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现中国历史》的文章系列终于要结束了，整整一年的“发现”似乎难有尽头。世上没有永远的“宴席”，也没有永远的“话题”，“发现”不打住也不行了，因为人类的生活除了必须需要有所发现之外，还同样需要有所发明，更需要有所创造，关于人类的历史，尤其必须如此。正是因此，我新的一年的文章系列将以《发明中国历史》重新开始。顺便说说，我的《问历史》的著作系列，正是由《发现中国历史》、《发明中国历史》和《创造中国历史》共同组成的“三部曲”。现在刚完成了第一部《发现中国历史》，下两部计划在2011、2012两年内陆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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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历史（一百）：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什么？
——发现、发明与创造（历史）之间的异同
——我究竟发现了中国“历史”的什么
——我发现了祸害中国“历史”的思想的根源
——我发现了千年不变的败坏中国历史的恶劣的民族惯性
——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真正“文明” 的伟大思想的源头
黎 鸣
我的《发现中国历史》的文章系列终于要结束了，整整一年的“发现”似乎难有尽头。世上没有永远的“宴席”，也没有永远的“话题”，“发现”不打住也不行了，因为人类的生活除了必须需要有所发现之外，还同样需要有所发明，更需要有所创造，关于人类的历史，尤其必须如此。正是因此，我新的一年的文章系列将以《发明中国历史》重新开始。顺便说说，我的《问历史》的著作系列，正是由《发现中国历史》、《发明中国历史》和《创造中国历史》共同组成的“三部曲”。现在刚完成了第一部《发现中国历史》，下两部计划在2011、2012两年内陆续完成。
有网友问，究竟在“发现”与“发明”和“创造”（历史）之间有些什么不同呢？
我认为，发现，它主要针对的是隐含在先验、自然、过去历史之中的客观存在的东西、真理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的发现，当然也包括发现虚假存在的反规律性、反真理性的东西；任何事物的真理都是不以人类自身的意志为转移而自然地、先验地存在的东西，所以人们只能客观地，乃至抽象地去进行发现，而玩不得半点主观的想象的虚假。所以发现的本质，必须是尽一切可能的“真”，因而它也必然地要求排斥一切可能的“假”，也包括“伪”。
发明，显然与发现不同，它主要针对的是隐藏在经验、社会、现在历史实践之中的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必然会密切地与人们此在的主观（内在的身心）发生关系，所以发明，特指人类自身的主观（身心的）自在用以对待客观外在事物的“工具”的发明。非常显然，人类文明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长串人类自身不断发明外在“工具”的历史的过程，例如发明木器、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铁器、水蒸汽机器、内燃机器、电动机器、电子机器、电子数码机器、核子机器、光机器、量子机器，等等等等“工具”器物的历史过程。所以，发明的本质，明显的是在尽一切可能的真实的“善”。什么是真实的“善”？真实的“善”就是真实的（工具、器物性的）有效、有用、有利，简言之，即“好”；而无效、无用、无利，即是不善，也即不好。
创造，又有所不同，它主要针对的是本身并不存在的某些超验（心灵）的设想的（历史性）“观念”的创造，人类对于客观外界事物在自身内在（心灵）精神中的信息的记忆、反映、理喻、理解、判断、想象、设想等等所形成的东西，即是“观念”的东西，而形成“观念”的过程也即创造“观念”的（历史）过程。人类主观的“观念”基本上“反映”了外界客观事物的存在，而且不仅“反映”了客观存在，更进而创造了有序的新的主观和客观的存在。正是这种对于“有序”的新的存在（又称它在）的“创造”，使得人类不仅能够适应外部环境，而且还能够进一步自主地（主动地）调节和改造环境。所以，创造的价值，更又比发明进了一步，它是发明的发明，也即是说，人类不仅能够发明工具，还能够更深入地发明发明的工具，又称方法、方法论、工具论、逻辑论、逻辑学等等。这种发明发明的工具是什么“工具”呢？是观念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是逻辑的工具，是人类用以透视宇宙、物质、生命、智慧的历史性奥秘的观念、思维、逻辑的方法工具。正是因此，创造的本质，明显在尽可能全面均衡的“新”，也即“美”，而“美”的本质更又在自由。
可见自由，对于人类来说是何等地重要，更又是何等地不可或缺；然而在长期历史之中的中国，由于孔儒意识形态的长期以来的对中国人精神的垄断，中国人丧失了最基本的自由，无论言论的自由、行为的自由、思想精神的自由，几乎全都遭到了严酷的禁锢，几乎全都丧失殆尽，如此的中国和中国人，怎么可能会有“文明”的显著的进步呢？很显然，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之所以会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人类，其中最重要最关键性的症结，即正如同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言：西方人为什么能首先建构人类近现代的科学，而东方人却不能呢？那是因为西方人不仅能够发明工具，而且还能够发明发明的工具，也就是发明思维的工具。什么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呢？那正就是西方哲学的工具、逻辑的工具。
通过我前面大量文章对孔丘及其儒家的揭露和批判，我们的确应该看到并承认，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由于孔儒的愚昧的意识形态的垄断，我们的确是没有哲学，我们的确是没有逻辑。说得更明白一点，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讲理”，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理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几乎就是一个没有“理论”的民族，而且甚至丧失了对于“理论”的需求，更不要说追求。
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讲理”，而惟一只知道“讲礼”，而中国的统治者就更不知道“讲理”，而且还更蛮横无理；中国统治者的“礼”是只对自己的“亲”人讲的，而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讲的是“哄”、是“骗”，更讲的是“威”，如果“威”不足行，那就必然是毫无人性的赤裸裸的“暴”，也即残酷地施行杀人的暴力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官方的“冷酷无情”、“横征暴敛”和“残酷镇压”，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之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家常便饭”。
在全人类历史的各主要的民族之中，有比中国人更不讲理的民族吗？须知，我们中国人的不讲理，还有一套自己特有的外表必须“讲礼”的“特技”，中国人的所谓“先礼后兵”，正就是排斥一切“理”的最巧妙的“骗术”，或者说得更文雅一点，这是中国儒家统治者们在统治中国人的人心和肉体的方面，在世界上特有的一种政治管制的“艺术”。中国人能够把孔儒的绝对“人人不平等”的“礼乐”，诱人地推到几乎人类的“真理”的高度，从而他们能够把绝对地“不讲理”，竟然非常巧妙地做得似乎已经达到了极为“讲理”的“冠冕堂皇”的程度。为什么中国人直到今天还那么醉心于崇拜孔儒呢？因为他们的确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孔儒的绝对的“人人不平等”的伟大的“礼乐”的蛊惑了。而绝对的“人人不平等”，恰恰就是绝对地“不讲理”。对于心甘情愿接受不平等的中国的人与人之间来说，怎么可能讲理呢？又怎么会需要讲理呢？永远崇敬孔丘的中国人啦，你们接受了孔儒的永远“人人不平等”的价值观的结果，就是你们的永远不会需要讲理的必然，也是你们永远都不能不遭罪的历史厄运的必然；你们的历史的厄运，即是对你们永远崇敬孔丘的“咎由自取”的必然历史的“代价”。什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这就是！！！
今天，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真理的信仰，就是绝对地“无理”可讲。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的确确是一个绝对无理可讲的民族，而且非常奇妙的是，即使是最最遭罪的中国人，也终归是毫无任何“讲理”需要的追求。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天底下除了孔丘的“礼”，怎么还可能会存在什么其他的“理”呢？更何况宋儒早就告诉中国人：“礼即理也。”似乎孔丘的“礼”把全人类的“理”也全都包涵了。
关于前面我所说到的有关思维方面的东西，读者不妨读一读我的去年年底出版的《学会真思维》一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无论我的文章、我的书籍都是为聪明的中国人写的，尤其是为那些希望自己变得愈来愈聪明的青年人写的。那些看不懂我的文章和著作的人们大可不必看我的博客文章和书，尤其是那些带着发泄他们对新鲜事物的仇恨而一心只求紧跟孔儒到死的人们，他们就更不必看我的文章和著作。他们愿意跟着孔丘及其儒家“复古”并自己愿意变得愚蠢、变得“脑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挽救不了他们，只是我惟一希望，他们不是我最亲爱的中国的青年朋友。
青年人学“儒”，绝对是毫无前途，绝对是自走“死路”。我把我的预言撂在这里，如果不信，就请走着“瞧”（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其实早就已经证据凿凿），看看那些一心向儒的人们，他们之中有谁会有任何一点真正的人生成就？他们能有吗？不要说不会有任何真正的人生成就，即使可能有表面上的风光，那也绝对是暂时骗来的，历史终究会像肥皂泡一样永远地让它破灭、消失，也只有过去中国的《历史》，才会浪费笔墨，去描绘那些事实上非常无聊的儒家文人们的非常无聊的生活。
青年，原本就应该永远是那种带着旺盛的希望去追求尽可能“真善美”的生活的人们；而那些跟随孔儒的中国人，才是真正毫无任何希望可言的抱残守缺、永远守旧的可怜的中国人。对于那些可怜的守旧的中国人，我的确是尽了我的心了。
人的路，永远需要靠自己去走；只有永远挑选走新路的人们才是真正有希望达到自己人生的光辉峰巅的人们。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人全都是这种人。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啊，看我的文章、看我的书籍吧，我将缩短你们盲目摸索的时间，我将有助于你们尽可能地少走冤枉路，我真诚地期待你们获得真正人生的成功！你们的真正的成功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真正的成功。我不可能骗你们任何人，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权”，也不需要你们给我“钱”，我的“名”也是在自然成功的过程之中自生自在自长的东西，诚如老子所言：“道法自然”。
孔丘的“名”是帝王统治者们给的，老子的“名”不是，是他自己的著作《道德经》给的。老子及其《道德经》的价值，一千一万个孔丘，千千万万部“四书五经”也远远对等不了。只有愚蠢的中国人才会把平庸的“四书五经”的“毒药”当作了自己永远的“传家宝”。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的《发现中国历史》究竟发现了中国历史的什么？
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发现了孔丘及其儒家的“毒”，我发现了老子《道德经》的“宝”，我发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之中的完全丧失了人类文明“自组织”能力的极其败坏中华民族“性格”的惯性。
下面，我们就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全面的阐释。
一个人，一个民族，他们之间其实具有着非常微妙的相似性。在人群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特别聪明的人，他们不仅单方面成功，而且简直是全方位地成功，当然，我们也会发现不少真是无可救药的蠢人，他们不仅单方面失败，而且简直是全方位地失败；同样，在世界上的各民族之中，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特别聪明的民族，他们不仅是单方面的优秀，而且简直是全方位地优秀，例如犹太人；同样，也会存在一些简直无可救药的民族，他们永远在犯历史上重复再现的错误，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接受自己过去历史之中严重的失败的教训。很明显，中国人就是一个如此永远健忘乃至无视自己过去历史之中严重的失败教训的民族。
我的发现中国历史，其中最大的发现，即是发现了造成中国人永远健忘乃至永远无视自己历史之中的严重的失败教训的最深邃的思想的根源，以及由于这种始终不变的有害的思想状况的人为的无限地延续和无限地重复，所长期以来形成的凝聚了所有一切顽固不化的民族恶习的惯性体制。
上面所述“思想的根源”，即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永远僵死的“亲亲尊尊”的“礼乐”主义的“价值”思想之源；上面所述的“凝聚了所有一切顽固不化的民族恶习的惯性体制”，即是一直到了今天都难以变更的“天命的、礼乐的、血统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中国的政治体制。
人类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人类所有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文明观、科学观、技术观、艺术观、人生观、未来观、智慧观，等等等等，总之一切“观”的“母观”，如果“母观”错，则一切“观”皆错。中国人的所有历史的、现实的、种种的问题的症结，全都根源于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个极其重要的“母观”，从两千多年前就完全按照汉武帝、董仲舒的“尊孔读经”、“独尊儒术”的“决策”，而永远地彻底地“撂定”为孔丘的“亲亲尊尊”的极其错误的价值观了，而且这个价值观两千多年来从来不曾改变，并且也愈来愈不允许改变。正是这种“愈来愈不允许改变”的“价值观”，也同时形成了永远不许改变的“天命的、礼乐的、血统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的中国人永恒不变的“政治体制”。
很显然，我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人历史上错误的永远不变的“亲亲尊尊”的而实质上是“假恶丑”的“价值观”，严重地导致了中国人错误的永远不变的实质上“假恶丑”的天下“政治体制”。我全部的《发现中国历史》的文章，实际上全都在论证我的上述的“历史发现”。
我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现，即是我发现了中国人真正最伟大的历史文明的思想之源，它就是来自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和后来的老子的关于“真善美”的“价值观”的思想之源。
伏羲思想的伟大，源自他的关于“易大象”的伟大的抽象思维的精神，老子思想的伟大，源自他的《道德经》继续发扬光大了伏羲的伟大的抽象思维的精神，并具体地发现、发明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真善美”的“全息”的价值观、逻辑观和人学观。
关于老子的《道德经》为什么是中国人的“真善美”经，为什么是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经，为什么是中国人的“全息逻辑”经等等问题，在我的已经完成的《发现中国历史》（的系列文章）之中只是作出了很有限的引论，而要全面地对它们进行阐释，则是我的下一部著作《发明中国历史》（的文章系列）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
希望广大的网友继续关心我的在新的一年之中的新的《发明中国历史》之旅。谢谢大家，并祝大家新年愉快。
最后，献给大家一首我的为新的一年（又称辛卯的兔年）到来所作的“打油诗”：
“辛亥百周年，辛兔龙虎间；庚虎前头走，壬龙后边跟。”顺便指出，这也是我的一幅为新的兔年所作国画中的“题画诗”。画作在春节之后向大家展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2010,12,19.—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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