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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2/29
Subject: Yibao 343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议报 第343期 (2008年2月25日)
《议报》开辟作者园地
特稿
建议张德江请辞副总理提名致"两会"公开信
朱健国（广东）
专题：谢韬文章与思想解放
胡福明对谢韬文章的看法 -- 真理标准与民主政治
陈平（江苏）
谈谢韬文章的反响 --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专访谢韬﹕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江迅
改革30年
政治民主不需要口号
齐戈
中国经改的致命伤
张五常
大众议院
警惕对外投资中的腐败问题
綦彦臣（河北）
假道学和伪善者提倡的排队日和让座日
子曰
中国太子党猖獗的地方缩影 --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牟传珩（山东）
如何破解城管的制度困局
张鸣（北京）
人权与民运
关于对公民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致函中国政府
王丹 等
没有民主，公共利益便没有保障
杨宽兴（北京）
民间维权
台州国土局女科长刁难 台州居民跑200多趟批不出土地证
昝爱宗（浙江）
宪政与民主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报告1） -- 推进新闻制度改革，落实中国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张博树（北京）
党凭什么指挥枪？
黄晓敏（四川）
"处长政治"将成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 中国政治改革的瓶颈制约
乔新生（湖北）
两会点评
从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批评铁道部的遭遇，看中国的舆论监督
梁 辛（北京）
铁道部批驳郭锡龄
刘洪波（湖北）
两岸三地
以「2005年共识」为基础 稳健推进两岸和平发展进程
童振源
台湾评议：近期中国雪灾的冲击与影响 --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161次咨询委员会议委员发言重点
程翔出狱后首次公开露面相关报道
RFA BBC
台湾总统选举进行首场电视辩论
林楠森(BBC)
神州百态
脑中风盛行的中国
老戚（广西）
天灾与人祸
沈良庆（安徽）
鼠国‧鼠官‧鼠年‧鼠灾
烈雷（广西）
媒体脉动
"让我们来讲故事" -- 阅读廖亦武兼谈见证与文献
苏晓康（美国）
盛雪诗集《觅雪魂》出版散记(随笔)
阿 海
文章千古事
丁弘（江苏）
思想文化
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和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 -- 从《集结号》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创新
许允仁
"争议浩然"何处去
朱健国（广东）
谎言与造神
冉云飞（四川）
反右50年
曾经沧海身犹在 --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许宏智先生，你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还是个什么"工具"？
铁流（北京）
风暴来临 -- BBC反右专辑
嵇伟(BBC)
连载
北苑熔炉的洗礼 -- 二、北苑化工厂
梦 波
回目录
建议张德江请辞副总理提名致"两会"公开信
朱健国（广东）
图：左起汪洋、李源潮、张德江、黄华华
"08全国两会"秘书处：
近来各种渠道都在传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将获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拟在三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
业。为此，我作为对张德江"政绩"有亲炙的一个广东户籍中国公民，特依宪法赋予的公民参政议政权利，向贵处呈递此公开信：建议你们真正"以民为本"，从
人民利益和和大局出发，劝说张德江先生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之提名。
其理由有三条：
一、"08雪灾"暴露了张德江主政广东时有重大决策失误涉嫌渎职——2005年秋，广东省在张德江主导下，贸然关闭广东所有煤矿煤炭企业，宣布退出煤炭
市场，以致"08雪灾"中断南北交通后，广东、湖南等灾区因没有本地煤炭救急而雪上加霜，连累温家宝总理两度到湖广灾区向灾民道歉。"08雪灾"与政府
乱关煤矿有关的学术研究，在广东取得了铁的证据。
据统计，广东省2005年共有各类煤炭企业200多家，年产煤炭1000万吨左右，占广东省年煤炭需求量的八分之一。有关专家认为，如果广东省的煤炭自
产能力仍然保存，"08雪灾"中广东韶关、清远、连州等地不至于停电一月之久，相邻的湖南郴州也可因及时得到广东煤炭的支援而不至于断电一个半月，许多
高压线也不会因负担过重而倒塌，广东铁路上的一些老式烧煤火车头，也可以出来应急春运。
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8、7"梅州兴宁生煤矿事故致125名矿工死亡后，中共广东省委不是按照国家加强安全生产的精神，对广东几百家煤矿企业进行
教育整顿提高，而是"一切服从保乌纱帽"，采取"驼医治病"只管背平不管死活的方法，在2005年10月断然关闭了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
退出煤炭市场，以此保证广东永无矿难事故。于是，自2006年以来，广东省每年所需的8000万吨煤炭，全靠北方产煤大省长途运输而来，广东仅煤炭运输
量每年就无端新增1000万吨左右，使本已紧张的广东的铁路、公路交通更加不堪重负。
这一变化直接产生了四大恶果——
1、导致工业电价和民用电价与煤气价格非正常暴涨。2006年以来，广东各地供电部门近年多次直接和变相提高电价（甚至采取不断更换计数高于正常电表
的"新电表"），许多企业也因众多生产资料涨价后又遭遇电价上涨而被迫外迁或倒闭。特别是生活煤气价格涨幅达一倍多（15公斤从60元涨为130元），
致使民生艰难，怨声载道。
2、导致"春运"更加紧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4242万省际流动人口中，流入广东的有1560万人。即每三个省际流动人口中，
就有一个是流入广东的。2008年，在广东务工的外省人员据说超过2000万，广东因此春运任务日渐趋危难。但因春运时也是广东因低温而煤炭需求量最大
的时期，于是广东的煤炭运输常常和春运"打架"。"08雪灾"中的春运困难，有一部分就是由于煤炭运输而"屋漏偏遭连夜雨"。
3、广东省200多家各类煤炭企业的关闭，造成至少五六十万人失业，几百万人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给广东省的就业和贫困户的生活带来了更多艰难。
4、加剧了广东省的贫富悬殊。广东的煤炭工业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粤北山区的韶关、清远、梅州一带，而这一带因气候和交通原因，一直是广东的贫困落后地区，
其经济龙头正是煤炭工业。张德江强行关闭了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后，粤北山区的人民生活更加贫穷。同时，当地居民无力购煤取
暖及日用，只好伐木为柴，致使大批林木被毁，严重破坏了粤北山区的植被及生态，并威胁着连江、武江、浈江及北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和环境。
二、广东162家煤矿主2005年联名状告广东各级昏官。
梅州"八•七"矿难发生后，在中央的督导下，梅州一些官员因矿难免职，这让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官员吓破了胆，为保乌纱，竟无视国务院关于"整顿煤矿的目
的是为了安全生产，整顿并不是为了关闭"的宗旨，不加整顿就强行关闭全省全部合法煤矿，其中广东产煤大市韶关、清远两市就关闭了162家！致使几十万产
业工人失业，生计困难，地方经济产业结构惨遭破坏。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韶关、清远两市162家煤矿企业主奋起抗争维权，联合聘请深圳广东正翰律师
事务所知名律师刘子龙全权代理维权事宜，状告广东各级昏官。
刘子龙律师立即联络一些传媒记者对事件内幕进行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韶关、清远两市位于粤北山区，是广东省最贫困的地区，当地的主要经济基础就是煤炭、铁矿、水泥、火电和运输业。其中煤炭产量占广东全省的百分之七十以
上。多年来这些产业互相依托，已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经济产业链。而煤炭正是这一个产业链的龙头，已成为了两市经济的支柱，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解决两市近
百万人的生存和温饱的重任。多年来，经过省、市、区三级政府的严格管理及多次整顿、改建扩建，尤其是经过了2003年以后长达两年的"并井压产"整顿之
后，投资人投入了大量资金，更新了设备，安全性大大提高，所有煤矿均取得了国家要求的"四证一照"，其《煤炭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08年12月31
日。但梅州"八•七"矿难发生后，韶关、清远两市政府在张德江支持下，未经整顿和检测评估，即炸毁、关闭两地全部煤矿。
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规定本来强调，即使是"问题企业"，也要给"一次停产整顿的机会（包括证照不齐全煤矿）"，在整顿验收时确实不合格的煤矿才能予以关
闭。韶关、清远两市主要领导为保省领导的自己的乌纱帽，却非法实行"四不见"的土政策（"不见厂房、不见井口、不见设备、不见人"），并盗用矿主之名义
称是矿主"自动申请关闭"，同时不准投资人拆除井下设备，把井上设施全部捣毁，给经营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刘子龙律师的调查报告认为：韶关、清远两市所有的煤矿都不是两市政府投资建设的，政府打着"安全检查之名"一句话就关闭民企煤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政
策依据，是毫无法制观念的赤裸裸的侵权行为。韶关、清远两市政府关闭煤矿给投资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下五十亿元，间接损失则有几十万人失业，煤矿关闭
后两地失去支柱产业，钢铁、水泥、火电、制砖、运输、维修等行业因缺煤而停滞发展。由于外进煤炭路途遥远，成本奇高导致广东居民生活用煤已突破每吨
1500元，液化石油气15公斤已突破130元，出现大范围煤荒、气荒，造成了当地水泥、火电、制砖、炼铁陷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大批工人失去生活来
源，上百万人陷入困境；由于煤炭价格飙升，冬季到来，当地居民无力购煤取暖及日用，只好伐木为柴，致使大批林木被毁，严重破坏了粤北山区的植被及生态，
并威胁着连江、武江、浈江及北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和环境。而今两市和广东省主要领导的乌纱可能是保住了，但两市经济和广东省经济却濒于崩溃或大滑坡，至少
倒退十年；矿区百姓民不聊生，陷于水深火热！
考虑到广东司法界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刘子龙采取了以先向国务院状告广东省的非法律行为维权方式——2005年12月5日，刘子龙代表广东省韶关市、清
远市162家煤矿主赴京向温家宝总理并国务院呈报了一份《紧急报告》，报告要求国务院对这一恶劣行径予以制止，责令广东省政府立即纠正不加整顿即关闭所
有煤矿的错误行为。
《紧急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煤炭法》第六条规定：国家保护依法投资开发煤炭资源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广东省委
支持下的韶关、清远两市政府野蛮粗暴的执政行为，不但损害了经营者的财产权益和经营权利，同时也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如果说任由矿难发生是对矿工生命的漠
视、是对损害公民生命权利行为的放任，那么韶关、清远两市及广东省领导担心矿难发生影响个人升迁、为保乌纱竟野蛮关闭煤矿则是对投资人财产权利的粗暴侵
犯，是对社会对人民的故意犯罪，是对宪法的恣意践踏！
然而，此案因牵涉到张德江等广东高官，温家宝只是采取了一个折中措施，建议广东省对每个矿主赔偿一点损失平息民怨，结果广东省政府就令各地政府以每家煤
炭企业补偿人民币三十万元，不论企业大小损失多少。以此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而今，"08雪灾"再次证明，张德江非法关闭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严重削弱发广东省的抗灾能力，给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都带
来了深重灾难，广东省新省委应当尽快纠正这一重大战略失误，尽快恢复广东煤炭工业生产！
三、张德江非法关闭广东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导致"08雪灾"重创广东湖南的严重渎职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专制作风和不学无术
的必然。
历史俱在，在张德江2002—2007年主政广东的五年中，广东出现了民主减量，经济衰退的大倒退，由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变为"二等兵"。
广东近五年民主减量的经典事件是"孙志刚连累《南方都市报》案"——张德江一到广东，就出现大学生孙志刚被当作"三无人员"打死于广州市收容所的践踏人
权民主的惊世惨案——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排除各种阻力，在当日显要版面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一提醒政府改革收
容制度的合法舆论监督，张德江却认为是《南方都市报》给他抹黑，竟然以莫须有罪名将《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及其总经理打入诏狱，直到其离开广东时，
冤案才部分解冻。
再以我个人而言，这五年全家三人无一人享受"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且我所在的小区，二千多人，没有听说一人曾依法选举过人民代表。在张德江治下的广东
人民，可以说绝大多数公民没有享受到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这也就是我不得不直接向"08全国两会"秘书处写此公开信的原因——如果我知道有谁是代表我所
在社区的人民代表，我就可以直接向其反映，请其代言，用不着这样麻烦了。然而，没有人能告诉我谁能代表我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至于广东经济大衰退，只要看看今日大批广东企业外迁，大批外来工向内地转移，足以证明。甚至广东新省委书记汪洋近日也将全省各地的主要领导七十余人全部
带往江浙"长三角"取经考察——此情此景，有谁能说，广东没有从昔日的全国经济排头兵的座位上掉下来？！
综上所述，张德江应该就"08雪灾"中广东省政府的失职与渎职作出深刻检讨，借两会之便，向全体广东人和全国人民道歉！——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两
会"上，已有许多代表指出，广东省政府原来制定的"春运应急预案"严重落后于实际形势，仅仅预计广州火车站最大流动人员聚集量为二十万人，实际上则是多
日超过六十万人，如此严重预计不足，正是"08雪灾"中广州火车站拥挤瘫痪，多次发生非正常死亡和病倒事故的重要原因。
再相联系到张德江的学历："1972－1975年，延边大学朝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1978－1980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学习"，张德江他
先是"工农兵学员"，再是上国际上不承认学历的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张德江一直没有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这样一个既没有真正高等教育背景，又在实际工
作中不虚心学习，一再践踏民主法制涉嫌重大渎职的人，怎能放心让担任其主管全国工业的副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
辞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据此，谨书此公开信，强烈要求"两会"建议张德江请辞副总理提名，宁可让其担任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也绝不能让其主管全国工业，埋下再制造非法关闭广东省所有煤矿企业和"08雪灾"事故的隐患！
最后附带一建议，今日各地提拔领导干部，都以形成"事前公示制度"，小官尚要公示征求民意，宰相级副总理高官，何不也实行"事前公示制度"？"中国特
色"不至于"公示不上大夫吧"？！
谨盼公开回复！
（注：本人与张德江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此信既是维护自己权益和民众利益，也是担心张德江"小个背大包"，力不从心，勉为其难，最终落个"因嫌乌纱小，
致使枷锁扛"。
拳拳之心，天公可鉴。）
2008年2 月23-24 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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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回目录
胡福明对谢韬文章的看法
--真理标准与民主政治
陈平（江苏）
【丁弘按】：胡福明同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促成了一次民族的思想大解放。下面的
谈话记录，可以说是胡福明同志的新论，反映了他历时近三十年的观察和思考。陈平同志(南通市司法局副局长)记录、整理后，嘱提供文友参考。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发表后，中国理论界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样，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引起我很想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见图）对谢文的看法。胡福明是我的大学老师，后先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
宣传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我在去年八月将刊有对谢文评论的《随笔》（内部交流材料，丁弘编着）寄给他，并请教他对当今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见解。
九月二十七日我在南京前去拜访，胡校长说：你寄来的材料收到了。我说：你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对谢韬熟悉吗？胡说：我跟谢韬很熟，他到南京，我接待过
谢韬和其夫人，他们还到我家去过。
胡校长说：谢韬的文章影响很大。对谢韬的文章，我也不是完全赞成。瑞典等国家不像中国，经济发展程度高，封建主义因素少，所以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成功。这
些国家通过改革，阶级矛盾没有激化，无产阶级没有必要搞暴力革命。而中国的情况有特殊的地方。但可以肯定，西欧社会民主党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修正主
义。前苏联等国家搞的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胡校长接着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倒退还是进步？我们可以不管，这是苏联、东欧人民自己的选择。如果说苏联、东欧失败了，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
败、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东欧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现在国内有些人还在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很无聊，犯得着你去骂吗？苏联、东欧人民领情吗？
列宁搞的那一套，是有很多问题的。搞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一党专政、党内少数领导人的专政，无情镇压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一套被斯大
林利用了，搞个人独裁，杀了多少人？当时苏联有许多黑暗的东西，这是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比列宁、斯大林更进一步，这是他的独创。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反个人崇拜，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好的个人崇拜，一
种是坏的个人崇拜，他实际上希望人民崇拜自己。毛不同意林彪讲"一句顶一万句"，但同意"句句是真理"。
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就是要以自己为标准，维护自己的权威。毛说"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
搞阴谋诡计），实际上自己就是搞"三不要"的那一套。反右派说是搞"阳谋"；文化大革命搞"炮打司令部"，就是搞阴谋、搞分裂。现在我们对文革还否定得
不够。毛这个人，不仅思想上有问题，政治品质上也有可恶的地方。说否定要"宜粗不宜细"，实际上有些粗的问题，也没有批判好。可能是怕批了毛，就否定了
我们的党。
对毛那时的问题，除了康生、林彪、四人帮趁机捣乱（负有责任）外，党内许多领导人也没有抵制住。邓说自己也有份，周委曲求全。求什么全？如果周文革中公
开站出来，同刘少奇一起，毛不可能得逞这么长时间。
我说：毛有一批军队将领支持。
胡校长说：毛在文革中如果动用军队杀人，就不可能搞十年的文革，可能就短命。
我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但现在应该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胡校长说：军队国家化，这是国家理论的基本问题。
我说：解放思想应该是无止境的，包括对邓小平的一些说法也要突破，例如说不能搞"三权分立"。
胡校长说：那当然！有些人不懂得什么是"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权力制衡。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交代过这个任务，说"三权分立"不能搞。
胡校长说：我们党历来讲民主，开始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现在讲民主不够。怕讲了民主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缺少民主传统。几千年的皇帝专权，后
来是军阀专权，蒋介石搞独裁。解放后是一党专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说党有权也不一定正确，一般党员是没有权的，权在党的领导集团手里，在少数领
导人手里。
我说：国民党在台湾搞了多党制，我们共产党难道比不上国民党大度吗？
胡校长说：国民党原来搞独裁的，搞多党制是后来的事。共产党不搞多党制，还用国民党搞多党制导致下台的事作为教训，共产党就这么脆弱吗？共产党内有腐
败，可能有脆弱的地方……中国是个大国，情况很复杂。现在中央的方针路线是稳当的。但有些事情，目前还不好说，或说不准。真正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码
还要搞二十年。谢韬的文章，本意可能不在题目上（意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目的是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增强民主，加快民主的进程。
【记录者留言】：
三十年前中国理论界、政治界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直接为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
理论基础，吹响了中国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先声。去年掀起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讨论，又引起了中国思想理论界乃至政治界对
人类世界发展规律、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前景的深刻思考。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于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支持，因而很快冲破"凡是派"的压制，
取得了重大胜利。那么，这次退休老人谢韬发表文章，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背景，更具民间色彩。而且涉及更敏感的现实政治体制问题，因此这场争论将会在很长时
间内不会有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妨碍这场争论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幸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我们期望实践，期望行动。又回到已经
确立的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使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套理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就算是伯恩斯坦搞出来的，既然已经在欧美广大国家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也要承认，也要结合实际，加以借鉴。这都是汲取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发展共同成果的正确举措，也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中国乃至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此，那么仍然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好的，问题不在于叫什么名称、喊什么口号，而在于
贯彻实行什么样的内容。
热切期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大行其道！
陈平 200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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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回目录
谈谢韬文章的反响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图为谢韬
图为丁弘
【按】美国记者程功，在2007年6月23日，对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教授，进行电话采访。下边是电台以30分钟所播出的全文：
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很高兴现在又和您空中相会了。我是古济柔。我们上周独家专访了中共体制内重要人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畅谈不久前受访者推
出的划时代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纵观当前中国大陆思想理论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正掀起巨大反响。在极左派的几场文革式粗暴批判声讨会黯然收场至今的数十天内，对谢韬
文章议论颇具规模的正面学术研讨正在严肃和一丝不苟地展开。大批重量级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对谢文的评价是：文章引起的震动和争议，在当
代历史上的意义超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因为它所提出的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谢老的文章为大家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榜样，使很多人感到豁然开
朗。
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上周主题，探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今天的访谈嘉宾是谢韬的挚友、中共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
丁弘，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在中共解放区新华社工作。国共内战后期随军南下，参与创办《南通日报》、《柴达木报》等官方媒体。文革后历任南通大学政治经济
学、伦理学教授，深圳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丁、谢二老多年来在对中国前途的漫漫思索过程中鸿雁往返，乐此不疲。譬如，谢韬老人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二
月号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付梓定稿之前，专程赶赴南通丁弘教授的住所与其探讨文章正式问世之后的得失大计。我们的记者程功对住在江苏南通的
丁弘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丁弘教授的答记者问。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谢老和您是很好的朋友。
丁：他是校长，我是学生。
记者：不管怎么说，在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似乎和您做了很深的磋商。
丁：只是他到南通来过，所以我能先看过一下。
记者：和您商量一下怎么写，是不是这个意思？
丁：不能这样说。他已经写好了，拿给我看看。我是有幸先学习学习。
记者：对，丁老您也知道，他这个文章发表了以后，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非常的大。
丁：是啊，这不错。我从北京刚回来嘛。看到群众都自发地在讨论。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他们都讨论得非常热烈。
记者：您看到的可能是正面的，但是在网上我倒是看到一些负面的，特别是那些比较左的干部啊，他们开了很多声讨会啊。现在一左一右，是两个非常强烈的对
比，是因为这篇文章确实点到了关键问题。是不是这样？
丁：对，一点儿不假。二十多年前有一篇文章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那篇文章起到了很重大的历史作用。在北京很多同志都讲，这篇文章的历
史地位和那篇文章是雷同的，有里程碑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列宁的这一条路线，还没有人敢站出来对它的基本理论提出质疑。六十多年啦，在中国共产党内，
一个有六十多年党龄的大学校长，居然能够站出来，对它的基本理论进行质疑，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一条路线是修正主义。这个话说得太重啦。所以理所当
然地引起国际和国内的震动，特别是有一种原教旨主义者，左派，就火冒三丈啦。不奇怪的。有些人有朴素的感情，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在脑子里。对这种议论，居
然敢怀疑党的基本理论，就不可容忍啦。是不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很复杂，各种人都有。
记者：丁教授，有一个现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刚才您说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为什么一些大量支持谢老文章的人，他们相对来讲比较冷，似乎不敢……
丁：这很正常。因为他的文章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
记者：应该再加一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丁：对，这话不错。我在北京参加过几次座谈会，他们都是比较一致的拥护啊。说看了谢老的文章以后，有两个感觉：一个就是说恍然大悟，一个是说感觉自己糊
涂了一辈子！这是很多干部的感情，说它起到了启蒙作用。当然这些人都觉得谢老讲得已经很清楚，自己马上再讲，好像也没有多少必要。但另一方面的人就不同
了。持反对观点的人就是骨鲠在喉啊，不能不讲啊。他们要反击，甚至火冒三丈地反击。已经开了一些批判会啊。
记者：对，我看到了。您觉得这些批判会的内容、这些言词用语，有什么是值得反驳的，或者是根本就有粗糙不堪的那种感觉呢？
丁：还要具体分析：有的还是摆事实啊，尽量以不同观点作讨论。有的嘛就有不太礼貌的、粗暴的语言啦。有我们已经很习惯的一种"文革"的语言。譬如说
是"乱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还乱扣帽子。还有一种意见很有意思，说有人这样做，好像是不便说，叫谢韬说。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这个话让我一下子觉得矛头直指党中央啊？
丁：对啊，把谢老的文章和党中央的现行政策与理论捆在一起了。
记者：那么这些人的猜测是不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呢？我倒是很希望有这个真实性。
丁：确实。譬如"三个代表"的提出，它就不再是过去那种指导思想，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了，没有阶级斗争的概念了，是全新的了。参加WTO经济上和
国际接轨，"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不是在政治上和国际接轨了呢。哪个国家不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啊？不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啊？不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啊？
这是普世概念。"三个代表"作为建党之基、建国之本，在政治上和国际接轨。提出"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
记者：丁教授，我们现在回到这篇文章的本身。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您认为它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到底在哪里？
丁：它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呢？现在经济改革有很大的成绩，生产力有了发展。但是现在政治改革举步不前。各种腐败
现象、各种问题，想来想去还是政治改革没有进行。《宪法》没有执行，司法没有独立，新闻没有自由。这些政治改革没有进行，所以才出现许多社会现象。这已
经成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共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理所当然大家非常关心，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是体制
内的。什么叫体制内的呢？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不是反对共产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执行党所提出的主张。《宪法》要执行吧？《宪法》是我们自己制订的，
为什么不执行呢？宪法规定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都没有认真去做。司法要不要独立呢？司法不独立，怎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去办案？不可能有公正的判决。新闻没有自由，怎么有舆论的监督呢？现在报纸并不起监督作用。我办报纸办了三十年，我就知道，现在的报纸没有监
督职能。所以跨出这个政治改革的一步，是全国人民的期盼。这都是好意，没有坏意。不是制造什么乱子，是想一步一步地使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
记者：丁教授，刚才我的一个问题，您回答了一半，后来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也就是说那些人指控谢老，说他背后有人在指使他说。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讲我倒
是挺希望真的有人指使他说。您觉得谢老的这篇文章背后有没有像以前那个邓小平南巡，或者是以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后确实有强大的力量在支撑
着他呢？
丁：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确切的材料回答这个问题。我最近和谢老有所接触，但从他的谈话来看好像没有。虽然我还不能保证，但我还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信
息。
记者：谢老有没有受到官方的默许或者首肯？他的文章出来以后，有没有一些官方的好评呢？我指的官方是中央一级的。
丁：官方有几点意见。在种种的压力之下，中央也表态了。表态就是：不转载啦，不争论啦，不要批判啦。当然每个人看了可以发表自己个人意见。这是很中性，
很好的态度。中央能够这样表态，是很好的。
节目主持人：大家已经知道，作为挚友，谢韬、丁弘这两位体制内的独立思想者在对祖国前途苦思之路的跋涉途中，看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只有民主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网络推出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正式发表之前，2006年12月12日，丁弘老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马恩晚年的思想转
折——学习三篇文章的心得》，其中大量的观点都与谢文中的阐述接近乃至吻合。以下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摘要。
主持人朗读："1880年马克思忽然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在不同场合五次重提他的这句话。可见这句话的重要
性。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在于他是马克思，实是包括恩格斯在内思想转折的一个标志。看来，马、恩对"主义"一词有严格的界定。恩格斯认真地五次提起马
克思的这句话，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词不认同。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和恩格斯看到形势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非自己所
料。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和提出的纲领有了认真的反思。恩格斯这样坦诚直言。1895年3月6日他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幻
想。"恩格斯晚年经过反思，在1895年如此坦言："历史证明，我们及所有和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久居专政局面下的任何国家的人们看到恩
格斯的这个反思，都会感到惊心动魄，惶惶然。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批判精神，包括对自己理论的反思和毫不含糊的批判。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顶峰，没
有一贯正确。错了，不加涂抹，不文过饰非。人类的认识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我们从来把马、列视为一体，"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对一个伟人的最高评
价。实际上，我们所追随的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不甚了了。马克思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推崇自由，向往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们则批判自由，和晚年的马克思更是背道而驰。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原来是两回事儿。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各国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
的人提出的警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谢韬老人的文章使人豁然开朗，在学术理论界，当形成一个冲击波。他回答了两个问题：一、回顾过去，谁修正了马克思主
义？二、展望未来，中国应走怎样的路？他论述这些问题，有许多话使人感到有千钧之重。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否应从认真研究马克思说的"我不是马克思
主义者"开始，学习他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我们要把马克思看成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仅是革命导师。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应注意到他是一个民间理论
家，不是当权者或御用的笔杆子。在那个时代，还有产生大理论家的生存空间。今天，当权的同志应该为创造这样的空间而努力。理论研究是理论家的事。迷信权
力和金钱，叫理论家为政治家服务，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科学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出现政治家向理论家请教的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
官衔和级别。我们应学习恩格斯，他是怎样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坦诚是感人的，勇敢解剖自己，从自身的错误和教训中学习，而不是一贯正确。今天，所
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从拨乱反正开始，先了解马恩晚年的思想是怎样在演进，他告诉了我们什么。
节目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与思想者丁弘教授的对话之中。
记者：在谢老的文章出来以后啊，您也推出了一篇力作，就是那篇《马恩晚年的思想转折》，对不对？里面有很多问题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对该文的进一步深化。
我们把里面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让我们的老百姓听听您的一些见解好吗？您里面提到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
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个发展过程。他们不是每一句话都对，他自己对自己的早年的思想也有所发展有所批评。所以恩格斯说过这样明确的话：我们早年
的思想看来是错了。说得很清楚。《共产党宣言》是伟大的作品，但是它是（马克思）27岁时写的。有伟大的思想，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最重要的就是"暴力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概念，还有"两个决裂"。这被我们接过来啦，作为圣经。晚年的恩格斯他就非常明确地强调和平过渡，选择议会的道路。暴力
革命不是办法，当时已经时过境迁啦，形势不同了。
记者：但共产党对马恩的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的倾向不提了。
丁：不提不提。还有，李大钊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来，就是介绍马恩晚年的思想。他没有介绍他们早年的思想。李大钊只谈"社会党"，没谈"共产党"。在建立
共产党的时候，陈独秀建党，他的意见也是应该用"社会党"这个名字，不要用"共产党"（后来迁就第三国际，才用了"共产党"）。所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
晚年的思想是不对的，那是他成熟时期的思想。列宁是接过了他早年的思想，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是这样子。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流
派的斗争。社会党国际，他们过去会场上也是挂的马克思的像啊。在这一点上，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都不知道。现在社会党国际有三四十个社会党。社会党国际
三年开一次会，有四千多万党员啦。
记者：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是共产党的祖师爷还是民主社会党的祖师爷，现在还很难说。
丁：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要分清马、恩早年和晚年的区别，要分清马、恩晚年和列宁的区别。
记者：那为什么说马克思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丁：是的，这是指的他晚年成熟时期的思想。关键是他晚年成熟时期的思想，对早年的思想，有所扬弃。他甚至于说：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意思是：我就不
是我早年那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变了。他的女婿拉法格打着他的旗帜搞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老人家生气了。马克思说："见鬼去吧！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者。"他意思是，我就不是你们说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观察了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不对头嘛，不是马上要消灭嘛。什么消灭私有制啊，和私有观念
决裂，这个提法太左啦，不切合实际啦，他也认识到了。当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提出，由于看到无产阶级很贫困、受压迫，出于一种阶级义愤提出来的概
念。后来冷静了，冷静下来有了这样理性的思考。光靠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冷静的理性的思考。在这一点上，马、恩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他们与时俱进，承认了
早年的不足。这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的最主要的精神。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常是抱残守缺，搞句句是真理，引经据典，打语录仗。文化大革命打语录仗：马
克思说的，恩格斯说的。他是在怎么样情况下说的呢？并不思考。
记者：您首次提出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从认真研究马克思所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句话开始。阐述一下好吗，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
丁：这是马克思思想转折的一个标志。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之后十几年吧，在重要的场合五次重新叙述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本就不
承认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有他的思想，变成个"主义"就麻烦啦。今天我这样认识，明天我可能有所变化，有所前进。你一变成"主义"那就不得了，
就高高在上，就变成圣经了。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前进的。如果你把"主义"高高地树起来，句句是真理，那不就是圣经了吗？经典化了吗？。过去有个语言，
叫"经典作家"。马、恩、列、斯都是经典作家。所谓经典作家，那就是他们写的东西，句句是对的。其实世界上没有"经典作家"，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
不对的。过去对的，现在形势发展了，情况变化了，当然认识要变化。所以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就是在思想转折的情
况下讲的。这是一个标志，思想发展的一个标志。老人家非常坦率，很诚恳的一句话。
记者：您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拨乱反正。我这里想问一下：怎么样拨乱反正？为什么必须要拨乱反正？
丁：这还是刚才谈的。就是说：两个决裂呀，阶级斗争呀，武装暴动呀，无产阶级专政呀，你专谁的政啊，谁专谁的政啊。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虚
拟的，从来没有实行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专政，党的领袖的专政。工人阶级专政了吗？没有啊。不过是这么说说而已啊。
记者：党内极左派对谢老的文章的最主要的攻击就是，他们说文章篡改了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我想他们这个提法，其中可能也包括您刚才的言论啊。您如
何看这样一个指控呢？
丁：这种指控是事前就知道了的，他们没说我就知道。人的思想啊，具有相对的固定性的，一旦形成以后不容易马上变的，包括会带着花岗岩头脑，不大容易变
的。我们中国推翻了皇帝以后，民国有十多年了，还有人要跪到溥仪皇帝面前，谢主龙恩呢。当初孙中山的代表去看皇帝溥仪的时候，宣读了信以后，最后还跪下
去了，跪到皇帝面前去了，你说笑话不笑话？这就是说人的意识形态形成以后。就不太容易变化的。这一点列宁也讲过：思想这个东西不能和尸体同时装进棺材里
埋到地底下去的。它还在那里发酵，在那里存在和表现。
记者：丁教授，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样一个严峻的话题，您觉得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能否讨论起来呢？
丁：现在不是已经在讨论了吗？
记者：讨论也是半地下的呀。
丁：不不，报刊上有啦，很多报刊上有啦。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就以整版的篇幅支持谢老的意见。谢老前些时在北京的一个会上讲：我希望出现百家争鸣的局
面；如果在党内能够允许不同的意见认真地讨论，这就是很大的进步。这是谢老的意见。他说我希望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记者：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谓的这个之间还有一些区别，就是说这些名词呢，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好像不大了解。我在网
上看到一些老百姓的帖子，说管他什么主义的，只要我们活得好就行了。那现在似乎也应该在我们电台里借这个机会深入浅出地讲一讲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为什
么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丁：民主社会主义呢，归根到底它还是强调这个社会党的纲领。实际上我理解是社会党的纲领。他也强调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建在民主的基础上。这在
口号上，党中央已经反复提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记者：对，胡锦涛在法国提的。
丁：江泽民也讲过，都讲过。作为一个口号在讲啊。真正能够照这样讲的去做，那就很好。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但实际上呢，很难，很难哪。
记者：为什么？
丁：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对官僚经济阶层啊，专制主义的体制对他们有利。废去这个格局，到那时你把我往哪儿放呢？比如说司法独立。你司法
独立，怎么得了呢！现在有一些人是在法律之上的。你现在叫大家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局面。这是问题的实质。这是个既得利益的问题。所以
现在毛泽东像还挂在那儿，还有人在那儿歌颂他，就是这个问题。有一部分人是由于不太了解，有朴素的感情，等等；有的人确实是需要他，需要他的政治理念和
政治结构。这对某些人是绝对有利。
记者：我的理解，也就是说，有一些人，甚至不是说一些人，在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要一搞政治改革他们就要倒了。
丁：对，有人站不住。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对某些人是最有利的。丧失不愿失去的天堂是很可怕的。所以矛盾的实质在这个地方。尽管我们口头上可以说，但是做
的时候难得很。不过我看还是有希望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群众的要求，党内还是有不少人有理智的考虑。
记者：这句话在您内心深处是相当的矛盾，这和谢老是一样的。我在采访谢老的结束语里面问他这个问题。我讲：谢老，你以前有篇文章，讲过中共是没得救了。
但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前途》一文里面又表现出了一种耿耿的救党之心，这非常矛盾的。
丁：有些话，是过去在一些私人信件中说一点气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冷静想想，一步一步，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过去二十世纪末和现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
已经大不一样啦。二十一世纪开始这几年时间，人们的观念就大不一样了。我最近到农村去，我发现中国农民的维权意识就大大不一样了。
记者：您到农村去做了一些社会调查，是吗？我非常感兴趣。您和农民一定会谈到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模式的。他们能不能接受呢？
丁：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概念。
记者：不一定是理论。就像刚才谈的这种理想社会，就像以前共产党人在农村跟他们讲共产主义今后的幸福前景一样的。您谈不谈前景？
丁：农民他们的观念上有很大进步。农村的经济政治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也有不小的改善。大家的文化水平不同了，眼界不同了，思考就更多一点吧。国
民现在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记者：为这次采访留下一个这么光明的尾巴，是吧？
丁：……
记者：那好，采访就结束了。丁教授，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谢教授和您相互之间真是相当默契的，你们最近会不会再推出进一步的有关"只有民主社会主义
模式才能救中国"这一类的理论文章呢？
丁：据我了解，谢老又写了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主要谈建立私有制问题。谈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我们党的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记者：您估计这篇文章大概什么时候推出来呢？
丁：我不好估计，这是编辑部的事情。
记者：还是在《炎黄春秋》啰？
丁：那我也不知道。稿子我看过。
记者：您读了以后，觉得这篇稿子会不会也是那样石破天惊的……
丁：嗯，分量很重吧，非常非常重。
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是由程功采访和制作，古济柔编辑和主持的。谢谢您的收听。（2007年6月23日）
【录音整理者留言】：
我认为，"科学历史观"的提出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对中共党史"是什么"讨论得很多。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对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很肤
浅。很多学者至今仍将局面解释为仅仅是领袖个人品质所致。较为深刻的认识是：制度使然。但是，制度从何而来？它的经济基础、民族文化和心理基础、国内外
各种矛盾冲突的基础是什么？共产党专政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何在？专政得失如何？现在的社会基础有了哪些根本性的改变？民主化的时机是早就在那儿
的，还是正在成熟起来的？回答这些问题，正需要丁老您所说的"冷静的理性思考"。
我对"科学历史观"的理解是"从历史因果关系的角度，对现状作出解释，而不是从当前政治需要的角度，对历史作出解释。当否，请丁老指正。
小友凡简谨上2007-11-18
（选自丁弘《交流文稿》，《议报》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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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回目录
专访谢韬﹕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江迅
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
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着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
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
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
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
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
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着。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
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着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
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
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
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
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
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着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
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
开着。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
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
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
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中央
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
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
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
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
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
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着没有发表。不知是
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
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
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文章
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
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
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
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
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谢韬小档案
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
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原载《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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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亚洲周刊》
回目录
政治民主不需要口号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齐戈
去年，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大家心存疑虑，但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是真的。不管怎样，他总是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不
是坏东西。其实，中共从毛泽东起，什么时候、什么人又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呢？即便是毛泽东，搞了近30年 的超级极权专制，肆无忌惮自称"我就是马克思
加秦始皇"，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不但没有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 友们不是到处神侃民主好得很吗？这些言
论，见诸于当年的各种报刊杂志，白纸黑字，难道还能把它嚼烂吃了不成？可见，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无须俞可平 出来说东道西，人人心知肚明。至于
建政之后，中共出自一党之私利，卷起舌头胡说八道，在民主中又分出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结果民主前面加一人民，后面 加一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
政；"民主"才成了专政钢管上的橡皮，那个专政钢管打起人来才只毁五脏六腑而不见外伤。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当俞可平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时，
人们如听天籁之音，喜欢了好一阵。结果呢？一年过去了，书照禁不误，人照抓不误，网络照封杀不误；而民主呢？且不管他好坏如何，我 们似乎并没有在哪里
看到。既然官方并没有民主的任何动作，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话一句尔。诸位大可不必当真。
新年伊始，新科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提出"思想解放"，于是，又有人兴奋起来。写文章的写文章，解读的解读，总想从汪洋先生的话语中读出
点什么新精神，从思想解放的字里行间读出什么微言大义。正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于是就有人说："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徐友渔）如果
说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是必要的，我想这是对的。其原因在于：我们有近30年的闭关锁国的历史，有毛泽东近30年的血腥暴力专政，有毛泽东近30年
的愚民政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人们长期生活在虚妄的理想和无耻的谎言中，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
成 为必要。我们需要让扭曲的人性正常，从盲从的愚昧走向文明，使人们从毛泽东神话的阴影中走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因如此，那场关
于"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成为必要。
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吗？如果是及时和必要的，那我就敢说，这三十年在思想上我们出现了大倒退，退到了三十年前，或是接
近三十年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但为30年来的体制改革作了很好的精神准备；而且这个建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共同基础上的
运动，促进了全民族对专制体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会导致改革这个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就为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之所以把1978
年 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的思想基础称之为牢固的，其依据就在于这场思想运动改变了大多数人的观念，树立起人们对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信心。这个大多数人，
包括了 平民百姓、不同社会阶层的骨干，同时也包括当时和当今中共高层的领导。大家同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分子，无论成败兴衰、高低贵贱，我们的命运
都和这次思 想解放运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这个牢固的思想基础，虽然屡遭风吹雨打，被冲击被弱化，甚至有 人想把已经解放的思想拉回到毛泽东的血腥政治路线，都不过是徒劳而已。这不但与世界潮流
不相符，就是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的多数中国人也不允许。因为无论怎 样讲，改革三十年，这个社会总体上多少也是进步了。尤其和毛泽东统治时期比，多数人
不再是生死线上的苦苦挣扎，多数人不再是在红色恐怖中偷生。我们批评改 革三十年是跛脚改革，就是因为这场改革对政治体制的触动几乎没有，而不是说这场
改革什么都没有触动。虽然这个跛脚的改革留下诸多后患——如钳制言论、国家 垄断、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等，但这个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
虽不那么富有，但总算是摆脱了极度的贫困；距离政治文明还很远，但我们总算是摆 脱了血腥和残酷。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不再是毛
泽东的愚民，由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 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
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对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而言，却能认 识到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质并没有变化，体
制上毛泽东的阴魂不散，意识形态毛泽东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到中国人在近60年 的历史中，不但毛泽东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
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其原因就在于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给我们留下了的思想活力，让人们懂得 了：并不是哪个伟大人物、社会精英才有脑子，我们自己就
会思考，就能明辨是非。既然如此，汪洋先生重提"思想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中国真有谁需要 思想解放的话，那就是当政者诸君！从你们那个一党专
制的独裁思想解放出来，把从你们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梦呓中解放出来。从你们窜改历史、掩盖真相的谎 言中解放出来！简而言之，执政的诸君必须时刻铭
记在心的是：你们早就不应该是中共的驯服工具，更不该是皇权专制的权臣，而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合格的公 民。
去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忽悠了我们一回，今年汪洋的"思想解放"还有必要再忽悠我们一次吗？我看大可不必。近60年 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
国，但凡闹得昏天黑地的事情，要么不了了之，要么事与愿违。这次汪洋在广东高调喊出"思想解放"，国内也有不少文人学士立马跟进，难 道我们又要有什么
大举措？渐进民主又要跨越式了不成？其实什么都不是。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 出过一些很好
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 以高踞在
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之所以是空话，就是光说不练，说了不算，还抱着那个一党专制死死不放。既然能说会 道，
就是知而不行。你一个行动都没有，你就是高呼十次、百次"解放思想"又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民主宪政也罢，在当今中国决不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行
动上的问题。对执政党来说，则是决心、勇气和政治技巧。鲍彤在年初就说："只要愿意做，应该是可以做的。"其实问题的关键，就看当政者是玩真的还是玩
假 的。玩真的，中共就拿出行动来，玩假的，中共就哼着民主政治小调，和那些文人学者去清谈好了。要不理直气壮公开宣布：一党专制一百年不变。你们要是
敢这样 说，也敢这样作，我们也就认了。当好奴才，决无二心。无需打着民主宪政，政治改革的幌子，东拉西扯，八方敷衍。我们也就不会在你们的只言片语、
字里行间去 打猜猜，去领会什么重要精神，去读出什么微言大义。这种把戏我们已经玩了几十年，犯得着吗？
二十年前蒋经国开放报禁与党禁，前后分为4个步骤：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和解除报禁，在1年 半之内循序渐进。台湾是在军事戒严状况下
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因为是玩真的，结果事情十分简单。他们既没有唱"思想解放"的高调，更没有什么大肆宣传；既无 宏伟规划，也无民主蓝图。只是他明白
也愿意这样做，结果就是可以做，也可以做成。所以步骤清楚，时间确切。而大陆的政改，从八十年代就说起，且不说报告作 了多少回，就连党章也不知修改了
多少次；一会儿是邓小平理论，一会儿是三个代表，一会儿是科学发展观。学习啊、心得啊，激动啊、热泪啊，不知耗费了多少光 阴。但至今仍无任何步骤，更
无任何时间表可言。号称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大陆，难道条件还不如军事戒严三十八年的台湾？是组织领导无能，还是公众素质太 低？种种遁词，其实没有哪
样是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尤其那个国民素质低下的屁话，说出来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统治大陆近60年，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其素质还不如腐朽、没落、错误的国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事戒严能走向宪政民主，改革开放还能退回独裁专制？这 可真是天下奇闻。其实，要实现民主宪
政，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奥复杂；既无需几大本的研究报告，也无需什么民主路线图，要的只是当政者的诚意。简单地讲， 就是看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蒋
经国玩真的，不到两年时间就大功告成。慈禧玩假的，好歹也有个七年宪政准备期。我们就是玩假的，总不能连慈禧都不如吧？
作为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的当事人，新闻局长邵玉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到："开放报禁时，他们叫我不要问太多，只问'行政院长'俞国华有什么样的指示，
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要弄清楚他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70%、80%还是100%地开放？没有，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说，你看着办，你认为
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俞国华"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句话，使邵玉铭清楚了蒋经
国的开报禁是100％ 玩真的。于是他就放开手脚，在短短的一年内，整个台湾媒体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政治民主的有力武器，而原来的第一大报《中央日
报》却在民主时代走向没 落。对此，邵玉铭说到：" 实际上《中央日报》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除报禁的结果，我是'罪魁祸首'。《中央日报》的结
束对于我来讲，反而证明中国 国民党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指标。"把《中央日报》的没落看作是国民党走向政治民主的一个标志，而不是把《中央日报》的
没落看作是国民党的失败；一个事 件的不同结论，恰好是价值观不同的结果。而中共至今还抱着一党私利不放，花那么多的民脂民膏养着中宣部为首的那么多的
废物，是以一党之私利为目的，还是以 社会进步为宗旨？泾渭分明。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汪洋先生大讲"思想解放"又能如何？与其如此，还不如把那个中宣部
撤销了！撤销中宣部带来的思想解放，我看 比口号和清谈强一百倍。
三十年前那次思想解放，使我国的思想文化界在80年 代出现了几年繁荣的气象。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就提倡宽厚、宽容和宽松精神，有人称他为三宽部
长。他在中宣部干了些什么呢？据他自己讲，"来北京，让我 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
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 点嘛'。"可见他并没有下车伊始，也没有烧几把火，而是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
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 的争论和反复多年 的争吵，……。这样，在他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
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 和 社会政治环境。"据我所知，那时的中宣部少有发
文，也无什么大肆宣传。其结果，反而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相对繁荣。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朱厚泽只有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不压制他人，营造宽松环境，而
这个行动比那些口若悬河的口号和清谈的效果却好得多。
我并不想过多地抨击汪洋先生，对他讲"思想解放"的正面效应也略知一二。但我觉得应该提醒汪洋先生的是：你应该象邵玉铭那样，向政治决策层问清楚是玩真
还是玩假的。如果是玩真的，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口号和清谈。如果是玩假的，你说多少思想解放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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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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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改的致命伤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张五常
很不想用上听来是那么严峻的题目，拿开了几次，最后还是采用了。写文章我不磨斧，喜欢开门见山，有话直说。这样的文字读者多，但捱骂却免不了。无所谓，
像我这个年纪的学者，说几句违心话不会有机会向自己交代了。
新劳动法惹来的祸，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大麻烦，可没有想到麻烦会是那么大。工厂倒闭，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而诉之于法，劳、
资双方敌对，手法千奇百怪，极具想象力。这一切，不是我事前没有想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么严重。这几年从国内跑到外地——尤其是越南——去设厂的炎黄子孙
不少，转移有利阵地也。近来传言四起，说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问津越南者急升。我不反对国内的厂家投资越南或其它廉价劳力之邦。为了生计，或要多赚钱，
无可厚非。我反对的是中国推出法例，把投资者赶到越南等地方去。
为什么新劳动法会有这样庞大的杀伤力呢？不是肤浅的问题。三个月前，我跟阔别了十二年的德姆塞茨进晚膳。提到中国的通胀复苏，他说恐怕北京会推出价格管
制。我说：「不会的。」他问：「为什么不会？」我回应：「一言难尽，刚才交给你的长文内有解释。」那是我在去年九月完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第二稿，
用英语，是为高斯动笔的。该文对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有详尽的分析，其中指出一个要点：在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下，对地区不利的政策在中国不容易推行。我
说担心的是地区没有话事权的政策，例如关于货币的。
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为什么会闯出大祸呢？读者猜到答案吗？我赌你猜不中。我的答案，有两方面，相关的。其一是新劳动法的第十四
条，那任职十年后自动改为无固定期合同的，逼使老板回顾数手指，要在新法推出之前采取行动，或起码要考虑怎样「走位」才对。
其二是新法之前的旧劳动法，一般没有严厉执行。不少机构，尤其是那些看似平凡但其实是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我称之为接单工业的，在国际激烈竞争下，利润
甚微，历来对旧法忙顾左右。超时工资不超，假日工资却假，等等，劳、资双方你情我愿，大家有工开工，有饭吃饭。看来有点那个，然而，就是在这种若有若无
的旧法处理下，中国的劳苦大众——包括苦了数千年的农民——从二○○○年起其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经改的奇迹主要就是这一点：什么高楼大
厦、高速公路、跨海大桥，等等，皆次要。新劳动法的推出，逼使大家回顾数手指，漠视旧法的行为，面对可能被炒的员工不难旧「债」重提了！这样一来，新劳
动法的大名不胫而走，大家得过且过或忙顾左右的日子是过去了。然而，就是在那些得过且过的日子中，贫苦人家的生活水平升得快，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
朋友，你做过生意吗？我做过，为了经济研究需要的深入体会，屈指一算，尝试过的行业达十九项之多。我不怀疑刻薄成家的老板存在，但经验说，懂得赚钱或赚
得心安理得的雇主，不可能不知道善待员工是黄金定律。员工作出贡献，公司赚到钱，加薪是鼓励，老板的回报可以预期，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哉？困难是做厂或
做生意赚钱，谈何容易？靠投资地产或股票的可以碰巧发达，但要落手落脚的玩意，竞争者无数，不善待员工是死路一条。
说过无数次，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归根究底，那些可以自力更生的人，政府要做的是鼓励他们自力更生，给他们机会自己打上去。昔日的中国
扼杀了这机会，于是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人民币升值、禁止数百种来料加工的产品出口、某些进出口税、知识敎育左管右管，等等，也削弱了自力更生的机会。最
严重是新劳动法的推出，不仅本身约束了市场的合约自由，大幅提升产出成本，而又因为有人民币升值等局限转变在前，在新法带动下变得多管齐下，加起来是中
国的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
这里我要把一个说过的重点重提。中国人多地少，天然矿物乏善可陈，是没有资格搞什么福利经济、最低工资等奢侈政策的。中国有的是人，脑子聪明而又可以刻
苦耐劳的人，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本钱了。给他们所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机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西方的福利政策或乱搞一通的劳工法例，目的是把租值转移，一
般用于地大物博或产品名牌及发明专利价值奇高的国家。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导致无数员工被炒及公司关门，证明着我说过的：地球一体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廉
价劳力暴升，在中国养活无数低下阶层的企业，赚取到的租值甚微。
那天访问了一位在广东设厂的朋友。他在国内做厂浮沉了好些年，是接单工业的专家。关于新劳动法，他说可幸的是他目前的工厂是新开的，只开了一年多，困难
还不大，未雨绸缪，他们正在考虑多方面的应对。听了个多小时后，我教了他一个法门。你猜是什么？是把他厂内的生产过程的所有部分尽可能改为件工制。三十
多年前我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一九八三发表了以件工为重心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该文今天在国际上还屡被引用，行内的朋友视为经典了。件工这回
事，不是产出的全部过程都可以用，但好些部分，通常不用件工的，原则上可以用件工，只是计算与审查质量的费用略升少许而已。如果产出过程全部采用件工合
约，新劳动法的九十八条全都废了！
想想吧。我是工厂老板，接到定单，可以对员工说：「我要百分之三十作毛利，是厂房、维修、利息、管理、灯油火蜡等需要的。余下来的百分之七十，扣除原料
后，你们按件工摊分吧。接不接这张单你们决定好了。」三十多年前香港的某些厂家这样处理，大家相处安然。那些是件工比较容易采用的行业，但我知道，只要
接受交易费用略为提升，大部分的工厂可以把大部分的产出过程通过件工合约处理。同样的思维，是原则上，一家工厂可以把不同部门「斩件」，判给员工，让员
工作自己的老板吧。这是我一九八三那篇文章的一个含意，触发了行内的「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之争，打起官司会是很过瘾的。
以件工处理产出，新劳动法管不着。有一个险处。七十多年前的美国，因为最低工资不低，加上工会的极力反对，件工被定为不合法。如果发明新劳动法的有本领
在中国废除件工制，那是神州大地的末日，杀上门来再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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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张五常作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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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对外投资中的腐败问题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綦彦臣（河北）
拜赐于中国新闻行业在强力管制下的商业化冲动，一些涉及全民利益的事项得以透露，比如国企海外投资冲动或叫"资本出海"。与这类的重大信息相关，国企的
腐败问题日渐为民间（自由身份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尤其是电力系统的腐败造成人祸"天灾"，从郴州之"资兴电力窝案"到三峡工程带来的多处滑坡现象，等
等。
电力企业的海外投资冲动成为电力腐败大问题中的一个小哑迷。据电力业内专家称：中国电企的海外投资冲动是缘于国内发电资产基本上是国有和地方所有，难以
收购，所以要到海外去收购。这样，在国外赚回钱来就能够抵销电价上涨的因素。但是，"到国外去投资（收购）就能赚钱"无异于一个经济神话。不妨看看专家
阵容强大、资本极其雄厚的中国投资公司向美国黑石集团的投资，不是一出手就亏了12个亿吗？当然，既为投资就当赔当赚，不过，专家阵家强大何以不熟悉海
外投资环境呢？恐怕还是腐败抵消了学问。这个猜测也许永远不会被证实，因为"监察"也好，"审计"也罢，还有对经济大大外行的"纪检"，对海外投资的监
督都是鞭长莫及。这样说好听一点，本质上在权谋化官场上（也即反腐败高度政治化的潜规则下），海外投资大盘子本身就与监察、审计、纪检系统的高层人士有
着难以理清的正相关关系，谁会问百姓看不到的东西呢？
海外投资正成为权贵集团"胜利大逃亡"的管道。
海外投资的亏损程度与腐败情景，北京权力高层也不是不知道，"网开一面"也成了和谐社会的一个指标。没有人指望在海外投资领域中揭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
案，可是呢，海外投资整个操作链条上已经自己向社会做了说明。比如，国家发改委国外资司助理巡视员（副司级）何连中的贿案，即是如此。媒体称：何长期执
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生杀大权"。向其行贿以期获得对海外投资资格的公司既有大牌头的国企如中石油集团者，亦有效绩不错的民企如辽宁大成集团之类。
放下何案细节不论，仅就行贿作为一种投资方式而言，行贿者除了正常商业获益之外，肯定还有更大的图谋，如高管们转移资产即将非法侵吞合法化。否则，堂堂
的国企何必去冒被查处的风险去行贿呢？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确实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政治伦理思辨。在全面私有化的民间诉求和体制内开明派亦同声相求之呼吁被压住后，权贵私有化势力一方面鼓
吹"中国式国企经营模式"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新垄断"，另一方面又以争取资本（海外）投票权、外汇储备资产增值等具有民族主义底色的口号为包装，开
辟了腐败的"第二战场"。就社会后果来看，前一个问题甚至比后一个问题更厉害。权贵私有化集团一方面想"冲出去"，但另一方面却拒绝外资"走进来"。
这个拒绝既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抵抗，也不是个案意义上的"挑剔"，而是拒绝外资介入带来的财务重组、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因为一旦那种重组与变化出现，不
但会使重大的腐败案件被揭出，而且还阻断了他们腐败的后路，比方说你再强烈要求向海外投资，那么肯定会遭到外资股东的质疑。如此而论，不是说"演
义"（演绎），因为无论人寿保险业拒绝外资进入还是航空运输业排斥有条件的合作者，背后都是权贵私有化集团的力量起了主要作用。
再过十年，经济史家怎么写我的改革史呢？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其中不仅精英与民粹之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会让经济权力的运行真
相成为一场"中国戏剧"。
没有政治民主化，被媒体堆砌起来、被权贵私有化集团包装起来的"经济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对大众经济人权与资本自由的残酷践踏。出卖公众利益，再让公众
为他们喝彩，未免玩得太高了一些！
--2008年2月21日写于北京会见友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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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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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道学和伪善者提倡的排队日和让座日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子曰
如果一个人好吃好喝、骄奢淫逸地活着，却要求别人节衣缩食、安贫乐道，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假道学、伪善者。现在，北京市的政府官员就在扮演者这
样角色，他们一个个风驰电掣地豪华轿车坐着，却突发奇想似地设立什么每月11日的"排队日"和22日的"让座日"，要求京城的老百姓都能规规矩矩地、老
老实实地去乘公交车。
他 们的厚颜无耻在于，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进行这样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说教。如果说，五十年代的周恩来还能亲自去挤挤公交车、朱德还能还能很随意和老百姓一
起逛公 园的话，排排队、让让座还能显示出鱼水相融、亲如一家的场景，因为作为领导的毕竟还有一定的道德垂范意义。现如今、贫富悬殊，官民对立，你
们"大奔"、"A6"的坐着，却给老百姓的出行订立那么多这个日，那个日的，这不伪善，不是荒唐，不是假招子，又是什么？
他们的恬不知耻还在于，他们明明知道中国人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方面要求家家安装坚固合格的防盗门、防盗窗，让老百姓千万不
要和 陌生人说话，对乞丐也不要前去施舍，连摔倒的老人也不能随意搀扶；另一方面却还要"和谐社会"的一种表面光，让老百姓明面上要做彬彬有礼、规规矩
矩的谦谦 君子。这种自打耳光的前后矛盾，不是虚伪，不是无耻，不是走过场，又是什么？
老 百姓对宣传"两日"的反应，说是"吃饱撑得"，认为排队让座，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何劳市政府来大动干戈地来宣传，官员们能不能干点该干的正
事？"雷锋精 神"不就是每年三月来，四月走吗？不过，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两日"的背后，看看那些脑满肠肥、颟顸伪善的政府官员所研究出的一个又一个馊
点子，也能让人读 出这个扭曲社会无处不在的"假大空"！
有诗为证：
上梁不正下梁歪， 骄奢淫逸都是官。
扬汤止沸不管用， 缘木求鱼实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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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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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子党猖獗的地方缩影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牟传珩（山东）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太子党已成为中国大陆政治、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出的权贵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借助于中国特色的老人政治，正在侵占公共资源，挤压社会
公共利益，而且极其深重地影响着中国政经时局与走向，已经成为当今海内、外舆论聚焦的话题。
日前，中国青年报《辽宁阜新公安法院制造冤案陷害举报者》文章揭露，辽宁阜新公安、法院在该市老市委书记王亚忱的压力和其在公安局任职的太子（其女王晓
云是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其子王晓刚任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亲身参与下，联手共同策划、制造了对举报者许宁冤假陷害案。他们先后以偷卖盗窃汽车和诽谤
诬告罪，导致许宁2005年4月1日被抓，相继非法羁押60多天，严重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这起前市委书记父子陷害许宁案件的原因，正是由于许宁大胆举
报了王氏家族凭借权力经商发财，违法腐败案情，而阜新市公安局、法院却迫于前当地"一把手"权势和太子淫威，多人卷入，共同作案，借助于公权力制造的一
起打击迫害举报人案。中国青年报曾撰文披露：举报者许宁驾驶的车刚开过阜新市解放大街广场，一辆白色警车突然别住了他们。"车一停，王晓刚和另外3个人
跳下车，王晓刚挥着两尺长的警棍，一把把许宁拖下车。" "王晓刚用手铐把许宁的手抽伤，然后把他铐上，掏出手枪顶在许宁的头上，一边拖上警车一边
骂，'我打死你，你信不？'" 可见今日中国的地方老人政治权势与太子党横行有多猖獗，充分展现了一个中国特色太子党蔑视法律，为所欲为的地方性缩
影。
此案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党不可信、组织不可信、公检法部门不可信、法律不可信的普遍"四不信"心理。
2006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曾以《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为题，对围绕许宁案发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问题进行了报道。今年1月21日，辽
宁省葫芦岛兴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晓云有期徒刑三年。许宁冤案终于水落石出。这份判决书显示，相关司法官员明知许宁无罪、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仍与王
晓云等人结成死党，公然给许宁罗织罪名、伪造法律文书等。但这篇文章最终并未解开"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的谜底——并未深刻地揭示出当今中
国自上而下的老人政治权势与太子党横行社会的制度性原因。
中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等都明文规定：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
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
计、人事、财务工作。公安机关更应如此。而发生于辽宁阜新市的前市委书记"家天下"案，"副局长姐姐直接分管副支队长弟弟"的事实，是对中国《国家公务
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等都有关规定的巨大嘲讽。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法制现状。而这样的爸爸领导儿子，姐姐分管弟弟
式的书记、太子"家天下"现象，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
其实，中国地方太子党猖獗现实根子在上面。尽管中国在形式上还没发展到如朝鲜那样明显的金家父子王朝，但人们有目共睹的是，这些年来国家领导人子女被突
击提干，越来越多地盘踞中央各政要和经济权力部门。如今网上流行一份"中国大陆高官子女"名单，在册收录了大陆高官子女多达七百多人的佐实材料。
在今日中国，太子党势力已是百姓普遍痛恨又无可奈何的政治现实。所谓太子党，主要是指那些凭借老子"闹革命起家"的政治资源而进入政坛和商界，并攫取了
极大权柄或利益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有恃无恐，非法妄为，疯狂侵占公共资源，挤压社会公共利益。他们因为有老子政治影响力的庇护，揽权掠财，已到了无
所畏惧、无法无天的地步。众所周知的厦门远华案中，就有太子党们的一个缩影。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有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
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当下，那些在位高干或已退休高干腐败分子背后都能牵出一串贪子女、贪配偶。"老革命"的
子女借助其权势，继续掌权或以经商为名不择手段地掠钱、洗钱、捞钱、欺压百姓，这已成为当下中国越来越腐败的一种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官场之上素来都有官官相护背景，而且为了维护家族特权地位，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形成盘根错节的家族裙带关系网，而所谓太子党也并
非一个新鲜的名词。在民国时期，国民党也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及太子党势力，但比起今天中共太子党的声望与实力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太子党崛起可比大国地位崛起的更快，更令人发指了。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能如此复苏、继承并发扬光大"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的封建传统，已经很好地诠释了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管，当
今官方媒体从不敢触及太子党这个敏感话题，中共高层官员也多掩耳盗铃，不予承认，但太子党的称谓与现实，早已为百姓"广为传颂"，深恶痛绝。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共高干子女也有优秀者，也可经商从政。但问题在于在一种没有民主机制保障的前提下，凭藉老子的政治影响力晋官加爵，巧取豪夺，甚
至像辽宁阜新这样的书记、太子"家天下"式的非法妄为，欺凌百姓，便是不可饶恕的了。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当今中国缺乏法治制约和新闻监
督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如此老人政治权势与太子党横行猖獗的现实。这便是"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的真正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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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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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城管的制度困局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张鸣（北京）
中国的城管部门，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一方面，它的职能有点类似警察，管了很多本该警察管的事，自己也定位是"执法部门"，装备也很像是警察，除了没有
枪， 头盔和防护服都有了。但是，它作为执法部门的法律依据，却不充分，最关键的是，它在老百姓心目中，执法的合法性力度大大不够，因此引起的反抗和不
服从也比 警察要多得多。
各地接二连三传出城管打伤打死人的故事，继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之后，又传出长沙城管掐死人的消息，一时间，让城管的这种尴尬存在显得很扎眼。其实，现实
中 不仅有城管打死打伤人的，也有城管被打甚至被杀死的，虽然前者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后者。吊诡的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殉职，社会舆论一般不会同情杀人
者，但城 管遇害，舆论的同情一般都不在他们这边，这反而更加凸显城管存在的尴尬。
说起来，城管的存在，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和街道居民委员会体制失灵之后，形成一种妾身不明的替代性体制。实际上，城管的管理范围，多是城市社区的
事 儿，在发达国家，这些事，本属于城市社区自治的范围，根本用不着劳驾政府出面的。只是，在中国，只要一个机构具有了执法权，无论这个权力得没有得到
法律的 充分授权，这个机构都会有自我牟利的冲动，这个冲动，直接的结果就是管理权限的自我放大，现在的城管之所以权限如此之大，甚至在某些城市，还发
生过跟交通 警察的冲突，从本质上讲，就是这种机构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
从理论上讲，城管的这种自我膨胀，势必导致他们在执法方式上日趋野蛮化，天门城管"打出威风"的口号，其实不是个别的，不打出威风，在执法上合法性不足
的 情况下，就什么事也管不了，更谈不上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了。换句话说，老百姓不服，就只好动武，打死了人，一般说来，如果消息没有被捅出去，都是
可以私 下了解的，否则城管不会如此放手大干。
因此，提倡城管的柔性执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城管是把自己当警察的，警察不能柔性执法，为何城管可以柔性得起来？真要柔性，最大的可能，是什么事也管
不了，漫说强制拆迁，就是驱赶小商小贩，也赶不动。
事实上，城市管理，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建立城市和社区自治的架构，让居民自己管理自己，这个自治，当然也包括那些在城里做小商小贩的人在内。在这个世
界 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居民，乐意让自己居住的地方乱七八糟，毫无秩序，但是，事事都由政府出面，生出一个又一个机构来管，平白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更
不是居 民之所愿。一个实行自治的城市，管理城市的法规，是城市居民自己通过代表制定的，小贩在什么地方可以摆摊，游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社区，都有法
规来管。如 果有人违反，自有居民组织都可以出来干涉，干涉不听，则可以报警，只要有警察执法就够了，没有必要有一个事，设一个机构，市场归工商，卫生
归卫生局，街道 秩序则设城管，彼此交叉，叠床架屋，有利则管无利则放，干耗纳税人的钱财，让政府的行政开支，总是攀登在世界最高峰上。（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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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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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公民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致函中国政府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王丹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暨所属使领馆：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凭合法护照来到海外。但在十多年中先后被中国政府的驻外机构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我们写此信是要求中国政府按照中华人
民共 和国宪法和法律及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义务，给我们恢复或者延期中国护照，以便自由进出中国，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我们被中国政府吊销护照或者拒绝办理护照延期，并被禁止进入中国，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所认定的政治原因。我们曾多次分别提出要求，但是至今中国政府并没有
依法解决问题或给我们做出合法解释。现在，我们集体提出要求并重申我们要求的合法理由及我们的行动决心。
我们的合法要求是
依法恢复、延续或更换我们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尊重我们自由进出中国的权利
保障我们在中国及海外享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
依法惩办那些由于渎职或进行迫害侵害了我们公民权利的官员
我们的要求的依据是
对公民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入境，都是处罚措施。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任何国家机构对公民的处罚措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款并通过法定
程序作出和执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体系中，没有剥夺公民护照和禁止公民入境的处罚条款和程序。
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中国公民享有一系列公民权利，这些权利非经合法程序不得被剥夺和侵犯，如果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权侵害和剥夺公民的权
利，应 当受到法律制裁。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出入国境，事实上剥夺了中国公民的所有合法权利，因为公民无法进入中国享受权益。
由于各类迫害导致的国际难民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责任维护国际安全，防止出现国际难民。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以及
禁止公民自由入境，事实上制造无国籍难民。这与中国的国际责任不符。
今 年中国将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奥林匹克章程，任何国家不得以政治和宗教为由歧视某个群体的人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中国政府在申办奥运会时承
诺接受 和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以拒绝公民入境作为政治迫害手段，是事实上歧视政治异议人士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违背国际奥委会章程。
根据宪法和行政法规，中国公民依法提出要求、意见以及申诉，国家机构应当及时依法答复，纠正错误，惩办渎职和违法官员。
如果外交部暨所属使领馆继续无视我们的合法要求，在一个月内不依法纠正错误，满足我们的正当合法要求，我们将依照法律和国际惯例，利用各种方式，维护我
们的合法权益和人类正义
我们将依法在国内控告外交部和公安部
我们将依法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申诉
我们将依照国际法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控告中国政府制造无国籍难民
我们将向国际奥委会控告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奥林匹克宪章
我们将呼吁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合法要求，采取各种方式要求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的公民资格和权利，遵守中国的国际义务
我们将呼吁世界各方面关心中国和人类正义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要求，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的权利，遵守大国的国际义务
最后，我们宣布，如果在一个适当期限内中国政府继续漠视和拒绝我们的合法正当要求，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回到自己的祖国，行使宪法保障的公民权
利。由此产生的后果将由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承担责任。
中国公民
王丹 王军涛 胡平 陈一咨 杨建利 吾尔开希 刘刚 陈小平 吴仁华 刘念春 傅申奇 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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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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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公共利益便没有保障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杨宽兴（北京）
在2008年初的冻灾面前，整个中国显得十分脆弱和手忙脚乱，而这种脆弱和忙乱还是在各地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的情况下发生的。表面看来，这表明了有关应急
预案的不足，但更多地了解有关冻灾和交通堵塞事件的细节，我们会发现，应急预案的不足远非问题的根源。
2008年2月4日，当我最终决定返回山东老家过年的时候，第一步
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2/29
Subject: Yibao 343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议报 第343期 (2008年2月25日)
《议报》开辟作者园地
特稿
建议张德江请辞副总理提名致"两会"公开信
朱健国（广东）
专题：谢韬文章与思想解放
胡福明对谢韬文章的看法 -- 真理标准与民主政治
陈平（江苏）
谈谢韬文章的反响 --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专访谢韬﹕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江迅
改革30年
政治民主不需要口号
齐戈
中国经改的致命伤
张五常
大众议院
警惕对外投资中的腐败问题
綦彦臣（河北）
假道学和伪善者提倡的排队日和让座日
子曰
中国太子党猖獗的地方缩影 --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牟传珩（山东）
如何破解城管的制度困局
张鸣（北京）
人权与民运
关于对公民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致函中国政府
王丹 等
没有民主，公共利益便没有保障
杨宽兴（北京）
民间维权
台州国土局女科长刁难 台州居民跑200多趟批不出土地证
昝爱宗（浙江）
宪政与民主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报告1） -- 推进新闻制度改革，落实中国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张博树（北京）
党凭什么指挥枪？
黄晓敏（四川）
"处长政治"将成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 中国政治改革的瓶颈制约
乔新生（湖北）
两会点评
从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批评铁道部的遭遇，看中国的舆论监督
梁 辛（北京）
铁道部批驳郭锡龄
刘洪波（湖北）
两岸三地
以「2005年共识」为基础 稳健推进两岸和平发展进程
童振源
台湾评议：近期中国雪灾的冲击与影响 --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161次咨询委员会议委员发言重点
程翔出狱后首次公开露面相关报道
RFA BBC
台湾总统选举进行首场电视辩论
林楠森(BBC)
神州百态
脑中风盛行的中国
老戚（广西）
天灾与人祸
沈良庆（安徽）
鼠国‧鼠官‧鼠年‧鼠灾
烈雷（广西）
媒体脉动
"让我们来讲故事" -- 阅读廖亦武兼谈见证与文献
苏晓康（美国）
盛雪诗集《觅雪魂》出版散记(随笔)
阿 海
文章千古事
丁弘（江苏）
思想文化
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和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 -- 从《集结号》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创新
许允仁
"争议浩然"何处去
朱健国（广东）
谎言与造神
冉云飞（四川）
反右50年
曾经沧海身犹在 --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许宏智先生，你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还是个什么"工具"？
铁流（北京）
风暴来临 -- BBC反右专辑
嵇伟(BBC)
连载
北苑熔炉的洗礼 -- 二、北苑化工厂
梦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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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张德江请辞副总理提名致"两会"公开信
朱健国（广东）
图：左起汪洋、李源潮、张德江、黄华华
"08全国两会"秘书处：
近来各种渠道都在传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将获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拟在三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
业。为此，我作为对张德江"政绩"有亲炙的一个广东户籍中国公民，特依宪法赋予的公民参政议政权利，向贵处呈递此公开信：建议你们真正"以民为本"，从
人民利益和和大局出发，劝说张德江先生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之提名。
其理由有三条：
一、"08雪灾"暴露了张德江主政广东时有重大决策失误涉嫌渎职——2005年秋，广东省在张德江主导下，贸然关闭广东所有煤矿煤炭企业，宣布退出煤炭
市场，以致"08雪灾"中断南北交通后，广东、湖南等灾区因没有本地煤炭救急而雪上加霜，连累温家宝总理两度到湖广灾区向灾民道歉。"08雪灾"与政府
乱关煤矿有关的学术研究，在广东取得了铁的证据。
据统计，广东省2005年共有各类煤炭企业200多家，年产煤炭1000万吨左右，占广东省年煤炭需求量的八分之一。有关专家认为，如果广东省的煤炭自
产能力仍然保存，"08雪灾"中广东韶关、清远、连州等地不至于停电一月之久，相邻的湖南郴州也可因及时得到广东煤炭的支援而不至于断电一个半月，许多
高压线也不会因负担过重而倒塌，广东铁路上的一些老式烧煤火车头，也可以出来应急春运。
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8、7"梅州兴宁生煤矿事故致125名矿工死亡后，中共广东省委不是按照国家加强安全生产的精神，对广东几百家煤矿企业进行
教育整顿提高，而是"一切服从保乌纱帽"，采取"驼医治病"只管背平不管死活的方法，在2005年10月断然关闭了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
退出煤炭市场，以此保证广东永无矿难事故。于是，自2006年以来，广东省每年所需的8000万吨煤炭，全靠北方产煤大省长途运输而来，广东仅煤炭运输
量每年就无端新增1000万吨左右，使本已紧张的广东的铁路、公路交通更加不堪重负。
这一变化直接产生了四大恶果——
1、导致工业电价和民用电价与煤气价格非正常暴涨。2006年以来，广东各地供电部门近年多次直接和变相提高电价（甚至采取不断更换计数高于正常电表
的"新电表"），许多企业也因众多生产资料涨价后又遭遇电价上涨而被迫外迁或倒闭。特别是生活煤气价格涨幅达一倍多（15公斤从60元涨为130元），
致使民生艰难，怨声载道。
2、导致"春运"更加紧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4242万省际流动人口中，流入广东的有1560万人。即每三个省际流动人口中，
就有一个是流入广东的。2008年，在广东务工的外省人员据说超过2000万，广东因此春运任务日渐趋危难。但因春运时也是广东因低温而煤炭需求量最大
的时期，于是广东的煤炭运输常常和春运"打架"。"08雪灾"中的春运困难，有一部分就是由于煤炭运输而"屋漏偏遭连夜雨"。
3、广东省200多家各类煤炭企业的关闭，造成至少五六十万人失业，几百万人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给广东省的就业和贫困户的生活带来了更多艰难。
4、加剧了广东省的贫富悬殊。广东的煤炭工业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粤北山区的韶关、清远、梅州一带，而这一带因气候和交通原因，一直是广东的贫困落后地区，
其经济龙头正是煤炭工业。张德江强行关闭了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后，粤北山区的人民生活更加贫穷。同时，当地居民无力购煤取
暖及日用，只好伐木为柴，致使大批林木被毁，严重破坏了粤北山区的植被及生态，并威胁着连江、武江、浈江及北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和环境。
二、广东162家煤矿主2005年联名状告广东各级昏官。
梅州"八•七"矿难发生后，在中央的督导下，梅州一些官员因矿难免职，这让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官员吓破了胆，为保乌纱，竟无视国务院关于"整顿煤矿的目
的是为了安全生产，整顿并不是为了关闭"的宗旨，不加整顿就强行关闭全省全部合法煤矿，其中广东产煤大市韶关、清远两市就关闭了162家！致使几十万产
业工人失业，生计困难，地方经济产业结构惨遭破坏。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韶关、清远两市162家煤矿企业主奋起抗争维权，联合聘请深圳广东正翰律师
事务所知名律师刘子龙全权代理维权事宜，状告广东各级昏官。
刘子龙律师立即联络一些传媒记者对事件内幕进行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韶关、清远两市位于粤北山区，是广东省最贫困的地区，当地的主要经济基础就是煤炭、铁矿、水泥、火电和运输业。其中煤炭产量占广东全省的百分之七十以
上。多年来这些产业互相依托，已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经济产业链。而煤炭正是这一个产业链的龙头，已成为了两市经济的支柱，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解决两市近
百万人的生存和温饱的重任。多年来，经过省、市、区三级政府的严格管理及多次整顿、改建扩建，尤其是经过了2003年以后长达两年的"并井压产"整顿之
后，投资人投入了大量资金，更新了设备，安全性大大提高，所有煤矿均取得了国家要求的"四证一照"，其《煤炭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08年12月31
日。但梅州"八•七"矿难发生后，韶关、清远两市政府在张德江支持下，未经整顿和检测评估，即炸毁、关闭两地全部煤矿。
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规定本来强调，即使是"问题企业"，也要给"一次停产整顿的机会（包括证照不齐全煤矿）"，在整顿验收时确实不合格的煤矿才能予以关
闭。韶关、清远两市主要领导为保省领导的自己的乌纱帽，却非法实行"四不见"的土政策（"不见厂房、不见井口、不见设备、不见人"），并盗用矿主之名义
称是矿主"自动申请关闭"，同时不准投资人拆除井下设备，把井上设施全部捣毁，给经营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刘子龙律师的调查报告认为：韶关、清远两市所有的煤矿都不是两市政府投资建设的，政府打着"安全检查之名"一句话就关闭民企煤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政
策依据，是毫无法制观念的赤裸裸的侵权行为。韶关、清远两市政府关闭煤矿给投资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下五十亿元，间接损失则有几十万人失业，煤矿关闭
后两地失去支柱产业，钢铁、水泥、火电、制砖、运输、维修等行业因缺煤而停滞发展。由于外进煤炭路途遥远，成本奇高导致广东居民生活用煤已突破每吨
1500元，液化石油气15公斤已突破130元，出现大范围煤荒、气荒，造成了当地水泥、火电、制砖、炼铁陷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大批工人失去生活来
源，上百万人陷入困境；由于煤炭价格飙升，冬季到来，当地居民无力购煤取暖及日用，只好伐木为柴，致使大批林木被毁，严重破坏了粤北山区的植被及生态，
并威胁着连江、武江、浈江及北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和环境。而今两市和广东省主要领导的乌纱可能是保住了，但两市经济和广东省经济却濒于崩溃或大滑坡，至少
倒退十年；矿区百姓民不聊生，陷于水深火热！
考虑到广东司法界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刘子龙采取了以先向国务院状告广东省的非法律行为维权方式——2005年12月5日，刘子龙代表广东省韶关市、清
远市162家煤矿主赴京向温家宝总理并国务院呈报了一份《紧急报告》，报告要求国务院对这一恶劣行径予以制止，责令广东省政府立即纠正不加整顿即关闭所
有煤矿的错误行为。
《紧急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煤炭法》第六条规定：国家保护依法投资开发煤炭资源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广东省委
支持下的韶关、清远两市政府野蛮粗暴的执政行为，不但损害了经营者的财产权益和经营权利，同时也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如果说任由矿难发生是对矿工生命的漠
视、是对损害公民生命权利行为的放任，那么韶关、清远两市及广东省领导担心矿难发生影响个人升迁、为保乌纱竟野蛮关闭煤矿则是对投资人财产权利的粗暴侵
犯，是对社会对人民的故意犯罪，是对宪法的恣意践踏！
然而，此案因牵涉到张德江等广东高官，温家宝只是采取了一个折中措施，建议广东省对每个矿主赔偿一点损失平息民怨，结果广东省政府就令各地政府以每家煤
炭企业补偿人民币三十万元，不论企业大小损失多少。以此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而今，"08雪灾"再次证明，张德江非法关闭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严重削弱发广东省的抗灾能力，给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都带
来了深重灾难，广东省新省委应当尽快纠正这一重大战略失误，尽快恢复广东煤炭工业生产！
三、张德江非法关闭广东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导致"08雪灾"重创广东湖南的严重渎职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专制作风和不学无术
的必然。
历史俱在，在张德江2002—2007年主政广东的五年中，广东出现了民主减量，经济衰退的大倒退，由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变为"二等兵"。
广东近五年民主减量的经典事件是"孙志刚连累《南方都市报》案"——张德江一到广东，就出现大学生孙志刚被当作"三无人员"打死于广州市收容所的践踏人
权民主的惊世惨案——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排除各种阻力，在当日显要版面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一提醒政府改革收
容制度的合法舆论监督，张德江却认为是《南方都市报》给他抹黑，竟然以莫须有罪名将《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及其总经理打入诏狱，直到其离开广东时，
冤案才部分解冻。
再以我个人而言，这五年全家三人无一人享受"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且我所在的小区，二千多人，没有听说一人曾依法选举过人民代表。在张德江治下的广东
人民，可以说绝大多数公民没有享受到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这也就是我不得不直接向"08全国两会"秘书处写此公开信的原因——如果我知道有谁是代表我所
在社区的人民代表，我就可以直接向其反映，请其代言，用不着这样麻烦了。然而，没有人能告诉我谁能代表我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至于广东经济大衰退，只要看看今日大批广东企业外迁，大批外来工向内地转移，足以证明。甚至广东新省委书记汪洋近日也将全省各地的主要领导七十余人全部
带往江浙"长三角"取经考察——此情此景，有谁能说，广东没有从昔日的全国经济排头兵的座位上掉下来？！
综上所述，张德江应该就"08雪灾"中广东省政府的失职与渎职作出深刻检讨，借两会之便，向全体广东人和全国人民道歉！——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两
会"上，已有许多代表指出，广东省政府原来制定的"春运应急预案"严重落后于实际形势，仅仅预计广州火车站最大流动人员聚集量为二十万人，实际上则是多
日超过六十万人，如此严重预计不足，正是"08雪灾"中广州火车站拥挤瘫痪，多次发生非正常死亡和病倒事故的重要原因。
再相联系到张德江的学历："1972－1975年，延边大学朝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1978－1980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学习"，张德江他
先是"工农兵学员"，再是上国际上不承认学历的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张德江一直没有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这样一个既没有真正高等教育背景，又在实际工
作中不虚心学习，一再践踏民主法制涉嫌重大渎职的人，怎能放心让担任其主管全国工业的副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
辞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据此，谨书此公开信，强烈要求"两会"建议张德江请辞副总理提名，宁可让其担任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也绝不能让其主管全国工业，埋下再制造非法关闭广东省所有煤矿企业和"08雪灾"事故的隐患！
最后附带一建议，今日各地提拔领导干部，都以形成"事前公示制度"，小官尚要公示征求民意，宰相级副总理高官，何不也实行"事前公示制度"？"中国特
色"不至于"公示不上大夫吧"？！
谨盼公开回复！
（注：本人与张德江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此信既是维护自己权益和民众利益，也是担心张德江"小个背大包"，力不从心，勉为其难，最终落个"因嫌乌纱小，
致使枷锁扛"。
拳拳之心，天公可鉴。）
2008年2 月23-24 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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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回目录
胡福明对谢韬文章的看法
--真理标准与民主政治
陈平（江苏）
【丁弘按】：胡福明同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促成了一次民族的思想大解放。下面的
谈话记录，可以说是胡福明同志的新论，反映了他历时近三十年的观察和思考。陈平同志(南通市司法局副局长)记录、整理后，嘱提供文友参考。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发表后，中国理论界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样，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引起我很想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见图）对谢文的看法。胡福明是我的大学老师，后先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
宣传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我在去年八月将刊有对谢文评论的《随笔》（内部交流材料，丁弘编着）寄给他，并请教他对当今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见解。
九月二十七日我在南京前去拜访，胡校长说：你寄来的材料收到了。我说：你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对谢韬熟悉吗？胡说：我跟谢韬很熟，他到南京，我接待过
谢韬和其夫人，他们还到我家去过。
胡校长说：谢韬的文章影响很大。对谢韬的文章，我也不是完全赞成。瑞典等国家不像中国，经济发展程度高，封建主义因素少，所以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成功。这
些国家通过改革，阶级矛盾没有激化，无产阶级没有必要搞暴力革命。而中国的情况有特殊的地方。但可以肯定，西欧社会民主党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修正主
义。前苏联等国家搞的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胡校长接着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倒退还是进步？我们可以不管，这是苏联、东欧人民自己的选择。如果说苏联、东欧失败了，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
败、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东欧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现在国内有些人还在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很无聊，犯得着你去骂吗？苏联、东欧人民领情吗？
列宁搞的那一套，是有很多问题的。搞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一党专政、党内少数领导人的专政，无情镇压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一套被斯大
林利用了，搞个人独裁，杀了多少人？当时苏联有许多黑暗的东西，这是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比列宁、斯大林更进一步，这是他的独创。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反个人崇拜，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好的个人崇拜，一
种是坏的个人崇拜，他实际上希望人民崇拜自己。毛不同意林彪讲"一句顶一万句"，但同意"句句是真理"。
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就是要以自己为标准，维护自己的权威。毛说"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
搞阴谋诡计），实际上自己就是搞"三不要"的那一套。反右派说是搞"阳谋"；文化大革命搞"炮打司令部"，就是搞阴谋、搞分裂。现在我们对文革还否定得
不够。毛这个人，不仅思想上有问题，政治品质上也有可恶的地方。说否定要"宜粗不宜细"，实际上有些粗的问题，也没有批判好。可能是怕批了毛，就否定了
我们的党。
对毛那时的问题，除了康生、林彪、四人帮趁机捣乱（负有责任）外，党内许多领导人也没有抵制住。邓说自己也有份，周委曲求全。求什么全？如果周文革中公
开站出来，同刘少奇一起，毛不可能得逞这么长时间。
我说：毛有一批军队将领支持。
胡校长说：毛在文革中如果动用军队杀人，就不可能搞十年的文革，可能就短命。
我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但现在应该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胡校长说：军队国家化，这是国家理论的基本问题。
我说：解放思想应该是无止境的，包括对邓小平的一些说法也要突破，例如说不能搞"三权分立"。
胡校长说：那当然！有些人不懂得什么是"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权力制衡。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交代过这个任务，说"三权分立"不能搞。
胡校长说：我们党历来讲民主，开始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现在讲民主不够。怕讲了民主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缺少民主传统。几千年的皇帝专权，后
来是军阀专权，蒋介石搞独裁。解放后是一党专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说党有权也不一定正确，一般党员是没有权的，权在党的领导集团手里，在少数领
导人手里。
我说：国民党在台湾搞了多党制，我们共产党难道比不上国民党大度吗？
胡校长说：国民党原来搞独裁的，搞多党制是后来的事。共产党不搞多党制，还用国民党搞多党制导致下台的事作为教训，共产党就这么脆弱吗？共产党内有腐
败，可能有脆弱的地方……中国是个大国，情况很复杂。现在中央的方针路线是稳当的。但有些事情，目前还不好说，或说不准。真正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码
还要搞二十年。谢韬的文章，本意可能不在题目上（意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目的是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增强民主，加快民主的进程。
【记录者留言】：
三十年前中国理论界、政治界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直接为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
理论基础，吹响了中国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先声。去年掀起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讨论，又引起了中国思想理论界乃至政治界对
人类世界发展规律、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前景的深刻思考。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于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支持，因而很快冲破"凡是派"的压制，
取得了重大胜利。那么，这次退休老人谢韬发表文章，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背景，更具民间色彩。而且涉及更敏感的现实政治体制问题，因此这场争论将会在很长时
间内不会有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妨碍这场争论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幸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我们期望实践，期望行动。又回到已经
确立的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使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套理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就算是伯恩斯坦搞出来的，既然已经在欧美广大国家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也要承认，也要结合实际，加以借鉴。这都是汲取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发展共同成果的正确举措，也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中国乃至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此，那么仍然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好的，问题不在于叫什么名称、喊什么口号，而在于
贯彻实行什么样的内容。
热切期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大行其道！
陈平 200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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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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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谢韬文章的反响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图为谢韬
图为丁弘
【按】美国记者程功，在2007年6月23日，对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教授，进行电话采访。下边是电台以30分钟所播出的全文：
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很高兴现在又和您空中相会了。我是古济柔。我们上周独家专访了中共体制内重要人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畅谈不久前受访者推
出的划时代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纵观当前中国大陆思想理论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正掀起巨大反响。在极左派的几场文革式粗暴批判声讨会黯然收场至今的数十天内，对谢韬
文章议论颇具规模的正面学术研讨正在严肃和一丝不苟地展开。大批重量级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对谢文的评价是：文章引起的震动和争议，在当
代历史上的意义超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因为它所提出的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谢老的文章为大家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榜样，使很多人感到豁然开
朗。
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上周主题，探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今天的访谈嘉宾是谢韬的挚友、中共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
丁弘，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在中共解放区新华社工作。国共内战后期随军南下，参与创办《南通日报》、《柴达木报》等官方媒体。文革后历任南通大学政治经济
学、伦理学教授，深圳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丁、谢二老多年来在对中国前途的漫漫思索过程中鸿雁往返，乐此不疲。譬如，谢韬老人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二
月号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付梓定稿之前，专程赶赴南通丁弘教授的住所与其探讨文章正式问世之后的得失大计。我们的记者程功对住在江苏南通的
丁弘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丁弘教授的答记者问。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谢老和您是很好的朋友。
丁：他是校长，我是学生。
记者：不管怎么说，在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似乎和您做了很深的磋商。
丁：只是他到南通来过，所以我能先看过一下。
记者：和您商量一下怎么写，是不是这个意思？
丁：不能这样说。他已经写好了，拿给我看看。我是有幸先学习学习。
记者：对，丁老您也知道，他这个文章发表了以后，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非常的大。
丁：是啊，这不错。我从北京刚回来嘛。看到群众都自发地在讨论。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他们都讨论得非常热烈。
记者：您看到的可能是正面的，但是在网上我倒是看到一些负面的，特别是那些比较左的干部啊，他们开了很多声讨会啊。现在一左一右，是两个非常强烈的对
比，是因为这篇文章确实点到了关键问题。是不是这样？
丁：对，一点儿不假。二十多年前有一篇文章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那篇文章起到了很重大的历史作用。在北京很多同志都讲，这篇文章的历
史地位和那篇文章是雷同的，有里程碑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列宁的这一条路线，还没有人敢站出来对它的基本理论提出质疑。六十多年啦，在中国共产党内，
一个有六十多年党龄的大学校长，居然能够站出来，对它的基本理论进行质疑，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一条路线是修正主义。这个话说得太重啦。所以理所当
然地引起国际和国内的震动，特别是有一种原教旨主义者，左派，就火冒三丈啦。不奇怪的。有些人有朴素的感情，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在脑子里。对这种议论，居
然敢怀疑党的基本理论，就不可容忍啦。是不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很复杂，各种人都有。
记者：丁教授，有一个现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刚才您说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为什么一些大量支持谢老文章的人，他们相对来讲比较冷，似乎不敢……
丁：这很正常。因为他的文章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
记者：应该再加一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丁：对，这话不错。我在北京参加过几次座谈会，他们都是比较一致的拥护啊。说看了谢老的文章以后，有两个感觉：一个就是说恍然大悟，一个是说感觉自己糊
涂了一辈子！这是很多干部的感情，说它起到了启蒙作用。当然这些人都觉得谢老讲得已经很清楚，自己马上再讲，好像也没有多少必要。但另一方面的人就不同
了。持反对观点的人就是骨鲠在喉啊，不能不讲啊。他们要反击，甚至火冒三丈地反击。已经开了一些批判会啊。
记者：对，我看到了。您觉得这些批判会的内容、这些言词用语，有什么是值得反驳的，或者是根本就有粗糙不堪的那种感觉呢？
丁：还要具体分析：有的还是摆事实啊，尽量以不同观点作讨论。有的嘛就有不太礼貌的、粗暴的语言啦。有我们已经很习惯的一种"文革"的语言。譬如说
是"乱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还乱扣帽子。还有一种意见很有意思，说有人这样做，好像是不便说，叫谢韬说。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这个话让我一下子觉得矛头直指党中央啊？
丁：对啊，把谢老的文章和党中央的现行政策与理论捆在一起了。
记者：那么这些人的猜测是不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呢？我倒是很希望有这个真实性。
丁：确实。譬如"三个代表"的提出，它就不再是过去那种指导思想，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了，没有阶级斗争的概念了，是全新的了。参加WTO经济上和
国际接轨，"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不是在政治上和国际接轨了呢。哪个国家不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啊？不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啊？不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啊？
这是普世概念。"三个代表"作为建党之基、建国之本，在政治上和国际接轨。提出"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
记者：丁教授，我们现在回到这篇文章的本身。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您认为它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到底在哪里？
丁：它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呢？现在经济改革有很大的成绩，生产力有了发展。但是现在政治改革举步不前。各种腐败
现象、各种问题，想来想去还是政治改革没有进行。《宪法》没有执行，司法没有独立，新闻没有自由。这些政治改革没有进行，所以才出现许多社会现象。这已
经成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共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理所当然大家非常关心，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是体制
内的。什么叫体制内的呢？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不是反对共产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执行党所提出的主张。《宪法》要执行吧？《宪法》是我们自己制订的，
为什么不执行呢？宪法规定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都没有认真去做。司法要不要独立呢？司法不独立，怎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去办案？不可能有公正的判决。新闻没有自由，怎么有舆论的监督呢？现在报纸并不起监督作用。我办报纸办了三十年，我就知道，现在的报纸没有监
督职能。所以跨出这个政治改革的一步，是全国人民的期盼。这都是好意，没有坏意。不是制造什么乱子，是想一步一步地使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
记者：丁教授，刚才我的一个问题，您回答了一半，后来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也就是说那些人指控谢老，说他背后有人在指使他说。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讲我倒
是挺希望真的有人指使他说。您觉得谢老的这篇文章背后有没有像以前那个邓小平南巡，或者是以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后确实有强大的力量在支撑
着他呢？
丁：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确切的材料回答这个问题。我最近和谢老有所接触，但从他的谈话来看好像没有。虽然我还不能保证，但我还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信
息。
记者：谢老有没有受到官方的默许或者首肯？他的文章出来以后，有没有一些官方的好评呢？我指的官方是中央一级的。
丁：官方有几点意见。在种种的压力之下，中央也表态了。表态就是：不转载啦，不争论啦，不要批判啦。当然每个人看了可以发表自己个人意见。这是很中性，
很好的态度。中央能够这样表态，是很好的。
节目主持人：大家已经知道，作为挚友，谢韬、丁弘这两位体制内的独立思想者在对祖国前途苦思之路的跋涉途中，看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只有民主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网络推出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正式发表之前，2006年12月12日，丁弘老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马恩晚年的思想转
折——学习三篇文章的心得》，其中大量的观点都与谢文中的阐述接近乃至吻合。以下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摘要。
主持人朗读："1880年马克思忽然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在不同场合五次重提他的这句话。可见这句话的重要
性。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在于他是马克思，实是包括恩格斯在内思想转折的一个标志。看来，马、恩对"主义"一词有严格的界定。恩格斯认真地五次提起马
克思的这句话，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词不认同。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和恩格斯看到形势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非自己所
料。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和提出的纲领有了认真的反思。恩格斯这样坦诚直言。1895年3月6日他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幻
想。"恩格斯晚年经过反思，在1895年如此坦言："历史证明，我们及所有和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久居专政局面下的任何国家的人们看到恩
格斯的这个反思，都会感到惊心动魄，惶惶然。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批判精神，包括对自己理论的反思和毫不含糊的批判。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顶峰，没
有一贯正确。错了，不加涂抹，不文过饰非。人类的认识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我们从来把马、列视为一体，"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对一个伟人的最高评
价。实际上，我们所追随的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不甚了了。马克思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推崇自由，向往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们则批判自由，和晚年的马克思更是背道而驰。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原来是两回事儿。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各国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
的人提出的警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谢韬老人的文章使人豁然开朗，在学术理论界，当形成一个冲击波。他回答了两个问题：一、回顾过去，谁修正了马克思主
义？二、展望未来，中国应走怎样的路？他论述这些问题，有许多话使人感到有千钧之重。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否应从认真研究马克思说的"我不是马克思
主义者"开始，学习他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我们要把马克思看成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仅是革命导师。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应注意到他是一个民间理论
家，不是当权者或御用的笔杆子。在那个时代，还有产生大理论家的生存空间。今天，当权的同志应该为创造这样的空间而努力。理论研究是理论家的事。迷信权
力和金钱，叫理论家为政治家服务，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科学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出现政治家向理论家请教的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
官衔和级别。我们应学习恩格斯，他是怎样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坦诚是感人的，勇敢解剖自己，从自身的错误和教训中学习，而不是一贯正确。今天，所
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从拨乱反正开始，先了解马恩晚年的思想是怎样在演进，他告诉了我们什么。
节目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与思想者丁弘教授的对话之中。
记者：在谢老的文章出来以后啊，您也推出了一篇力作，就是那篇《马恩晚年的思想转折》，对不对？里面有很多问题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对该文的进一步深化。
我们把里面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让我们的老百姓听听您的一些见解好吗？您里面提到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
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个发展过程。他们不是每一句话都对，他自己对自己的早年的思想也有所发展有所批评。所以恩格斯说过这样明确的话：我们早年
的思想看来是错了。说得很清楚。《共产党宣言》是伟大的作品，但是它是（马克思）27岁时写的。有伟大的思想，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最重要的就是"暴力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概念，还有"两个决裂"。这被我们接过来啦，作为圣经。晚年的恩格斯他就非常明确地强调和平过渡，选择议会的道路。暴力
革命不是办法，当时已经时过境迁啦，形势不同了。
记者：但共产党对马恩的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的倾向不提了。
丁：不提不提。还有，李大钊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来，就是介绍马恩晚年的思想。他没有介绍他们早年的思想。李大钊只谈"社会党"，没谈"共产党"。在建立
共产党的时候，陈独秀建党，他的意见也是应该用"社会党"这个名字，不要用"共产党"（后来迁就第三国际，才用了"共产党"）。所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
晚年的思想是不对的，那是他成熟时期的思想。列宁是接过了他早年的思想，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是这样子。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流
派的斗争。社会党国际，他们过去会场上也是挂的马克思的像啊。在这一点上，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都不知道。现在社会党国际有三四十个社会党。社会党国际
三年开一次会，有四千多万党员啦。
记者：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是共产党的祖师爷还是民主社会党的祖师爷，现在还很难说。
丁：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要分清马、恩早年和晚年的区别，要分清马、恩晚年和列宁的区别。
记者：那为什么说马克思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丁：是的，这是指的他晚年成熟时期的思想。关键是他晚年成熟时期的思想，对早年的思想，有所扬弃。他甚至于说：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意思是：我就不
是我早年那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变了。他的女婿拉法格打着他的旗帜搞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老人家生气了。马克思说："见鬼去吧！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者。"他意思是，我就不是你们说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观察了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不对头嘛，不是马上要消灭嘛。什么消灭私有制啊，和私有观念
决裂，这个提法太左啦，不切合实际啦，他也认识到了。当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提出，由于看到无产阶级很贫困、受压迫，出于一种阶级义愤提出来的概
念。后来冷静了，冷静下来有了这样理性的思考。光靠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冷静的理性的思考。在这一点上，马、恩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他们与时俱进，承认了
早年的不足。这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的最主要的精神。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常是抱残守缺，搞句句是真理，引经据典，打语录仗。文化大革命打语录仗：马
克思说的，恩格斯说的。他是在怎么样情况下说的呢？并不思考。
记者：您首次提出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从认真研究马克思所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句话开始。阐述一下好吗，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
丁：这是马克思思想转折的一个标志。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之后十几年吧，在重要的场合五次重新叙述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本就不
承认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有他的思想，变成个"主义"就麻烦啦。今天我这样认识，明天我可能有所变化，有所前进。你一变成"主义"那就不得了，
就高高在上，就变成圣经了。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前进的。如果你把"主义"高高地树起来，句句是真理，那不就是圣经了吗？经典化了吗？。过去有个语言，
叫"经典作家"。马、恩、列、斯都是经典作家。所谓经典作家，那就是他们写的东西，句句是对的。其实世界上没有"经典作家"，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
不对的。过去对的，现在形势发展了，情况变化了，当然认识要变化。所以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就是在思想转折的情
况下讲的。这是一个标志，思想发展的一个标志。老人家非常坦率，很诚恳的一句话。
记者：您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拨乱反正。我这里想问一下：怎么样拨乱反正？为什么必须要拨乱反正？
丁：这还是刚才谈的。就是说：两个决裂呀，阶级斗争呀，武装暴动呀，无产阶级专政呀，你专谁的政啊，谁专谁的政啊。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虚
拟的，从来没有实行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专政，党的领袖的专政。工人阶级专政了吗？没有啊。不过是这么说说而已啊。
记者：党内极左派对谢老的文章的最主要的攻击就是，他们说文章篡改了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我想他们这个提法，其中可能也包括您刚才的言论啊。您如
何看这样一个指控呢？
丁：这种指控是事前就知道了的，他们没说我就知道。人的思想啊，具有相对的固定性的，一旦形成以后不容易马上变的，包括会带着花岗岩头脑，不大容易变
的。我们中国推翻了皇帝以后，民国有十多年了，还有人要跪到溥仪皇帝面前，谢主龙恩呢。当初孙中山的代表去看皇帝溥仪的时候，宣读了信以后，最后还跪下
去了，跪到皇帝面前去了，你说笑话不笑话？这就是说人的意识形态形成以后。就不太容易变化的。这一点列宁也讲过：思想这个东西不能和尸体同时装进棺材里
埋到地底下去的。它还在那里发酵，在那里存在和表现。
记者：丁教授，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样一个严峻的话题，您觉得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能否讨论起来呢？
丁：现在不是已经在讨论了吗？
记者：讨论也是半地下的呀。
丁：不不，报刊上有啦，很多报刊上有啦。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就以整版的篇幅支持谢老的意见。谢老前些时在北京的一个会上讲：我希望出现百家争鸣的局
面；如果在党内能够允许不同的意见认真地讨论，这就是很大的进步。这是谢老的意见。他说我希望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记者：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谓的这个之间还有一些区别，就是说这些名词呢，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好像不大了解。我在网
上看到一些老百姓的帖子，说管他什么主义的，只要我们活得好就行了。那现在似乎也应该在我们电台里借这个机会深入浅出地讲一讲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为什
么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丁：民主社会主义呢，归根到底它还是强调这个社会党的纲领。实际上我理解是社会党的纲领。他也强调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建在民主的基础上。这在
口号上，党中央已经反复提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记者：对，胡锦涛在法国提的。
丁：江泽民也讲过，都讲过。作为一个口号在讲啊。真正能够照这样讲的去做，那就很好。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但实际上呢，很难，很难哪。
记者：为什么？
丁：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对官僚经济阶层啊，专制主义的体制对他们有利。废去这个格局，到那时你把我往哪儿放呢？比如说司法独立。你司法
独立，怎么得了呢！现在有一些人是在法律之上的。你现在叫大家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局面。这是问题的实质。这是个既得利益的问题。所以
现在毛泽东像还挂在那儿，还有人在那儿歌颂他，就是这个问题。有一部分人是由于不太了解，有朴素的感情，等等；有的人确实是需要他，需要他的政治理念和
政治结构。这对某些人是绝对有利。
记者：我的理解，也就是说，有一些人，甚至不是说一些人，在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要一搞政治改革他们就要倒了。
丁：对，有人站不住。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对某些人是最有利的。丧失不愿失去的天堂是很可怕的。所以矛盾的实质在这个地方。尽管我们口头上可以说，但是做
的时候难得很。不过我看还是有希望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群众的要求，党内还是有不少人有理智的考虑。
记者：这句话在您内心深处是相当的矛盾，这和谢老是一样的。我在采访谢老的结束语里面问他这个问题。我讲：谢老，你以前有篇文章，讲过中共是没得救了。
但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前途》一文里面又表现出了一种耿耿的救党之心，这非常矛盾的。
丁：有些话，是过去在一些私人信件中说一点气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冷静想想，一步一步，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过去二十世纪末和现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
已经大不一样啦。二十一世纪开始这几年时间，人们的观念就大不一样了。我最近到农村去，我发现中国农民的维权意识就大大不一样了。
记者：您到农村去做了一些社会调查，是吗？我非常感兴趣。您和农民一定会谈到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模式的。他们能不能接受呢？
丁：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概念。
记者：不一定是理论。就像刚才谈的这种理想社会，就像以前共产党人在农村跟他们讲共产主义今后的幸福前景一样的。您谈不谈前景？
丁：农民他们的观念上有很大进步。农村的经济政治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也有不小的改善。大家的文化水平不同了，眼界不同了，思考就更多一点吧。国
民现在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记者：为这次采访留下一个这么光明的尾巴，是吧？
丁：……
记者：那好，采访就结束了。丁教授，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谢教授和您相互之间真是相当默契的，你们最近会不会再推出进一步的有关"只有民主社会主义
模式才能救中国"这一类的理论文章呢？
丁：据我了解，谢老又写了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主要谈建立私有制问题。谈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我们党的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记者：您估计这篇文章大概什么时候推出来呢？
丁：我不好估计，这是编辑部的事情。
记者：还是在《炎黄春秋》啰？
丁：那我也不知道。稿子我看过。
记者：您读了以后，觉得这篇稿子会不会也是那样石破天惊的……
丁：嗯，分量很重吧，非常非常重。
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是由程功采访和制作，古济柔编辑和主持的。谢谢您的收听。（2007年6月23日）
【录音整理者留言】：
我认为，"科学历史观"的提出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对中共党史"是什么"讨论得很多。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对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很肤
浅。很多学者至今仍将局面解释为仅仅是领袖个人品质所致。较为深刻的认识是：制度使然。但是，制度从何而来？它的经济基础、民族文化和心理基础、国内外
各种矛盾冲突的基础是什么？共产党专政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何在？专政得失如何？现在的社会基础有了哪些根本性的改变？民主化的时机是早就在那儿
的，还是正在成熟起来的？回答这些问题，正需要丁老您所说的"冷静的理性思考"。
我对"科学历史观"的理解是"从历史因果关系的角度，对现状作出解释，而不是从当前政治需要的角度，对历史作出解释。当否，请丁老指正。
小友凡简谨上2007-11-18
（选自丁弘《交流文稿》，《议报》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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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回目录
专访谢韬﹕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江迅
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
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着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
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
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
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
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
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着。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
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着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
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
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
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
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
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着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
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
开着。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
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
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
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中央
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
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
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
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
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
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着没有发表。不知是
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
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
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文章
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
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
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
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
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谢韬小档案
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
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原载《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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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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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不需要口号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齐戈
去年，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大家心存疑虑，但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是真的。不管怎样，他总是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不
是坏东西。其实，中共从毛泽东起，什么时候、什么人又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呢？即便是毛泽东，搞了近30年 的超级极权专制，肆无忌惮自称"我就是马克思
加秦始皇"，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不但没有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 友们不是到处神侃民主好得很吗？这些言
论，见诸于当年的各种报刊杂志，白纸黑字，难道还能把它嚼烂吃了不成？可见，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无须俞可平 出来说东道西，人人心知肚明。至于
建政之后，中共出自一党之私利，卷起舌头胡说八道，在民主中又分出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结果民主前面加一人民，后面 加一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
政；"民主"才成了专政钢管上的橡皮，那个专政钢管打起人来才只毁五脏六腑而不见外伤。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当俞可平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时，
人们如听天籁之音，喜欢了好一阵。结果呢？一年过去了，书照禁不误，人照抓不误，网络照封杀不误；而民主呢？且不管他好坏如何，我 们似乎并没有在哪里
看到。既然官方并没有民主的任何动作，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话一句尔。诸位大可不必当真。
新年伊始，新科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提出"思想解放"，于是，又有人兴奋起来。写文章的写文章，解读的解读，总想从汪洋先生的话语中读出
点什么新精神，从思想解放的字里行间读出什么微言大义。正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于是就有人说："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徐友渔）如果
说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是必要的，我想这是对的。其原因在于：我们有近30年的闭关锁国的历史，有毛泽东近30年的血腥暴力专政，有毛泽东近30年
的愚民政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人们长期生活在虚妄的理想和无耻的谎言中，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
成 为必要。我们需要让扭曲的人性正常，从盲从的愚昧走向文明，使人们从毛泽东神话的阴影中走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因如此，那场关
于"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成为必要。
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吗？如果是及时和必要的，那我就敢说，这三十年在思想上我们出现了大倒退，退到了三十年前，或是接
近三十年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但为30年来的体制改革作了很好的精神准备；而且这个建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共同基础上的
运动，促进了全民族对专制体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会导致改革这个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就为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之所以把1978
年 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的思想基础称之为牢固的，其依据就在于这场思想运动改变了大多数人的观念，树立起人们对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信心。这个大多数人，
包括了 平民百姓、不同社会阶层的骨干，同时也包括当时和当今中共高层的领导。大家同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分子，无论成败兴衰、高低贵贱，我们的命运
都和这次思 想解放运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这个牢固的思想基础，虽然屡遭风吹雨打，被冲击被弱化，甚至有 人想把已经解放的思想拉回到毛泽东的血腥政治路线，都不过是徒劳而已。这不但与世界潮流
不相符，就是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的多数中国人也不允许。因为无论怎 样讲，改革三十年，这个社会总体上多少也是进步了。尤其和毛泽东统治时期比，多数人
不再是生死线上的苦苦挣扎，多数人不再是在红色恐怖中偷生。我们批评改 革三十年是跛脚改革，就是因为这场改革对政治体制的触动几乎没有，而不是说这场
改革什么都没有触动。虽然这个跛脚的改革留下诸多后患——如钳制言论、国家 垄断、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等，但这个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
虽不那么富有，但总算是摆脱了极度的贫困；距离政治文明还很远，但我们总算是摆 脱了血腥和残酷。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不再是毛
泽东的愚民，由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 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
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对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而言，却能认 识到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质并没有变化，体
制上毛泽东的阴魂不散，意识形态毛泽东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到中国人在近60年 的历史中，不但毛泽东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
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其原因就在于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给我们留下了的思想活力，让人们懂得 了：并不是哪个伟大人物、社会精英才有脑子，我们自己就
会思考，就能明辨是非。既然如此，汪洋先生重提"思想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中国真有谁需要 思想解放的话，那就是当政者诸君！从你们那个一党专
制的独裁思想解放出来，把从你们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梦呓中解放出来。从你们窜改历史、掩盖真相的谎 言中解放出来！简而言之，执政的诸君必须时刻铭
记在心的是：你们早就不应该是中共的驯服工具，更不该是皇权专制的权臣，而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合格的公 民。
去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忽悠了我们一回，今年汪洋的"思想解放"还有必要再忽悠我们一次吗？我看大可不必。近60年 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
国，但凡闹得昏天黑地的事情，要么不了了之，要么事与愿违。这次汪洋在广东高调喊出"思想解放"，国内也有不少文人学士立马跟进，难 道我们又要有什么
大举措？渐进民主又要跨越式了不成？其实什么都不是。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 出过一些很好
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 以高踞在
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之所以是空话，就是光说不练，说了不算，还抱着那个一党专制死死不放。既然能说会 道，
就是知而不行。你一个行动都没有，你就是高呼十次、百次"解放思想"又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民主宪政也罢，在当今中国决不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行
动上的问题。对执政党来说，则是决心、勇气和政治技巧。鲍彤在年初就说："只要愿意做，应该是可以做的。"其实问题的关键，就看当政者是玩真的还是玩
假 的。玩真的，中共就拿出行动来，玩假的，中共就哼着民主政治小调，和那些文人学者去清谈好了。要不理直气壮公开宣布：一党专制一百年不变。你们要是
敢这样 说，也敢这样作，我们也就认了。当好奴才，决无二心。无需打着民主宪政，政治改革的幌子，东拉西扯，八方敷衍。我们也就不会在你们的只言片语、
字里行间去 打猜猜，去领会什么重要精神，去读出什么微言大义。这种把戏我们已经玩了几十年，犯得着吗？
二十年前蒋经国开放报禁与党禁，前后分为4个步骤：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和解除报禁，在1年 半之内循序渐进。台湾是在军事戒严状况下
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因为是玩真的，结果事情十分简单。他们既没有唱"思想解放"的高调，更没有什么大肆宣传；既无 宏伟规划，也无民主蓝图。只是他明白
也愿意这样做，结果就是可以做，也可以做成。所以步骤清楚，时间确切。而大陆的政改，从八十年代就说起，且不说报告作 了多少回，就连党章也不知修改了
多少次；一会儿是邓小平理论，一会儿是三个代表，一会儿是科学发展观。学习啊、心得啊，激动啊、热泪啊，不知耗费了多少光 阴。但至今仍无任何步骤，更
无任何时间表可言。号称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大陆，难道条件还不如军事戒严三十八年的台湾？是组织领导无能，还是公众素质太 低？种种遁词，其实没有哪
样是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尤其那个国民素质低下的屁话，说出来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统治大陆近60年，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其素质还不如腐朽、没落、错误的国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事戒严能走向宪政民主，改革开放还能退回独裁专制？这 可真是天下奇闻。其实，要实现民主宪
政，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奥复杂；既无需几大本的研究报告，也无需什么民主路线图，要的只是当政者的诚意。简单地讲， 就是看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蒋
经国玩真的，不到两年时间就大功告成。慈禧玩假的，好歹也有个七年宪政准备期。我们就是玩假的，总不能连慈禧都不如吧？
作为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的当事人，新闻局长邵玉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到："开放报禁时，他们叫我不要问太多，只问'行政院长'俞国华有什么样的指示，
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要弄清楚他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70%、80%还是100%地开放？没有，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说，你看着办，你认为
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俞国华"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句话，使邵玉铭清楚了蒋经
国的开报禁是100％ 玩真的。于是他就放开手脚，在短短的一年内，整个台湾媒体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政治民主的有力武器，而原来的第一大报《中央日
报》却在民主时代走向没 落。对此，邵玉铭说到：" 实际上《中央日报》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除报禁的结果，我是'罪魁祸首'。《中央日报》的结
束对于我来讲，反而证明中国 国民党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指标。"把《中央日报》的没落看作是国民党走向政治民主的一个标志，而不是把《中央日报》的
没落看作是国民党的失败；一个事 件的不同结论，恰好是价值观不同的结果。而中共至今还抱着一党私利不放，花那么多的民脂民膏养着中宣部为首的那么多的
废物，是以一党之私利为目的，还是以 社会进步为宗旨？泾渭分明。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汪洋先生大讲"思想解放"又能如何？与其如此，还不如把那个中宣部
撤销了！撤销中宣部带来的思想解放，我看 比口号和清谈强一百倍。
三十年前那次思想解放，使我国的思想文化界在80年 代出现了几年繁荣的气象。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就提倡宽厚、宽容和宽松精神，有人称他为三宽部
长。他在中宣部干了些什么呢？据他自己讲，"来北京，让我 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
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 点嘛'。"可见他并没有下车伊始，也没有烧几把火，而是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
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 的争论和反复多年 的争吵，……。这样，在他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
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 和 社会政治环境。"据我所知，那时的中宣部少有发
文，也无什么大肆宣传。其结果，反而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相对繁荣。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朱厚泽只有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不压制他人，营造宽松环境，而
这个行动比那些口若悬河的口号和清谈的效果却好得多。
我并不想过多地抨击汪洋先生，对他讲"思想解放"的正面效应也略知一二。但我觉得应该提醒汪洋先生的是：你应该象邵玉铭那样，向政治决策层问清楚是玩真
还是玩假的。如果是玩真的，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口号和清谈。如果是玩假的，你说多少思想解放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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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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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改的致命伤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张五常
很不想用上听来是那么严峻的题目，拿开了几次，最后还是采用了。写文章我不磨斧，喜欢开门见山，有话直说。这样的文字读者多，但捱骂却免不了。无所谓，
像我这个年纪的学者，说几句违心话不会有机会向自己交代了。
新劳动法惹来的祸，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大麻烦，可没有想到麻烦会是那么大。工厂倒闭，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而诉之于法，劳、
资双方敌对，手法千奇百怪，极具想象力。这一切，不是我事前没有想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么严重。这几年从国内跑到外地——尤其是越南——去设厂的炎黄子孙
不少，转移有利阵地也。近来传言四起，说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问津越南者急升。我不反对国内的厂家投资越南或其它廉价劳力之邦。为了生计，或要多赚钱，
无可厚非。我反对的是中国推出法例，把投资者赶到越南等地方去。
为什么新劳动法会有这样庞大的杀伤力呢？不是肤浅的问题。三个月前，我跟阔别了十二年的德姆塞茨进晚膳。提到中国的通胀复苏，他说恐怕北京会推出价格管
制。我说：「不会的。」他问：「为什么不会？」我回应：「一言难尽，刚才交给你的长文内有解释。」那是我在去年九月完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第二稿，
用英语，是为高斯动笔的。该文对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有详尽的分析，其中指出一个要点：在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下，对地区不利的政策在中国不容易推行。我
说担心的是地区没有话事权的政策，例如关于货币的。
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为什么会闯出大祸呢？读者猜到答案吗？我赌你猜不中。我的答案，有两方面，相关的。其一是新劳动法的第十四
条，那任职十年后自动改为无固定期合同的，逼使老板回顾数手指，要在新法推出之前采取行动，或起码要考虑怎样「走位」才对。
其二是新法之前的旧劳动法，一般没有严厉执行。不少机构，尤其是那些看似平凡但其实是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我称之为接单工业的，在国际激烈竞争下，利润
甚微，历来对旧法忙顾左右。超时工资不超，假日工资却假，等等，劳、资双方你情我愿，大家有工开工，有饭吃饭。看来有点那个，然而，就是在这种若有若无
的旧法处理下，中国的劳苦大众——包括苦了数千年的农民——从二○○○年起其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经改的奇迹主要就是这一点：什么高楼大
厦、高速公路、跨海大桥，等等，皆次要。新劳动法的推出，逼使大家回顾数手指，漠视旧法的行为，面对可能被炒的员工不难旧「债」重提了！这样一来，新劳
动法的大名不胫而走，大家得过且过或忙顾左右的日子是过去了。然而，就是在那些得过且过的日子中，贫苦人家的生活水平升得快，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
朋友，你做过生意吗？我做过，为了经济研究需要的深入体会，屈指一算，尝试过的行业达十九项之多。我不怀疑刻薄成家的老板存在，但经验说，懂得赚钱或赚
得心安理得的雇主，不可能不知道善待员工是黄金定律。员工作出贡献，公司赚到钱，加薪是鼓励，老板的回报可以预期，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哉？困难是做厂或
做生意赚钱，谈何容易？靠投资地产或股票的可以碰巧发达，但要落手落脚的玩意，竞争者无数，不善待员工是死路一条。
说过无数次，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归根究底，那些可以自力更生的人，政府要做的是鼓励他们自力更生，给他们机会自己打上去。昔日的中国
扼杀了这机会，于是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人民币升值、禁止数百种来料加工的产品出口、某些进出口税、知识敎育左管右管，等等，也削弱了自力更生的机会。最
严重是新劳动法的推出，不仅本身约束了市场的合约自由，大幅提升产出成本，而又因为有人民币升值等局限转变在前，在新法带动下变得多管齐下，加起来是中
国的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
这里我要把一个说过的重点重提。中国人多地少，天然矿物乏善可陈，是没有资格搞什么福利经济、最低工资等奢侈政策的。中国有的是人，脑子聪明而又可以刻
苦耐劳的人，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本钱了。给他们所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机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西方的福利政策或乱搞一通的劳工法例，目的是把租值转移，一
般用于地大物博或产品名牌及发明专利价值奇高的国家。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导致无数员工被炒及公司关门，证明着我说过的：地球一体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廉
价劳力暴升，在中国养活无数低下阶层的企业，赚取到的租值甚微。
那天访问了一位在广东设厂的朋友。他在国内做厂浮沉了好些年，是接单工业的专家。关于新劳动法，他说可幸的是他目前的工厂是新开的，只开了一年多，困难
还不大，未雨绸缪，他们正在考虑多方面的应对。听了个多小时后，我教了他一个法门。你猜是什么？是把他厂内的生产过程的所有部分尽可能改为件工制。三十
多年前我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一九八三发表了以件工为重心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该文今天在国际上还屡被引用，行内的朋友视为经典了。件工这回
事，不是产出的全部过程都可以用，但好些部分，通常不用件工的，原则上可以用件工，只是计算与审查质量的费用略升少许而已。如果产出过程全部采用件工合
约，新劳动法的九十八条全都废了！
想想吧。我是工厂老板，接到定单，可以对员工说：「我要百分之三十作毛利，是厂房、维修、利息、管理、灯油火蜡等需要的。余下来的百分之七十，扣除原料
后，你们按件工摊分吧。接不接这张单你们决定好了。」三十多年前香港的某些厂家这样处理，大家相处安然。那些是件工比较容易采用的行业，但我知道，只要
接受交易费用略为提升，大部分的工厂可以把大部分的产出过程通过件工合约处理。同样的思维，是原则上，一家工厂可以把不同部门「斩件」，判给员工，让员
工作自己的老板吧。这是我一九八三那篇文章的一个含意，触发了行内的「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之争，打起官司会是很过瘾的。
以件工处理产出，新劳动法管不着。有一个险处。七十多年前的美国，因为最低工资不低，加上工会的极力反对，件工被定为不合法。如果发明新劳动法的有本领
在中国废除件工制，那是神州大地的末日，杀上门来再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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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张五常作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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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对外投资中的腐败问题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綦彦臣（河北）
拜赐于中国新闻行业在强力管制下的商业化冲动，一些涉及全民利益的事项得以透露，比如国企海外投资冲动或叫"资本出海"。与这类的重大信息相关，国企的
腐败问题日渐为民间（自由身份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尤其是电力系统的腐败造成人祸"天灾"，从郴州之"资兴电力窝案"到三峡工程带来的多处滑坡现象，等
等。
电力企业的海外投资冲动成为电力腐败大问题中的一个小哑迷。据电力业内专家称：中国电企的海外投资冲动是缘于国内发电资产基本上是国有和地方所有，难以
收购，所以要到海外去收购。这样，在国外赚回钱来就能够抵销电价上涨的因素。但是，"到国外去投资（收购）就能赚钱"无异于一个经济神话。不妨看看专家
阵容强大、资本极其雄厚的中国投资公司向美国黑石集团的投资，不是一出手就亏了12个亿吗？当然，既为投资就当赔当赚，不过，专家阵家强大何以不熟悉海
外投资环境呢？恐怕还是腐败抵消了学问。这个猜测也许永远不会被证实，因为"监察"也好，"审计"也罢，还有对经济大大外行的"纪检"，对海外投资的监
督都是鞭长莫及。这样说好听一点，本质上在权谋化官场上（也即反腐败高度政治化的潜规则下），海外投资大盘子本身就与监察、审计、纪检系统的高层人士有
着难以理清的正相关关系，谁会问百姓看不到的东西呢？
海外投资正成为权贵集团"胜利大逃亡"的管道。
海外投资的亏损程度与腐败情景，北京权力高层也不是不知道，"网开一面"也成了和谐社会的一个指标。没有人指望在海外投资领域中揭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
案，可是呢，海外投资整个操作链条上已经自己向社会做了说明。比如，国家发改委国外资司助理巡视员（副司级）何连中的贿案，即是如此。媒体称：何长期执
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生杀大权"。向其行贿以期获得对海外投资资格的公司既有大牌头的国企如中石油集团者，亦有效绩不错的民企如辽宁大成集团之类。
放下何案细节不论，仅就行贿作为一种投资方式而言，行贿者除了正常商业获益之外，肯定还有更大的图谋，如高管们转移资产即将非法侵吞合法化。否则，堂堂
的国企何必去冒被查处的风险去行贿呢？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确实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政治伦理思辨。在全面私有化的民间诉求和体制内开明派亦同声相求之呼吁被压住后，权贵私有化势力一方面鼓
吹"中国式国企经营模式"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新垄断"，另一方面又以争取资本（海外）投票权、外汇储备资产增值等具有民族主义底色的口号为包装，开
辟了腐败的"第二战场"。就社会后果来看，前一个问题甚至比后一个问题更厉害。权贵私有化集团一方面想"冲出去"，但另一方面却拒绝外资"走进来"。
这个拒绝既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抵抗，也不是个案意义上的"挑剔"，而是拒绝外资介入带来的财务重组、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因为一旦那种重组与变化出现，不
但会使重大的腐败案件被揭出，而且还阻断了他们腐败的后路，比方说你再强烈要求向海外投资，那么肯定会遭到外资股东的质疑。如此而论，不是说"演
义"（演绎），因为无论人寿保险业拒绝外资进入还是航空运输业排斥有条件的合作者，背后都是权贵私有化集团的力量起了主要作用。
再过十年，经济史家怎么写我的改革史呢？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其中不仅精英与民粹之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会让经济权力的运行真
相成为一场"中国戏剧"。
没有政治民主化，被媒体堆砌起来、被权贵私有化集团包装起来的"经济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对大众经济人权与资本自由的残酷践踏。出卖公众利益，再让公众
为他们喝彩，未免玩得太高了一些！
--2008年2月21日写于北京会见友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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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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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道学和伪善者提倡的排队日和让座日
--丁弘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程功问
子曰
如果一个人好吃好喝、骄奢淫逸地活着，却要求别人节衣缩食、安贫乐道，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假道学、伪善者。现在，北京市的政府官员就在扮演者这
样角色，他们一个个风驰电掣地豪华轿车坐着，却突发奇想似地设立什么每月11日的"排队日"和22日的"让座日"，要求京城的老百姓都能规规矩矩地、老
老实实地去乘公交车。
他 们的厚颜无耻在于，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进行这样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说教。如果说，五十年代的周恩来还能亲自去挤挤公交车、朱德还能还能很随意和老百姓一
起逛公 园的话，排排队、让让座还能显示出鱼水相融、亲如一家的场景，因为作为领导的毕竟还有一定的道德垂范意义。现如今、贫富悬殊，官民对立，你
们"大奔"、"A6"的坐着，却给老百姓的出行订立那么多这个日，那个日的，这不伪善，不是荒唐，不是假招子，又是什么？
他们的恬不知耻还在于，他们明明知道中国人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方面要求家家安装坚固合格的防盗门、防盗窗，让老百姓千万不
要和 陌生人说话，对乞丐也不要前去施舍，连摔倒的老人也不能随意搀扶；另一方面却还要"和谐社会"的一种表面光，让老百姓明面上要做彬彬有礼、规规矩
矩的谦谦 君子。这种自打耳光的前后矛盾，不是虚伪，不是无耻，不是走过场，又是什么？
老 百姓对宣传"两日"的反应，说是"吃饱撑得"，认为排队让座，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何劳市政府来大动干戈地来宣传，官员们能不能干点该干的正
事？"雷锋精 神"不就是每年三月来，四月走吗？不过，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两日"的背后，看看那些脑满肠肥、颟顸伪善的政府官员所研究出的一个又一个馊
点子，也能让人读 出这个扭曲社会无处不在的"假大空"！
有诗为证：
上梁不正下梁歪， 骄奢淫逸都是官。
扬汤止沸不管用， 缘木求鱼实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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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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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子党猖獗的地方缩影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牟传珩（山东）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太子党已成为中国大陆政治、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出的权贵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借助于中国特色的老人政治，正在侵占公共资源，挤压社会
公共利益，而且极其深重地影响着中国政经时局与走向，已经成为当今海内、外舆论聚焦的话题。
日前，中国青年报《辽宁阜新公安法院制造冤案陷害举报者》文章揭露，辽宁阜新公安、法院在该市老市委书记王亚忱的压力和其在公安局任职的太子（其女王晓
云是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其子王晓刚任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亲身参与下，联手共同策划、制造了对举报者许宁冤假陷害案。他们先后以偷卖盗窃汽车和诽谤
诬告罪，导致许宁2005年4月1日被抓，相继非法羁押60多天，严重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这起前市委书记父子陷害许宁案件的原因，正是由于许宁大胆举
报了王氏家族凭借权力经商发财，违法腐败案情，而阜新市公安局、法院却迫于前当地"一把手"权势和太子淫威，多人卷入，共同作案，借助于公权力制造的一
起打击迫害举报人案。中国青年报曾撰文披露：举报者许宁驾驶的车刚开过阜新市解放大街广场，一辆白色警车突然别住了他们。"车一停，王晓刚和另外3个人
跳下车，王晓刚挥着两尺长的警棍，一把把许宁拖下车。" "王晓刚用手铐把许宁的手抽伤，然后把他铐上，掏出手枪顶在许宁的头上，一边拖上警车一边
骂，'我打死你，你信不？'" 可见今日中国的地方老人政治权势与太子党横行有多猖獗，充分展现了一个中国特色太子党蔑视法律，为所欲为的地方性缩
影。
此案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党不可信、组织不可信、公检法部门不可信、法律不可信的普遍"四不信"心理。
2006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曾以《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为题，对围绕许宁案发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问题进行了报道。今年1月21日，辽
宁省葫芦岛兴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晓云有期徒刑三年。许宁冤案终于水落石出。这份判决书显示，相关司法官员明知许宁无罪、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仍与王
晓云等人结成死党，公然给许宁罗织罪名、伪造法律文书等。但这篇文章最终并未解开"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的谜底——并未深刻地揭示出当今中
国自上而下的老人政治权势与太子党横行社会的制度性原因。
中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等都明文规定：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
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
计、人事、财务工作。公安机关更应如此。而发生于辽宁阜新市的前市委书记"家天下"案，"副局长姐姐直接分管副支队长弟弟"的事实，是对中国《国家公务
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等都有关规定的巨大嘲讽。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法制现状。而这样的爸爸领导儿子，姐姐分管弟弟
式的书记、太子"家天下"现象，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
其实，中国地方太子党猖獗现实根子在上面。尽管中国在形式上还没发展到如朝鲜那样明显的金家父子王朝，但人们有目共睹的是，这些年来国家领导人子女被突
击提干，越来越多地盘踞中央各政要和经济权力部门。如今网上流行一份"中国大陆高官子女"名单，在册收录了大陆高官子女多达七百多人的佐实材料。
在今日中国，太子党势力已是百姓普遍痛恨又无可奈何的政治现实。所谓太子党，主要是指那些凭借老子"闹革命起家"的政治资源而进入政坛和商界，并攫取了
极大权柄或利益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有恃无恐，非法妄为，疯狂侵占公共资源，挤压社会公共利益。他们因为有老子政治影响力的庇护，揽权掠财，已到了无
所畏惧、无法无天的地步。众所周知的厦门远华案中，就有太子党们的一个缩影。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有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
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当下，那些在位高干或已退休高干腐败分子背后都能牵出一串贪子女、贪配偶。"老革命"的
子女借助其权势，继续掌权或以经商为名不择手段地掠钱、洗钱、捞钱、欺压百姓，这已成为当下中国越来越腐败的一种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官场之上素来都有官官相护背景，而且为了维护家族特权地位，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形成盘根错节的家族裙带关系网，而所谓太子党也并
非一个新鲜的名词。在民国时期，国民党也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及太子党势力，但比起今天中共太子党的声望与实力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太子党崛起可比大国地位崛起的更快，更令人发指了。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能如此复苏、继承并发扬光大"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的封建传统，已经很好地诠释了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管，当
今官方媒体从不敢触及太子党这个敏感话题，中共高层官员也多掩耳盗铃，不予承认，但太子党的称谓与现实，早已为百姓"广为传颂"，深恶痛绝。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共高干子女也有优秀者，也可经商从政。但问题在于在一种没有民主机制保障的前提下，凭藉老子的政治影响力晋官加爵，巧取豪夺，甚
至像辽宁阜新这样的书记、太子"家天下"式的非法妄为，欺凌百姓，便是不可饶恕的了。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当今中国缺乏法治制约和新闻监
督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如此老人政治权势与太子党横行猖獗的现实。这便是"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的真正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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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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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城管的制度困局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张鸣（北京）
中国的城管部门，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一方面，它的职能有点类似警察，管了很多本该警察管的事，自己也定位是"执法部门"，装备也很像是警察，除了没有
枪， 头盔和防护服都有了。但是，它作为执法部门的法律依据，却不充分，最关键的是，它在老百姓心目中，执法的合法性力度大大不够，因此引起的反抗和不
服从也比 警察要多得多。
各地接二连三传出城管打伤打死人的故事，继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之后，又传出长沙城管掐死人的消息，一时间，让城管的这种尴尬存在显得很扎眼。其实，现实
中 不仅有城管打死打伤人的，也有城管被打甚至被杀死的，虽然前者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后者。吊诡的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殉职，社会舆论一般不会同情杀人
者，但城 管遇害，舆论的同情一般都不在他们这边，这反而更加凸显城管存在的尴尬。
说起来，城管的存在，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和街道居民委员会体制失灵之后，形成一种妾身不明的替代性体制。实际上，城管的管理范围，多是城市社区的
事 儿，在发达国家，这些事，本属于城市社区自治的范围，根本用不着劳驾政府出面的。只是，在中国，只要一个机构具有了执法权，无论这个权力得没有得到
法律的 充分授权，这个机构都会有自我牟利的冲动，这个冲动，直接的结果就是管理权限的自我放大，现在的城管之所以权限如此之大，甚至在某些城市，还发
生过跟交通 警察的冲突，从本质上讲，就是这种机构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
从理论上讲，城管的这种自我膨胀，势必导致他们在执法方式上日趋野蛮化，天门城管"打出威风"的口号，其实不是个别的，不打出威风，在执法上合法性不足
的 情况下，就什么事也管不了，更谈不上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了。换句话说，老百姓不服，就只好动武，打死了人，一般说来，如果消息没有被捅出去，都是
可以私 下了解的，否则城管不会如此放手大干。
因此，提倡城管的柔性执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城管是把自己当警察的，警察不能柔性执法，为何城管可以柔性得起来？真要柔性，最大的可能，是什么事也管
不了，漫说强制拆迁，就是驱赶小商小贩，也赶不动。
事实上，城市管理，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建立城市和社区自治的架构，让居民自己管理自己，这个自治，当然也包括那些在城里做小商小贩的人在内。在这个世
界 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居民，乐意让自己居住的地方乱七八糟，毫无秩序，但是，事事都由政府出面，生出一个又一个机构来管，平白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更
不是居 民之所愿。一个实行自治的城市，管理城市的法规，是城市居民自己通过代表制定的，小贩在什么地方可以摆摊，游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社区，都有法
规来管。如 果有人违反，自有居民组织都可以出来干涉，干涉不听，则可以报警，只要有警察执法就够了，没有必要有一个事，设一个机构，市场归工商，卫生
归卫生局，街道 秩序则设城管，彼此交叉，叠床架屋，有利则管无利则放，干耗纳税人的钱财，让政府的行政开支，总是攀登在世界最高峰上。（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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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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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公民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致函中国政府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王丹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暨所属使领馆：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凭合法护照来到海外。但在十多年中先后被中国政府的驻外机构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我们写此信是要求中国政府按照中华人
民共 和国宪法和法律及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义务，给我们恢复或者延期中国护照，以便自由进出中国，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我们被中国政府吊销护照或者拒绝办理护照延期，并被禁止进入中国，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所认定的政治原因。我们曾多次分别提出要求，但是至今中国政府并没有
依法解决问题或给我们做出合法解释。现在，我们集体提出要求并重申我们要求的合法理由及我们的行动决心。
我们的合法要求是
依法恢复、延续或更换我们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尊重我们自由进出中国的权利
保障我们在中国及海外享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
依法惩办那些由于渎职或进行迫害侵害了我们公民权利的官员
我们的要求的依据是
对公民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入境，都是处罚措施。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任何国家机构对公民的处罚措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款并通过法定
程序作出和执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体系中，没有剥夺公民护照和禁止公民入境的处罚条款和程序。
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中国公民享有一系列公民权利，这些权利非经合法程序不得被剥夺和侵犯，如果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权侵害和剥夺公民的权
利，应 当受到法律制裁。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出入国境，事实上剥夺了中国公民的所有合法权利，因为公民无法进入中国享受权益。
由于各类迫害导致的国际难民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责任维护国际安全，防止出现国际难民。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以及
禁止公民自由入境，事实上制造无国籍难民。这与中国的国际责任不符。
今 年中国将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奥林匹克章程，任何国家不得以政治和宗教为由歧视某个群体的人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中国政府在申办奥运会时承
诺接受 和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以拒绝公民入境作为政治迫害手段，是事实上歧视政治异议人士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违背国际奥委会章程。
根据宪法和行政法规，中国公民依法提出要求、意见以及申诉，国家机构应当及时依法答复，纠正错误，惩办渎职和违法官员。
如果外交部暨所属使领馆继续无视我们的合法要求，在一个月内不依法纠正错误，满足我们的正当合法要求，我们将依照法律和国际惯例，利用各种方式，维护我
们的合法权益和人类正义
我们将依法在国内控告外交部和公安部
我们将依法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申诉
我们将依照国际法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控告中国政府制造无国籍难民
我们将向国际奥委会控告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奥林匹克宪章
我们将呼吁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合法要求，采取各种方式要求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的公民资格和权利，遵守中国的国际义务
我们将呼吁世界各方面关心中国和人类正义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要求，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的权利，遵守大国的国际义务
最后，我们宣布，如果在一个适当期限内中国政府继续漠视和拒绝我们的合法正当要求，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回到自己的祖国，行使宪法保障的公民权
利。由此产生的后果将由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承担责任。
中国公民
王丹 王军涛 胡平 陈一咨 杨建利 吾尔开希 刘刚 陈小平 吴仁华 刘念春 傅申奇 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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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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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公共利益便没有保障
--谁制造了如此陷害案?
杨宽兴（北京）
在2008年初的冻灾面前，整个中国显得十分脆弱和手忙脚乱，而这种脆弱和忙乱还是在各地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的情况下发生的。表面看来，这表明了有关应急
预案的不足，但更多地了解有关冻灾和交通堵塞事件的细节，我们会发现，应急预案的不足远非问题的根源。
2008年2月4日，当我最终决定返回山东老家过年的时候，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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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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