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郑永年

2011-06-27

多维博客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 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 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 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 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 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性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不力，政权也会陷 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 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 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的更多的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其实也如此。


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


　 　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 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毛泽 东时代，执政党主要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 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主要是妨碍了制度建设。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 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 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 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并不明显。直到19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 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 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例如 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例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 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的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 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 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 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 应付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 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地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 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 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 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的。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 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 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而且更是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 机构犹如一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 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 现改革的动力？


　　而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 大缩减。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例如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 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因为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 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 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 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 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性手 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 "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 国社会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 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性。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 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性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 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 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性就必 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 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爆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 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 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 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 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边。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 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尽管革命很多情况下都以悲剧告终，但在既得利益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这种悲剧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历史上循环往复的革命了。


　　很显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改革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改革属于必需。


作者郑永年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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