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吗？--西藏与中国关系简史
郭国汀[1]
中国藏区（包括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藏区为 2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
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没有定论，依国际法有主权说与宗主权说及人民自决权原则；中国人称西藏自古即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人说西藏始终是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西方国家大多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亦承认1912年至1951年西藏事实上独立。而1951年中藏17条协议是否使西藏丧失了独立权，国际法上有争议，但随后中方违反该协议而藏方宣布废除该项协议并使之失效。
1949年10月1日中共国宣告成立后，英国及印度很快便予以承认。1950年11月6日议员Ernest Davies在英国议会发表官方意见支持印度政府有关解决西藏问题应基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西藏自治，他认为自1911年始西藏业已事实上独立[2]。11月7日西藏政府向联合国申诉称：中国人宣称西藏属中国一部分明显违背事实且损害西藏人民的情感，中国是赤裸裸的侵略。1960年爱尔兰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大会辩论时说"数千年来，西藏是一个比在这里的许多国家更自由的完全控制内政的国家" [3]。
中共为其军事占领西藏寻找合法性，克意抹黑西藏旧社会如何野蛮、落后、反动。理论上西藏的法律允许断肢和挖眼，但实践中极少运用且仅对累犯实施此种刑罚。而有案可查的最野蛮残酷的刑罚档案是1728年和1751年满清为恢复秩序而实施的酷刑和公开处决人犯[4]。尽管西藏实践中断肢肉刑极少适用，1898年除了叛乱罪以外13世达赖喇嘛已废除了所有肉刑[5]；而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甚至废除了死刑（而当今中共暴政下，刑法规定的死刑条款高达80馀项！属全球之首）。尽管在边远地区也许未杜绝地方官及农奴主偶尔可能会非法适用肢解刑。
然而，自17世纪初始不断有西方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抵西藏，他们均发表了日记传记游记，却从未有过任何人描述过如中共抹黑西藏"旧社会"那样的野蛮、黑暗、落后、反动情形。反之，他们称西藏人是刚毅坚强友善诚实纯朴勇敢的人民，作风保守，好客有礼的社会。1600年一位葡萄牙商人d'Almeida成功地抵达Ladakh.他认为自已发现了久已消失的一支基督教社区，他的报告引起耶稣会对西藏作为一个新传教区的兴趣。1624年神父Antonio d'Andrade历经艰险穿越喜马拉雅山在Tsaparang（西藏西部Guge王国的首都）奠定了一个传教基地,直至1640年由于Ladakh与Guge王国之间的冲突及反对基督教传教的势力日益增长才终止。另两名耶稣会士Stephen Cacella 和John Cabral,1627年从Bengal出发，经不丹抵达Shigatse.他们受到Tsang王朝的国王的欢迎，但由于Cacella于1630年死去，他们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传教点。1661年两位耶稣会神父John Grueber和Albert d'Orville从中国至印度，途经西藏和尼泊尔，在拉萨停留了两个月。但试图建立传教点并非他们的任务。最后1707年以Giuseppe d'Ascoli和Francois de Tours神父为首传教团抵达拉萨建立起一个稳固的传教基地，直至1745年由于缺乏资金及西藏和尚和喇嘛的压力才关闭。但最热心也最着名的却是耶稣会的Ippolito Desideri他在拉萨五年用心学习藏语及当地的文化宗教习惯，他热爱西藏人，能用西藏语写作，与Lhabzang Khan友善并受到他的保护[6]。见证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值得一提的是：1774年英国驻印度Hastings总督决定派苏格兰人George Bogle率一个使团赴西藏表达他对西藏人的友情，了解西藏的物产和贸易之需；使团克服众多艰险于1775年抵Tashilhunpo，不久即赢得三世班禅喇嘛的友谊，并与其家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博格取了一位西藏贵族之女（据称是班禅之妹）为妻，生育了两个女儿，后来皆在苏格兰受教育并分别嫁给苏格兰人，后来博格日记在英国出版，其在英国的后裔迄今仍以此为荣。此外，1811年Thomas Manning 经不老道的化装受到非敌意的接待。Moorcroft在拉萨从1826年至1838年秘密呆了十二年；1846年神父Huc 和Gabet从中国进入西藏受到摄政友好接待。中华民国驻拉萨的代表沈宗濂博士1944年夏天抵拉萨，刚开始受到西藏当局的强列反对，后来赢得藏人相当的尊重，他在《西藏与西藏人》中描写西藏是个明显与中国迥然相异的国家，"拉萨自1911年以来就所有实际目的享有完全独立。"一个阶级分明丶作风保守的社会，"彷佛化石般封存了数个世纪"，但其人民井然有序、澹泊安宁、好客有礼。"[7]
事实上西方人历来对西藏人评价甚高。19世纪中叶一位英国探险家和传教士约瑟夫伍尔夫（Joseph Wolff）提出藏人是长久消失在喜马拉雅山的犹太人。20世纪初，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托马斯（Thomas Torrance）提出"羌族（大多数学者认为系藏族的先人）显示出犹太民族的特性，他们的许多习惯亦表明其与希伯莱民族密切相关。因此，羌族是我们的中国西部的犹太兄弟，即便他们已经与中国人混血，你仍很难隐藏他们的犹太人血统"。多数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不过，近年来，一位在耶路撒冷学院的拉比（E.Avichail）称其为带回消失的以色列十个部落。纳粹亦对西藏人着迷，希特勒和希姆莱于1930年底曾派出一支分队前往西藏测量藏人的头颅直径，确认西藏人不是犹太人而是正宗的雅利安人种。[8] 论种族优越，恐怕雅利安人种不亚于任何其他人种，但以消灭劣等人种为理论依据的德国纳粹认定西藏人种属雅利安人，至少说明西藏人决不亚于任何其他民族。
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国际化的民族问题，国际上几乎所有国家全部支持达赖喇麻；藏人被中共政权迫害已成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均认定中共政权对西藏人实行人权迫害，西藏有自决权。
西藏与唐王朝
中共宣称：西藏自古代以来即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初时强调从唐朝时起就归中国，主要依据是文成公主于640年嫁给吐蕃（即图伯特/西藏）国王松赞甘波（Songtsan Gampo）。以嫁公主为由主张西藏的领土主权显然站不住脚，事实上甘波国王为了政治联盟同时娶了众多女子为妻，其中尼泊尔公主Bhrikuti和唐太宗之女文成公主最着名[9]。松赞甘波约于629年开始统一全藏，并将图博特变成一个军事强国，他的军队进军尼泊尔和不丹，唐朝的中国，及印度边境地区；派学者前往印度创设书面藏语，从中国引进天文学，从维吾尔学习法律和民事管理体制，从尼泊尔学习艺术，公元七世纪从中国和印度引入佛教[10]。
藏军在663年（Mang-song Mang-tsen）至692年(Du-song Mang-po-je)期间占领了中国青海，甘肃和新疆大面积区域，随后中藏边境地区反复易手(达瓦才仁注：此所指是土谷浑，土谷浑是一个建在青海湖一带的羌人国家，其国王室根据中文史料的记载为鲜卑人，但其人民为所谓的羌人，羌人即是藏人，土谷浑是西藏民族的原始六氏族之一)。692年中国军队在Kashgar 击败藏军收复西部领土。八世纪初达盛唐颠峰. 唐朝帝国军队在高宣志将军率领下征服了大片中亚土地。751年西藏国王（Trisong Detsen）利用安史之乱和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入侵使唐朝严重削弱之机，在Talas 河战役中击败唐军，从此以后中国迅速衰弱；西藏趁机恢复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并占领了印度北部大片地区，此时中国每年向西藏王国进贡5万匹丝绸，因新皇帝(太宗Tai Tsung)拒绝进贡，藏军于763年在维吾尔军队支持下一度攻占唐朝首都长安并短暂立西藏国王的中国妻子的哥哥为皇帝，后洗劫了京城[11]，最后于783年(德宗Te Tsung)与中国签署和平协议，此时西藏占领了中亚的绿洲包括甘肃的敦煌[12]。按毛泽东的说法"历史上吐蕃王的军队两次打到长安，唐朝皇帝都慌张地逃跑了"。毛还对班禅和阿旺晋美说："你们西藏在历史上很是了不起，吐蕃王的军队两次打入长安，唐朝皇帝都慌张地逃跑了。唐朝常胜将军薛仁贵，征西进入东藏青海附近，吃了大败仗。"
此后，双方战火时有所闻，最终图伯特与中国政府于823年(King Tsung)签署和平协议，并用汉藏双语雕刻在三座石柱上（一座在长安，一座在中藏边界处，还有一座在拉萨）："西藏人将幸福地生活于大西藏土地上，中国人将幸福地生活于大中国土地上"[13] "图伯特与中国将尊重各自现有占领边界。界限以东属大中华国家，以西属大图伯特国家。从此以后任何一方不得发动战争侵占他方领土。双方不再兵相见，不再使用敌人字眼。双方应生活在和平共享幸福万年"[14]。
西藏国王Trisong Detsen于779年建立西藏第一座寺庙Samye寺，792年中国佛师与印度佛师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结果印度佛师胜出，中国佛师被赶出西藏；确立了西藏佛教未来的走向是以印度为源头，从而让原本传播到西藏的汉传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嘎然而止。799年(印度)佛教成为西藏国教。九世纪西藏国王Lang Darma（他是松赞甘波的最后一支系血亲）迫害佛教并使之几至灭绝，842年Lang Darma国王被一名和尚暗杀后，两个王子皆主张王位他们各有贵族支持，导致西藏王朝崩溃，分裂成各亲王的独立王国，其中一个皇家分支迁往西藏西部在那建立起一个王朝，其他皇家后代则在东部和中部各自为王；与此同时唐王朝亦日落西山，无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西藏人则退回山区，从此再也未走出世间，西藏王国从国际舞台中消失。853年至970年外界几乎没有西藏王国的信息，直至1042年印度伟大的佛教高僧Atisha重新使西藏佛教信仰复兴[15]。中国五代十国及宋朝期间，中藏关系仅在边境地区偶尔发生小型冲突，西藏在那期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北宋、西夏等国接触的西藏人主要是由西藏王室分支建立的角嘶啰王国。两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所谓西藏从唐朝时起就归中国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符。
西藏与元、明王朝
1992年中共在西藏人权白皮书中改称元朝时西藏已划归中国版图内。对此西方历史学家的专着中的地图亦显示西藏确实在元朝版图内[16]。但若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法理上不通。西方学者认为西藏作为元朝十三个省之一亦向蒙古帝国进贡(达瓦才仁注：西藏并不是元朝十三省之一，元朝的十三省包括外蒙古和朝鲜，但不包括西藏。同样，下面谈到的蒙古划分被统治人民的等级中，其实也没有西藏人。第二等是蒙古占领的西域诸地，因此称为色目人，即眼睛的颜色和蒙古人不一样的种族，包括目前俄罗斯的钦察等族，但其中没有西藏人)，但其享受远比其他被征服地区大得多的自治权；藏人在蒙古王宫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远大于作为三等四等的中国人（蒙古将公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一等，西藏新疆金族二等，北方汉人三等，南方汉人四等），当时西藏精神领袖的侄儿Chana Dorje甚至娶了成吉思汗的女儿为妻，可见藏人在蒙古帝国的地位之高。
1207年当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在进攻西厦（位于宁夏甘肃青海之间）之际，西藏高僧和主要贵族们，担忧成为下一个进攻目标，派出一个代表团向成吉思汉表示愿意俯首称臣，成吉思汉对此感到满意，故当他在世时西藏未受任何干预。后来，Ogodai第二个儿子Godan（时任甘肃总督），成为第一个真正侵犯西藏者，1239年他率军一直打到拉萨，抢劫和杀虏,当时他无意夺取西藏的行政权，直至1247年Godan任命当时最着名的西藏喇嘛Sakya Pandita任西藏的副摄政(达瓦才仁注：萨迦班智达曾经写过一个劝降信，指出蒙古强大，藏人不要抱侥倖等，但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他被任命为副摄政)。1251年Godan和Sakya均去世，随后西藏王国才转归成吉思汉之孙忽必烈汗(Kublai Khan)管辖，他当时还未成为最高统治者，仅是代他哥哥Mangu行使西藏地区的总督权（达瓦才仁注：没有这样的记载，因为当时的西藏很混乱，蒙古人虽然没有占领西藏，但西藏各地方的实力人物都纷纷找蒙古各个王室为靠山，因此，蒙古各王室(包括后来与忽必烈汗为敌的阿里不哥或窝阔台汗系等诸汗系都应该是给西藏各地方实力发了承认他们势力的文件，但并不属任何一个汗王直接统治)。1253年八思巴（Drogon Chogyal Phagpa（Sakya的侄儿）来到忽必烈的宫中，忽必烈被他的人格和高深的宗教教导折服，随即皈依了藏传佛教并直接受教于Phagpa，将藏传佛教立为蒙古国教；任命八思巴任西藏副摄政，统管整个西藏(达瓦才仁注：根据藏文史料的记载，当时忽必烈把西藏三区(这是第一次出现西藏三区的说法)献给八思巴，从而建立了西藏着名的萨迦王朝，八思巴是这个王朝的创建者和国王，同时也是蒙古皇帝的帝师，和统管皇帝辖地所有佛教事务之宣政院的最高领导人，宣政院本来仅仅是统管佛教事务的，因为由八思巴负责，因此皇帝诏书和帝师法诏并行与西藏，从那以后，西藏所有被其他蒙古汗室任命的万户长等也归属萨迦王朝，所以，八思巴并没有被任命为副摄政，西藏的官职中也没有副摄政)。
1260年忽必烈成国蒙古皇帝后，Phagpa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被授权重组西藏的行政与财政管理体制。当八思巴于1274年去世后由另一个喇嘛Sakya接任副摄政。直到1279年蒙古才征服中国[17]。此后，1264年成为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及元朝一直依靠副摄政（全部是Sakya寺的喇嘛）管理西藏。尽管有名义上的权威，副摄政在西藏远未能成为不受置疑的王国的主人，而受到来自贵族，其他佛教支派领袖的挑战。至十四世纪中叶，副摄政的体制更加脆弱，并被西藏的世俗政权取代。1368年元王朝被朱元章推翻明朝成立。
将他的精神导师Kybga Gyaltsen立为Sakya寺院的首领和西藏的最高上师，树立起西藏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Kybga Gyaltsen 向其同胞保证，"国王告诉他如果西藏人在宗教问题上帮助蒙古，他们将在世俗事务上支持我们，依此方式，我们将能够更广泛地传播我们的宗教" [18]。1386年西藏比中国更早摆脱蒙古的统治获得独立[19]；(达瓦才仁注：在明朝推翻元朝以前，西藏就发生内战，帕珠噶举派推翻萨迦王朝，建立了帕珠王朝。十四世纪，萨迦王朝内部争权夺利，导致帕竹万户崛起。帕竹王朝的创建者祥秋坚赞，九岁出家为僧，1321年被萨迦王朝任命为帕竹万户长。后发生内战，西元1349年，帕竹军队推翻萨迦政权，建立帕竹政权。而萨迦王朝的盟友蒙古元朝坐视其亡，没有援手相助。
祥秋坚赞规定国王只能由出家僧人为之，这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由僧人直接出任国王。几代后，没有国王遵守这项规定。
1434年，帕竹政权因内部争权引发内乱，外戚仁蚌巴乘势崛起，把持朝政，由此开始了仁蚌巴时代。帕竹政权因此衰微，帕竹国王则名存实亡。
藏巴王朝（1565---1642年）西元1565年，仁蚌巴任命的日喀则地方官辛厦巴‧才丹多杰举兵造反，消灭仁蚌巴势力，中文史料称其为藏巴汗，并第一次用『西藏』称呼这个雪域高原的国度。几代藏巴国王均崇信噶举派，压制格鲁派，从而不断与以格鲁派保护者自居的蒙古势力发生冲突。
1631年，藏巴末代国王丹均汪波继位，他与佔据安多而信仰噶举派的蒙古林丹汗和在康区信仰本波教的白利王联盟，试图消灭格鲁派。格鲁派则从新疆引来和硕特和准噶尔蒙古军队，先后消灭了林丹汗和白利王，并于1642年攻灭藏巴王朝，扶持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西藏噶丹颇章政权。
达赖喇嘛的由来
Tsong Khapa(1357-1417)是格鲁巴(Gelugpa)教派（亦称黄教）的创立者，他是个特别聪慧致力于宗教富有说服他人信教能力的高僧，其旨在改革寺院纪律，结束西藏各教派之间的分裂与敌意。他最得意的门生是Gedun Truppa,他极力推广格鲁巴教派并为之取引了众多信徒，并在Shigatse附近的Tashilhunpo建立起一座最大的格鲁巴教派寺院,直到1475年去世前，他一直担任该寺院的方丈；两年后，一个两岁的儿童Gedun Gyatso被发现是Truppa的转世（ Gedun Truppa和Gedun Gyatso后来被追认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Sonam Gyatso (1543-1588)被认定是Gedun Truppa的三世转世灵童，他是个极杰出的且狂热的传教士，受邀于1577年赴蒙古，次年说服蒙古国王Altan 及众多王公贵族皆皈依佛教，Altan汗授予他"达赖喇嘛"封号（Tale(Dalai)蒙古语意指海洋；Lama意指智慧，达赖喇嘛指"如海洋般的智慧"）。Altan还邀请西藏喇嘛到蒙古王国大建寺庙以便蒙古人信佛。[20]
四世达赖喇嘛 Yonten Gyatso (1589-1616)是位蒙古王公，Altan 之孙。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强大的蒙古王公(Gusri Khan the Chief of Qosot Mongols of the Koko Nor which never controlled by the Qing )派兵支持下，先后征战西藏东部和中部，击败西藏国王及达赖喇嘛的所有的竟争对手，取代Karmapa喇嘛，再次统一西藏成为精神最高领袖[21]。最初达赖喇嘛的权威是由Gusri Khan保障，Gusri则确保西藏国王的权位传给他自已的继承人。但Gusri于1655年死后，他的继承人对西藏行政不感兴趣，住在离拉萨有三天路程的山中打猎游玩，初时他指定摄政代行使行政管理权，五世达赖喇嘛是个铁腕人物，将所有的权力（包括指定摄政的权力）渐渐集中到他自已的手中。清朝顺治皇帝认为五世达赖喇嘛能够控制野蛮的蒙古人，故于1652-53年邀请他访问北京，并予之极高的礼敬，顺治帝本人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相传顺治帝后来辞去皇帝职以佛教徒身份终了一生[22]。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死去[23]。但名誉上西藏国王的权位直到1720年始终由Gusri的继承人担任。亦即明末清初西藏国王一直是由蒙古王公担任[24]。西藏政教权力名义上由Gusri及其继承人和达赖喇嘛撑控，在1655年Guris死后实际上是由达赖喇嘛控制。
西藏与满清王朝
在1992年9月"西藏人权白皮书"中，中共引证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爱德蒙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地图亦表明西藏确实属满清版图[25]。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亦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逊在其《西藏的历名》中论证满清时期，中藏关系历经一系列变化，一度曾在纸面上似乎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但实际上满清从未真正在西藏行使主权，而是某种宗主权。满清在拉萨和Shigatse两地设立驻藏大臣（Amban）.授予西藏贵族封号与荣誉，中西藏之间贸易量巨增。满清对西藏的控制时强时弱，取决于满清政府的强弱，从直接政治控制（1706-1717）到满清驻藏大臣仅仅是个"达赖喇嘛的傀儡" [26]。但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和藩"的关系，法律上属宗主权，即外国事务由清朝管理，名义上西藏归属中国，实际上满清是通过控制达赖啦嘛间接管制西藏，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亦即西藏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达赖喇嘛担任最高宗教精神领袖和政府最高首脑的制度形成于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 Ngawang Lozang Gyatso)，尤其是其保护人Gusri汉于1655年死后，延续了300多年，直至1951年被中共中止。西藏的文化，种族，政治结构均与中国不同。西藏历史上一直有自已的军队，货币，语言，邮票[27]，护照[28]，1947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赴西方国家并签发自已的护照，美国和英国均给西藏的护照加签证章承认西藏的独立。
蒙古王公统治西藏
满清努尔哈赤初期与明朝维持友好关系，但当他完全撑权后，于1618年开始进攻中国。此后持续蚕食鲸吞中国领土，1636年其子Abahai率清军击败明朝军队并于1644年建立满清王朝。满族与蒙古族虽属不同的种族但两者关系密切，通过联姻使满蒙贵族享有特权，汉族的地位最低。在蒙古王公Gushi Khan支持下，五世达赖喇嘛Lobsang Gyatso，于1642年取得西藏政教最高权力。中国历史学家辩称Gushi Khan是中国的封臣，故达赖喇嘛的地位与他相似。不过，事实上清朝从未征服Gushi Khan所属的部落，证据是他与满清保持外交关系，却没有任何证据其是满清的封臣。
达赖喇嘛于1653年应邀对清朝顺治帝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以平等身份相互礼敬，达赖喇嘛被承认为满清王朝的精神权威。中国人称达赖喇嘛是作为封臣身份访北京，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达赖喇嘛是作为独立统治者访北京。五世达赖喇嘛在其晚年由摄政（Sangye Gyatso普遍认为是他的亲生儿子）助理。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去世，但摄政一直掩饰至1696年布达拉宫完工后才披露其死讯。按中方的说法其目的在于将权力揽在自已手中；而按西藏方的解释则此行为证实西藏没有义务向清王朝报告达赖喇嘛的死讯，其继承人的选定与培训也与清王朝无关。
摄政随后被Lhabzang Khan暗杀（据称摄政是因为他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暴君作为而被杀），Lhabzang 汗攻占西藏并自封为藏王，统治了西藏十二年。由摄政选定1696年使之登基的六世达赖喇嘛Tsangyang Gyatso (1683-1706) 即位，一种说法认为他是个花花公子，拒绝过清心寡欲的和尚生活，留长发，喝美酒，玩女人，写佳诗（但藏人始终尊从六世达赖喇嘛）。Gushi的后裔及名义藏王位继承人Lhabzang认为他不适合任达赖喇嘛，Lhabzang宣称六世达赖喇嘛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的转世，于1705年废黜并逮捕他派人遣送至北京，结果神秘地死于赴京途中（可能是被暗杀）。
Lhabzang指定一位25岁的和尚（被怀疑是他的亲生儿子）作为达赖喇嘛。由此引起藏人强烈不满，也激怒了蒙古其他部落的王公。康熙帝意识到Lhabzang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试图强推他的达赖喇嘛提名人给西藏人，因此康熙帝推迟宣布正式确认该新指定，同时派了一位顾问给Lhabzang帮助他解决困境。Lhabzang为取得康熙帝的支持，承诺定期进贡满清。这是第一个由西藏国王（蒙古王公）支付给满清的进贡，不过不是由西藏政府作出而是由Lhabzang自已决定。西藏人不接受Lhabzang提名的达赖喇嘛，而是依据六世达赖喇嘛一首诗中的暗示在里塘选择了一个儿童。1717年蒙古王子Dzungar（对Lhabzang持敌意，摄政Sangye的合作者）以推翻Lhabzang恢复正确的达赖喇嘛为由入侵西藏，猛攻拉萨杀了Lhabzang；他也立了一位所谓达赖喇嘛， 最初他赢得了大部分西藏人民的同情，然而当西藏人发现Dzungar所立的并非里塘灵童，他们开始失望，而当Dzungar洗劫拉萨周边寺院财宝并对西藏人实施高压后更加愤怒，因而请求满清皇帝帮助（Lhabzang被击败前已请求）。康熙帝因此于1718年派一支远征军进军西藏，但在拉萨附近被Dzungar击溃[29]。
清康熙帝征服西藏
康熙大怒于1720年再派遗大军进军西藏并击溃Dzungar将其赶出西藏，同时将里塘灵童七世达赖喇嘛Kelzang Gyatso (1708-1757)带回西藏。康熙帝高超的政治外交手腕使清军成为恢复和平秩序并带回达赖喇嘛的西藏救世主而大受西藏人民的欢迎[30]。满清利用这段西藏不稳定期间，占领了安多和康区，1724年将其并入青海省。1727年西藏与中国政府签署一份协议划定双方边界，西藏现有边界不是中共政权而是满清划定的，对此爱德蒙教授在其上述专着中所附地图均有所示[31]。康熙帝用他老到的统治术插足西藏，同时用宗教控制蒙古，从而再次成为与西藏建立联系的非中国人的中国皇帝。
1720年至1912年中国对西藏的影响的性质数度变化。初期中国属保护国的性质，西藏人没有任何抵抗甚至相当友好。清军将军仅是控制恢复和平秩序帮助组织新政府。保留传统形式最重要的作为达赖喇嘛顾问的大臣委员会。主要的改变是藏王消失及废除了作为国王代表的摄政办公室，变成了代理未成年达赖喇嘛行政的摄政；西藏政府的行政责任区域从西藏西部扩展至长江上游地区，但西藏北部如今由一个有2000军人的满清将军负责行政。西藏由于要负担驻藏清军的开销而不堪重负，西藏人因此要求清军撤军。1723年雍正帝决定撤军由一个民事顾问取代军队将军驻藏，标志着满清第一次短暂对西藏最高统治权的结束。
不幸的是清军的撤离，随即爆发内部争斗。西藏主要大臣是靠清军总督支持维持其地位的，在其同僚中并没有足够的威信。1723年任命的驻藏大臣由于没有清军在后面支撑而无实权控制西藏内政或制止其内斗，阴谋内斗最终于1727-28年爆发成内战。由于双方均请求皇帝支持，雍正帝派军恢复秩序。当清军抵达时，Phola Teji(Lhabzang Khan 的支持者)一方已胜出并建立了统治权，无需清军进一步军事行动，这是第二次经西藏人同意的外国军队入藏。
雍正帝从经验中认为欲确保有秩政府维持大清对西藏的影响必须有一支军力留在西藏，故这次他设立两位驻藏大臣（Ambans）和一位将军指挥的清军确保他们的权威。雍正帝认为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和大臣们对阴谋内乱负有责任，故邀请七世达赖喇嘛于1728年前往北京，但他行至里塘停留在那七年，后来皇帝同意他不必再赴京，但限制他介入政治活动。
Phola Teji是个聪颖能干的行政管理者，充分利用满清力量维持秩序的同时，决不得罪满清，却将满清的权威局限于形式而已。雍正帝依赖他便能对西藏内政不必担忧，并于1740年奖励封他为西藏王。因为他未公开反对中国的统治，西藏人称他为叛徒。[32]
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1728年在控制达赖喇嘛的同时，满清采取扶持一个达赖喇嘛竞争对手的方式以图制衡之。他们选择格鲁巴教派的第二喇嘛班禅，授予他负责管理西藏中部和西部地区。但班禅喇嘛谢绝接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而仅接受他所在寺院Tashilhunpo周边地区的行政管辖权，这就是由喇嘛制约另一个喇嘛的政策的由来。授予班禅喇嘛世俗权力是由中国人单方所为，西藏政府并未参与其中，授予班禅喇嘛的权力从未获得拉萨的承认。西藏人认为班禅喇嘛对该地区的权力从未超过封建贵族和高僧对其财产所拥有的支配管制权。
五世达赖喇嘛有个博学和年高德劭的老师Lobzang Chokyi Gyaltsen，达赖喇嘛指定他任Tashilhunpo寺院的方丈，达赖喇嘛还宣布他的老师是Dhyani佛的转世。因而有一种说法班禅喇嘛的精神优越于达赖喇嘛，故不得介入任何世俗政治事务。因此除了1861-62年短期八个月期间，班禅喇嘛从未任过西藏摄政。
动荡岁月：1750至1792
1747年Phola Teji去世，其幼子Gyurme Namgyal继承王位，其性格与其父大相径庭，对外国统治极反感，他很快便与野心勃勃对中国仍构成巨大威胁的Dzungar阴谋联手。表面上仍维持与驻藏大臣的友好关系，他说服干隆皇帝（1735-1796），削减驻拉萨军营的兵力至不足100人，迅速成功地削弱了驻藏大臣的地位，使西藏处于与中国断交的边缘。Gyurme变得日益傲慢和为所欲为。他冷酷无情地杀害或驱逐可能与之竞争的哥哥和侄兄弟们，驻拉萨大臣从种种迹象中认为他正在准备叛乱，但干隆皇帝拒绝采信驻藏大臣的怀疑。最后驻藏大臣决定依已之职责自行采取行动。他们邀请Gyurme 到驻藏大臣的官邸并谋杀了他。达赖喇嘛及老贵族均讨厌Gyurme，若非一个随从谋杀现场逃出并立即发起反驻藏大臣的暴乱，本来或许废黜Gyurme并不至于引起过多骚乱。达赖喇嘛闻知事变后立即命令不许任何人伤害驻藏大臣，西藏主要大臣们变试图安抚民众，但是民众自发的反抗外人统治的情绪已失控，即使达赖喇嘛的命令也不听从了。他们攻击并放火烧毁了驻藏大臣的官邸，由于清军兵力不足，两个驻藏大臣及其大部分随员被暴民杀害。
七世达赖喇嘛一旦有机会行使权力，迅速恢复了秩序显示了他的能力与冷静，他指定资深大臣们管理政府，同时向干隆皇帝写了一份报告事件经过。在该信抵达前，干隆帝从一位逃出的幸存者业已知悉西藏发生的事变。他迅速派遣一支远征军平乱。但象1720年和1728年一样，这次仍无需清军战斗。这次暴乱并非反皇帝而是针对越权行事的驻藏大臣。没有重要人物参与，秩序业已恢复，叛乱者业已被惩罚，仅需重组政府。
这次清政府采取的明显的措施是废除藏王位，恢复在Phola Teji统治期间被搁置的大臣委员会的重要地位，七世达赖喇嘛证明了他的能力及愿意与皇帝合作，故干隆帝还给他业已由五世达赖喇嘛行使的政教最高权力。驻藏大臣如今则赋予对西藏政府总的监督权及顾问权。干隆皇帝意识到通过达赖喇嘛来控制西藏比直接控制更理想，故日常事务决定权留给西藏地方。1750年的改革取消藏王位，使教权再次大于世俗权，从此西藏政治结构一直持续至1951年[33]。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死后一个世纪，西藏世俗政府权力均由摄政撑控。
四位达赖喇嘛死于非命。蒙古藏王旧的摄政办公室于1720年被废除。既然达赖喇嘛恢复了最高政教权力，那么当他年幼时，必须由摄政代行职责。自七世达赖喇嘛死后120年期间，由达速喇嘛行使政权的时间仅七年，其馀均是由某个喇嘛摄政取代。八世达赖喇嘛虽然活到45岁但他是个对世俗事务不太感兴趣的人，在他当政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均让摄政代行使行政管理权。1804年八世达赖喇嘛过世，随后的九至十二世达赖喇嘛均死于非命。直至1895年，没有一位达赖喇嘛活过19岁。因为如果满清政府认为达赖喇嘛过于独立自主，便毒死他；而当西藏人认为转世的达赖喇嘛过于软弱，受中国人控制则他们自已也毒死他。九世和十世达赖喇嘛均死于未成年，一个死于谋杀，另一个死因令人怀疑。十一和十二世达赖喇嘛虽皆已登基，但均死于撑权后不久。因此西藏在113年期间，除了两年是由某个贵族摄政及短期由十一和十二世达赖喇嘛执政外，其馀皆由某个喇嘛摄政执政。
有时被认为此种局面是由于驻藏大臣造成的，因为控制摄政比控制达赖喇嘛本人容易。但这并非事实，是由于西藏大臣的野心和对权力的贪焚导致五任达赖喇嘛持续受监护。
1792年后西藏对外关门
尼泊尔军入侵西藏
1773年班禅喇嘛Lobsang Palden yeshe(1738-1780)给英国Bengal 总督Warren Hastings写了一封外交函，声称不丹系达赖喇嘛的臣属。1774年Hastings总督决定派苏格兰人George Bogle率一个使团表达他对西藏人的友情，了解西藏的物产和贸易之需；使团克服众多艰险于1775年抵Tashilhunpo，不久即赢得三世班禅喇嘛的友谊，并与其家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博格取了一位西藏贵族之女（据称是班禅之妹）为妻，生育了两个女儿，后来皆在苏格兰受教育并分别嫁给苏格兰人，后来博格日记在英国出版，其在英国的后裔迄今仍以此为荣。班禅喇嘛是个博学，智慧，友善，能力杰出的人，干隆帝对他十分尊重，时常咨询他。1779年Hastings总督授予博格进一步西藏使命，寻找某种与中国交通的方式，但由于得知班禅喇嘛赴京而推迟，随后班禅在京逝世，次年博格亦辞世，使得该任务搁浅。1782年在接到班禅的哥哥通知已找到班禅转世灵童后，博格即派Samuel Turner大尉前往西藏。但他请求前往拉萨出席八世达赖喇嘛登基仪式被摄政拒绝。
GURKHA之战
1769年在Gurkha 入侵之前，尼泊尔国王Mallas统治的尼泊尔是个本性和平且浓厚佛教信仰的王国。他们维持与西藏友好且富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Gurkha人是富于侵略性的印度人且瞧不起西藏人。不久即与西藏边境发生冲突，而八世红教K喇嘛的刺激，为其找到了入侵西藏的借口。1788年尼泊尔国王Gurkha派军入侵西藏，占领了一些边境小城，仅在西藏当局同意进贡后才撤离。该屈辱安排是由专门委派来驱逐入侵之敌的清军司令所为，一名西藏部长亦参与了谈判，并得到了驻藏大臣的共谋，驻藏大臣写了一份假报告给干隆皇帝。以致干隆帝后来还将该屈辱的谈判当做他当朝的十大胜利之一[34]。西藏支付了一期进贡后达赖喇嘛拒绝继续支付，因为他没有批准该屈辱性协议。
Gurkha大怒，派尼泊尔军队再次入侵，迅速打到Shigatse洗劫和毁坏了Tashilhunpo大寺院。事情严重到无法继续隐瞒，干隆帝闻讯亦大怒，派出一支训练有素的17000人大军，迅速将尼泊尔军队赶出西藏直至离加德满都以南20英里处才停下。这次Gurkha谦卑地提供每五年向清皇帝进贡一次，并返还抢劫所得Tashilhunpo大寺院的珍宝，发誓将来不再违反与西藏的和平条约。然而，1855年Gurkha无视其对干隆皇帝所起的誓言，再度入侵西藏。这次由于没有清军保卫西藏，藏人被打败并被迫签署屈辱条约。"两国经常总是尊重中国皇帝，两国相互象兄弟。1、西藏政府同意每年进贡Gurkha政府一万卢布。3、西藏政府同意不再征收Gurkha国臣民，商人和其他贸易商的税收"[35]。
这是75年间第四次清帝国军队不得不派遣至西藏。干隆帝因受骗付出了巨额战争费用且尊重受损，于是撤换腐败无能的驻藏大臣改派高素质的官员驻西藏，以便加强对西藏的控制。随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清除了财政和商业的障碍，改进税收制度及行政组织，并采纳了两项措施：一是选举达赖喇嘛的金瓶制，二是控制所有西藏对外国的通讯[36]。这些改革被视为清朝对西藏的主权控制，从纸面上确实有点象。但实际上则另当别论，刚开始满清派干隆帝最宠爱的和绅之弟和琳驻藏，他也认真履行职责，但随后几任驻藏大臣则一代不如一代，1793年后即明显，1804年驻藏大臣因犯过错被撤职，1818年另一位驻西藏大臣被发现共谋违抗皇帝的命令。1823年另一驻西藏大臣因不称职被撤换。与此同时，西藏摄政的权力比过去更大了。从1819年到1844年一位西藏历史上最有权也最具进攻性的摄政当权，以致可以行使完全不受驻藏大臣干预的绝对统治。
旨在选择达赖喇嘛的金瓶制规定有时被引证作为中国控制西藏的证据。但是1808年首次本应适用该规定时即完全无视该规定的存在，皇帝不得不接受事实。1818年当正在寻找十世达赖喇嘛灵童时，另一次试图忽视该规定，被皇帝及明查明并坚持要按规定程序办理；但是几乎不可能改换西藏人业已选定的灵童。1793年的改革措施有一项倒是被实际执行即排除外国人。因为中国人怀疑英国帮助尼泊尔打了1792年Gurkha之战。尽管西藏人不相信英国帮助了Gurkha国王，他们有理由失望，因为班禅喇嘛曾向英国政府求助仅得到含糊的调解答复。此后，西藏人心中有某种自博格以来产生的恐惧，在英国人沿着喜马拉雅山脚地区扩张影响到拉萨。十九世纪中叶在印度和中国边境设点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对西藏宗教的攻击亦加剧了此种恐惧。因此，不管是否按照中国的政策，自1792年以后，西藏对外国人关闭了大门。
尽管如此，不少西方人突破封锁进入西藏。1811年Thomas Manning 经不老道的化装受到非敌意的接待。Moorcroft在拉萨从1826年至1838年秘密呆了十二年；1846年神父Huc 和Gabet从中国进入西藏受到摄政友好接待。他们视驻西藏大臣仅是派驻西藏监看西藏人如何行事的大使。1841年Dogra入侵西藏西部被藏军击溃。
西藏与西方国家：俄国与英国染指西藏
俄国人对亚洲的兴趣源于其俄国作为恢复其过去的蒙古征服者的领土的继承者的观念，因为许多人视沙皇为统治白人的Tsagan Khan。俄国东进潮始于16世纪中叶吞并Khanates of Kazan和Astrakhan，并受到北扩和平取得西伯利亚的鼓励。此后一直稳步推进直到17世纪叶抵达Amur河，其进占才被中国的统治者满清王朝制止，在其扩张的高峰时于1689年签署Nerchinsk条约。1732年以O为基地，大规模向东南方向扩张。自19世纪中叶始又一轮扩张势不可挡。俄国版图迅速扩大，Ili in 1854; Tashkent in 1865; Samarkand in 1868; Bokhara in 1869; Khiva in 1873; and Khokand in 1876; Turkmenistan in 1881; Merv in 1884; Penjdeh in 1885; the Pamirs in 1895.
俄国与西藏的联系拥有遥远间接的渊源。其通过蒙古连接，因为许多于16至17世纪期间渐渐移居俄国领域的蒙古部落，原先是皈依藏传佛教的信徒；此外16世纪被驱逐出家园渐渐移民至伏尔加河流域的Torgor Kalmuks人最终于17世纪被接受为沙皇的封臣。拉萨始终是他们的精神圣地。1720年，他们出资修复被Dzungar洗劫毁坏的Jokhang寺；1730年Kalmuk使团访问拉萨，此后有过数次类似的使团访问。1771年多数部落不满俄国的条件，决定重返中亚。关于他们如何惨遭俄国，Bashkirs和Kirghiz人的追捕的苦难及在中国保护下的生存奋斗的故事，在De Quincey之《Tartars起义》中有所描述。那些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Kalmuks人及散居俄国各地的蒙古人仍不时前往拉萨朝圣。俄国凯瑟琳女皇曾派一个使团访问Urga的Taranatha喇嘛，并赠礼物包括一本俄文圣经给班禅喇嘛。班禅喇嘛勉强地建议俄国应当被允许在Kharka建立一个贸易点。1812年一个约600名俄国臣民组成的朝圣团曾访问西藏的Gartok。1831年通过俄国至西藏的通道运载大量英国货物到西藏。虽然外国人被禁止入西藏，但Buriats 和Kalmuks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每年均前往西藏。
俄国人从其边境向南扩张，试图找到稳定的国界线。1872年尼古拉Prejevalsky上校率俄国远征军进抵西藏北部。1879年他组织了另一支远征军穿越蒙古和西藏北部，以便进入拉萨，但在离拉萨250公里处被阻止。1883年在第三次进军拉萨途中，尼古拉死于天山脚下的一Issyk Kul湖岸边[37]。
德尔智（Dorjiev信藏传佛教的布里雅特蒙古人(Buriat Mongol )，他在1880年到拉萨，在Drepung寺潜心学藏语佛教经典哲学和历史。完成学业后当了十三世达赖Thubten Gyatso的参宁堪布（侍讲经师），对其有相当的影响力。Alistair Lamb认定他是1884年Prjevalski远征探险队的成员。1898年他前往俄国为他的佛学院收集经书。他可能亦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秘密指令，返回拉萨时他带回满载的给达赖喇嘛的礼物，并指示他建议达赖由于中国虚弱，他应当寻求与俄国联盟。仍被模糊地视为白人蒙古王的沙皇，德尔智描绘沙皇是个对佛教极感兴趣的人，并代表沙皇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俄国。达赖喇嘛非常高兴，回赠了沙皇贵重的礼物，并准备访问俄国，但是受到秉持应当避免与所有外国联系的观念的大臣委员会的极力反对，只好被迫放弃。1901年德尔智再度出使俄国，带回更多的礼物，并暗示尼古拉二世沙皇本人可能成为佛徒。他还说俄帝国的一位王子可能派来拉萨任俄国代表。此时德尔智的活动毫不掩饰，俄国媒体称他为"我们在西藏的使节"；德尔智本人被沙皇接受为"达赖喇嘛的特使"[38]。
西藏成为俄国与英国控制中亚的重要竞争场所。英国人从印度向北进发，试图抵制俄国的扩张。清政府自19世纪初始节节败退，特别是由于1839-1842和1856-1860两度鸦片战争，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1895年甲午中日之战及1899-1901年的义和拳乱元气大伤迅速衰弱。
事实上中藏关系的法律地位从未确定，后由于清政府的衰弱，导致此种法律关系更加不确定。1886年西藏进攻锡金；抵抗入侵者当时未采取军事行动，首先试图通过中国政府施压西藏撤军，予以一年时间，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曾试图影响西藏，最后在给藏军司令最后通谍及致达赖喇嘛函均被置若罔闻的情况下， 1888年3月20日，英国驻印政府派出英军约四五百名向锡金边界隆吐山进攻，藏军撤退，但随后西藏人又发动突然袭击，英军反击，藏军损失惨重被迅速赶出锡金。这是英国与西藏首次武装冲突。（一篇文章谈及噶厦、达赖动员近万人，1888年6月以3000人向隆吐山反攻，10月第三次反攻亦遭失败）。中国由于担忧英国与西藏直接解决该冲突，赶紧到印度与英国谈判锡金的地位并提供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贸易。1890年签署中英贸易与锡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协定，1893年又定立一份议定书，但西藏方拒绝承认该协定。[39]。
英军入侵西藏（The Younghusband Expedition: 1903-04）
英国与俄国竟争对西藏商业交易的势力范围。1901年德尔智的俄国活动公开化后，引起英国关注，英国驻彼德堡大使受令正式前往询问有关德尔智的活动情况。俄国外交部长Count Lamsdorf告知德尔智的访问不具有政治意义。这并未释英国人的疑虑，俄国外长受令未经特许英国政府不得看任何西藏地位的变更的资料。俄国反复否认并毫无根据地提出反质疑，说英国正在Chumbi峡谷（春丕）修建一条铁路。1902年一则俄藏秘约（中国准备共谋）的谣言甚行。尽管俄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均否认，该谣言却到处疯传，而英驻印总督Curzon和驻华大使均真诚相信此种协议的存在。而且在印度边界人们时常谈论俄国军队正在进军拉萨，1901年在拉萨的日本和尚Kawaguchi确认其真实性。因此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俄国正处于取得影响拉萨的地位的边缘，进而将影响英国的利益。而敌意的西藏将危及印度北部地区的和平并导致喜马拉雅山沿线的安宁。
Alistair Lamb在一份详尽的报导中说"没有人会否认西藏问题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了"。Curzon总督决定西藏问题唯有通过派一军事使团前往拉萨才可能解决。1903年1月8日，他签署一份紧急公文，强调通过建立友好关系和与西藏的常规商业交易达到未言明的目标的方法，包括派一名英国代表常驻拉萨。指示派一名官方军事使节，同时考虑若西藏反对接受该使节该怎么处理。总督早已讨论此种情况，若和平建议被拒绝，显示武力则属必要；但是对领土或政治的目标应当坚决排除。
当英国政府收到该紧急公文后，立即寻找某种与俄国一般解决的途径，在谈判过程中，俄国暗示，如果英国在西藏施压，他们将自由在其他地方采取行动。因此，英国政府建议应当继续与中国和西藏协商，而不派军事使节。驻印度总督认为火烧眉毛了政府却寻求软化和节制他拟采取的决定性行动。于是总督决定与西藏和中国的谈判应当在锡金北部的西藏边界之Khampa Dzong举行。若谈不成军事使团得继续前往Gyantse.该使命由Francis Younghusband负责，1903年7月日抵Khampa Dzong。军事使团不应越过Khampa Dzong的指令显然不符实际。达赖喇嘛既未回复Y也未指派任何有权的代表会见Y，故西藏方仅派出一个没有授权的低级官员要求该使团撤离。尽管想参与，中国似乎处于无权派代表的地位。班禅喇嘛倒是派了一位高级喇嘛前来，但他也要求英国人撤离。尽管没有成果，英国人与这位彬彬有礼的资深喇嘛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中方后来抱怨达赖喇嘛忽视他们应当与英国人谈判的忠告，西藏还拒绝提供驻藏大臣和副代表交通工具以便前往会见Francis Younghusband。
结果在该地浪费了五个月，冬天正在来临，Younghusband面临要么灰溜溜撤离而丧失尊严，或者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选择。总督含糊其辞地指令军事使团得前往Gyantse，但须严格遵守条件，仅为协商贸易协议而谈判，一旦达到目的立即撤回,且不在Gyantse留下永久性代表；同时通知了中国和俄国，中俄两国均抗议，总督随后均作了解释。该使团只有200人，如今需要军队支持，此时才增派了三千名军人和七千名辅助后勤人员在J.Macdonald准将指挥下，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不知名的地区。先头部队进抵深入西藏边境50英里处的Tuna，另一支军队驻扎在Phari，总部设在Chumbi峡谷。当地西藏头人和中国低级官员反复请求远征军应当撤离，但没有任何有权能的高级官员出面谈判。反之藏军开始集结在离Tuna不远处。英军指挥官Younghusband时常试图与藏军的指挥官们讨论局势，一度冒着生命危险；但他仅是被礼貌地反复要求撤离。
1904年1月远征军已作好进军准备。Younghusband警告藏军指挥官他的意图，并声明了除非遇攻击他不会首先开火。两军近距离面对面对垒，藏军数倍于英军，但绝大多数仅有原始的武器。Younghusband建议藏军放下武器安全走人，突然从藏军中首先开枪并发动猛烈的进攻，但主要是大刀队。英军开火还击不到十分钟无一英军伤亡，藏军至少300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受伤。藏军的抵抗被突破后，使团继续前往Gyantse。1904年四月一旦抵Gyantse，在Khampa Dzong的模式又重演。假如其目标是军事，使团本来或许早已轻而易举进抵拉萨；但是Younghusband受命在Gyantse谈判。由于藏人似乎放弃了武装抵抗，远征军主力撤回Chumbi峡谷，留下Younghusband和一支小部队在Gyantse等侯进展。使团渡过了一个月足够愉快的日子并与周围藏民发展了友谊；但是没有人前来谈判。与此同时，西藏政府恢复了自信并在拉萨与Gyantse之间集结军队。在Gyantse的小部队面临可预见的突然袭击，使得有必要调遣返总部的主力前来解救使团，夺回已被藏军重占的要塞。很明显没有希望在Gyantse谈判；最后，英国政府下令使团继续前往拉萨。经再度严酷的战斗，藏军又被打死300馀人，抵抗才瓦解。西藏政府最终确信不能再拖延谈判，派出数个代表拟谈判。但经验告诉Younghusband只有进抵拉萨西藏人才会认真谈判，当英军进抵拉萨时，发现达赖喇嘛和德尔智已经逃走。驻藏大臣第一个欢迎他，但驻藏大臣却无法安排谈判，且明显对西藏人没有权威。西藏的大臣们业已习惯于高度依赖达赖喇嘛，如今手足无措。唯有待达赖喇嘛出走前指定的摄政，年高德劭富有主见的高僧Tri Rimpoche的出现。他已获西藏大臣委员会的授权，于是英藏协议很快签字。随即远征军出乎西藏人意料地在抵达拉萨仅两个月内开始撤离至印度。
该协议主要内容有：2、赔款56万英镑；3、拆毁有阻交通的位于拉萨与江孜之间的要塞；4、亚东、江孜、噶大克开商埠，英国西藏国民得在商埠自由贸易；5、尊重1890年中英条约承认锡金与西藏边界；6、在还清赔款前英军得驻春丕。10、西藏政府承诺未经英国政府事先同意，西藏领土不得出租出卖或由任何外国占领；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代理或代表驻西藏；不得授予任何外国人铁路，公路，电报，矿山经营特许，若予特许，英国政府得享同等权利。这些条款超出了英国政府的指令但符合驻英总督的要求[40]。1906年4月27日，英国与满清达成协议：中国宣布分三期还清西藏的赔款[41]。英国此次远征后来受到各种理由的许多批评，英国政府对Younghusband违背指令相当脑火，大概下级抗命使其尊严受损。Younghusband 的违抗命令受到英政府的谴责，但这显然不公平。史密斯的《印度史》和菲律普的《保护人》皆称此次远征毫无比要且没有丝毫成果。指责英军冷血残酷者不在现场，而目击者证明英军指挥官尽力克制，极不情愿开始敌对，并试图用忍耐和施加压力的方式达到目的。只到他的军队受到攻击后才下令开火，英军未追击被击溃的藏军，藏军损失惨重主因是武器装备悬殊且指挥不当。英军士兵对被迫参加不对称的战斗的西藏农民普遍怀同情，英国军官敬佩他们的英勇，欣赏他们的品格和性格，藏军伤兵皆受到细心的人道待遇，虽然有来自和尚指控发生大规模抢劫，但立即遭到驳斥并在议会进行辩论，英军有严格命令，严禁杀戮抢劫平民，对和平的寺院及民居一律不得骚扰，实际上，英军是和平开进拉萨的[42]。
在德尔智的敦促下达赖喇嘛于1904年5月逃离西藏，他先赴蒙古，后至北京。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经由黑河至柴达木盆地，于10月20日抵外蒙库伦。清光绪帝、慈禧太后派钦差大臣前往送礼问候。他在蒙古时曾派德智尔去俄国见沙皇，要求保护他回藏。这时正是日俄战争时期，沙皇没有力量，也不愿意干预此事，只是给达赖喇嘛一些安慰，并把此事告知清政府。因此满清政府宣布自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时起便被废黜，并指令由班禅喇嘛取代达赖喇嘛，结果使拉萨人非常愤怒完全不予理彩。后达赖喇嘛前往北京与光绪帝讨论此事，但拒绝向皇帝扣首。1908年清政府宣布恢复达赖喇嘛的职位。他在山西五台山住了两年于1909年返回拉萨。赵尔丰自1905年起便在西藏东部实行高压恐怖政策，赵还声明要进军拉萨，明显计划将西藏转变成中国行省。
西藏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请求外国援助反对中国。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流亡期间对外国情况已有所了解，同时西藏人民整体对Younghusband远征军种下了信任和喜欢英国人的种子，1909年达赖喇嘛致函"大不列颠和外国强国"请求干预中国停止向拉萨派遣军队。同时英国政府致函清庭抗议。中国在此种情况下，正式向英国大使解释说该军队仅是根据贸易条约所提供的为商业通道所需的警察。在拉萨，驻藏大臣作了类似的保证及削减军人数量的方式，成功地减轻了藏人的忧虑。因此藏人感到犹豫不决是否公开与中国决裂，几乎未反对赵尔丰的军队，2000名（另一说为6000人）清兵在崇英将军率领下于1910年进抵拉萨。达赖喇嘛再次流亡逃往印度的Darjeeling。清政府第二次宣布废黜达赖喇嘛，并指令选择一个转世灵童。崇英将军和驻藏大臣则接管了西藏政府。达赖反复向英国政府求助，明确表示自清军入侵拉萨时起原先与皇帝的关系业已结束，西藏不再接受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并致函英国"我现在寻找贵国政府的保护，我相信英国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就象父子关系" [43]。英国政府迅即抗议未经事先警告而推翻西藏现存的政府；要求应当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府以执行其条约义务。中方含糊保证条约义务将遵守。英国政府采纳时任印度国务卿的Morley勋爵温和的意见：中国仅是行使其宗主权，或许结果会有一个强有力的西藏内政，除非他们明确违反了条约义务，无需做什么[44]。加之受1906年中英条约和1907年英俄条约义务约束，因而未予达赖喇嘛明确支持，故达赖喇嘛又秘密向俄国求助，结果俄国却通过英国政府通知达赖喇嘛[45]。
1910年清军入侵是中藏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打破了中国先前的政策。这是第一次中国军队违背西藏人的意志进军拉萨。1720，1728，1750和1792远征军皆为恢复秩序且为西藏人同意而来。每次进军皆重组中国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关系，但除了1720年有过短暂期间之外，皆不存在接管行政问题。所有各次西藏人皆默认，虽然他们从未明确宣布同意中国的最高统治，且并不情愿地接受依赖皇帝，他们确实默认接受该关系且从未公开质疑皇帝派代表或派军队进入西藏的权利问题，而两百年来皇帝一方也总是小心谨慎不做任何惊忧友谊关系基础的事[46]。
1909年达赖喇嘛已回到首都拉萨，不存在任何失控情事，也没有任何与满清帝国决裂的迹象，满族将军却强行推翻现存政权，并接管西藏政府。在清帝国崩溃前汐，赵尔丰建议设立西康省。满清此举军事上获胜，行政上却失败，达赖喇嘛及主要大臣们的流亡，班禅喇嘛拒绝担任临时政府首脑，大臣委员会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保持联系。英国驻锡金政治官员Charles Bell认为西藏被放弃给中国，英国1904年进军拉萨随后又撤离应负主要责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年底革命的风波波及西藏，士兵开始反叛军官，有些士兵开小差开始返回中国，其他士兵趁机抢劫毁坏寺院内的圣相试图发现金银财宝，引起藏人强烈反抗，此时汉人将军崇英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他将军力集中于拉萨和S，除了拉萨和S的军营经长时间战斗，其馀各地的军营皆被藏人消灭或解散。双方皆向英国政府请求调解，被以条约义务为由拒绝，但英国政府建议达赖喇嘛，利用他的影响力制止战斗，以免中国人被消灭，允许他们回中国。最后经尼泊尔政府官员斡旋，达成解决方案，于1912年底剩馀的清军解除武装后从印度乘船返回中国。1912年6月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但直到次年1月清军离开后才进入拉萨。
西藏与中华民国：西藏自由的重建：1912
1912年4月袁世凯发表一项声明：西藏，蒙古，和新疆与其他中国省份一样被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至正在驱逐大量中国人的西藏边境地区。英国政府（Whitehall）认为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属宗主与自治之间的关系。国际法专家认为宗主与主权并非一回事。一个在宗主国管理下的自治国家并不能排除其国际法人格。
英国政府考虑既维护中国的面子又限制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既反对袁世凯政府将西藏视同中国的省份及派军队入藏，也不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独立主张。袁世凯向英国驻华大使保证中国无意将西藏吞并入中国；但他坚持派军队藏解决边境骚乱。于是英国大使向袁世凯提出一份备记录，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不承认中国干涉西藏内政或维持不限数量军队的权利。中华民国愤怒地对西藏拒绝作出任何让步，但作为一种与西藏和解的姿态，中国从东部前线召回其指挥官并签发了一份恢复达赖喇嘛身份的命令。
早在1912年8月，袁世凯即通知英国驻北京大使，他意图恢复达赖喇嘛的身份和地位允许他回拉萨。不久，当达赖喇嘛在返拉萨途中，袁世凯发了一份电报对满清政府对他的羞辱表示道歉，并宣布恢复达赖喇嘛的官职。达赖喇嘛函复称他不要中国的官职，他已恢复他自已国家的世俗和精神政府。该函被西藏视为一份正式独立声明；尽管如此，1912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一项法令，称赞达赖喇嘛热爱祖国的情感（尽管他从未表达过），宣布恢复他原先的职位。达赖喇嘛（Thubten Gyatso）婉拒说他对中国的提议不感兴趣，并称中国殖民主义者的希望"就象夏日天空中的彩虹" 业已破灭。随后他向西藏全境发布一份文告："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人不能保护西藏，恣为强夺，蹂躏主权，使藏民流离失所，逃窜四方……""自示以后，凡营官关目人等，……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拒绝中国控制并宣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小国家" [47]。1913年达赖喇嘛控制了西藏内外事务，直接与外国列强签署协定，改革西藏的司法和教育制度，废除了死刑。而十四世达赖喇嘛则在他登基日（1949年）宣布全国大赦，释放了西藏全部罪犯。
事实上，未对中国作任何让步，西藏政府采取措施在东部边境建立了他们自已的防线，强化了防守以面对袁世凯政府的新威胁。此后近五十年，该地区没有一个中国官员也没有任何中国当局或行政。
印度与西藏边界线（麦克马洪线）：1914年3月24日
1914年3月英国与西藏全权代表直接谈判印度与西藏国境线，谈判未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但向中国代表提供了信息，在英中藏三方西姆拉条约第九条所附一张内外藏地图上标明的红线有所显示。中国反对该条约的理由未提及该麦克马洪线（可能中国代表未注意到该线），而是对中国与西藏边界的划线提出反对。因为当时中中并不关注中印边界线。麦克马洪线涉及地区的居民许多部落与中国或西藏人无关。中国人从未涉足该地区，除了在赵尔丰入侵西藏期间一支中国军队曾短暂进军该地区离西藏边界线约15英里处。但有关该地区的地图是由印度政府于1960年1月15日首次发表在印度北部国界线地图册。
西姆拉条约（The Simla Convention：1914）
英国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 Charles Bell）英驻华公使罗斯、驻锡金专员柏尔为顾问，中国(陈贻范/王海平)和西藏代表(夏扎伦青Lonchen Shatra)于1914年7月3日在印度 Simla谈判了一份协定，划定西藏与中国之间的界线。西藏代表主张独立，1906年中英条约无效并修改贸易协定，要求划定包括所有西藏人在内的西藏与中国之间的界线。西藏代表当场出示精心准备的大量文件材料。中国代表则提出对西藏的主权，基于成吉思汉的征服，宣称在康熙帝时期，西藏请求委派驻西藏大臣；列举回顾了中国军队保护西藏抗击外国的侵略；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向西藏派驻藏大臣及2600名军队及控制西藏外交和军务的权利。中国代表的准备明显不足，提不出书面证据大多仅是口头说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的目标除了起调解人的作用外，他提出自治与宗主权的概念，划分内外藏，旨在恢复中藏之间的和平，发展一个稳定免受外国干涉的自由的与英国关系更加密切的西藏政府。
西姆拉协定主要内容：1、中国和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48]，承认外藏的自治权，尊重其领土完整，并限制干涉其内政；2、中国除了派一个驻西藏大臣及其随从300人以外，不派军队或其他官员入藏；英国除了贸易代理及其随从人员之外，受同样的限制；3、中国和西藏除了1904年和1906年条约之外，不相互协商任何其他权利；4、废除1906年条款第三条（该条实质上赋予中国独家特许权）；5、由英国与外藏协商新贸易条约；6、英国在江孜的贸易代表得就1904年条约事项访问拉萨；7、内外藏由本公约附件的地图定义；8、本公约以英文本为准；9、中国与西藏因本公约引起的争议提交英国政府（本条后来因俄国抗议而删除）控制内藏（即青海）。互换议定书承认西藏构成中国领土的组成部份，但禁止向中国议会派外藏代表[49]。
由于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该公约，理由是不能接受中藏边界线的划分，因此中国代表未签署。但英国和西藏均签署了该协议[50]。
英藏直接协议1914年7月3日
麦克马洪尽力挽救谈判的失败，警告中国政府若不签署条约，英国将不得不直接与西藏签约。中国代表反复强调中藏边界线是唯一的障碍并继续要求麦克马洪调解，但西藏方的让步已界底线，宣称宁可战斗而不再作任何让步。因此，英国政府指令终止谈判。1914年7月3日，在接到中方通知反对英国的建议后，麦克马洪与西藏全权代表签署下述协定：
1、近期中国与西藏之间的战争，使得1906年中英条约（西藏方反对之）无法执行，将该条约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是西藏方的让步之一。2、西藏和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3、指定驻西藏大臣及其随从军事人员300人的权利；4、承认西藏构成中国的一部分；5、承认中国不属1904年英藏条约中所指的外国。[51] 至于中藏边界问题，悬而未决。理论上，中国人被剥夺进入内藏的权利，但中国人已经在那。英藏代表还签定新的贸易协定。
中国政府拒绝签署西姆拉条约使英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西藏也获利良多，而中国则成为最大的输家。中国政府除了保留权利之外什么也未得到；西藏由于中国拒签该条约，免除了因受英国政府压力而提出的要约，交出部分主权以换取中国保证其自治权和联合边界线。亦免除在互换议定书中言及的，其极度讨厌和强烈反对在主文中承认的"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承认。藏方要求英国确保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及保证英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除非中国政府完成其签署条约的义务。西藏流亡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未签署该协定，证明内藏和外藏法律上仍属西藏。英国政府则获得了自由与西藏直接谈判签约的权利；取得了对西藏排他的政治影响力；及非经英国同意限制西藏主权者与任何其他国家直接谈判的特殊地位。
事实上，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话给中国政府说西姆拉条约开放给中国签署，并请求英国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及要求英国提供武器弹药[52]；甚至直到1920年从甘肃派出的一个中国使团抵拉萨，受到达赖喇嘛接见，他仍然予之习惯答复：中国应当签署1914年西姆拉条约[53]。英国政府劝说双方放弃敌对，由于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英国自已焦头烂额无瑕顾及西藏，仅提供西藏少许武器，并在江孜对部分藏军进行了基本训练，选派了四名贵族子弟到英国受教育。特别是1916年以后，因受国际禁运令限制，完全禁止英国政府通过印度提供西藏武器，亦阻止西藏政府从日本获得武器。但是英国驻华大使约翰乔丹连续12年一直努力试图劝服中国签署西姆拉条约，而西姆拉条约谈判副使查理贝尔于1920年派至拉萨一年，与达赖喇嘛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友谊，他向北京建议恢复三边谈判[54]。中国政府回复称除了边界条款之外原则上接受西姆拉条约。而印度政府直至1950年共军攻占昌都之后仍建议解决中藏争议可基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西藏自治[55]。
西藏与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1920-1933
1931-32年苏联红军在外蒙杀害了当地最高级别的转世喇嘛及70000名和尚，摧毁寺庙，强迫剩馀的和尚加入红军[56]。1942年美国OSS（联帮调查局的前身）陆军中尉Brooke Dolan和Llya Tolstoy大尉一道从锡金进入西藏抵拉萨数月，其任务是与西藏政府谈判许可借空中航道运输抗日军火给国民政府，但事实上他们想了解是否可以建一条陆上通道。[57]
1910年日本入侵满洲，1931年9月18日全面占领东北三省及内蒙，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直至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后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打得难解难分，由于中国先是军阀混战，继而是14年抗日战争，接着四年国共内战，因此自1911年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一直无瑕顾及西藏。至使1912年后西藏一直处于"事实独立"状态。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一直关系不和，因为前者要求后者承担藏军的费用，1922年班禅曾要求英国调解，但英国以不愿干涉内政为由拒绝调解，结果1923年班禅出走中国，临行前留下一封函称达赖喇嘛受恶之人误导。西藏上层贵族及噶厦高官保守派占上风，反对改革，及与外界联系，在江孜一所英语学样仅开办两年即被关闭。
1929年和1930年，南京政府稍立稳，即派出两个使团赴西藏。第一个是非正式的，由一位出生于拉萨的女士刘梦青率领。第二个使团更重要，是由北京喇嘛寺的西藏方丈Yungon Dzasa率队。十三世达赖喇嘛友好接待了两个使团，但不承认中国的任何宗主权。他想要被当做独立国家对待，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
1933年达赖喇嘛去世，南京政府派出一个代表团，由黄穆松将军率队，并带来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后由吴明园与藏方谈判，建议西藏归中国管辖，西藏应当中止与外国的直接关系，中国政府指定西藏高级官员之前应当先咨询藏方意见。西藏方答复愿意在西姆拉条约基础上谈判[58]。并反复强调中藏关系是施主与寺院的关系。西藏政府表示愿意在西姆拉条约基础上谈判的同时，对原则性问题毫不退让。1934年及其后有不少报导称中国政府向摄政支付了大量金钱。[59]
确认十四世达赖喇嘛后，将他带回拉萨时马步芳刚开始以必须立即宣布其为达赖喇嘛为由不让走，后要求支持十万银元护送费，再涨至三十万银元。面对此种障碍，噶厦政府请求南京政府指令马步芳将军放人，但实际上南京政府无法控制马将军只是建议西藏方与马直接协商。南京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仲，前往拉萨与摄政共同负责监督达赖喇嘛的座床仪式。1940年2月日的座床仪式英国代表Sir Basil Gould，和吴仲均出席。吴发现中国驻藏代表处境困窘，仅有一个人的一名无线电报员，虽然任命的随员，西藏政府阻止他们从陆路进入西藏。吴离开西藏前，试图说服西藏当局按照满清惯例派驻藏大臣那样派驻一名高级官员，但被拒绝，吴便决定设立一个派驻拉萨的蒙藏委员会分支机构。但拉萨仅视他们为外国驻拉萨临时代表，并不让其插手任何西藏内政[60]。吴还提议由南京政府支持达赖喇嘛座床仪式的四十万元费用，但西藏当局告诉他欢迎赞助宗教开支。
1942年西藏设立外交局，由两名高级官员负责主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西藏保持中立更有利。二战时由于中国建议经西藏修筑一条道路以便运送战争物资而使西藏的中立地位着名。蒋介石于1941年初下令经四川和西藏开劈一条通道，被西藏拒绝，南京政府通知西藏政府将先建再论，西藏议会讨论后再次拒绝，南京未再争论，直接派员至西藏边界进行测量，但在边境被藏军赶出来，一位青海官员连劝带胁，但藏人仍不退让。1942年2月日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顺便提出修建一条经过西藏东南部的通道问题，并通过英国驻印官员疏通西藏，但藏方仍然拒绝讨论，声称其不能做任何有损其中立身份的事。英国人施压说若不协作西藏有可能失去英国的支持，但西藏政府仍拒绝。最后，西藏同意让非军用物资通过。由私人代理运送则西藏政府不加干涉，因此，中国公司组织大量牦牛从印度穿越西藏至中国的运输，获丰厚的利润。西藏政府下令禁止中国政府的货物通行。1943年4月蒋介石令青海，云南和西康省长派军队至中藏边界。1942年初两名美国军官Tolstoy少校和Dolan上尉；被派往西藏检查通过西藏的道路。因美国政府无法通过中国当局获得西藏的许可[61]。美国官员与西藏当局的通信承认西藏政府的事实存在及其中立地位。例如美国驻印度外交使团团长致函西藏当局对其予一架撞毁的飞机飞行员予以帮助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不再飞越西藏领空。
西藏与印度新政府的关系一开始即搞坏了，西藏在印度刚独立时即要求"返还被渐渐并入印度的西藏排他所有的领土。"印度外事部长为该函所恼。他们不愿意对继承自其先前的殖民者的任何领土作出让步。此外，西藏还要求对边境线重新谈判，重申早期被英国吞并的西藏领土。美国认为西藏应由英国和印度负责，而英国则认为纯属印度应负责的事项。1950年8月7日美国通知西藏外交局代表，"如果西藏意欲反抗共产主义侵略并需要援助，美国政府准备予以特资和财政支持。"
1949年11月1日西藏政府草拟了一函致毛泽东，要求毛"尊重西藏独立，并要求返还被国民党政府吞并的所有领土"。该信给印度驻拉萨代表Hugh Rrichardson看后，他建议修改为 "西藏是个人民普遍信佛，由活佛和达赖喇嘛统治的独特的宗教国家，西藏从远古迄今一直是独立的国家，其政治和行政权力从未被任何外国夺走，西藏亦保卫其领土抵御外国入侵，经常总是一个宗教国家。我们希望确保中国军队不越过中藏边境线或发生任何军事行动，因此请严格命令在中藏边境的民事和军事官员遵守上述请求，敬请尽早回复是盼。有关早些年被中国并吞的西藏领土，西藏政府渴望在中国内战结束后，与贵国公开协商"[62]。1949年10月1日班禅（12岁）至电毛和朱德：宣称"我谨代表西藏人民，向阁下致于最高敬意，并提供我们发自内心的支持"。1950年1月北京新华社广播以班禅的名义，发表另一封电报，表达支持共产党："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解放军解放西藏，肃清反动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恐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堪布率领西藏爱国人民，支持解放军为祖国而战斗。" [63]。噶厦当局1950年回复中国政府的信中称西藏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檀越关系（施主与寺院的关系），西藏当局愿意保持和发展这种传统的关系。1950年5月6日，青海省副省长前色拉寺方，藏人着名的学者，Geshe Sherab Gyatso在广播中呼吁西藏人民和达赖喇嘛，暗示若必要中国人将用武力解放西藏。
昌都之役解放军击溃藏军主力。解放军与藏军的首次冲突发生于1950年5月底，一支约50人的共军攻占金沙江畔距昌都90英里的Dengo，藏军司令拉鲁派出500名藏军另加200名康巴人于十天后，夺回该共军进军西藏必经战略要地[64]。1950年10月7日，迈克阿毖将军率美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黎明，张国华率共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丶五十三师丶五十四师（约四万人） 越过金沙江。守军仅3500正规藏军，与4500名康巴民兵。共军歼灭藏军7个代本。1951在昌都前线一位英格兰无线电播报员罗伯·福特（Robert Ford西藏政府官员），见证描述了在直曲主要渡口的西藏守军，英勇奋战，战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南边在芒康附近渡河口，根据英格兰传教士目击者的记录，西藏前锋部队英勇战斗，直至被完全歼灭。残馀部队向西彻退。在彻退的第四天，一个兵团受猛烈的攻击，被消灭。在第一波攻势开始的两个星期后，西藏军队终于投降。一个共产党军官的传记写道："许多藏人在昌都之役被杀或受重伤。""···西藏士兵英勇奋战，但他们不是优势人数与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的对手"。根据描写中国入侵西藏的西方军事家的说法："···红军至少有一万人伤亡。" 不过，住在Markham的基督教传教士Geoffrey Bull则说"撤退的消息传来，整个社会秩序立即崩溃，人民开始抢劫，士兵开始逃亡。"阿旺和昌都的拉萨官员未经警告先行逃跑，使留在前线的藏军和人民感到被出卖了，由于阿旺征用了所有的马匹，当地人民没有交通工具。福特写道："整座城惊荒失措，人们四散奔逃，和尚们忽忙朝寺院祈祷。"共军占领Riwoche并包围了撤退至Drukha寺附近的藏军。没有发生战斗。福特说："藏军不准备撤退，当他们前往前线时，他们带上他们的家人及其家当，许多妇孺及捆在骡马身上的家当，真是战场奇观。"10月19日阿旺决定投降，然而藏军放下武器交给共军；俘虏经共军社会主义及祖国团结等宣传后，全部发给路费并允许他们返家。[65] 后来共军宣称：24日攻下昌都，歼灭藏军6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各一部，计5738人，其中伤180人，俘虏898人，争取一个代本投诚起义4317人" [66]。然而，所谓一个代本4317人起义之说，似难令人信服。藏军与中国人本来完全属于两个民族，藏民甚至视中国人为外国人，如何可能有所谓投诚起义？
1950年7月10中共派西康省副省长格达活佛（Geta Rinpoche）前往昌都作说客，抵昌都后告诉西藏军司令拉鲁他想去拉萨，在待拉萨确认时他受到活佛的礼敬，最后拉萨拒绝他前往8月22日因病去世；中共认为他是被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谋杀的，福特因此被监狱了四年，但他始终否认。
1950年11月6日议员Ernest Davies在英国议会发表官方意见支持印度政府有关解决西藏问题应基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西藏自治，他认为自1911年始西藏业已事实上独立[67]。1950年11月7日西藏政府向联合国申诉称：中国人宣称西藏属中国一部分明显违背事实且损害西藏人民的情感，中国是赤裸裸的侵略。英国和印度均不支持西藏向联合国申诉，主张按西姆拉条约确定的原则：即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下的西藏自治权。11月17日达赖喇嘛年仅16岁提前两年登基，同日他宣布大赦，释放了所有的罪犯。[68]
唯有萨尔瓦多首先代表Hector Castro至函联大主席请求将"外国军队入侵西藏"的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并呈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注意到和平的国家西藏在未挑衅的情况下，业已受到北平政府控制外国军队入侵：谴责这种侵略西藏的行径；设立一个委员会研究采取的适当措施；但英国代表认为西藏的法律地位模糊，建议延期讨论，而对西藏负有条约义务的印度支持英国的主张，苏联和中华民国代表则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反对讨论此议题。德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联邦议院一份学术评估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并没有获得西藏的有效占领权，因为中国对西藏的兼并基本上是通过暴力手段。美国代表因为印度政府的说明同意延期讨论该议题，结果九年后联合国才重新审议西藏问题。
当时西方民主国家因为陷于北韩战争无瑕他顾抛弃了西藏，放弃了文明社会的道德义务。此后西藏曾两度痛苦地请求联合国过问西藏事变，1950年12月11日西藏最后一封请求函要求派出一个事实调查团赴西藏，未得到任何回复。在向联合国求救失败后，12月16日达赖喇嘛及高级政府官员逃亡至春丕，噶厦政府决定将布达拉宫的金银转移至印度；贵族和富人亦转移家人和财产至安全地带。此后四个月由阿佩阿旺晋美与中共谈判，他与班禅喇嘛一道成为最重要的中共合作者。
城下之盟的中藏十七条协议
阿旺晋美与其他西藏政府高级官员于1951年4月开始与中共谈判，和谈完全不考虑西藏方面主张的五项条件：噶厦当局给阿旺的指令是：必须主张西藏独立；争辩过去与中国的系是施主与寺院的关系；反对解放军进藏；如果谈判破裂，可以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以下述五项条件为前提：1、西藏必须享有内政独立；2、不允许中国军队驻藏；3、藏军负责国防；4、中国驻藏代表及随员和卫兵不得超过100人；5、中国代表必须是佛教徒。[69]阿旺认为噶厦提出的前提条件不现实如实际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是1、西藏根本没有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西藏与英国有点外交关系，与美国只是商务关系；2、归还旧汉政府占领和解放军占领的地区；3、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4、请撤走进入康区和藏北的解放军；5、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
5月23日签署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70]。主要内容有：强调西藏回归祖国大家庭；西藏政府应积极协助解放军进藏；承诺西藏地方民族自治权；承诺不改变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改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作用和权力；实行宗教自由，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习惯习俗将受尊重，保护喇嘛和寺院，不改变寺院的收入；中央不强制改革，西藏改革得自行决定，人民要求改革应与西藏主要人士协商解决；各级官员照常任职，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只要没有破坏或抵抗行为可继续任职不追究过去的行为。涉及中央集权的条款有：将西藏军并入解放军；指定一个军事和行政委员会负责履行该协议[71] 。但中共视该协议为权宜之技，并未打算遵守之，随后不久即全面违反协议基本原则。事实上，达赖喇嘛闻讯后即表示反对该协议，多次想公开否定，1959年4月流亡印度后曾公开声明废除之，但迄今达赖喇嘛原则上同意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假如按照毛泽东等当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时的中央对藏方针，以及后来胡耀邦对西藏的政策，不仅西藏问题，中国其他诸多问题也能顺利解决"。[72]
解放军进藏问题，西藏代表们强烈反对，最终达成妥协的原因是不管签约与否，共军进藏，藏方无力阻挡，别无选择。阿旺晋美以未带印章为由试图表达他反对协议的意思，不过，中共在征得西藏代表团同意后代刻了一枚印章，事后西藏流亡政府指责中共伪造了该印章。[73]
1952年7月新上任的西藏军政委员会主任张经武经印度低春丕，说服达赖喇嘛回到拉萨。1951年10月24日，"经张经武的耐心说服和反复解释"，达赖喇嘛以中国-西藏称与北京的关系，张经武强硬要求使用中央和地方取代，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74] 随即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先头部队约三千人，随即两万共军遍布西藏战略要地。
1952年3月30日，人民会议派出五名代表，将一份反对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的请愿书关交西藏政府。司鲁康娃，洛桑札西公然支持并鼓励这一举动；31日2000多人包围工委驻地，3名人民会议代表要求张经武接见；张于31日1日和4日三次紧急通知达赖和噶伦；随后大批藏军潜回拉萨，2000多名和尚进入拉萨。
1952年4月初中共要求解职两名政府主要部长，他们因支持"人民会议"的主张被解职，且未经其同意不得指定新人。然后中共违反协议的不改变政治制度，不改变达赖喇嘛的地位权力之保证，任命他和班禅喇嘛任协商委员会委员；将西藏划分为三个行政区旨在削减达赖喇嘛的权威；为与达赖抗衡专为班禅配备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人卫队。寺院在西藏的地位主要是通过诽谤宣传诋毁削弱之。安排年青喇嘛，贵族赴内地参观，予奖学金到大学学习二至叁年。
达赖喇嘛提出了他自已的改革方案被中共拒绝，而非由于利益受到影响的地主贵族们的反对。尽管如此，达赖设立了一个他自已的社会改革办公室，取消了义务运输，免除农民债务等。一般而言，最初尽管共产党几乎不掩饰他们对和尚的厌恶，中国人接触西藏官员和人民时真实努力守纪律，表现得友好合作。
因被中国人的改革，攻击宗教及被迫供养中国军队的事实，中国要求寺院交出所有的武器，强制藏人改变生活习惯方式等，使得西藏人日益不满汉人，认中国人为外国人。中共亦失去了初期的忍耐，宣布将移民四万农民进西藏，1954年青藏公路完工，军队大批入藏。据达赖喇嘛称到1959年3月共军在西藏至少高达16万人。
1954年4月29日签署中印条约，最重要的部分是序言中提及"中国西藏地区"构成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这是印度政府过去从未承认过的。在1954年的情况下，它足于构成印度签署的西藏独立的死刑[75]。该条约惨遭到印度议员A的猛烈道义抨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我们签署批准毁灭一个与我们有精神文化联系的古老国家的罪恶"。
藏人起义反抗殖民暴政
中共1955年在安多和康区发起"民主改革"，搞合作社，重新分配土地，强制游牧民定居，尤其是收缴武器（因该地区不受"十七条"约束），结果引发云南，贵州和四川藏民起义；藏民杀中共干部和汉人，中共称之为康定叛乱，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里塘；共军很快即镇压了起义，但直至1956年底才平息；康巴起义始于1956年2月底，3000多和尚在Changtreng Sampheling寺收容了数千避难藏民，刚开始共军包围寺院，并派飞机散发传单敦促和尚和平民投降，随后派一架轰炸机炸毁寺院，康巴人只好投降，数百名和尚和藏民被炸死；该寺被炸毁的消息似野火迅速传遍东藏，一周内里塘组建起一支民兵，前往保卫里塘寺院，其富有力的年青领导人Yonru-Pon[76]，组织数百名民兵在前往寺院途中，于1956年2月底遭共军伏击被击毙，他的死立即使里塘村庄起义；所有周边地区共军营地皆遭到袭击，许多共党干部被杀；共军围困里塘寺一个月最后用一架轰炸机轰平该寺。在此战之后，康巴人撤退进西藏中部。中共派出15万大军在空军配合下对康区大举轰炸，不少村庄整个被炸平。
"1957年7月4日33名康巴头人和商人贡布札西以礼尊达赖喇嘛为名开会，决定放弃他们之间的历史仇恨，联合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并寻求国际援助"。不过，此说似乎不太确切。该反抗运动起因于为建达赖喇嘛金身相集资活动，并于7月4日于诺布林卡举行仪式。客观上促使全藏各族人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敌人，进而成立了该抵抗组织。美国人因朝鲜战争激怒，改变了原先不介入西藏事务的政策，达赖喇嘛的二哥说服美国CIA自1957年四月始首批六人赴塞班岛受训，半年后将他们空投到西藏。至六十年代中期有2500藏族青年在关岛，塞班岛和科罗拉多州的鲨鱼营地受训，另有16000人在西藏周边国家受训，中情局经缅甸空投了四百吨武器弹药及无线电通讯设施支持游击队[77]。50年代末游击队人数达30000人，西藏起义扩散到全藏，高潮是1959年的三月起义。其后，美国支持的游击队继续活动，其行动一直持续不断，直至1971年基辛格到北京试图使中美国关系正常化才停止，但游击战直到1974年才终止。"依保守估计，应该不少于五十万人被杀"，西藏流亡政府统计数为：432705人死于战斗。[78]
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均不愿意支持康巴起义，因为害怕中共会对中藏地区采取更强硬的政策。1956年7月达赖喇嘛曾派出一个代表团试图平息康巴起义。但其使命未能完成，康巴和安多的抵抗仅稍停短期，战斗又象以前一样。1956年11月因纪念佛祖诞辰2500年，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他向周恩来提出四点要求：1、中国军队撤离西藏；2、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死时既存的西藏地位；3、恢复1952年开除的两名大臣的职务；4、放弃共产主义改革计划。他的要求完全被否决，他深感失望之馀想在印度寻求政治避难。尼赫鲁对达赖喇嘛说，"印度政府对此无法做任何事，西藏从未获承认为独立国家，最佳的希望是西藏能按十七条执行"[79]。尼赫鲁将此信息通报周恩来，并建议中共尊重西藏的17条协议保证的不在西藏强制改革的自治权。周则以外交辞令表示"达赖喇嘛想在印度呆多久都可以，只要他遵守印度的法规"。该消息传至北京，毛说"强绑不成夫妻，如果他不喜欢西藏并想逃走那就让他走吧，如果我们失去达赖，我不会悲伤"[80]。1957年1月初，毛在对各省委书记的谈话中言及："即使达赖喇嘛不回国，中国也不会因此沉入大海"（Tsering 155）。1月24日周恩来再度赴印度作达赖喇嘛回拉萨的最后努力。1957年2月毛泽东宣布西藏尚未准备好改革，应当推迟至少五年。因此，中共撤离了部分军队和政治干部。中共承认仅少部分藏人想要改革。中国媒体也有相当自我批评，在处理西藏事务中犯有不少错误，包括大汉族主义，官僚主义，不尊重当地习惯，有些汉族干部甚至违法。5月中共让许多在中国内地学习的西藏学生回西藏，原来是为了加快民主改革培训，既然无限期推迟改革，也就没有必要再学习，结果这批学生也特别反感共产党。1957年8月日中共宣布重组西藏政府，原先的机构要么撤销要么兼并精简，90%的干部应由藏人担任，仅保留少部分汉人干部；据此，西藏工委1957年下半年实行紧缩精简。同时，1958年中共在西藏三区开展批判地方民族主义。1958年局部叛乱开始漫延，7月18日张经武和张国华[81]面见达赖喇嘛告知：中央对西藏是力求和平改革，并把改革推迟了六年。
1958年初，大批游击队从东部撤至中部，成千上万僧俗藏民从康区和安多涌入拉萨，但康巴人受到拉萨人普遍的歧视。1958年4月中共派出一支秘密警察至拉萨清除"反动分子"。他们随意清除了大批藏人男子，结果他们加盟游击队，至五月游击队人数超过一万人，在离拉萨不到20英里处歼灭了一支1000人的共军[82]。1958年秋游击队消灭了里塘军营三千共军，并控制藏布江流域南部所有地区。与此同时，中共不断向达赖喇嘛实加压力，要他用藏军去消灭康巴和安多游击队；达赖喇嘛以藏军人数装备不足及无法派藏军去打藏族同胞，他也无法保证如果派藏军去消灭游击队，他们不会加入游击队。
1958年，在10世班禅故乡青海循化，解放军向民众开枪扫射4小时，死伤俘3218人。循化叛区68.4%的中共党员和69.5%的共青团员参加了叛乱。叛乱扩展至全青海，13馀万人参加，占青海藏民总数1/5。镇压后，仅海南州、尖扎县、久治县和14世达赖故乡湟中县，"处理各类人犯"20884人。久治全县仅2万人，"在劳改中死亡561人"。[83]
1958年秋中共邀请达赖赴京出席1959年1月全国人大会议，达赖以要考试为由婉拒；一旦考完试，又收到北京让他赴京的紧急邀请。据称毛泽东曾指示"如果达赖喇嘛及其一群逃走时，我们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吴静怡写道："张国华清楚，部队早已在拉萨周围布置好了，只要谭冠三和参谋长李觉一声令下，不要说达赖喇嘛离开不了拉萨，叛乱分子一个个都将粉身碎骨。"[84] 但此种说法很可能是中共事后为毛涂脂抹粉的产物；因为当年3月17日共军向达赖喇嘛居住的厦宫诺布林卡发射了两枚炮弹后，才促使达赖喇嘛最后下决心逃亡。如果毛真有此指示，共军官兵肯定没有此胆，敢于明目张胆对抗毛的指示。1959年3月西藏人民起义的直接起因是中共驻西藏党委书记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共军军营观看文艺演出，却告诉他放弃通常仪式及不带卫兵。结果引起藏人怀疑中国人要绑架达赖喇嘛至北京。谣言是由一小部分西藏下层政府官员故意散布以引发公共恐慌。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试图绑架达赖喇嘛，似乎不太可能中国人有任何计划绑架达赖喇嘛至北京（Tsering 191-93）。中共则指责噶夏组织了叛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噶厦官员皆对事态发展的结果吃惊，且均想尽量控制其后果。事实上，达赖喇嘛的两位导师，他家所有的成员，全体宗教高僧及贵族成员当天下午皆出席了军营的文艺演出。事后，中共指控贵族反对阶级发动了叛乱，而实际上直到1959年3月西藏上层社会所有的贵族均享受中共的特别优遇。
尼赫鲁宣称达赖喇嘛并不想在印度设立流亡政府，也不想向联合国申诉；尼坦率地告诉达赖喇嘛印度不会因为西藏而牺牲与中国的关系。全世界也无法为西藏带来自由，除非整个中国国家体制崩溃；唯有一声世界大战，一声原子战争，或许才有可能。尼告诉英国驻印度大使迈克多纳"我们政策的适当目标是试图确保西藏享受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他对达赖喇嘛说"西藏独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如果西藏争取自治，不仅中国将更友善，而且世界意见将更有利于西藏。"（Tsering 218-19）
1959年7月24日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具报告"西藏问题与法治"，初步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屠杀藏人业已造成严重损害企图毁灭西藏国家和宗教。这些行为已构成1948年联合国群体灭绝罪；在检查西藏的国际地位后，该报告亦得出结论西藏业已从各方面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享受很大程度的主权，很难视其为中国内政。[85]
1959年10月9日联合国大会理事会讨论西藏问题，苏联驻联合国代表Kuznetsov称"西藏问题主要是美国挑起冷战，不存在西藏问题，几百年来西藏业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属中国内政。理事会没有管辖权。至于人权侵犯，那仅是镇压反动派，封建地主"；共产党国家唯有南斯拉夫批评中共对西藏的政策。10月12日大会争辩。厄瓜多尔和古巴代表辩称中共入侵之前，西藏业已取得事实独立；1951年协议由于一方或双方废除业已失效。尼赫鲁1959年4月5日说双方均声明协议业已终结或破裂。但是英国和印度，是除了尼泊尔以外，唯一与西藏定有协议且特别了解西藏对西藏的地位澄清有权威性的国家却均持消极立场。英国代表Pierson Dixon描述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对于其是否属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的内政是否适用，英国政府不能确定，因而弃权。英国政府对是否因1951年17条协议，西藏业已丧失主张独立的权利持疑。直至1950年西藏业已享受事实独立此点毫无疑问。17条协议是否在胁迫下签署？它如何影响西藏的国际法人地位？对此问题，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意见是：该问题不能被驳回。。。已成为中国排他管辖"。1959年5月5日英国政府指令其驻外各大使，积极游说任何国家阻止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议程（Tsering 221）。9月13日达赖喇嘛致函英国政府要求其支持西藏向联合国申诉，信中言及英国曾承认西藏的主权地位（Tsering 227）。印度政府通知英国及澳大利亚，印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西藏向联合国申诉。爱尔兰动议支持西藏，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支持爱尔兰；美国曾试图说服英国和法国支持西藏。其他绝大多数国家，虽然同情西藏，但皆认为西藏是中国内政，法律上，西藏起义不能与匈牙利起议相提并论，后者是联合国成员国，西藏则从未获得其业已独立的法律上的承认。
联大辩论爱尔兰代表在开场白中明确仅就"违反西藏人权问题"提出建议，马来西亚代表也申明仅关注"违反西藏人权和自由问题"。1959年10月21日联合国大会第834次会议通过第十四号决议：确信人权是基于法治的世界和平秩序发展的基础；呼吁尊重西藏人民对他们自已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基本人权[86]。1960年6月，西藏问题再度提交联大讨论。这次是由泰国和马来西亚提出动议，西藏流亡政府亦进行了大量院外活动，要求联大通过一项"调解与协议"的决议，及支持美国政府的申明承认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基础上的基本权利并提出实际执行的具体措施。但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均反对基于自决权的任何决议。
中共对西藏人民的真实想法完全无知。1980年达赖喇嘛的代表访问西藏以前，统战部担心翻身农奴会出于对达赖喇嘛的仇恨而对代表们不礼不恭，特意布置基层要说服民众，不要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而实际上代表们所到之处，民众狂热欢迎，场面惊心动魄，人们哭喊着"达赖喇嘛万岁！"
毛泽东曾向达赖喇嘛主张西藏人可以保留国旗，而当今中共暴政对任何公开打出西藏国旗者皆以分裂国家罪重判。时任藏语翻译的平措旺杰[87]回忆说：1954年达赖喇嘛访北京时，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来到达赖的住处，毛说"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张经武，张国华和范明不让你带着，是吗？"达赖答，"我们是有一面军旗。"毛又说"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国旗，将来，我们可以让新疆内蒙有自已的国旗。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样好吗？"
事实上中共高层内部对西藏问题亦曾有过较清醒的认识。1980年胡耀邦在视察拉萨郊区反帝公社一些居民的住房时，亲眼目睹西藏人民极为恶劣的生活状况，质问驻藏官员"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扔到高雅鲁藏布江去了？！""这完全是殖民地的做法！"随后中共曾颁布西藏31号文件和新疆46号文件：西藏31号文件是有关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自主权；把自治权交给西藏自治区。汉族官员太多，应大大减少，让西藏人自已当家做主；中央文件，不适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请示报告后，可以不执行或变通，修改后执行。新疆46号文件，明确今后中央只三权，国防，外交和部分否决权。其馀交给自治区。汉族干部在自治区只能当参谋，顾问。但因诸如原因，该文件未实际落实执行。
西藏人民的起义抗暴从未停止。1969年在一名Nyemo寺德高望重的尼姑Tinle Chodon领导下，西藏爆发了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反抗。她呼吁中共正在毁灭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已届必须起来反抗之时，结果一呼百应，当地人民奋起袭击军营，杀死士兵和军官，割除间谍和线人的嘴唇。反抗的起义象野火般在西藏二十九个地区漫延开。当中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即极端反应，中共最高当局下令二十九个地方当局首脑立即枪决为首反抗者。结果二十九个地区皆开公判大会公开杀了一批人[88]。
1970年厦在藏南又爆发大规模起义，波及自治区71个地区的60个，至少12000名藏人和1000名共军士兵丧生。随即一场旨在血腥镇压反抗运动在藏区全面展开。数千名中共培养的藏族干部遭清洗，警察恐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几乎每个藏族家庭均受到安全警察监控。数千人在半夜突袭中被捕，关入监狱审讯；大量藏人群众大会公审后处决前游街示众，男女人犯皆被用绳子紧勒脖子以防其最后喊反动口号。犯人家属还被迫感谢党处决了坏分子！[89]
Wangchen被以组织秘密地下组织煽动叛乱罪名关押了四年，期间亲眼看到47名藏人被抢决，包括三名资深喇嘛。"我们被强迫观看枪决，由于监狱周围皆成为坟场已没有空间，犯人被枪决后直接抛入河流冲走。还有死刑犯人被逼自已挖坑，然后站在坑内就地枪决了事"。[90]
残酷的镇压未能朴灭反抗的怒火，1972年在西藏中部的Kongpo Tramu,500馀名藏族青年被以藏独分子名义枪决[91].
1977年在西藏东部超过100部共军军车遇袭击，抢劫然后放火焚烧。7月在安多环湖区20000名藏人起义，许多人被打死。[92]
1987年9月27日20多名喇嘛手持西藏国旗--雪山狮子旗，在拉萨街头高呼：西藏要独立！中国人，出西藏！
1987年10月1日，拉萨40馀名喇嘛手持西藏国旗，游行示威，高呼"西藏是个自由独立国家。警察将大部分示威者关进派出所，据班禅事后透露当场打死十几人，两千多人被捕，四十人被处决。
1988年3月5日，拉萨传召大会最后一天，发生藏独示威，暴力冲突比上两次进一步升级，当场打死人。"西藏要独立！打倒中国的压迫！达赖喇嘛万岁！"
1988年12月10日晚约100名Ramoche寺的和尚和尼姑从Barkor游行，沿途有些行人加入。一位荷兰女子Christa Meindersma正在Jokhang广场渴饮料，"突然一群约30名青年的和尚出现，其中一个打着西藏旗，此时未经任何事先警告，警察公然开枪射击人群，打死两名撑旗的和尚（当天18人被打死，150人严重受伤，数百人被捕）人们开始四处奔逃，我也决定逃命，结果肩上挨了一枪。[93]"由于该荷兰姑娘受伤，使得西藏问题再度成为全球各大报关注的焦点。随后她搬入西藏饭店各媒体跟踪报导西藏每日进展情况，此时中共将她当作煽动者，她意识到自已随时会被捕，故打通北京荷兰驻华大使馆电话，正在通话时，警察破门而入，扣留了她的全部胶片，相机和护照。因使馆官员正连线中，得释她的护照被扣，立即向中国政府抗议，加拿大也因数位加公民护照被扣而提出强烈抗议中共违反国际法，中共只好恢溜溜地归还护照。
1989年3月5日-7日，刚开始仅是13名和尚和尼姑抗议，他们打着纸西藏旗围着J寺游行。还打着横幅"这是和平示威，请别使用暴力"及英文的自由，自由！中共期盼着骚乱以便趁机镇压。事先中共居委会已传达共党威胁，任何人上街有被击的危险，但仍有不少勇敢的西藏人加入示威队伍。当示威队伍朝警局行进进，在房顶的警察扔下一个酒瓶，于是一个青年和尚扔了一石块打在警局的墙上。突然，一位正观察房顶警察的美国旁观者，"我听到十几响枪声从头顶上方传出。扔石块的和尚被击中，两位试图扶他的西藏人也被击中"。中方报导则只字不提枪击，说示威者用石块攻击警局，当局被迫使用催泪瓦斯。西藏人被中共冷血向和平示威者射击激怒了，结果三天内自发演变成一起民族冲突，西藏人男女老少皆愤怒极了，几乎全城出动。游行队伍转入一条汉人街道后开始放火烧商店。警察放任示威民众的怒火达到高潮而不制止，然后才开始随意开枪杀害民众。有数位证人证明说看见警察用自动枪扫射西藏人的家将他们全家打死。事后中方称死12人，流亡政府称被打死400人，更一保守数字80至150人。3月7日晚宣布诫严。中共暴力镇压，官方仅承认16藏人被杀，《刺刀直指西藏》作者写道截止3月10日，拉萨市民387人丧生，多为枪弹击毙，721人受伤，354人失踪；宗教界人士82人死亡，37人受伤，100多人失踪；市民与僧尼死亡总数469人，不包括外地藏人死亡人数。1989年西藏实行诫严，据张少松将军称，18个月期间至少600人丧生。6月3日夜北京镇压后，胡锦涛全国第一个给中共中央表态："坚决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果断决策"。
自1995年中共当局认定自已的班禅灵童后，中共对西藏僧侣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迫藏人辱骂达赖喇嘛，凡不服从者皆被寺院学校开除。800名扎什伦布寺的僧侣中，有200人因拒绝接受当局指定的班禅灵童而入狱[94]。2006年张庆黎下令严格执行一条过去从未严格执行的法令：不许学生，干部及其家属从事一切宗教活动。
1998年5月日在Drapchi寺，因呼达赖喇嘛万岁，和自由西藏口号又引发自1989年镇压以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至少十名西藏人，包括六名尼姑被殴打和酷刑致死[95]。6月7日五名尼姑在囚室中死亡。一名上吊，其他四人官方称她们用围巾塞入嘴巴窒息而死。问题是为何她们在抗议事件一个月后的同一天，分别在单独关押的不同号房内同时用同一方式自杀？第六名尼姑随后几天也死了。第七名尼姑Ngawang Sangdrol甚至在她的同伴们死了之后，仍不停反抗。她被判了18年徒刑，最初于1992年因参加示威被判三年，随后因与其他十三名尼姑在狱中唱西藏独立之歌被加刑六年，最后于1996年她与其他犯人一道抗议中共选择班禅喇嘛再加刑九年！现在无人知道她是死还是活着。[96] 女性西藏人犯人有1/20之一的死亡率，男性西藏人囚徒则是1/40。
2005年11月26日中共以武力处理拉萨哲丰寺冲突；2006年3月14日，在甘丹寺，中共同样以警察武力处理僧侣和平抗议事件。
2008年3月10日-4月1日，拉萨和西藏三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共官方称"3月14日，不法分子纵火300馀处，拉萨908户商铺，七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纲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18名被烧死或砍死，受伤382人，其中重伤58人，拉萨市直接财产损失二亿4469元"。西藏根据藏族作家唯色记录的"拉萨事件"称2008年3月14日起，从拉萨公安局得悉，当局取消了开枪禁令，军警可以对抗议人群开枪。按流亡政府的统计至少350名藏人被打死或枪杀，伤者数以千计，事后更有数千人被捕判刑。
乔石、胡锦涛受中共党文化毒害极深，思想僵化满脑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观念。1989年12月18日胡主持区党委三届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上作《关于西藏目前形势和面临任务》概括为：一手反分裂斗争，一手经济建设。胡说：1987年9月以来拉萨多次发生的骚乱事件，既有深刻的海内外背景，又在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实质就是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复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是西藏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也是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复与反颠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组成部分。然而，198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西藏问题，赵紫阳说"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 徐旭明认为西藏闹事的幕后真正鼓动者，是中共自已培养提拔的藏族高级官员。因为腐败无能他们害怕达赖喇嘛回归，而不时制造事端，中央均会认为是极左政策，故撤汉族干部，藏族干部自然得益。1988年6月15日-29日，乔石考察探索西藏骚乱的根源后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和着眼点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院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不使寺院成为骚乱的据点。""中共已对过去的错误作了赔偿，给了他们高官厚禄，他们还要中共做什么？把他们过去的仆人还给他们，让他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据乔石的指示，西藏成立寺院政治清理工作办公室，1989年3月拉萨骚乱标志着邓小平制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推行的西藏怀柔政策彻底失败。胡锦涛改胡萝卜为主为大棒为主。1989年10月19日江泽民主持政治常委会讨论西藏问题，批判赵紫阳的看法，肯定胡锦涛之论，定性西藏骚乱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旨在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复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斗争。要加强寺院管理，今后要坚定不移坚决反对西藏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切主张和行为。1952年至1989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累计为132亿元，加上基建投资，共为166亿元。
吴静怡张燕秋写道："十世班禅的真实想法，据称是想当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首领。据知情人讲，班禅一再要求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赵紫阳已松口，但邓小平坚持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97]。然而，吴/张上述对班禅喇嘛的指控明显违背事实。张经武转达中央指令要班禅喇嘛接替达赖喇嘛任自治区主席你"必须入住布达拉宫，并公开谴责达赖喇嘛"，遭班禅拒绝：他既不愿意取代达赖喇嘛，更不可能谴责达赖喇嘛。反之他公开忠告藏人保持西藏文化，宗教，尊重他们的流亡领袖。因此他被共党禁止公开演说两年直至1964年三月Monlam节，在拉萨市政万人大会上他说"达赖喇嘛生存是西藏的希望，我必须声明我坚信西藏将很快重新赢得自由，达赖喇嘛尊者将返回金色的圣殿，达赖喇嘛万岁"！据目击者称所有在场的藏人无不为之勇敢的言论感动得泪流满面。西藏两名最高领导人立即飞赴北京向毛周汇报，毛周的指令是"彻底粉碎班禅喇嘛反动集团"，发动揭批班禅喇嘛反人民阴谋分裂祖国的罪行的运动。形容他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块巨大拌脚石"。大批与班禅喇嘛有一点关系者惨遭迫害，8月间连续17天审理班禅案，中共给他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谋杀，与他哥哥的妻子通奸，参与纵酒狂欢与盗窃寺院，妄想恢复农奴制，利用七万言书诋毁中国，公然宣称支持达赖喇嘛，误导公众等[98]。11月班禅与他的双亲被押送北京，解除执行主席职。然后即消声匿迹，后来才知道他于文革中被关入秦城监狱十年，直至毛死后于1977年10月才获释。
2008年3月27日，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白玛赤林对美国之间记者说"当局已以初步撑握了达赖集团与三一四事件有关的线索，正在取证"；但3月14日西藏自治区负责人一口咬定："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3月18日温家宝在全国人大闭幕式的记者招待会上称"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这起事件是由达赖喇嘛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这暴露了达赖集团标榜的不追求独自，和平对话是一派谎言，达赖灭绝文化论是一派谎言。"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这次事件再次暴露了达赖集团的分裂本质及所宣称的和平非暴力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教授称"拉萨骚乱是达赖喇嘛引起的，僧尼很容易受到宗教领袖的影响，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无理性"。张庆黎在运圣火传递火炬仪式上说"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达赖集团的分裂阴谋。"达赖喇嘛驻欧盟特使卡桑坚赞2008年3月26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中共的作法是挑拨汉人藏人之间的茅盾，宣杨爱国主义，煽动国民痛恨达赖集团，其实整个西藏所有的藏民皆属达赖集团的成员，中共的做法，令藏人无法与汉人保持正常的友谊"。3月29日在开完法会后，达赖喇嘛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全球华人的呼吁》中指出："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相反，我时常为寻求西藏问题在汉藏民族长久互利的基础上获得解决而进行努力"。
一家德国报纸评论说"中国这种压制办法，实际上是在促使恐怖主义生成。"如果达赖喇嘛能在生前返回家，会起到一种稳定作用，否则，德国媒体预言之中国将逼出恐怖主义来，可能成为现实。印度西藏难民自救中心主任强巴指出"达赖喇嘛主张非暴力，中国领导人却在等他死，死后会更麻烦，如果逼急了，我们会做同样的（恐怖主义）事。
达赖喇嘛坚信"只有在中国人民对西藏人的好感不丧失的情况下，西藏问题才能和平解决。"1979年1月日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时邓说"你就谈吧，西藏独立问题，不要说我，就是未来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给西藏独立，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嘉乐顿珠时交给他"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可以是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什么时侯想回国，以什么方式均可。当时的统战部长丁关根曾构想，希望达赖喇嘛能回中国领导藏区的宗教活动。嘉乐顿珠说绝对肯定达赖喇嘛不谋求西藏独立是真实的，他反复说，不愿意离开中国这个大家庭，愿意做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好处，西藏的很多事都要靠汉族支援，要靠中央政府的支援。然而第六会谈时统战部主谈人称："达赖喇嘛不能以个人名义来北京或者西藏，因为他和西藏是密不可分的。去五台山朝拜是不可能的，有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
结论：自古以来西藏即属中国之说不能成立。但是，西藏属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并非中共首创，而是袁世凯政府首先提出。苏联最早支持此说，德国亦认同，但与苏联的提法有所区别，英国，印度皆持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之论；当今之世大多数国家均认同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之论，同时认为西藏曾于1912年至1951年期间事实上独立。
中共业已放弃唐朝时西藏即归中国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明朝政府曾对西藏实施控制，元蒙统治中国时期，尽管中国和西藏均受蒙古帝国统治，但汉人仅是三等四等公民，而藏人至少是二等公民甚至一等公民。
清初直至1720年以前西藏王均是蒙古王公，清中叶后满清政府仅短期内曾控制西藏行政，绝大多数时期是通过控制达赖喇嘛对西藏实行间接管制，晚清由于列强势力日益扩大，满清日益衰弱而无瑕顾及西藏，因而西藏拥有高度自治权；虽然清朝时期有驻藏大臣及驻军惯例，但人数从未超过2000人，大多数期间仅不到300人；清军曾五次进军西藏，但前四次均是应西藏当局的邀请为恢复西藏秩序而派军入藏，1910年清军首次不请自来，入侵西藏，并强行解散西藏政府，对西藏实许军事管制，但随即因1911年革命清朝被推翻，达赖喇嘛重新恢复西藏最高政教权力。
民国时期，由于中国本身受到日本帝国侵略，加之军阀混战及国共内战不已，以致西藏自1912年至1951年期间实际上处于"事实独立"状态[99]。中共1950年10月通过战争击溃藏军主力后，且在藏人向联合国求救遭国际文明社会抛弃后才被迫接受1951年十七条城下之盟。但随后不久中共政权即违反该协议，1959年4月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即宣布废除该协议，而中共则解散西藏政府，因此在法律上该协议业已无效。
藏人的宗教、文化、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均与汉族大不相同，历史上西藏曾是强大的王国，藏军曾几度战胜唐朝军队，西藏历史上一直拥有自已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有自已的国旗[100]、地图[101]、货币[102]、军队、独立司法、宗教、语言、教育及邮政体制，1942年设立了外交局[103]并签发自已的护照与外国政府签订条约[104]。
吾以为西藏历史上曾是自由独立王国，中国在元蒙及满清时期对西藏有宗主权，尽管短时期内中国表面上看甚至对西藏拥有某些主权，但实际上从未对西藏拥有主权；西藏至少在1912年至1951年期间曾事实上独立；藏民族根据国际法有"人民自决权"[105]，但出于政治现实及社会经济现状及汉藏人民根本长远利益考虑，达赖喇嘛提出了合情合理合法的中间道路八点建议[106]，并于2008年第十次与中共政权会谈时提出备忘录，体现了达赖喇嘛极高的政治智慧，宽广的心胸与仁慈的心灵，既通情达理又高瞻远瞩。不仅仅从汉藏双方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当然包括中国人的根本长远利益考量提出的合理谈判基础，因而是一个切实可行解决西藏问题互利共赢的最佳方案。我相信，若能获得自由资讯，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因为自由，尊严，与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而汉人与藏人作为人并无两样。
2011年7月10日"民主中国与西藏的未来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对话"研讨会后续专论
[1] 原中国海事和人权律师，国际海商法教授；现自由作家翻译家。
[2]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85.
[3]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Prologue 1999.P.18.
[4]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6-17.
[5]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摄政LUNGSHAR据称接受民国政府大量贿赂且热衷于权力，最后于1925年因勾结色拉寺和尚阴谋叛国罪被处挖眼刑并监禁终身。Richardson p.140.
[6]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61-62.
[7] Shen, Tsung-lien and Shen-chi Liu. Tibet and the Tibetan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112. Richardson.p.165-66.藏人怀疑沈支持色拉寺，该寺公开批评摄政及后来成为试图颠复西藏政府的主要力量。但沈说服西藏政府派出一个官方代表到中国，事先未告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事，1946年5月原定开会日期无限期推迟，西藏代表团人员被南京政府安排到处参观访问，不让他们返藏；一直到1947年1月参加国大会。
[8] Lee Feigon, Demystifying Tibet, Ivan R. Dee, Chicago, 1996,p.15.
[9] Francoise Pommaret, Tibet A Wounded Civilization, Discoveries N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2003. P.52-53.
[10] Stephan Talty, Escap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2011, P.30.
[11] Richardson.Tibet and Its History p.30.
[12] Francoise Pommaret, Tibet A Wounded Civilization, Discoverise Harry N.Abrams, Inc.Publishers 2003.p.54
[13]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1999.P.33. "Tibetans shall be happy in Tibet and Chinese shall be happy in China." See also. The Statement of Dalai Lama on the 41st, Anniversary of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on 10 March 1990
[14]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 1999.P.23.
[15]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 1999.P.57.
[16]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9.
[17]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p. 33-34.
[18] Lee Feigon, Demystifying Tibet, Ivan R. Dee, Chicago, 1996,p.59.
[19]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1999.P.34.
[20] John B.Roberts, Elizabeth A.Robert, Freeing Tibet 50 Years of Struggle, Resilience, and Hope, Amacom.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9 P.22.
[21] Stephan Talty, Escap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2011, P.37.
[22]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45.
[23]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1999.P.36.
[24]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8-42.
[25]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19.
[26] Stephan Talty, Escap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2011, P.37.
[27] John B.Roberts, Elizabeth A.Robert, Freeing Tibet 50 Years of Struggle, Resilience, and Hope, Amacom.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9 P.6.
[28] Francoise Pommaret, Tibet A Wounded Civilization, Discoveries Harry N.Abrams, Inc., Publishers 2003.p.102西藏护照最早的纪录是在1688年，发给一位亚美尼亚商人，约翰尼斯（Hovannes）。1780年，拉萨签发了一份护照给印度总督华伦·哈斯丁斯开拓西藏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的使节，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他希望能打开西藏跟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29]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46-47.
[30] Tibet and China: History of aComplex Relationship IsTibet Part of China? By Kallie Szczepanski, About.com Guidehttp://asianhistory.about.com/od/china/a/TibetandChina_4.htm
[31]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19，126，292-293。
[32]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54-53.
[33]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57-58.
[34]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67-69.
[35]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Nepal, Mar 24,1856 Richardson p.247-249. 此后尼泊尔与西藏的关系一直紧张，1880年，1883年，1895年差点破裂。1904年尼泊尔由于帮助Y入侵西藏，1922年Lungshar在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强制扣押了一个尼泊尔人，尼泊尔政府要求道歉，但达赖喇嘛或许受L误导想解释并证明行为正当有理。以致双方差点再次交火。
[36] H.E.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69-70.
[37] Francoise Pommaret, Tibet A Wounded Civilization, Discoverise Harry N.Abrams, Inc.Publishers 2003.p.88.
[38]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81-82.
[39] Convention of March 17, 1890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lation to Sikkim and Tibet.Richardson p. 77.
[40]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Signed at Lhasa Sept 7, 1904英国与俄国在圣彼得堡于和1907年8月31日签订《英俄同盟条约》其中关于西藏的协议[40]，英国和俄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The Government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recognising the suzerain rights of China in Tibet)：1、尊重西藏领土完整，不干涉西藏内政；2、遵照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非有中国参与，不得与西藏缔结任何条约；该项保证不排除英国根据1904年英藏条约第五条规定之英西藏之间直接商业协定；3、各保证不派代表驻拉萨；4、两国不为自己和本国国民，在藏要求铁道、马路、电报、煤矿及其他权利的任何特许；5、西藏税赋，无论物产或现金，皆不得成为双方或其国民抵押或让与物。还规定英军驻春丕改为在西藏支付第三期赔款25万卢布后或商埠开放达三年后，同时西藏当局诚信履行1904年英西藏条约即撤军。
[41] Se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2. P95.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Tibet. Signed at Peking, April 27, 1906.鉴于西藏政府拒绝承认中英1890年条约和1893年条约。。。2、英国政府承诺不吞并西藏，不干涉西藏行政事务；中国政府亦保证不让任何其他外国干涉西藏的领土事行政。4、中英文本尽量一致但若有任何冲突以英文本为准；中国签约代表是副外长唐绍义特命全权大使。西藏政府由于不知道1906中英条约和1907英俄条约故不承认该两个条约对其有约束力。
[42]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82-90.
[43]Tespon W.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Potala Press).p.230.
[44]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98.
[45]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01.
[46]历代中国统治者未采取军事占领西藏的根源。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主因是汉人不适应西藏的高原气候和浓重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用"册封"的方式间接管制，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权，政治经济上更合算。此外，西藏是宗教社会，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禁止杀生，而且西藏高原严峻的地理气候条件使之经济发展迟缓，物质溃乏，需要中国提供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因此藏人也没有独立的强烈愿望。因此藏人取得高度自治权，汉人则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权，相互各取所需便是中藏关系长期相安无事的原因。然而，当今之世，殖民主义早已过时，人民自决权业已成为国际公法原则，而民族区域自治权则是中国宪法确认的原则 。达赖喇嘛自1979年起一直主张真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权而放弃独立主张。
[47]
[48] 有关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国际法术语，西藏人的描述则是"施主与和尚"的关系，而汉人古时的说法则是"和潘"。但是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有条件的，即中国必须承认西姆拉条约。西藏承认该宗主权则是英国的压力下所致。
[49]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12-113.
[50]大多数中国学者迄今称：因为英国代表划去西藏南部Tawang 地区的主张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1962年中印之战即是为此块藏南地区争议引起，应当搞错了对象；麦克马洪线是划定印度与西藏边界，而中国拒绝签约的理由是中国与西藏的边界争议，该边界是康熙帝将青海划归中国行省及四年前赵尔丰用武力强占的藏东西康省界线，与印度领土并不直接相连）。
[51]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14.
[52]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18.
[53]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20.
[54]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21.
[55]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84.
[56]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1999.P.41.
[57] Francoise Pommaret, Tibet A Wounded Civilization, Discoverise Harry N.Abrams, Inc.Publishers 2003.p.96.
[58]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42.
[59]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43.
[60]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55.
[61]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63.
[62]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26-27.
[63]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36.
[64]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38.
[65]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45.
[66]吴静怡， 张燕秋编着《西藏之乱掩盖与扭曲的真相》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362页。
[67]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85.这中西藏之间自822年以来第一个条约。
[68]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49.
[69]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65.
[70]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126，292-293。
[71]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75-278。
[72]达赖喇嘛，"你们不需要担心"，2011年3月19日在达兰萨拉大乘经苑的讲话
[73]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70.
[74]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90.
[75]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97.p.199.
[76]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140.
[77]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 1999.p.87.
[78] Norbu, Jamyang. "The Forgotten Anniversary--Remembering the Great Khampa Uprising of 1956". Thursday, December 07, 2006, Phyayul. Com. （嘉央诺布，〈被遗忘的周年日－－回忆1956年伟大的康巴起义〉
[79]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152.
[80]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153.
[81] 张国华实际上是土匪出身，他曾在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手下当过三个月的兵。袁王是毛上井冈山之前的山寨匪首，后被毛收编。据张戎女士之《毛鲜为人为的故事》披露，井岗山匪首袁有才和王佐手下原有500人，控制宁岗县13万人口，靠收租和稳定费生存。毛向部下说，'我们是特殊的土匪，是世界革命之组成部分'。毛的残忍、嗜血远远超过土匪，以致袁，王及其匪帮甘拜下风皆臣服毛。毛对部下说：'如果群众不理解什么是 '土豪'，你们可告诉他们它指有钱人或富人。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杀光每个阶级敌人，烧毁他们的家'。当时红军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周恩来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说"毛泽东的军队含'部分土匪性质"。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3000人离开井岗山时留下一片毁灭的土地。在毛统治的15个月期间，因毛没有长期的经济计划，故全部靠抢劫维生。当地民众恨死了毛匪共产党，他们经历过土匪和红军统治，比较共产党统治留给民众的仅是仇恨和复仇；在宁岗县，3570间房屋被红军烧毁，人口从1927年的13万下降至1949年的31000人。
[82]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03-205.
[83] 李江琳，"青海循化事件始末"，http://tieba.baidu.com/f?kz=718142899。
[84]吴静怡， 张燕秋编着《西藏之乱掩盖与扭曲的真相》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364页。
[85]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18. Tsering223。
[86] 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反对票全部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弃权票包括英国，法国，印度，比利时，北爱尔兰，西班牙，芬兰，葡萄牙。
[87] 西藏第一个共产党高官，率军入藏的第一位藏人，17条协议的首要功臣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随后被关入秦城监狱18年，其弟图登旺秋被关押14年，其妻紫莉娜被迫害死；孩子们被监狱强牢多年；父亲因过度焦虑而死；数十个亲戚被监禁；他的西藏族战友被迫害致死或重刑。平措旺杰担任十七条谈判时的翻译，达赖喇嘛曾向毛泽东要求让平措旺杰担任西藏党委书记。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p.168.
[88]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 1999.p.186.
[89] John F.Avedon,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 Michael Joseph 1984) p. 303.Mary.p.188.
[90] Mary.p.188.
[91] S.Bhushan, China: The Myth of a Superpower ( Progressive People's Sector publications, New Delhi 1976). Mary p.190.
[92] Mary p.203.
[93] Mary p.282-84.
[94] 吴静怡， 张燕秋编着《西藏之乱掩盖与扭曲的真相》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423页。
[95] Mary p.336.
[96] Mary p.336.
[97]吴静怡， 张燕秋编着《西藏之乱掩盖与扭曲的真相》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375页。
[98] Mary Craig,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Counterpoint, Washington D.C. 1999.p.162-63.
[99] O.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4, p.126，292-293。
[100]现代西藏国旗在1916年正式采用。1934年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世界的旗帜」首次在国际上出现。根据旗帜学家皮耶·吕克斯－沃姆教授（Professor Pierre Lux-Wurm）的研究，西藏国旗是根据图伯特皇帝松赞干布，七世纪使用的一面古老雪狮旗为基础而设计。西藏的国旗正式在国际舞台亮相，是在1947年，在第一次亚内会议上。
[101]有关西藏的地图。1950年以前的大部份地图丶地球仪与地图集，包括亚洲最早记录在案的地图，都把西藏画成一个独立国家，与中国分开。西藏在这些地图上的名称多有不同，如 Tobbat, Thibbet, Barantola。一份由荷兰制图师彼亚塔·范德阿（Pietar van der Aa）在1680年所绘制的，以两个部份显示西藏，明显与中国有区别，如同法国地图师吉雍姆·德利尔（Guillaume de L'Isle）在1700年所绘制的地图一样，西藏被指称为"Kingdom of Grand Tibet"（大西藏王国） 。1877年美国出版的一份印度丶中国丶西藏地图把西藏画成与这两个国家有别的地方。1827年费城的安东尼·芬黎（Anthony Finley）所画的地图，清楚地显示Great Thibet，与中华帝国明显区别。世界上最古老的球仪，由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葡萄牙国王的地理师）于1492年所建造，描绘的是发现美洲之前的世界。西藏很清楚地以德文标明"Thebet ein konigreich"，亦即「西藏王国」。早期的中国地图并不把西藏算成中国的一部份。1594年绘制的一份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地图，由明朝的一位按察副使王泮付梓的《舆地图》上。题识说这张图包括了整个中国的领土，但这张图却没有包括任何西藏的土地，甚至极东端的安多或康，都没有出现在这份地图里。
[102]西藏货币在西藏古典文学中，提到金丶银丶铜铸块的硬币，玛瑙贝壳在古代西藏被用作钱币。自1650年以来，西藏使用的银币是在尼泊尔（the Bhal-tang）打造的。 1792年，当尼泊尔军队被满洲军打败后，镌刻着藏文与中文的硬币开始流通。但西藏政府继续发行自己的硬币，包括只有藏文铭文的宫巴章噶 (Kongpar tanka，1791-93)丶甘丹章噶（Gaden tangka，1836-1911）。1912年驱逐中国军队后，西藏在拉萨铸造自己的金银铜币，使用佛教与西藏的设计花纹，写着西藏政府的名字。纸币在二十世纪早期引入西藏。
[103] 1909年西藏建立外交局，西藏人民以一种象征拒绝满洲统治的动作，呈献了一个新国瓕。外交局在1941年进行重组， 负责与英国丶美国丶尼泊尔丶印度和中国之外交事务。尼泊尔于1856年丶中国于1934年丶英国于1936年在拉萨设立代表处。外交局官员参加了1947年3月23日在印度举行的亚内关系会议（Inter-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西藏在1948年参加了非亚会议（Afro- Asian Conference）。西藏成为少数在该泛亚会议上独立国家之一。注71至74转引自网文"独立的西藏－－一些事实作者／嘉央诺布为「让赞连盟」编纂译者／台湾悬钩子"。
[104]有关西藏的国际条约：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A.D. 821-822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Ladakh 1683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Ladakh 1842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Nepal 1856
The Convention of Chefoo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876
Convention relating to Burmah and Thibet, July 24, 1886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Convention of March 17, 1890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relating to Sikkim and Tibet
Regulations regarding Trade,Communication, and Pasturage, to be appended to the Conven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relating to Sikkim and Tibet March 17, 1890
Conven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Tibet , sept 7, 1904
Conven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Tibet. April 27, 1906
Conven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Russia relating to Persia Afghanistan and Tibet. Aug 31, 1907
Agreement between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amending Trade Regulations in Tibet, dec 5, 1893 signed at Calcutta, April 20, 1908.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Mongalia January 1913
India-Tibet frontier 1914, 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the Britain and Tibetan Plenipotentiaries
Convention between Britain, China,and Tibet Simla 1914
Anglo-Tibet Trade Regulations 3rd of July 1914
Agreement on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 17-point Agreement of May 23, 1951)
Sino-Indian Agreement, 29th April 1954
Trade Agreement ( Agreement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14 Oct 1954
United Nationss general Assembly 14 Session 834 Plenary Meeting Oct 21, 1959 the Question of Tibet: Draft Resolution submitted by the Malaya and Ireland.
[105]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by UN 1966, article I(1)and (3);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By UN 1966, article I(1) and (3).
[106] John B.Roberts, Elizabeth A.Robert, Freeing Tibet 50 Years of Struggle, Resilience, and Hope, Amacom.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9 P.185-186.1987年达赖啦嘛代表流亡政府提出着名的中间道路八点建议：（1）不寻求独立，致力于将传统三个藏区建立成一个政治实体；（2）该政治实体享有真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权；（3）自治区将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管理，同时应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4）一旦中国政府同意上述三点，西藏将留在中国不寻求分离；（5）西藏将建成一个非暴力的和平区，中国政府仅保留国际需要的有限数量的军队；（6）中央政府负责西藏国际关系和国防，其馀事务皆归西藏自治，诸如宗教文化教育经济卫生生态环保；（7）中国政府应当停止人权侵犯及移民中国人到西藏的政策；（8）为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将负与中国政府真诚协商谈判的主要责任。
(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吗？--西藏与中国关系简史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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