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权转型系列二：权斗与负资产
胡锦涛、习近平和温家宝
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将于11月8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把执掌十年的政权移交给下一届领导人，而新的最高统治层的能力、人品、权限和政策，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年的命运。
BBC中文网记者嵇伟十月初前往纽约，在“纪念胡赵基金会”主办的《胡赵精神与中国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上采访了十多位来自中国大陆和在美国、欧洲的著名学者，谈中国的政权交接与政治转型。这是第二集：胡温政治遗产及党内权力斗争对下届中共领导层的影响。
在胡温政权谢幕之际，过去十年中国政府的政策、政绩、失败、以及胡温“遗产”，尤其是显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之激烈的薄熙来事件，都将对十八大后的新一代中共领导层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学者及观察人士正在对此进行越来越多的分析。
人事钳制
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六四民运领袖之一王军涛首先提到人事和思想体系，他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受到上一代的人事钳制，二是受到上一代的思想体系束缚。
具体到胡温对公认的中国下届新领导人习近平与李克强政权的影响，首先会是十八大人事安排上的争夺战。虽 然在王军涛看来，胡锦涛和温家宝不是非常留恋权位的人，在这方面不会有太激烈的竞争，但胡锦涛和江泽民这两大党内派别，都将会让自己在新政府中安排的人对 新领导人形成限制，所以新政府必将受到胡、江两派的钳制。
在大政方针和意识形态方面，新一届领导人不能做太大的实践上与口号上的转变，上一代甚至更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比如胡温和江朱及邓小平时代提出的思想体系和宣传口号，将对他们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有束缚力。
持续权斗
被称为一度使中共十八大接班计划陷入混乱的薄熙来事件，在中共体制内，让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出现巨大争议，对新一届中国领导班子上台后的人事、工作及决策也都将带来很大影响，甚至会改变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模式。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前社长吴祚来认为，在处理了薄熙来事件之后，党内派别斗争会相对平息，得到政权的人会很快巩固自己的地盘，得不到政权的人失势后则很难再有作为。
但他认为，中共党内的这种博弈和斗争今后还将持续，只是不会像这次这么厉害，因为这次的薄熙来有特别的政治背景，他敢于挑战最高领导层，而将来其他闹事的人如果没有薄熙来这样的背景，可能就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著名学者姚监复接受BBC记者嵇伟采访
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同意吴祚来的观点，但他认为，自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 共党内斗争渐趋缓和的这一趋势，将因为薄熙来事件而改变模式。虽然今后出现因偶发事件带出爆炸性结果的几率极小，但今后的党内权斗可能更强烈，手段更厉 害，不斗则已，一斗就动杀机。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认为，薄熙来事件暴露中共党内权斗激烈并不奇怪，他说，当年毛泽东就曾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则千奇百怪。
他还引述了胡绩伟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建立“党内民主”，具体办法就是党内派别活动公开化、合法化，这样可以延续一党执政。而从这点做起，党内派别就能够成为公开的政治派别。如果能做到这点，就会成为胡温任上出现的薄熙来事件对下任的积极影响。
“纪念胡赵基金会”现任主席李进进律师不那么乐观，他指出，中共党内的斗争是没有规则可循的，那是一种铁幕后的交易，只要这种铁幕后交易仍然存在，下届中共领导人中就免不了再发生激烈的权斗。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胡星斗则把薄熙来事件看作是路线斗争的因素多于权力斗争，他认为这是胡锦涛、习近平和薄熙来分别代表的政治势力所进行的路线斗争，胡温和习近平代表了改革势力，薄熙来则代表了主张公平分配财富的文革式毛左势力。
新近流亡美国的著名作家余杰认为，之所以出现薄熙来事件，并不是因为薄的个人道德败坏，他只是制度的产物，首先是因为有了胡锦涛这样的极左的毛泽东主义者，于是才有了薄熙来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用毛思想来为自己拉拢权力和人气。
现在虽然薄熙来倒台了，但是毛泽东主义和极左派在中国还没有倒台，它的思想体系的根子在胡锦涛那里，而这一政治遗产影响深远，以习近平为首的下一代中共领导人能否破除这种毛左意识形态，余杰持悲观态度。
官民对抗
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由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贪腐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贫富悬殊日益加大，导致 越来越多重大群体事件的发生，这种在胡温时代发展到了引起国内外严重关注的民间与当局强烈对抗的现状，也被公认是将给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执政与政策的制定 带来巨大的影响的胡温政治遗产。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认为，胡温政府在经济上的成功固然起到一定的稳定社会和民心的作用，但是由于在经济成功的同时却不进行政治改革，以致出现巨大的两极分化，国民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也为下一届政府留下了潜在的巨大的矛盾。
中国当局公布的显示农民收入提高的官方数据，只是一个收入相对增长的数字，并不是绝对值，中国农民的真正收入虽然与以前相比有所提高，但远不及城镇人口的收入。这一经济上的矛盾目前虽被掩盖，但在新政府上台后，可能演变成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
中国宪政研究学者张博树
此外，生态矛盾也会演变成政治与社会矛盾。比如胡温任上出现的四川什邡请愿抗议和江苏启东示威事件，都 是因环境污染导致民众走上街头，自发举行示威抗议。这都是非一日能解决的影响未来的生态问题，恐怕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将面临更多更严重的因环境污染、破 坏生态而引发的群体事件。
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中国宪政研究学者张博树认为，胡温执政十年中，官民冲突严重，每年发生十几万起以上的维权事件，当局依靠暴力维稳，于是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如果胡温的接任者是具有责任心的领导人，即便他们想要在政治体制方面有所作为，希望推动改革，推广民主，最后走向开放党禁、报禁，他们也会因为江泽民和胡温时代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政治负资产，而面对棘手的困难格局。
这些政治负资产中包括毛泽东时代发动的文化革命，邓小平时代的镇压六四民运，江泽民时代的打击法轮功 等，当时的政府不解决，都留给了后代，所以负资产越积越多。到胡温时代，除了以上历史遗留问题，又加上了对茉莉花散步的镇压，而这些政治负资产就会使新一 代领导人在刚上任时就背上沉重的包袱。
著名学者、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历史学博士陈彦说，包括胡温在内的历届中共执政者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习近平新政府的影响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进退一步都可能影响全局，所以陈彦的结论是，尽管新领导人要进行政治改革很难，但不改可能更难。
对于公认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层将会在未来十年中如何执掌政权，将把中国引向何处，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何种影响的人们目前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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