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流氓五道杠
摘要:中国的流氓不止在街头市井、夜店赌局出没，也时常现于学界文坛之类。原是想上层建筑该多较大较雅的人物，不想却发现许多沸沸扬扬的争端并非起于大人物的呼风唤雨，而在小流氓的兴风作浪。
学界流氓五道杠
中国的流氓不止在街头市井、夜店赌局出没，也时常现于学界文坛之类。原是想上层建筑该多较大较雅的人物，不想却发现许多沸沸扬扬的争端并非起于大人物的呼风唤雨，而在小流氓的兴风作浪。
这是正常的。比如原本就没什么人物可言，只是包装炒作的果子。当包装破相，炒作糊锅，他们也就干瘪下来，还原成了最初的样子——因为这许多年的膨胀失学，他们甚至还不如当初。另一方面，随着“人物”的垮塌，原本吸附于他们身上的虱蚤虫豸、粉丝饭粒纷纷落地。又因一时无主，所以有的茫然，有的沮丧，有的叫骂，有的去找新的宿主，挑新的事端。
可怜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宿主也正在做着与他们同样的事情。所谓乱象，就是他们全部失去了宿主而已。
周末，将韩方之争前后过节又细看了一遍，连带着之前无暇欣赏的韩寒视频与文字，有了一些新的观感。这个容当后说，先说点儿其他。
拙文《“公知”的破落》之后，有人留言——“楼主你摸摸良心，敢回答刘菊花论文造假是真的吗？不敢回答就证明你是个特务。”
我这人向来随和遵命，于是马上去摸良心，问自己刘菊花是谁。忽想到之前似曾听说，像是方舟子的老婆，而她论文造假的情况我的确不知，于是不敢回答，只好认自己“是个特务”。
“特务”这词我倒知道一点。现在自然无所谓了，但在当年罪名蛮大，大到“碗大的疤瘌”。不知这位网友芳龄几许，叫我“叛徒”如何？
还有网友留言——“在良知上，楼主明显破落户一个，这样子是非不分，逢方必顶，肯定是收了好处，或工作需要。”
这位倒也说得在理，我的所谓“良知”本来就在地上盘生，相对于那些漫天飞舞的“公知”与“革命理想主义”品牌，她的确显然“破落”。这我承认，但说我“是非不分”，“逢方必顶”则多少有些冤枉。我分是非反比一般人早些，尽管没有早到“杯中窥人”的程度，却也是因为领教了许多欺瞒与骗术后，才知道骗人不对，伪装不好的道理。
我并不认识方舟子，也谈不上喜欢，甚至一度还有厌恶，以为这样的人虽然精明缜密，却也往往流于“神经”。与肖传国PK之后，我发现我越来越钦佩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与不可思议的战绩。这不是一个仅仅有理有据的人就能做到的。所以“逢方必顶”全无必要，至于“收了好处”、“工作需要”，我只好谢谢阁下有心为我添点外财、找份兼差。
另一位网友的留言倒与方舟子刘菊花韩寒都相关——“150几位学者起诉方舟子老婆论文造假让人想起了成语围魏救赵。关键是一码归一码，方的假能证明韩的真吗？所以效果估计有限——还冒着失去人心的风险。”
“围魏救赵”、“一码归一码”倒都不失为机智的做法与想法，但将方舟子刘菊花韩寒混谈却也不免有些过虑。150几位学者“起诉”刘菊花“估计”只是针对方舟子，与拯救“大帅”韩寒无关。所以“效果”“风险”之类也就无从谈起了——我只觉得这样的阵势足以令那女人感到骄傲。
中国人多，中国的“学者”也多，应该是智者勇者多些才是。可惜，这一招儿终于还是显出了他们的实力。
说来有些令人尴尬，因为刘菊花是“方舟子的老婆”，因为方舟子打过她们——或她们的男人与朋友——的假，于是便组团合围刘菊花，还煞有介事联名“控诉”，求向刘菊花的院长书记。难道不能直接打到方舟子么？
我一点不替“方舟子的老婆”难过，也不替方舟子感到庆幸，我只替他的对手们感到伤神。平日怎么看都像是派克卓尔，结果一转身就成了某种铅笔，无可挽回。
同方舟子一样，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词也是“流氓”，而且是不怎么大的那种。如今稍微像样一点的战法都不是这样了，他们还停留在“流氓预备役”的阶段——我又收了一次方舟子的好处。
市井的流氓与学界的流氓虽然领域相迥，却也大同小异。市井流氓的手段相对单纯，勇一点的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怯一点的就是比较尊重“一米线”，一味张牙舞袖，喷对手一身唾沫了事。
学界的流氓因为有了智识，所以手法就多，而且较为斯文——遇到粗活儿也只会雇些“锤工斧工”之类，绝不自己动手。我总结了一下，学界的流氓术大约有五种之多，凡你日后见到如下的“五道杠”之一，不消说，你是遇到人物了。
第一道杠就是“联名”。
好事者好造势，以为人多也就代表了真理，人再多就代表了N个真理。实际上有什么关系？由流氓变“群氓”而已。
文革时的联名最多，常以“革命群众”为主。乌有之乡保持了这样的传统，之前他们联名起诉茅于轼、辛子陵，据说有“近万名”落笔，只是有点分量的还是那些老面孔，而他们似乎谁也没有与茅于轼、辛子陵单挑的尝试。
这次对刘菊花也是一样，一气拉出了150几位，翻片儿都难。我估算了一下，150几位分做四面包围，每面各30人众，还可以有20几位作为别动队，伺机出手。估计只有花木兰杨排风可以享受这样的排场。
有时人多并非好事。挖土倒煤人多就好，热火朝天，而学术不是赶集，不是起哄，不是群架，有谁将道理、发现、结论讲出才是关键。
第二道杠是“上纲上线”。
引一句他们懂得的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遗风中比较强劲的就是“上纲上线”。他们对茅于轼的“定调”是“颠覆国家政权”和“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对刘菊花的则是“破坏中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质量、人文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在海内外的学术信誉。”这些帽子都可以在文革的旧帽店里找到存货。
一部讲真话的书就是“颠覆国家”，一篇小小的硕士论文就会殃及“整个中国学术界”，我想这是“污蔑国家”与“学术界”。
第三道杠就是向组织汇报或向法院投诉。
当初起诉茅于轼辛子陵，乌有之乡范乡长们专程将起诉书送交北京市公安局及人民检察院，要求全国人大施压司法机关拘捕茅于轼。只是后来没了下文，不知乌有之乡公检法有何动作。
刘菊花这边，156位学者律师以及社会闲杂人士发表了“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及书记的公开信”，要求这个与那个。向组织施压处理个人，这是一个老套路，在中国也较为阴险有效一些。
我始终奇怪韩寒居然也迈出了这一步，向法院指控质疑者“诽谤”。幸好他收脚及时，没有抡空。
其实上告组织或向法院投诉是一把双刃剑，一自然可以借组织与法院之力压制对手，但搞不好也会自戕，沦为下作者一类。
肖传国如何成为了“锤子帮主”？韩寒如何成为了“H2O”？乌有之乡如何成了“乌合之乡”？原因之一即在这里。
第四道杠就是少学术，多恩怨。
从丈夫健在的“遗孀”到因丈夫结仇的女人，许多争执并非出于观点不同，意见相左，而是出于刻骨恩怨。茅于轼是因为动了“先帝”的牌位，刘菊花是为方舟子的打假中枪。否则一位耄耋学者的文章，一位职业女性的论文无论如何不会引起如此围攻。
与韩寒一样，刘菊花也属“躺着中枪”。只不过她不是特意躺在“地窖”里，而是因为躺在了方舟子身边。
第五道杠就是通常都会针对老人女人。
向来如此，既是流氓，他们的对手便不会是真正的强人劲敌。要么温厚学者，要么老人女子，截止目前还没有转向孩子的记录，但若需要，相信就会有的——比如方舟子刘菊花的孩子不妨小心了，说不定某天就会有150几个师生联名告你破坏学校的教育体制。
为慎重起见，真有必要附上两个声明：一、上述这些并非是说茅于轼刘菊花等不能打，打不得。有害自然要打，有假自然要纠，只是不必兴师动众，节能要紧。
二、因为方舟子也称讨伐他女人的男女为“流氓”，我怕是又要被人塞入“方阵”，兼职创收了。不过好在我不怵流氓，尤其是女流氓，尤其是有些姿色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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