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定期选举是全民可以参与而不发生混乱的民主模式。人民罢免或监督皆不可行，而且极易发生混乱。如果参与人民监督的人少了，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而参与的人多了，又难免发生混乱。人民罢免也是一样。
--检讨辛亥革命一百年
张国堂
20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但辛亥革命的目标，至今没有达到。而且，这一百年来，中国人基本生活在动荡、血腥、暴政和对动荡、血腥、暴政的恐惧之中。辛亥革命推翻了旧的帝制，但新的宪政民主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今天不知该如何纪念辛亥革命。
中国古人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我看有些事情是“知易行难”，而有些事情是“知难行易”。我认为个人的道德修行方面的事情是“知易行难”，而政体方面的事情是“知难行易”。辛亥革命一百年了，宪政民主仍然艰难，这是在“知”的方面出了差错。
总结西方各国的宪政经验，和中国百年的教训，我们今天认为：以基督教安民，以西学建制，以儒学治国。这是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最大的祸害是民众的叛乱。当然，暴政的祸害也很大。“官逼民反”、“民逼官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祸害。掌权者作恶，虽然有祸，但由于掌权者人数不多，因此其祸有限。而民众作恶，为祸最大、最烈，因为民众人数众多。而且，民众作恶，受害最大的仍然是民众。而且，民众作恶，必然会兴起暴君。古今中外历史上在民众叛乱中上台的人，一般都是暴君。如毛泽东、列宁、斯大林、希特勒等等。因此，基督教安民，不仅是国家之福，民众也享平安之福。
西学建制，就是以西方正宗政治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改建中国的政治体制，建立大选制度、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和文官制度。西方正宗政治学，就是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西贤的政治学说。
由于孙中山先生没有达到上述认识，虽然他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但仍然未能达到宪政民主的目的。
孙中山先生虽然是基督徒，但他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还违背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而他却搞暴力革命。“不可杀人”是上帝的诫命，暴力革命难免伤及无辜。
如果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宣传西方正宗政治学，同时坚持孔孟之道，这样，他必然能成功。这样虽然功效会缓慢一些。孔子告诫说“欲速则不达”。孙中山先生太急于求成。
孙中山先生编造三民主义，这是标新立异。而且，三民主义引导中下层民众争权争利，违背了孟子的告诫。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三民主义鼓动民众争权争利，致使上中层社会与中下层民众分裂和对立，这是致乱的祸根。
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因此，为政者一定要致力于维护社会和平，促进人与人的和睦。不可引导民众争权争利。
《弟子规》曰：“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如果官员、富人和民众都轻财重义，社会才能和平，人与人才能和睦。
耶稣基督对富人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太19:21）耶稣基督又对大众（包括穷人）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太5:17~19）我们知道，律法中有著名的摩西十诫。第八诫是不可偷盗，第十诫是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等。
我们要使富人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同时要使穷人明白不可贪恋富人的财产，也不可在政治上变相地偷窃富人的财产。这样才能使社会和平，人与人和睦。
孙中山先生以“耕者有其田”等政治主张争取民众支持，这是引导民众违反上帝的诫命。这是引导民众在政治上变相地偷盗富人的财产，其罪是大的。
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太19:23~24）贪财的人进不了天堂，免不了炼狱的火。
耶稣基督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阿，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路16:19~26）富人如果吝悭，不把自己的财富与穷人分享，就免不了炼狱的火。
穷人如果嫉妒富人，觊觎富人的财产，也免不了炼狱的火。
“平等、自由、民主、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卢梭主义的东西，是乱国的政治口号。如果孙中山以“王道、民主、自由、仁爱”为政治口号推动宪政民主，他必能成功。但孙中山先生却以“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的口号鼓动民众革命，这是他走向联俄联共的根源。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就是把小毒蛇放在婴儿的摇篮内与婴儿一起养，这是导致失败的严重错误。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无法获得中国中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也无法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因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担心他们的国家有人效法孙中山），加上陈炯明的背叛，使他更倾向于动员民众，并求助于苏俄。这是导致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失败的第一步。
必须说明，现在台湾的成功不能证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确，因为，台湾实践的三民主义是经过戴季陶和蒋介石先生修正了的三民主义。
而且，台湾只有两千多万人口，而中国大陆有十几亿人口。大陆人口是台湾的几十倍。我们应该知道，小国容易治理，而大国极易发生混乱、内讧。因此，在台湾行得通理论，在大陆不见得行得通。施明德反对陈水扁总统腐败的“红杉运动”如果发生在大陆，必然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大混乱。如果几千万人涌入北京，会出现什么状况？必然会把北京天安门附近挤得水泄不通。
汉密尔顿、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小共和国容易被外敌侵略而破坏，大共和国容易因内部的腐败和混乱而破坏。
中国是一个特大特大的国家，任何人想在中国实现比英美的民主更加民主、比美国人的自由更加自由的理想，其结局必然是失败，必然会因腐败和混乱而陷入专制。
由于大共和国容易因内部的腐败和混乱所破坏，因此，大共和国不能搞单一制（即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而必须实行联邦制的共和国。联邦制的共和国既有大国的力量抗击外敌的入侵，又有小共和国好治理的优点。而孙中山先生对此却不明白。
孙中山先生对美国民主的认识也有偏颇。他说美国的民主只有选举而没有罢免，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选举里面包含罢免。选举别人，不选举现任者，不就是罢免吗？定期的选举包含罢免，因此，不必在定期选举权之外，再提人民的罢免权。
只有定期选举是全民可以参与而不发生混乱的民主模式。人民罢免或监督皆不可行，而且极易发生混乱。如果参与人民监督的人少了，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而参与的人多了，又难免发生混乱。人民罢免也是一样。
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是卢梭主义与孟德斯鸠的学说，以及他自己思想的混合。这种民主理论在中国这个大国是不可行的。
在中国这个特大国家能行的民主模式只能是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不对？不能说民主集中制不对。但英美的代议制民主是最好的民主集中制。如果标新立异，在英美的代议制民主之外搞民主集中制，其结果不是混乱内讧，就是专制独裁。
孙中山先生对普通民众讲卢梭的直接民主，对读书人又讲代议制民主，后来又搞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理论必导致混乱内讧，又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因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异端。
由于如下三大理由，直接民主是绝对不可行的。这三大理由就是如下三大定律：
一、圣托马斯・阿奎那说：“……第二，因为当各人有他自己的业务需要照料时，人世间的事务就处理得更有条理。如果每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想插一手，就会弄得一团糟。”这是一个定律。孔子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二、人与人在智力、德性、兴趣、特长等方面存在差别。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也是一个定律。
三、《圣经》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箴11:29）这也是一个定律。这还是上帝的旨意，是天条。如果违背这个天条，就必有天谴。
由于直接民主不可行，因此主张直接民主的人，最终都走向专制。列宁先是反对孟德斯鸠所主张的代议制民主（即英国的体制），主张卢梭的直接民主，但后来又提出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背叛直接民主。
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也不如三权分立。他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之外另加监察权和考试权，这是画蛇添足。立法权包含对总统的弹劾权，由议会行使。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考察和考试，应属于行政权，应是总统的权力和职责。把监察权和考试权独立出来，另立独立机构行使，会削弱总统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独立的监察院根本没有力量和权威监督政府官员，更难以监督总统。独立的监察院根本没有权威和力量监督总统。只有议会才有权威和力量监督总统。也只有总统才有权威和力量监督政府官员。因此，由议会监督总统，由总统监督政府官员，这才是有效的。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普遍的腐败无能，这是蒋介石先生失去大陆的重大原因之一。当时的政府官员之所以腐败无能，就是由于孙中山的体制难以对政府官员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在美国，总统可以搁置议会通过了的法案，这是总统制约议会。如果总统违宪，议会可以弹劾总统。这是立法权制约行政权。如果议会的立法违宪，最高法院可以宣布违宪而使议会通过了的法案无效。这是司法权制约立法权。当然，议会可以弹劾最高法官，这是立法权制约司法权。总统可以赦免法官宣判了的罪犯，这是总统对司法权专横的限制。三权分立又相互制约，这是环环相扣，不可任意改变的。孙中山先生标新立异，是极不慎重的。
中国到满清末年，中国的旧皇帝制度已经到了历史的尽头，因此，抛弃旧帝制，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孙中山推翻旧帝制是有功的。但中华民国最终失去了中国大陆，孙中山先生不能没有责任。
孙中山先生作为民主道路的先行者，因为他之前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孙中山先生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探索，他的失败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是很可贵的。因此，我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有错误的义人，是一个伟大是爱国者。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不该涉及他的动机。因为人的动机是难以知晓的。我们只能凭孙中山先生公开的言行，并对照《圣经》、《四书》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来讨论他的对错。当然，实践的结果也能检验思想理论的对错。
我们今天检讨孙中山先生的得失，是为了走好我们的路。孔子说颜回不二过，我们中华民族也应该不二过。我们检讨辛亥革命之后历史的得失，就是为了中国不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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