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一课
北京市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计划一直都在执行，这次算是“扫尾”。24所学校被一夜取缔，仿佛时下某种很眼熟的“行动”，一举便使1.4万名学生的教育“成了难题”。从视频上我们看到了关停前“最后一课”的情景，学生们纷纷痛哭，依依不舍。
说是“最后一课”也并不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会有新的学校，新的课上；而对另一些人怕真就是最后一课了。上公立学校？他们没有“北京人民政府”要求的“五证”；上私立学校？他们没有“中国人民很行”颁发的“一证”。怎么办呢？只有“九年义务制浪荡”或者“九年义务制打工”——中国是个法治国家，雇佣童工属违法行为，于是他们只好跟着父母做些家活儿，直到“毕业”为止。
北京市取缔民工子弟学校的理由不在学校或者学生，而是建筑。因为学校同样没有“五证”，而学校偏又建在地上，所以成了“非法建筑”。尽管许多学校都在负债维持，但因为办学确有利益因素，且直接影响了地主们的利益，所以理应拆除——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不仅有《物权法》，还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两相一套，也就取消了残存的死角。
学校拆除，在原有的地皮上建起别墅、商品房或经适房。以北京的房价与购买力，我们知道许多别墅、商品房都成了贪官奸商及其裙带的私物，许多经适房也已售给了“大奔”车主，以至于连住建部部长都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了。开发商“五证”齐全，购买者手续齐备，至于房款的来路与购房的资格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仿佛民工子弟学校的拆除全与教育无关。
尚无妥善的安置先就拆掉学校，直到1.4万人“成为难题”也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就是通常的办法。说“全力做好”固然可以看成一个承诺，但在中国活得稍久谁都知道承诺是一回事，兑现则是另一回事。倘若经验不谬，所谓的“全力做好”其实就是“未必做好”，或者“难得做好”，或者“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或者背后还有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北京确已爆满，亟需清场；另一方面北京土著也对各路外人一律仇视，大有不共戴天，必欲置其口外而后快之势。直驱民工有违大局，有伤“人权”——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于是便从孩子下手。限制了孩子的基本需求，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孩子的需求无非三个：一是吃饭，二是家庭，三是教育。吃饭已不是问题，尽管青菜淡饭，而对许多孩子，家庭与教育却从此变得仿佛鱼与熊掌一般不可兼得。民工中大多菜农、商贩、临时工、拾荒者，“五证”近乎奢望，于是要么回乡留守，要么进城失学。而中国的教育经费又一向紧张，捉襟见肘，不足以均给他们一张桌子，一块房顶，使他们能够留在父母身边就读与生活。
中国公务员每年的公款吃喝也不过几千个亿，而每年为那些老而不死或少而无用的官僚们所付出的医疗费也不过几百个亿而已。前日还说，吉林大学因经费紧张欠了多年债务，刚靠国库输血活缓过来便就破费4.8亿搞了个“干部病楼”，供百分之百的贪官贪享。
中国人既然永远弄不清这些钱的源头，也就无奈它们的去处了——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我们有全套精装的《税务法》及《公务员法》。公务员由纳税人供养，纳税人享受公务员的服务，这样的逻辑在中国绝难走通，仿佛只有将他们调转过来大家才心安理得——纳税人由公务员管理，公务员享受纳税人的服务。这样也就“和谐”了。
看着孩子们的“最后一课”，与看过都德的《最后一课》同样感慨，却也只是感慨。这里没有懵懂的小弗朗茨，没有沉爱的阿麦尔先生，只有一群哭泣的民工子弟与慷慨激扬的老师，要大家相信这个，相信那个，相信这个以及那个。师心善良，却也不免急切。给学生一点时间，慢慢地，他们什么都会相信了。
有时，失去了教育的机会其实就是最好的教育，该是他们人生的“最初一课”。我这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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