏草木枯"，不得不面对自己种下的苦果时，才发现被"发展是硬道理"忽悠得只顾帮别人数钱，连身上的裤衩都被人偷走了还不自觉。
不过先不说别人，笔者自己就对"发展是硬道理"这句大白话所体现的常识力量长久以来很难挑出刺来，尽管隐约觉得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发展不是硬道理，难道贫穷落后才是吗？一旦陷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自然就难以自拔了。好在因为对党国的任何口号学会了"理解的存疑，不理解的更加怀疑"，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对答案的寻找。结果在网上看了美国"探索"频道制作的《资本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资本》）和乔纳森芬比所著《虎头蛇尾》（以下简称《虎头》）一书后，才恍然大悟，证实了自己的怀疑。
原来，"发展是硬道理"的祸心包藏在"硬"这个字上。如果是"软"道理，那就没有多大危害了。发展，在此自然指经济发展，是所有（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这种发展必须是"软性"的，也就是要考虑到对政治，社会，文化，尤其是环境的影响，不能为了"硬性"发展就不惜血本，置其他一切于不顾。
举几个例子。
通常被双规的贪官大多都是因为受贿而被治罪的。既然是受贿，必然有行贿。没人行贿，哪来受贿。受贿犯法，行贿就没有责任吗？受贿人利用权力寻租，将肥缺，合同，配额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与行贿者进行买卖交易，从中渔利。行贿者显然也知道这种交易徇私枉法的性质，然而利欲熏心，同属知法犯法，因此与受贿的贪官同罪，也应受到相应的制裁。但是在《资本》中，美国资深媒体人Ted Koppel在追问党国纪检官员行贿人员是否也受到惩罚时，纪检官员却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正面回答Koppel的问题。如果有什么秘密可以保守的话，那显然是党国对行贿网开一面。因为党国不愿意见到老板，大亨，投资人受到影响，从而减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更无法告人的是，如果有钱人行贿也受到双规的影响，那末对日后官员的贪腐就有害无利了。"三年县太爷，十万雪花银"。当官就是为了发财。把行贿人都吓跑，没人行贿了，做官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官场潜规则和"国家机密"，怎么能够对"外人"言呢？
在《虎头》一书中，芬比借助资料分析了党国银行的坏账问题。为了保证GDP的不断增长，党国银行不得不向各个省市的企业和工程提供大量贷款。好大喜功的省市长们为了自己的政绩，则乘机大搞面子工程，不顾经济效益，结果银行借出的贷款大都（如果不是统统地）打了水漂。省市级领导凭着面子工程的政绩到时请功邀赏去了，留下一大堆银行坏账，最后还是要朝廷买单。有鉴于此，温丞相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要求大家不要拼命上马政绩工程，只要将年GDP增长率保持在7%就可以了。然而知道银行就是朝廷的小金库的省市官员们，偏不买他的帐，继续大花特花银行贷款，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有多少坏账都不影响他们的升迁，何不拿着朝廷的银两来为自家的父老乡亲们多搞点面子工程呢？与此同时，公私兼顾，吃点回扣，受点贿赂，养个二奶，自然也就天经地义了。芬比不无调侃地写道："连自上而下的算术也不能让8+12.5+14.5等于7"（第353页）。
这种百分比的游戏让笔者想起李克强几年前访问澳大利亚接见华人代表时的讲话。因为看得是CCTV西班牙语台，虽然不全懂，但是只听新闻主持人一口一个por ciento （百分之X）的翻译报道，就知道李副总理又在眉飞色舞，沾沾自喜，如数家珍地向华人们传播"发展是硬道理"的福音，激动得华商们心花怒放，早已按捺不住，个个摩拳擦掌地准备也加入"国在山河破"的"伟大复兴"中去了。一国总理，见人只谈生意经（已经不只是在商言商），把自己定位在商会会长的角色上，再侈谈大国风范，也是徒然。
总之，"一切向钱看"，"有奶就是娘"，"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现实体现。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先是全民下海经商，然后又是全民考公务员，因为看来看去，还是当官更能"空手套白狼"。至于拖欠民工薪水，追堵上访民众，商品的假冒伪劣，家园的丧失，环境的污染，整个民族集体信奉商品拜物教，贪官污吏前捕后继，娱乐明星靠脱上位，不都是让"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魔餍附体给闹得吗？一言以蔽之，任何妨碍发展的人和事，无论是"钉子户"，还是"维权人士"，还是"茉莉花散步"，都在破坏"和谐"发展，因此都成了维稳对象。发展遂成为君临一切的无冕之皇，成为贪官污吏为所欲为的保护伞，以及党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如果只是把"硬"用在发展上也就罢了，因为经济充其量也就是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剩下的时间属于自己，从事精神（政治，社会，文化）活动总不应受到"硬性"限制了吧？错了。因为精神活动也被纳入"发展是硬道理"的脑残逻辑里去了。因此任何妨碍这个"硬道理"发展的精神活动，都要被审查。所谓"维稳"，其实就是维持权贵资本对你的欺榨。换言之，为了发展这个硬道理，其它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都是必须被冷冻，被放逐，被请喝茶，和被"和谐"的。这就是邓大人所谓"两手都要硬"的真谛。因此所谓"硬道理"，不仅仅是资本的硬道理，更是权力抑或暴力的硬道理。在党国，资本的硬道理只有得到权（暴）力的硬道理的保驾护航，才能得到发展。于是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变为"发（不义之）财是硬道理"，不止是一字之差，而且只是一步之差。结果，想不入歧途，走上邪路，难上加难。
因此，只要向权（暴）力和资本倾斜的党国政策一天不变，贪腐就势必横行二十四小时的分分秒秒。这不是哪位大大，主席一时心血来潮，扮演一下武二郎就能解决的问题。
当然了，党国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谁让咱执政缺乏合法性（尤其是六四屠城之后）呢？为了证明自己还能干，可不就得靠着大权在握，说一不二，把整个江山押在"发展是硬道理"这场豪赌上吗？
参见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f2H4YrYVw
Jonathan Fenby，Tiger Head Snake Tails. Simon & Schust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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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华夏文摘》 富人穷人：中国篇
富人穷人：中国篇
在《富人穷人》的美国篇里，我阐述了在美国这种相对公平合理的制度下，富人和中产阶级大多为好人，穷人则多为有缺陷的人或懒人的看法。不过，同样的结论并不适合中国。
圣人孔子有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我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在公平合理的有道社会里（比如美国），如果贫穷到连自己都养不活，那多半是自己不努力，应该为此羞耻；而在腐败不公平的无道社会里（比如当今中国），如果富贵到腰缠万贯，那多半来路不正，不是件光荣的事。在当今中国，可以说，有相当比例的富人是通过来路不正的方法，以不公平优势发财的。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权钱相通，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弟或家属，因为与权力联姻，拥有资源优先，能够轻易成为商业巨头；普通人也往往必须通过巴结权力贿赂权力来走上发财的道路；更有无数的人利用自己手里大大小小的权力，以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财，实在是无道之邦之顶级。而中国的穷人，则大多是制度造成的，很多人因为受政府歧视在起跑线上就吃大亏，比如农村户口。而中共的政策，往往是不扶弱反而扶强，比如居住在越是发达的大城市的人，从国家得到的优惠待遇就越多。与美国穷人多为懒人相反，中国穷人往往是中国社会里干活时间最长的人群（比如农民工）。在中共制度下，不是穷人懒，是富人偷懒，很多富人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创造财富，而是以不公平不正当手段，抄捷径发财。
为中共制度辩护的宣传员们，常常爱拿印度说事，说印度是民主制度，为什么还遍地穷人？我没有去过印度，对印度问题没有切身了解，但据一位印度同事讲，印度穷人大多是些成天祈祷不干活的人，印度的穷人如果有中国农民工十分之一勤劳，印度就不会是今天的印度了。所以，我认为，很可能是印度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问题，很多人信教信到走火入魔，过于热衷于来世，不再关心现世的上进。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则是造就上进人民的脱贫文化，在有道的发达国家里，华人哪怕上一辈是偷渡客，第二代往往也能跃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偷渡客可以说是名闻天下，在当今世界各个角落，你都能找到成群的中国偷渡客，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印度偷渡客。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中上层阶级，那些底层的印度穷人成天忙于祈祷，不求现世上进，根本不可能去冒死做偷渡的努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印度的穷人是文化造成的，不像中国，穷人大多由制度造成。
在中国这样一个无道之邦，做富人不光荣，做穷人不羞耻，那么，这是不是等于中国的穷人统统是好人，而中国的富人一律是坏人呢？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讲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这位我青少年时代的朋友，来自普通工作人员家庭，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好，体育好，人缘也好。他外形阳光，性格开朗，待人又很真诚，几乎人人都喜欢他，以他的智商情商，放到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他都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在中国这个无道之邦，他混得也不差，他现在是我青少年时代朋友里的首富。可是，他又是怎样成为首富的呢？说出来就不太光荣了。他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中央部属企业，几年后被派驻深圳。不知怎么，他手里掌握了令人觑觎的进口汽车的分配权，其实这家企业与汽车业毫无关联。具体事情是如何操作，说实话我也不懂，但正是由于这个进口汽车分配权，他淘到了第一桶金，一跃而成腰缠万贯的富人。他自己也清楚自己发财有把柄可抓，所以早早地就把老婆孩子移民到西方，万一国内情况不妙，他自有退路。像我这位朋友，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以我对他年少时人品的了解，我知道他不是天生贪婪的人，本质上绝不是个坏人，但他发迹的方法，放到正常社会里，就是十足的腐败。说到底，是中共制度的邪恶，把许许多多的好人变成了坏人，类似这位朋友发财的故事，我知道的有好几个。所以，中共抓贪官，抓得再多，只要不改制度，贪官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很快又接着长出一茬。
中国的穷人是不平等制度造成的，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可是，我们能因此说中国的穷人都是好人吗？在中国，弱势的人一般做人比较夹着尾巴，似乎更善良。不过，我认为，一个社会连强者都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弱势者的无奈的善良是不可靠的。事实上，没有制度的保证，弱势者一旦变成强势，一点都不会比过去的强势者更善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在中国，人人都痛恨贪腐，但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贪腐。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去，给穷人不透明不受监督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给他们资源优先，无产阶级很快就会变成权贵资产阶级，"善良"的穷人必然成为"邪恶"的富人。
再说，什么叫好人，一个对恶忍气吞声，默默服从的人，能叫好人吗？一个很可能缺乏教育，没有什么能力辨别是非好坏的人，能叫好人吗？依我看，中国的穷人与富人相比，本质上不会更好，只能说是一样，都有着人与生俱来的善恶两重性。所以，不需要像毛时代那样把穷人捧上天，第一，嘴上把穷人捧上天，对改善他们的地位没有实际意义，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是给他们平等的起跑线；第二，帮助穷人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水平，为了摆脱贫穷，而不是要向贫穷看齐；第三，大多数穷人也没有为社会做过什么特别的好事，值得被捧上天。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谁好谁坏谁上谁下的阶级斗争，而是改革政治制度，建立符合人性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制度，给普通人穷人以及所有人以天赋人权，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站起来，让人人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体面有尊严的日子，让权力受监督受制约，让有德的能人聪明的好人通过公平透明的竞争成为富人强人，成为社会的好榜样，社会的领头人，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
另外，中国人常把出身穷苦的人被党提拔为"人民代表"，误当成是穷人的代表，这是中共偷换概念的误导结果。一个人是否代表穷人或普通人，并不是以他本身是不是穷人或普通人来衡量，而是以他是不是被穷人或普通人选为代表来衡量。就算他原来是大学教授，是精英，如果他被普通人民投票选为总统，他就是普通人民的总统。反过来，就算他是穷人出身，如果是被党提拔来做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党，而不是穷人。比如中国人大代表申纪兰，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头脑的农村妇女，从1954年就开始做"人民代表"，几十年如一日，不管党要干什么，她都投票赞成，大跃进她赞成，文化大革命她赞成，改革开放她也赞成。她的职责就是听党的话，为党服务，党叫干啥就干啥，跟人民利益根本不沾边。仔细想，也不奇怪，这个所谓"人民代表"，实际上是党选拔出来的，"人民代表"不过是个幌子，本质上应该是党代表，维护的当然是党的利益，否则党干什么要选她做代表？而党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没文化没头脑的农妇，利用起来易如反掌，弄个有思想的大学教授，利用起来恐怕还有点困难。记得一句从伊能静那里听来的话："沉默的好人会变成邪恶的同盟"，就是说，面对邪恶，不发声，不对抗，那你无意当中也就成了邪恶的帮凶。不过，说好人沉默，那至少意味着好人还有分辨对错的能力。我想要加一句的是：比沉默的好人更容易成为邪恶同盟的，是缺乏教育没有头脑的人，这种人不仅不对抗，而且党叫干啥就干啥，很容易成为邪恶的得力助手。所以，中共过去那种以根正苗红是否穷得响当当，来确定是不是好人能不能做领导的方法，既荒唐可笑，对社会来讲也非常危险。而中共培养愚民的洗脑式教育制度，更为邪恶提供一代又一代得力助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有人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金钱带来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就不存在腐败。说资本主义金钱带来腐败，是站不住脚的，看看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比中国进行得长久彻底，个人财富也远比中国丰裕，却政府廉洁，腐败程度相对较低。至于说毛泽东时代不存在腐败，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是毛泽东时代腐败的延续，只不过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毛泽东时代，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的待遇；高干子弟和家属拥有特别的地位特别的机会；不管干什么事，从买紧俏物质，到子女分配工作，都有后门可走，有一点小权都能派上用场；大城市人待遇比小地方人好，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好，不公平优势比比皆是。而很多中国人，根本不懂以不公平优势占便宜不是件光荣的事，往往会以自己拥有特别的地位享受特别的待遇而自豪，到今天都是这样。我近年回中国时，就曾碰到一位女士，自豪地告诉我，她父亲是离休高干，她家八十年代就有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住。当时我心想，这人的老爸没准也就是个土匪水平的人，靠枪杆子掌权享受特别待遇，还好意思炫耀，真庆幸我不再生活在那个国家。再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当代活化石-北朝鲜，普通人民连饭都吃不饱，金家却能送金正恩去瑞士留学。所以，腐败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不是财富带来的，而是不合理政治制度的结果，是不透明不受制约的权力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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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华夏文摘》 富人穷人：美国篇
富人穷人：美国篇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把好人坏人以人的贫富来划分：富人一律是坏人，穷人统统是好人。不知今天的中国大陆在这点上是如何教育孩子的，但据我从中文网上的观察，今天的中国人在看富人穷人时仍然普遍心理分裂：明明人人想当富人，但又没人敢说富人是好人，明明人人都看不起穷人，却又不能说无产阶级低贱。记得我在中国读大学时，上过一个美国外教的英语课，有一次听他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穷人大多是懒人。这种对穷人的描述，对当时的我来讲，既新鲜又震惊。如今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今天的我又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富人和穷人的呢？
先说富人。我所闻的美国富人，分为几类。一类是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像Steve Jobs， Bill Gates，还有创建Google和Facebook的那几个年轻大富翁，这些人靠自己的创造发明创造了财富，可以说是利人利己。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如Bill Gates，把自己的财富通过公益事业大量反馈给社会，显然不仅不是坏人，还是个大好人。虽然这些人属于美国的1%阶层，但我想，哪怕是中国人也不会把他们看成是剥削穷人的坏人。我知道的美国第二类富人，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家，比如克林顿夫妇，当今总统奥巴马，他们以出色的个人才华和魅力，加上对社会事业的热情，投身于公共事业，成为美国社会的领导者，我对他们也敬佩有加，不会因为他们的财富跻身于1%而仇恨他们。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不是依靠权力依靠贪腐得来的。第三类富人，是文娱体育明星，他们为我们带来娱乐，我们不可能视他们为坏人，否则我们怎么会自愿花钱去看他们的电影电视或比赛，为他们送去钱财？第四类富人，可能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富人，他们对社会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贡献，仅仅是以赚钱有道，生活奢华而闻名于世，比如美国房地产大亨川普（Trump）。不过，你如果看过川普的电视真人秀《The Apprentice》-You are fired！，就会发现，川普不仅是个大能人，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仇富的人，但小时候的阶级教育毕竟留下一些痕迹，过去心里不知觉地对传统意义上的富人有那么点不屑。看过川普的电视秀后，我终于明白，富人不仅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好人，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好人能人更有机会发财致富，富人里好人的比例很高。
当然，人类社会不存在完美的共产主义世界，美国的富人里，一定有坏人，比如华尔街的某些人，利用制度的薄弱环节，为自己敛财；还有某些理财经纪人，以骗局骗取他人的投资填充自己的腰包。我看过一个介绍美国富家后代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富家后代谈起自己的祖父当年如何敛财时，称自己的祖父为crook（恶棍），并说，那个时代（二十世纪初）的富人难道不都多多少少是crooks？这个富家子弟的话也许有点过于偏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无道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经验，对人的贪婪本性认识不足，法律非常不健全，社会透明度也远不如今天，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财产的坏富人的比例，一定比今天高（不过估计还是比不过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西方社会的发展，也是一路边走边学边矫正，才走到今天，成为相对来讲比较公平公正的社会。
今天的西方，虽然制度还远不完美，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我相信，西方社会的大部分富人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才智，勤奋，或勇气，来获得财富的，大多数富人以及中产阶级是诚实，有上进心，有社会责任心的好人。至于对西方社会里那些以钻制度的空子来敛财的坏富人，我们在谴责他们行为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改进制度上，堵上漏洞，以防止类似例子再次发生，而不是煽动阶级仇恨，纵容社会消耗在无用的仇富情感中。这一点，西方的精英相对来讲比较明智，做得较好，懂得如何控制社会，如何管理社会。比如前一阵风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后也就是一些没事干的无业者闹闹，不会酿成社会动荡。没有政治家去助阵，以利用他们达到激进的目标，也没有媒介乘势煽动社会对立情绪。有名望的电视主持人大都劝说：占领华尔街不如去参加竞选，以政治参与来改变制度改变立法，这才是改变华尔街行为的有效之道。
再谈穷人。穷人到底是受压迫受不公平待遇的好人，还是不勤奋不求上进的懒人？想象一下，如果毛泽东转世来到美国，把美国的无产者捧为先进力量领导力量，把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吃救济粮住救济房的穷人，安插到企业做党支部书记领导CEO，安插到社区做区委书记指导市政建设，那会是何等地荒唐可笑？说实话，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如果第一代移民是穷人，情有可原；如果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还是一辈子靠救济的穷人，那不是智力或精神有问题（美国很多无家可归者是有mental problem的人），就是太懒。美国是个鼓励勤奋，鼓励上进的国家，她的制度使得绝大多数人能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美国的制度还是一个扶弱的制度，收入越低需要交的税就越少，反过来，收入越高的人则对社会贡献越多，另外，穷人以及穷人子弟可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政府资助。在美国，要成为1%的富人也许不那么容易，但要不做让人怜悯要人救济的穷人，只要你不太懒，没有什么太大的天生缺陷，基本上就应该没问题。在正常社会里，没钱不等于是好人，有钱也不等于是坏人，人的好坏与阶级地位毫无关联。事实上，在西方社会这种人人平等，扬善抑恶，鼓励勤奋，鼓励智慧的合理制度下，富人以及中产阶级才是为社会做最大贡献的好人，而穷人往往是没有能力贡献社会，甚至需要社会帮助的有缺陷的人。说句也许政治不正确的话，从对社会做贡献的角度讲，美国富人里以及中产阶级里好人的比例，应该是高过穷人，穷人大多数连自己都不能自救，更不要说做一个关怀社会贡献社会的好人了。像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那样，用阶级地位来划分好人坏人，凡是富人就一定是坏人，就要打倒甚至枪毙，凡是穷人就是先进力量领导力量，现在看来，实在让人觉得是一场极其荒诞的胡闹。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穷人不一定是好人，甚至很可能是病人懒人，富人就不应该关心穷人。穷不管是因为智力有问题造成的，还是因为精神或个人意志力有问题（懒惰）造成的，穷人总归是社会上的弱者，他们往往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从人性本善的角度来讲，强者帮助弱者，幸运者帮助不幸者，可以使社会更善良，使人更有安全感，更觉得世道公平；强者帮助弱者，也可以带动社会，因为强者往往是社会的榜样，强者的善良可以使更多的人乐于助人，更多的人富有社会责任感，从而促成社会风气的良性循环。从实用的角度讲，富人帮助穷人，可以帮助避免出现社会情绪对立，防止犯罪率上升，从而保证自己除了拥有财富，还能过上安全心稳的好日子。而且，社会上中产阶级的比例越高，富人以及中产阶级赚钱的机会也就越多，富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所得，回馈社会，帮助穷人（尤其是穷人子弟）摆脱贫穷，常常可以带来富人穷人双赢。所以，关心穷人利益，不仅仅是为了穷人，也是为了富人，是为了全社会的人。
我想要补充说的是，虽然我支持富人更多地反馈社会，但我反对走向另一个极端-均富。比如，我支持收入越高，缴税比例越高的制度，但这个高应该是适度的，不能走过头。如果富人缴税比例过高到让人失去勤奋或创业的动力了，成了鼓励懒惰，那就走过头了。像毛泽东主张的那样-均富，更是愚蠢之至。剥夺富人的财产，均分给穷人，实际是创造了一种更大的不公平。除了通过贪腐，欺骗发财的富人，对那些通过智慧，勤奋，或冒险的勇气来获得财富的富人，如果将他们的财富均分给穷人，那就等于是鼓励愚蠢，懒惰，鼓励不敢创业不敢创新。所以均富不是公平，恰恰相反，均富是另一种不公平。均富也不实用，因为一个鼓励愚蠢和懒惰的体制，最后必定会变得既邪恶又贫瘠，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当代活化石-北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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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华夏文摘》 刘仁文：死刑判决之后
刘仁文：死刑判决之后
2000年4月1日深夜，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无业青年，潜入南京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行窃，他们最初进入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在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里一无所获，接着他们选择了隔壁的一家。但他们的盗窃行动很快被这个外籍家庭察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这个不幸的家庭，一家四口顷刻间全部遇害。
遇害的是一家德国人，他们1998年落户南京。男主人普方时年五十一岁，是扬州亚星奔驰合资公司的德方代表，他四十岁的妻子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十五岁的女儿和十三岁的儿子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这一天正是西方的愚人节，以至于很多友人听到这个噩耗后都难以置信：天哪！这是真的吗？
很快，四个凶手被抓获，并迅速被起诉到法院。庭审时，普方一家人的亲友也赶来旁听。让他们震惊的是，这四名十八到二十一岁的凶手看起来就像刚刚逃出课堂、做错事的孩子，他们一脸稚气，显露着没有见过世面的窘迫和闯祸后的惊惶。在普方亲友的想象中，凶手应当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听说这四个孩子根据中国法律将很可能被判处死刑，普方的母亲（一说普方妻子的母亲）在跟亲友商量之后，写信给中国法官，说不希望判处这四个青年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这个案子当年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在一次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从宽处理被告的愿望，但我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是："中国的司法机关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
果然，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死刑判决书很快就下来了，其中特别写道："本案庭审后，被害人贝塔•普方的近亲属致函本院，认为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惩罚，但反对对被告人适用死刑。对此，本院予以注意。本院认为，依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一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案四名被告人在我国境内犯罪，应当适用我国刑法，依照我国法律定罪量刑。"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四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当时新华社曾以"南京特大涉外凶杀案公开宣判"为题作了报道，报道中提及："法庭认为，仲伟杨等四名被告人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均应予以严惩……"
惨案发生数月后，居住在南京的一些德国人开始想到，再过几年，认识普方这一家的朋友们，也许都会先后离开南京。到那时，这个不幸的家庭将被人们遗忘掉。想到这些，大家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忧伤。于是，他们决定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当年11月，由普方夫妇的同乡和朋友发起，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设立了以普方名字命名的基金，用于改变苏北贫困地区儿童上不起学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被告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如果他们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会有自己的未来和机会"。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朱利娅说。她是普方基金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在她的印象中，普方及其太太一直都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他们家的一双儿女也总是学校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的积极参加者。
为了能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合法地开展活动，普方基金找到南京当地的一家慈善组织"爱德基金会"（著名爱国宗教领袖丁光训曾任该基金会会长），获准挂靠在它的名下，以"普方协会"的名义搞慈善。"这些外国人找到我们的时候，我是很震撼的。"张利伟，爱德基金会的原副秘书长、最早接触普方基金的中国人之一，从爱德基金会和普方基金开始合作，到七年前离开爱德，他亲自执行了这个助学项目七年。和普方基金多年的合作让张利伟对宽恕有了更深的理解，在2010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他如是说："'以德报怨'这个词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也有，但是真正做出来需要超越非常大的限制，包括伦理上和文化上的。就是现在，你看最近我们南京讨论得非常多的一件事情，醉驾司机张明宝，他撞死了四个人，他的妻子去这些人家里跪着求情，（死者的）家属会原谅嘛？他们连门都不让她进。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事情已经酿成了，我们如何去处理，去超越？但是在十年前，普方的这群朋友就告诉我那四名罪犯年纪都很轻，是因为失业贫穷而去偷窃，并不是存心要去做（杀人）那样大的罪行。他们认为事件的根源是这些人没有机会得到好的教育，所以帮助这些穷困失学少年完成学业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最早，他们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对项目做了相应的调整，如把资助的地区从苏北扩大到了皖南，资助的对象延伸到了高中。当然，重点仍然放在初中教育上，虽然学费取消了，但是那些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以及自身残疾者等弱势群体仍然需要生活上的资助和其他一些帮助。
每年的4月，有一个集中筹款的"普方晚宴"活动。这个晚宴最早是追思普方家人，因为4月是惨案发生的时间。早期在南京不少人都对普方一家很熟悉，随着他们的朋友渐渐离开南京或离开中国，如今这项活动越来越成为纯粹的慈善活动，参加晚宴的人基本上都已经不认识普方一家人了，参与者也从最初的德国人到后来的其他外国人再到如今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有。早先一次晚宴大约可以募集到几万元，现在每次募集到二三十万元很正常，2012年的"普方晚宴"竟募集到了一百二十余万元善款。
另一场有意义的活动是每年的12月，南京国际学校——也就是普方夫妇的一双儿女原来就读的学校，会在校园里竖起一棵爱心树，树上挂满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有一个接受普方项目资助的孩子的名字，师生们路过这棵树，会挑选一张卡片带回家，给卡片上的孩子精心准备一份礼物，放回树下。这些礼物将由普方协会和爱德基金会派专人送达每个孩子。
十四年来，普方协会从无到有，慢慢发展。我看到的统计数字，到2012年，它已经默默资助了超过六百名中国贫困学生圆了求学梦。这其中，绝大部分受资助者并不知道普方基金背后的故事。"我们并不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因为一家德国人不幸遇难，我们就要资助凶手家乡的孩子，"普方协会的负责人说，"我们只是想帮助贫困儿童获得平等的教育。"
对于长期生活在没有死刑的国度的欧洲人以及长期生活在对死刑习以为常的国度的中国人来说，悲剧发生后的处理思维之不同有时令人惊异。多年前，我曾听一位在中国司法部工作的朋友说，他接待一个欧洲来的代表团，对方提到一个案子，问为何要判处被告人的死刑？他回答道：因为这个人杀了人。对方困惑地追问：已经死了一个人，为什么国家还要再杀一个人？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最初听到普方案中那位母亲的选择也感到震撼，甚至有点费解。但后来接触到的一些人和事，让我对她们的这种选择多了一份理解。几年前，一家欧洲电视台就一个案件对我进行采访，这个案件大概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杀害了他的欧洲女朋友之后，跑回北京并被警方逮捕。记者告诉我：被害人的父母不希望判犯罪人的死刑，问我有何办法。
还有一次，我在伦敦与一位反对死刑的女士交流。我问她一个中国人常爱问的问题：假如你的儿子被人杀了，你还会反对死刑吗？她的回答是："如果我的儿子被杀，我肯定会非常痛苦。如果判处对方的死刑能够使我儿子活过来，那我不反对死刑。但问题是，我儿子已经不可能再活过来，这样何必再制造一个新的悲剧呢？"
于是我的耳旁又回响起前述张利伟先生的那句话："事情已经酿成了，我们如何去处理，去超越？"是啊，自己的儿子被杀了，哪个做母亲的不会悲痛？如果能用凶手的命换回自己儿子的命，我相信普方母亲也是会同意判处凶手的死刑的。只是在面对无可挽回的悲剧时，她才选择超越。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普方的亲友均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只不过反对对其适用死刑而已。这说明他们并不是要无原则地去宽恕被告人，只是希望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一种矫正的正义，而不是一命抵一命的"以怨报怨"。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普方母亲的中国版本也开始出现。2008年7月15日，不少中国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河北青年宋晓明因债务纠纷刺死马某而受审，受害者马某的母亲梁建红当庭向法官求情："儿子死了，很伤心，但枪毙他又有什么用？我儿子仍活不过来。我对他也有仇有恨，但毕竟他年轻，救他当行好了吧。我不求他回报，希望他出狱后重新做人。"这回，法院采纳了这位母亲的意见，最终从轻判处被告人十二年有期徒刑。事后，审判长坦言："如果梁建红不求情，宋晓明绝对不会判这么轻。"
应当承认，梁建红的这种做法在中国确实还很罕见，以致当她提出自己想救宋晓明一命时，其家属没有一个同意。最后，她不得不说："孩子是我生的，我养的，这件事我做主。"如果我们与普方案对照一下，显然普方母亲的做法得到了更多亲友的支持。至于针对犯罪的深层次原因采取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死者、造福后人的做法，这在中国似乎就更为缺乏了。
我曾在报纸上撰文，向梁建红这位伟大的母亲致敬，称赞她"有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但我的文章招致一些读者的批评，被指"无度的宽容是对正义的反叛"。我想在这里回应的是，我并不是主张"无度的宽容"，也不认为宽容就一定跟正义不相容，我只是主张用"以直（公正）报怨"来取代"以怨报怨"，理由很简单：当国家以怨报怨时，它就堕落到与要报复的犯罪人同一境界了。事实上，在没有死刑的欧洲，如果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人被判处了该国的最高刑罚终身监禁，则无论被害人一方还是社会公众，都认为这已经在法律上实现了正义——当然，对那些极少数有特别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如果定期给予的人身危险性评估通不过，医学上又暂时还没有办法治愈，那么他的这种终身监禁将是不可假释的。
我在这篇文章中，还特意提到，与2000年中国法院对待普方母亲意见的机械做法相比，2008年法院在法律的框架内采纳梁建红的意见的做法更为可取。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常看到某些法院和法官在面对被害方、社会公众或者外国领导人对某个死刑犯的求情时，不但置之不理，甚至还说出某某人不杀就会天下大乱之类的"正义凛然"的话。也许，是我对某些个案的案情了解有异，也许在中国还保留有死刑、司法又难免受到外界一些干扰的情况下，这些法院和法官的表态有一定的苦衷甚至合理性，但我仍然希望，我们的法官，至少要有民国时期杰出法律人吴经熊的那种哀矜勿喜："我判他的（死）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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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华夏文摘》 段宏庆：权力日趋集中，中国式反腐的不归路
段宏庆：权力日趋集中，中国式反腐的不归路
2014年07月30日
中共官方于2014年7月29日晚间正式公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这一消息的发布，意味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上任以来掀起的反腐浪潮达到了最高点——周是解放以来六十余年，中共领导层因涉嫌贪腐违纪被立案审查的最高级别官员。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逐步实现了党内最高层权力交接的"和平过渡"。回顾此前历史，中共建国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到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之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而邓交权给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中间有"八九"政治风暴，两次权力更迭充满了血雨腥风，无不印证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的规律。
不过，邓之后，中共最高权力层再无真正的政治强人，集体领导制成为最高层的权力运行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权力斗争已不能也无人真正敢动用"枪杆子"，于是"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新的也是最有效的权力斗争工具。而且部分大案子以高举"反腐"大旗打击敌手，在政治上被看成是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还能赢得民间舆论的支持。
因此，自江时代开始，新一届最高层的权力交接，常常伴随着大规模的反腐风暴，民间也有"每逢换届，必倒一政治局委员"之说。有不少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事实上，在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涉贪入狱后，江泽民才真正确立了党内的绝对权威；前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被抓，胡锦涛才真正完成其作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在党内的大一统工作。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作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掌控最高权力层。认真梳理近两年来中共的权力运行模式，诸多事实显示，集体领导制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被打破，强人政治处于回归趋势。比如香港大学教授钱钢通过搜索比较几代领导人的名字在就任后的头18个月在中共核心媒体《人民日报》（尤其是头版标题）上出现的次数，同比研究后发现，习近平的名字出现频率远远高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超过邓小平，仅次于毛泽东（参见《钱钢语象报告：领导人姓名传播强度观察》）。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权力运行的集中化更加明显，新成立的"改革领导小组"和"安全委员会"几乎可以将一切国家事务统管，习近平亲任两个机构的一把手，似乎完全实现了政治上的超然化。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新一轮反腐败风暴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就不足为怪了。此次有关周永康被查消息的公布，已不出乎各方意料。早在一年左右前，即有传闻称周永康涉案被查。去年八九月份，诸多国际媒体公开报道过周被查的消息，大陆民间更是有周"涉案数额巨大"的传闻。半年多来，周永康儿子周滨及其妻子一家被查的消息在大陆都不再是报道的禁忌，周永康的前秘书们纷纷被查的消息更是成为各家媒体竞相追逐的热点。
十八大迄今，中共高层已经查处了一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两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前军委副主席；薄熙来，前重庆市委书记，在十八大前已被开除党籍），省部级高官"落马"数十人，其他涉案的各级官员不计其数。当然，党内外有很多人认为，必须打了老虎才能够有效地打苍蝇。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反腐风暴，更进一步说，这种高度权力集中的运行模式，能否真正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中共的反腐败有一种走向反面的危险。腐败本身是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所导致的，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惩治预防腐败的关键是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具体方法不外乎：政治民主，这是约束权力的来源；程序法治，这是约束权力的运行过程；信息透明，这是约束权力的暗箱操作。但十八大以来的中共政治趋向，在很多观察者的眼中，以上三点非但没有进步甚至是倒退。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严酷的、整风式的"反腐"，不但很难治本，甚至治标都变得困难，因为围观的公众已产生麻木感，再加上互联网时代一切新闻皆可娱乐的精神，抓贪官的新闻已经很难产生足够的正面效应，反而变成了一出出官场滑稽剧。遗憾的是，当下大部分的反腐败报道最终似乎变成了当权者政治正确的背书，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意义已然消解。
周永康及各种贪官固然该查，但如果反腐败不能最终摆脱其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命运，恐怕中共在集权化道路上只能越走越远，中国的现实问题最终无解。
[段宏庆是前资深法治媒体人，现为自由撰稿人。]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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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华夏文摘》 何频：反贪，是文革和改革的继续
何频：反贪，是文革和改革的继续
习的反贪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曾得到很多人响应，毛泽东的文革当年也得到很多人欢呼。这三件事相提并论，很多人不会同意。其实，三者的政治逻辑是完全相通的，其手段、过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文革，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很多文革的受害者，官复原职、官升几级之后，却坚定地支持邓小平不准全面清理、检讨、反省这场浩劫，其原因，不仅是要掩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历史责任，而且是避免泄露文革许多"受害者"原本也是"害人者"的真相。
有文革经历的人，应当能够记得，文革固然极其荒唐、丑陋，但人们当时能疯狂投身其中，有革命理想的浪漫、愚昧，也有对中共官僚阶级腐败、特权生活的真实愤怒。所以被打到的那些官僚，有被冤枉的，也有并不完全冤枉的。文革之后，几乎所有被打到的官员获得平反，却是应当的，因为他们被打到的程序是非法的，而且他们多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
这些获得平反的官僚重掌权力后，并没有几个人反省自己的历史过失，几乎每个人都将文革受害经历，演化成一种政治道德优势。有的思想僵化者，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其私人生活倒有一些人有廉洁之誉；那些改革的推动者、领导人，其实不忘掠夺改革成果，让自己家人先富起来者，不在少数，他们腐败，享受特权的程度，是文革之前完全不能比的。
中国民众中，可以说多数都是改革的赞同者，毕竟多少都从改革中得到改善生活的机会。直到20多年后，也只有极少数人才意识到，改革可能是另一场浩劫。
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浩劫，以打击特权、腐败、私有为名，建立了虚幻、贫穷和没有人性的"人民公社"式社会；那么，改革就是一场经济浩劫，以改革、开放为名，造成的是国有财产转化为官僚家族私有财产，造成的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环境和道德的摧毁。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文革的否定，实质是一种特权复辟。对老百姓而言真实的贫富差距，比贫困的公平社会，还要实在得多。但就历史的祸害而言，邓小平的改革比毛泽东的文革，未必更容易修复。何况，改革至今仍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正确"。
在文革祸害未被清理，改革祸害未被认识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贪登场了。习近平毕竟时间没多久，他未来的政治行为还难以预测，的确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现在我们能作评判的，主要是他上台后的反贪动作。
所以习近平要立威，反贪抓人不会止于周老虎、徐老虎。即使他现在只想适可而止，未来的情势演化可能由不得他。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进行到底，邓小平的改革没有进行到底，习近平的反贪又能进行到底吗？不用犹豫：一样不可能进行到底。除非，未来习近平重塑政治体制。其原因，还不仅在腐败是中共官僚成为官僚的唯一理由，不在于腐败已腐及所有层级、所有领域，而在习近平的反腐败，缺乏程序正义，没有法治作为基本依托，所以不可能持续长久。
中共18大后，不少商人、官员神秘失踪，虽然有些人几个月后显示涉及贪腐被抓，但这种恐怖做法，那有政治文明的影子？分明是黑社会的行为！
反贪腐由中纪委这个莫名其妙的党内机构来操办，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背叛。未经法定程序，由几个权力无边的纪委委员，就将商人、官员控制起来，很久之后又命令公检法完成所谓法定过程，和毛泽东的文革式打倒特权阶层有什么区别？
当然，民众永远喜欢看热闹。每抓一个贪官，就可以解一部分人的气，也可使更多人一窥官场的丑陋。只是，中共领导人要算一算，抓了这么多贪官，是显示你对一党独大的自信，还是反映一党独大腐败严重？答案大家都知道。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这是历史的遗产，是毛泽东、邓路线的继续，是专制制度与民粹再次奇特地相结合，也同样是一种无疾而终的运动――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 一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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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华夏文摘》 五毛网络恶名著，党报刊文难维护
五毛网络恶名著，党报刊文难维护
中共党报针对"公开辩论"现象发表评论说，动辄质疑别人为"五毛"、"美分"，拉低辩论价值，冲破道德底线。这是网络时代人民日报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谈及"五毛"的评论。另外，该报近日发表的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的文章，以及其国际评论文章，也引起不少读者的围观和评论。
*人民日报谈"五毛"*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周一（7月28日）这篇评论文章是从中国名人崔永元和方舟子的法庭诉讼开始谈起的。该评论题目是：求真比求胜更重要。评论说：动辄质疑别人为"五毛""美分"，拉低了公共辩论的价值。
环球时报和许多媒体网站转载这篇文章，标题改成：人民日报：动辄质疑别人为五毛拉低辩论价值。许多网友感到好奇：被认为是五毛大本营之一的人民网，如今也开始谈论五毛了？
所谓"五毛"，是网络语言，通常指拿中国当局的钱在网络发帖淹没压倒"汉奸"美分党"（每帖五毛）的那些网络写手。同理，"美分"是五毛的反唇相讥，指的是那些拿美方的钱上网灌水压制对方的写手。平心而论，人民日报这篇评论，说的是五毛和美分双方，但到了环球网、文汇网、中新网等许多网站，其标题中"美分"不见了，只剩下"五毛"，给人感觉是：只有美分党在骂人。
人民日报这篇评论说：方舟子崔永元的转基因该不该吃的辩论，从微博转战至法庭，是一种理性回归。评论说，公共辩论"剑走偏锋"现象不鲜见。心平气和的讨论，变为唾沫横飞的辱骂。评论还说，除了给对方带上"五毛""美分"的顶戴，还相互送上"卖国贼""爱国贼"的帽子。这不仅拉低辩论底线，也冲破法律道德底线。评论说：伸张正义的急迫、求胜心切之冲动，预设立场左右了事实选择，让站队逻辑取代了是非判断，意气之争消解了话题本身。
评论说：如果一边高呼自由，一边却对不同声音没有起码尊重，充满了智商和道德的优越感；如果一边宣称平等，一边却认为别人不配有发言资格，摆出一副真理在握、不容分说的姿态；如果一边反思"文革"，一边却像"文革"一样，动辄给别人扣上吓人的大帽子，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这种辩论和交锋，除了固化成见、撕裂共识，恐怕不会有别的意义，更难收获新的东西。
再平心而论，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基本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还算客观公正。但仔细一看，读者就看出"门道"，这篇评论所提到的"公共辩论"只是一种网络现象，在传统媒体中是绝不会出现的。且看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公共辩论，求真比求胜更重要。问题在于：在传统媒体中，能否出现这样的"公共辩论"，一旦出现，由谁来决定哪一方在求真，哪一方在求胜。
*人民日报：西方民主听不进批评*
上周末（2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树平的文章题目是：西方民主应听得进批评。张树平36岁，四川人，2007年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他说，西方民主的若干弊端几乎成为政治学中的常识。西方民主制度越是掩耳盗铃似的关上改进自身的大门，就越会迅速发现其面临不确定的前景。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民主制度前景是确定的。马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前景只能是被无产阶级推翻。而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过程中，丢掉的只能是锁链。
张树平的文章说：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弊端有，难以驾驭的金钱政治；沦为形式化的选举和投票游戏的危险；不可避免导致"断点民主""虚假民主"；公民政治参与不足；权力制衡虽有合理一面但限制了国家能力。
对这位青年才俊的文章，新浪微博有许多反馈。
网友"中国经营报"发出微博援引了上述的话之后问：多一句嘴，到底谁听不进批评？
天涯师傅：共产党就一个笑话，还以为国民像几十年前一样好骗。
吕建升：您一个打20分的笑话打了80分的没得满分，请问您的勇气和脸皮是哪里来的？
草民时评：有个老人曾说村里一个老不要脸："做人做到恬不知耻的地步，就没有他说不出的话。"而你对这种人，也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
伊革：人民日报的荒唐好似一个65岁的老处女逢人告诫性生活有多危险还会有多少不适！
二代症久富田：西方民主最大的弊端就是：执政党任期太短，监督人太多，来不及腐败。
任志强：不许批评,何来民主与言论自由？
刘胜军改革：谁不让批评，谁就是假民主！
*党校韩庆祥：中共面临8大"伟大斗争"*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树平文章的前一天，该报还发表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的文章，题目是：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文章说：中共面临的"伟大斗争"主要有：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
韩文说：西方敌对势力对斗争精心策划、处心积虑。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斗争，大多以传播西方社会思潮且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突破口。
文章说："第一步，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现实；使一些人认为是西方'月亮'是圆的、中国'月亮'是缺的；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从而达到动摇中国人理想信念、摧毁中国人自信和分化人心的目的。
这位中共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的文章一出，遭到很多网友的反驳和抨击。
韩庆祥在中央党校的前同事邓聿文（周一）在香港东方日报网发表评论文章说：韩说"新的伟大斗争"，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都较量了一个世纪，还叫新吗？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前副编审邓聿文，因为在境外报刊撰文谈朝鲜问题而被下岗。这位政治分析人士说，唯一"新"者，或许是网络斗争，但网络发展的历史也有20多年了，这方面的斗争—如果有的话—从网络作为一个新事物出现起，就存在，所以也谈不上特别新。邓聿文说：韩文把这八种斗争不但称之为"新"，还冠之以"伟大"，仿佛以前中共在从事这些方面的"斗争"就不伟大了——可见不但其逻辑混乱，还很投机。
邓聿文说，韩文火眼金睛，呼吁中国学者干部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彻底揭露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政治陷阱。
邓聿文说：可是党校和韩本人并不这样去跟西方划清界限。他说："据我所知，党校和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交流是很频繁的，在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对口的学术培训基地。党校教员和其他非教学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年都要轮流到这些基地去'洗脑'，很多人都洗过多次，可下一次还是愿意'欣然前往'。"
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前编审邓聿文说，这不是在自动充当'西方敌对势力'进攻我党的工具吗？而且党校近年来也积极倡导开放办学，主动邀请一些访华的西方政要或者学界达人，来党校交流和演讲，为那些在党校受训的官员传播西方价值。"是不是党员的教职员工和党政学员，都练就了一番能防止各种毒品侵入的真功夫？"
作者戴献乙在博客日报（上周三）发表给韩庆祥的公开信说，当今中国社会最低的敌对势力还是来自于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势力，特别是贪官污吏和昏官，也根本不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外敌对势力。他说："许多贪腐官员和裸官，落马央企高管还是在你的中央党校读过书和拿过文凭的，你扪心自问：有多少落马判刑的和没有落马双规的贪腐官员曾经做过你的学员，或同行业学校的学员。有谁没有在你们的党校培训过、学习过？戴献乙说：保守点至少95%正科级以上官员都是党校的毕业生或受过此类教育。
网友正宗草民在博客中国发表文章说，韩庆祥在其文章中谈到网络斗争时使用了"天使"和"魔鬼"的说法。正宗草民说：就民主和专制两个体制相比较而言，实行宪政、尊重人权的民主体制是"天使"。拿宪法当摆设、不尊重人权的专制体制是"魔鬼"。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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