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零游戏
丁学良
最近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广州宣布，海南大学准备花1000万作为启动资金招聘海归，国内媒体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条娱乐新闻来报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大的事。
当时在座的还有其他学校的校长，包括上海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等，都不甘示弱。广州大学作为地方性大学，启动资金是5万元、50万元、300万元三个档次。长春理工大学也差不多，校长开出的待遇是，每个人从最低的50万元到最高到500万元不等。长春物价很低，能够给一个海归开这么多钱，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我的经验，引进人才如果开出50万元的年薪，在国际上就是很富有竞争力的了。我们以香港为例，来说明一下。
香港的大学跟国内大学有一点是一样的：是依靠政府拨款来办的。这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不一样。美国私立大学的钱都是自己的钱，他要用这个钱招聘人才，招多少人政府都不管。但香港这些公立大学，香港政府是要管的，并且立法会和立法局这些机构都要进行审查，政府里有大学拨款委员会，拨款牵涉到教师的编制，一个大学要保持一定的师生比，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钱不是乱开的，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
香港的大学教授的平均薪水，在全世界上算是最高的一档。但他们的工资不是薪酬的全部。除了要给钱，后面还要有其他配套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后面这些配套，你聘来了人也留不住。比如，你要支持他开展专业研究，这要靠钱在后面支持。你可以开出一个1000万的天价来，但这1000万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后面有什么样的支撑？须知，招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你要给招来的人才办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可能1000万也够了，如果是一个好实验室，1000万还不够。如果你要给他开一个系，那就更不得了了，1000万是远远不够的。
香港的大学招聘一个助理教授，年薪大概是税前五十万。但这只是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你还要加上20万福利开支。他还要有办公室，有办公用品，还要配备秘书。秘书是按照教师人数来配的。二十个教员需要四名秘书，二十五个教员需要五名秘书，增加了行政费用。学校的图书馆也是和教员人数匹配的，你增加了教员，学校图书馆相应的就要进行扩张，这都要花钱。你招一个人来，不是说用你两三年就完了，要考虑长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长远考虑呢？每年需要涨工资，考虑得更远一点话，还要考虑人员的退休金。
在香港，招聘一个年薪50万的全职教员，每年全部拨款将达到120万到150万。统统这一切，但不包括任何特殊待遇和研究经费，都需要提前做到预算里面去。所以招一个人是很细致、很系统、很严肃的事情。你开50万年薪，实际背后的投入远远大于50万；你开1000万，背后的投入也要和这个1000万相匹配，并且事先要有详细的计划和说明，才能算是符合国际惯例。规规矩矩做事，才能正儿八经地在国际上招到你所需要的人才，招来之后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误会，才能够把你希望的那种水平的人招来能留得住。
办大学不是开餐馆，你招一个人来待三天，拍拍屁股走了，门口再贴一个条子，另外招一个人来打几天工。你开一个天价，招一个人来，然后说好的事情不兑现，招来的人跑掉了，学生怎么办呢？
国际上，招人是有规则的，不是在一个数字后面随意加零。如果没有详细的计划和说明，没有后续的支持和保障，这种加零游戏属于欺骗性的广告，既是对学校不负责任，对纳税人的钱不负责任，也是对招聘人不负责任，对学生不负责任，这是四个方面的不负责任。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一种特权，而不是它应有、并且有宪法保证的权利。政府可以给你一个特权，也可以拿回来。在几千年来的官僚政治传统和61年来的“让步心态”的影响下，政府掌握着予取予夺的权利，可以自由决定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就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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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徐小平：感知生命一瞬间 by 徐小平 on 7/2/10
“国进民退”与“让步心态”
丁学良
大陆正在发生“国进民退”现象，明眼人都看得到。有必要把这个话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中来解读一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1年的历史中，“国进民退”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国进民退”也不是中国才有的现象。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国进民退”，要比今天在大陆上演的严重得多。我希望那种情形今天再也不要出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对所有制问题进行过好几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1949年之后，执政党要不要继续保持40年代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承诺。那个承诺的核心思想就是“不与民争利”。也即除了极少数的产业由国家控制之外，其他绝大部分产业的利润，应该留给民间，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概念。49年之后，中共很多高级干部认为，有必要保持这个承诺，以便使中国的经济得到比较平衡的发展，最终能够藏富于民。
可惜的是，这个政策最后被一步步抛弃掉了，由此形成的计划和国有经济体制，直到1979年才发生转向。去年中国刚刚庆祝了改革开放30周年，须知，31年之前，人们讨论的问题就是“国进民退”的问题。1979年，人们觉得，当年的“国进民退”太激烈，措施太强制性，造成的伤害太大，然后才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国退民进”，也就是让民营企业一步步地恢复，给它们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空间。
还没有人把这两年的“国进民退”等同于50年代的“国进民退”，但我们要警惕这种状况。在中国有一种思维认为，给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是一种让步政策，是临时性的，是照顾性。权力把市场看作自己的禁脔，民间没有权利插手，只有在中国形势艰难，经济不好的时候，才允许民营企业存在发展。一旦形势好转，政府手里的钱多了，官员手里的钱多了，原先让三步的，变成让两步，甚至只让一步了。
这种心态很危险，可是在中国老是出头，因为它的历史太久远了。有人说：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只有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才有发大财、发横财的机会。看到中国的官僚就能够明白这一点。财富积累的源泉不是商业上的交换所得，而是来自于对老百姓的剥夺，以及老百姓为了买通官府而支付的贿赂。因为官府拥有随意予夺的权利。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间，物质上的、个人的创造发明，新型的收入和事业，经常处于一种不保险的状态，随时可能遭到统治阶级及其官僚们的任意处置。统治阶级及其官僚要么攫取和垄断发财的机会，使私有经济的资本形成断了来源，要么用传统的观念组织经济创新，惟恐创新会扰乱社会的安定。因为缺乏政治上和程序上的可预测性，中国传统政治中，政府权力的专断是非常显眼的。朝廷和地方官员朝令夕改，好恶无常。在这种体制下，个别的人也可能发财，只要他精明地审时度势，利用特殊关系。特权一旦到手，就有无限的机会。但显而易见，这种环境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很难发展起来和正常运作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必须为着大众市场的需要而组织劳工进行生产和销售，必须依靠对事态的预测，必须能够指望法制持续和客观公正，必须指望政府合理的和可以预料地运作。
这段话是马克思・韦伯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前说的。这几年我们老是在讨论，政府给民营经济的边界划在那里，是收还是放，这是很难预测的一件事。因为有这种不可预测性，导致中国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人们常常从道德上谴责中国的企业家只知道拉关系、肯蒙拐骗，不愿意从事创新和持续地创造财富，但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有比道德更深的制度性原因。换一种体制环境，中国的企业家完全可以转向创新和持续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一种特权，而不是它应有、并且有宪法保证的权利。政府可以给你一个特权，也可以拿回来。在几千年来的官僚政治传统和61年来的“让步心态”的影响下，政府掌握着予取予夺的权利，可以自由决定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就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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