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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三农」问题，内容繁多，30多年前引发和 推动了中国的改革，30年后的今天，又决定著中国发展的进退起落。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一号文件」，因何主题生变？水利改革虽难割与「三 农」关系，事实上面对大灾大难，水利设施的乏力，经年农田水利的失修，也确实影响到农业生产，但水利改革发展只能算「三农」问题支流，水利问题沉重，也不 等于危机迫在眉睫。
事实上，以水利改革为涉农大事，又列入「一号文件」，是因中国「三农」另存危机，且这危机威胁著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整体发展，这危机不化解不行，但又苦无彻底化解的良策，或者说苦无化解良策的共识。
对 于中国「三农」问题，有人认为经多年的政策调整，问题已经缓解，甚至已进入农村改革以来最好的时机，粮食生产连续七年增产，就是证据；也有人认为，「三 农」问题仍然不小，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所以有水利改革发展摆为头等大事之议；还有人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增收还 是重点。
若客观看去，中国的「三农」现状，均已出现重大的变化，其中一条主线，是围绕著土地出现「新三农」问题。形象点说， 中国的农村正出现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出面「圈地」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圈地有种种名目，除过去的圈地交给发展商建楼，圈地建各类开发区工业园，还包括 推动城镇化、推动户籍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类极名正言顺的旗号。
目前圈地结果，一方面是农村状态变化，一波接一波「灭村运动」泛起，代之而起的城镇扩张，令原有的社会结构打 破，新的社会结构尚未构建；一方面是农业可能萎缩，据估算每年有三、四百万耕地成为「非农建设用地」；再一方面，是大量「无地农民」出现，有学者估计， 「无地农民」已达6000万之众，他们主要涌入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在未获就业保障下，形成新一代贫民。
过去数年 间，农民反征地、反灭村的抗争此起彼伏，最近温州乐清反征地的「维权村长」之死，在全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就是一例，因地方政府建电厂征地，村民未获满意 补偿，也没有相应的就业安排，当地的村长因带头抗争，三度入狱，最后离奇死于轮下。而类似的官民冲突，从东到西，由南至北，几乎从未断过。
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既幸福又痛苦。这幸福和痛苦都源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土地归国有，农民可以承包方式耕 种，但不能享受所有权，政府说收就可收。而现在的地方政府们和特殊利益集团，又在联手夺取土地。就此，中国的「三农」问题陷入怪圈，既在想方设法令农民增 加收入，又令更多农民失养；既在稳定农业生产，又在成批夺走耕地；既大呼建设新农村，又在大规模灭村空村。
走 出怪圈，既易又难。说其易，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似乎早已有了共识，在有这结构性变化之后，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似可化解；说其难，是无论怎么变， 土地制度这个弯子绕不过去，农民没有土地的财产权，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但明确土地财产权，在今天的中国，仍是关山重重。
现在中共领导层已同意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中国「新三农」破题，也得要有改革的「顶层设计」，这个设计的关键钥匙，可能正是土地制度。而推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令中国的农民能真正「维权」，正是中国走向强国的重要助推力。
Read more: 世界新闻网-北美华文新闻、华商信息 - 中国土地问题引发新「三农」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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