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一事作出指控不成立的结论，朱学勤在随后接受本版记者采访中表示，这为解决学术混战开了一个好头，开了中国学术史的先例；但与此同时，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却在网上不断发文指责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袒护朱学勤，并指朱学勤的论文中存在大量涉嫌抄袭和翻译错误的问题。就此我们专门采访了方舟子——— 羊城晚报：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朱学勤涉嫌抄袭一事作出了指控不成立的结论，您为什么觉得不公正、不权威？ 方舟子：可能是人情的原因吧。无论如何，朱学勤也算是著名学者，又是复旦的博士，跟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里面的某些人关系可能也不错，所以由他们来作鉴定，肯定也要给他面子。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学术规范委员会里的人没有进行仔细对比，可能是没有时间，或者英文程度不行，还有几个人根本不是这一行的，是理工科专业的；委员会里起作用的可能是一两个社科领域的人。估计葛剑雄起主要的作用，而葛剑雄跟朱学勤的关系又很好，因此抹不开面子。另外，可能他们对抄袭存在错误的看法，葛剑雄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朱学勤在序言中提到这本书———因为这样，所以后面大段大段地照抄，也不算抄袭———这个理由是很荒唐的。朱学勤自我辩解说，他作了注释了，这些注释其实是直接抄自原书的注释，根本不是自己读了原始资料后的注释，他没有看过原著，却让人以为是他看了原著后作出的归纳。 羊城晚报：您在博文中认为朱学勤的性质比汪晖的严重，为什么？ 方舟子：汪晖的抄袭还算是比较高级一点，他是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而朱学勤基本上是拿起一本书从头抄下来的，仅根据网上举报的，他就抄袭了1.8万多字，根本没花什么心思，这是低级的抄袭。 羊城晚报：您有没有通过什么渠道向复旦方面提出您的意见？ 方舟子:我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但据葛剑雄说，这个不算正式投诉。这一两天内我要再写一篇文章，用我的真名，通过快递的方式寄给他们。 羊城晚报：您希望有一个怎样的结果？ 方舟子：理想的结果是，朱学勤要认错。去年，朱学勤说网上对他的指控没有一条是成立的；前几天，他接受采访说我是“血口喷人”。他的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但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硬扛着，因为之前他把话说死了，说如果被认定为剽窃，他要退掉博士学位，辞去上海大学教授职务。 对于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一方来说，它应该认定抄袭是成立的，至于怎么处理，可能要由更高的机关来做。朱学勤除了抄袭的问题外，还存在翻译错误的问题。被指涉嫌抄袭的这1.8万多字，我仔细比较过了，且不说叙述的部分，直接引用部分错得十分低级，只要有基本英语能力的，不可能出现如此大量的低级错误。因此，即使不认定他是抄袭，也可以认定他的博士论文不合格，这样的书也是劣质的出版物。 羊城晚报：您一直在做纠错打假工作，但您对于结果是否乐观？ 方舟子：我不乐观。我估计最后他们不是不给结论，就是维持原来的结论，不了了之。但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 羊城晚报：您对汪晖涉嫌抄袭至今相关机构不置一次辞一事有什么看法？ 方舟子：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汪晖抄没抄袭，小学生都知道》。那是很明显的抄袭，但我对这件事没有一直追究，因为追究的人太多了。 羊城晚报：从严谨与否方面对中国学术进行判断，您持怎样的看法？ 方舟子：我觉得非常差，特别是在人文学界、社会科学界。像朱学勤、汪晖这样的，不是个别的现象，他们那时候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样写作的，所以他们也许觉得特倒霉吧。我们最近还发现北大教授杜小真也有论文涉及抄袭。 羊城晚报：但好像很多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您会不会觉得很受挫折？ 方舟子：没有。这是意料中的，我对处理结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把真相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能做到的就这一步，至于他们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不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我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管，但它们不做，我也没办法。 羊城晚报：您原来是理工科专业的，后来您的打假深入到人文领域，您还发表了对于中药的看法，对宗教的看法，有人说您对一些问题的判断过于主观和宏观甚至于偏执，您认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呢？ 方舟子：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作判断的时候我都把证据列出来了，特别是涉及到人文社科方面的，专业性也不强，一般人都看得懂。 至于对于中药的看法，可能有些人误解了，我并不是一概否定中药的效用，我只是强调要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是否安全、有效。至于宗教，我认为在某种情况下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的环境里，它更多地有消极的一面。 羊城晚报：有人觉得，您在做法上是否可稍作改变，比如对某些人某些话宽容些？对某些媒体人及其报道宽容些？ 方舟子：我的反击程度是看对方的攻击程度的。有些人造我或者我的家人的谣，我就会奋起反击。有些几乎是整个刊物编辑部的人都来对付我，我只能把他们列为敌意的媒体。有些内幕旁人不知道，就会以为我太过分了。 羊城晚报：打假一事似乎永远也打不完，既费时费力又费钱，而且树了很多敌，有没有想过一些更有建设性的办法？ 方舟子：更有建设性的办法其实应该是政府部门去想，我们民间人士只能是把造假者一个一个地去揭露出来。这几年，我们其实也促成政府做了一些事，比如，教育部和科技部都颁发了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条例，科技部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但好像没有看到更多实际的行动。该管的没有管，不该管的乱管，或者还进行包庇，这种时候，还得要继续依靠民间的力量、个人的力量。 羊城晚报：您有没有反省过，有时候您与别人“骂架”的过程中“骂”错了或过了？ 方舟子：“骂”错的情况基本没有，“骂”过头的情况可能是别人没看到对方是怎么“骂”我的。 羊城晚报：这样没完没了甚至没有结果的过程，您会不会觉得烦躁？ 方舟子：基本是一个惯性的过程了，因为我对于结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反而轻松。必要的时候出手还是能起到一点作用。就像复旦这次事情，如果我不出来，可能它的结论就是定论了，媒体上就是一片颂扬之声了。 羊城晚报：包括上微博，您现在每天有多少时间用在打假的事情上？ 方舟子：我在家里的时候都挂在网上，看资料，写东西，并不一定都与打假有关。 羊城晚报：把很多时间花在似乎没有什么收入的打假上，日常收入来源？家人支持您打假吗？ 方舟子：收入主要来源于版税和稿费。家里人有时候会替我担心，但都能理解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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