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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1/31
Subject: 《议报》 339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议报》 第339期 (2008年1月28日)
新书《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
改革30年
评朱学勤、徐友渔两学者对30年改革的分析
吴庸（北京）
改革•矛盾•革命
管见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 --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
丁学良 （香港）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徐友渔（北京）
大众议院
胡锦涛再三忧患为那般？
牟传珩（山东）
两个太阳 如何是好
周郎
中国经济世界排名后退主要在共产党时期 -- 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
徐水良（美国）
讲真话
第一位的自由是讲真话的自由
笑蜀
权力面前讲真话
纪硕鸣
保护说真话的记者就是保护人类的良心
高一飞
特稿
赵本山新小品：一场大雪压垮盛世
朱健国（广东）
人权与民运
杨建利于马丁路德周在美国国会开展人权活动
民主英雄吕耿松告诉我们甚么？
张三一言（香港）
民间维权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李元龙（贵州）
农民工人大代表的维权悖论
杨支柱（北京）
宪政与民主
教育公务员尊重纳税人的建议听起来不错
郭庆海（河北）
中国式民主陷阱：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
朱中原 （北京）
全球新兴民主论坛 三大主张 加强国际合作 -- 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
自由时报
联邦中国
台湾九论
严家祺（美国）
克服民族分裂的两项制度安排
吴稼祥（北京）
观察印度的视角
秋风
两岸三地
越南抗议台湾军机在南沙群岛着陆
美国之音
双普选的重重关卡和陷阱 -- 评人大常委关于香港普选的决议
张滔
中国枉顾台湾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权益，国际卫生组织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陆委会
神州百态
胡温新政对农民的剥夺和欺骗
陈道军（四川）
又一贪官不听话没有把握好贪污的度 ,不慎落马 -- 读报纸偶感风寒
安希孟（浙江）
癌症肆虐的中国
老戚（广西）
媒体脉动
20年20亿美元如梦幻泡影 媒体大亨梅铎 中国梦碎 -- 附录1：传媒大亨梅铎的中国梦内幕（大纪元）
附录2：亨默多克进军湖南打造"中国好莱坞"（北京娱乐信报）
朱建陵（中时）
"很黄很暴力"之中国 -- 为何13岁小女孩一眼看到的就是色与暴力 "黄"与"暴力"怎样遏制
附录：中国网上扫黄 关4.4万网站(BBC)
巩胜利（北京）
新闻诗
"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
凌沧洲
黑窑童奴——最小的一个才八岁，八岁啊！ -- 献给黑窑地狱的孩子及黑夜无眠的网友
凌沧洲
六个正在死去的汉子和一只孤独女熊猫
凌沧洲
知识分子
警惕"朋友的新衣" -- 答李更十诘
朱健国（广东）
吴大昌的自我告密
冉云飞（大陆）
思想文化
笑声泪影中的苦难和智慧
袁伟时（广东）
讨伐马克思主义
紫电、马虻
反右与文革
从北大一角看「反右」
陈斯骏
被打成右派的抗战英雄 -- 记右派工程师李温平的传奇
丁抒（美国）
人物访谈
胡绩伟访谈录…… -- （之一）胡锦涛要真正反腐败、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
(之二)胡锦涛要学习华国锋的宽容大度作风
姚监复 记录
整理
连载
囚徒悲歌——二郎山下劳改茶场 -- 二十一、集 训 队
梦波
回目录
评朱学勤、徐友渔两学者对30年改革的分析
吴庸（北京）
朱学勤先生的《对改革30年的看法》（《新世纪》2008.1.16）和徐友渔先生的《改革开放30年》（《新浪》2008.1.16），传达了两位学
者对改革全过程的分析。读两篇宏文，有如饮醍醐处，亦有痴愚不解处，愿大胆提出，以求教正。
［一］两文均指出权钱结合产生特殊利益集团是社会诸多弊端的根源。朱文认为："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
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徐文说："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
不通的。"朱文用"市场列宁主义"说明"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
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徐文则率直指出："社会不公正、贫富分化、腐败严重的现实，使得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成为问题，使得原来一直就不赞成
改革的左派再次活跃起来，他们也打起社会公正的大旗，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鼓吹旧教条，要求回到旧体制。"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改革死了'。""市场列
宁主义"和"改革死了"，这两个格言式总结深刻揭示了当前具有关键作用的社会矛盾。它指明，重新唤起改革意识，将政治改革提上日程，是刻不容缓的。改革
的目标必须明确，不能久久徘徊于体制边缘，做些敲边鼓的事。徐文认为，改革就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手段，实现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
盛。"非常准确！
［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可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理论分析要求，表象只可作为入门的向导，触角必须直达问题的本质，揭示现象的本源，根柢。所以，不能
将视野停留在改革中当权者与民众利益均沾的表象，而应深入研究改革的实际动力。邓发动经济改革具有被迫性质，并非源于主动。农民反抗公有制，出工不出
力，而要求个体承包，自产自食。这一改革要求多次被挫，邓完全了解。在掌握最高权柄后，按照他的权威，完全可以一下放开，但他不敢大胆行事，只是留有活
口，逐步实行，说明他的支持落后于农民的迫切要求。农业承包到户时，他强调的是："我们总的发展方向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邓选2卷315页），仍
是旧的观念。对扶持承包户克服个体生产弱点，寻找新的生产组合形式，迄无良策。工业如何反哺农业，更无动作。乡镇企业，自生自灭，亦无指导。这怎么能称
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对企业改革，他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当书记与厂长争当"领导核心"，发生所谓"二心不定"时，厂长负责制的改
革也就作罢。他提倡发挥职代会作用，就连这个徒具形式的监督机制也未推开。至于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所有者缺位这样的大问题，当然更找不到解决的突破口。
邓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邓选3卷77页），但他又乱出主意，乱定决策，所谓价格改革"长痛不如短痛"，造成经济紧张，责任却由赵紫阳承
担。所以，朱文说："邓的作用是无可质疑"，称他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之领头者，是否过誉？
中共之运作过程有两个价值追求：权力价值与经济价值。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是权力大小的标志，也就是荣誉和利益之所在，因而孜孜的是权力递增，这时以权力
为最高价值。建国后，大权在握，权力结构趋于稳定，而眼前之经济资源取之不尽，于是价值追求转向经济利益。"文革"中，权势者被毛之忠诚考验搞得家破人
亡，复出后意识到权力不用到期作废，乃群起以权易钱，到处寻租，经济价值升至首位。邓小平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适应这种价值追求。以为邓无意为权
势者寻租开路，就太书生气了。邓朴方之康华公司就出自邓家，他能不知道邓朴方在大肆抢劫国民财富？荣毅仁的中信公司就是他支持建立的，中信就是干这些勾
当的，他能不明白？1980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党政军机关纷纷成立倒买倒卖公司，经济秩序大乱，民不聊生，他能推脱责任？这才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中涉
及实质的问题。回顾30年改革，避开这一实质，就意味着分析没有到位。特别是邓之南巡，虽有重提改革之功，警示人们防左，但由此掀起权势者大肆抢劫农民
土地，将数千万农民逼上"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劳保无份"的苦难境地，至今不见这一旷世抢劫停止。权贵由此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正在无尽地鲸吞国民财富，
这才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成果。徐、朱二文均未着重指出此点，似感缺欠。尤其是朱文，只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是邓"最有作为"的两
年，是不是只见阳面，未视阴层？
［三］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在学术界争议更大。邓氏"政治改革"内涵有无走向民主的意图一直含混不清。邓氏是否实施过"政治改革"，又是理解不一的问题。这
方面，必须把他的鼓吹与他的实政严格区分，才能使庐山露出真相。他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承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
实的民主"，但他的实政却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21世纪环球报道》2003.3.3）他履行政务既无民主，也无自由，有的只是个
人独裁。还有人迷信邓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把它视为灵丹妙药，其实这只是供桌上的香炉，治不了病。他实际做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真
刀真枪，砍下去就会身首异处。明乎此，才能从一片混沌中看出鱼是鱼，水是水。既然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他口口声声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也就非
常有限了。邓早已为他的"政治改革"设置底线，"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至于全国普选，他推迟到2050年以后再考虑。（邓选
3卷220页）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又进一步限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还规定，"改革的内容，首先是
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邓选3卷177页）即使如此，按照邓氏要求拟就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政治体制
改革的规划，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判断：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折腾多时，原有的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续下来，没有大动，就连邓吹
嘘的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已经实行"直选"（邓选3卷220页）也是谎言，这两级迄今仍实行故往的间接选举。在中国大陆，要推动一点点哪怕是形式主义的政
治变革也是难而又难啊！可惜的是，朱文似乎仍在迷恋邓氏《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政治改革的夸夸其谈，钻入邓小平圈套而不得出。还说"邓小
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愿闻其详，见识见识它的光彩，只是不要罗列邓的意在骗人而不准备付诸实施的论
述。
邓小平交出的政治改革答卷为"0"，这是用不着奇怪的。他敢于撤销社会主义底线，派出精兵侵略越南，他敢于撤销为人民服务底线，调集大军屠杀手无寸铁的
百姓，期望这样的中共领袖搞什么民主改革，岂非椽木而求鱼，痴心妄想！？
［四］1980年代出现一段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的热潮是值得欢呼的。它对毛泽东多年的思想禁锢、文化灭绝的反动。且不说北京西单民主墙，那里留有魏京生
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也不说风行各地的《人权宣言》、《解冻宣言》、《论言论自由》，更不说纷纷成立的各种社
团，"中国人权同盟"、"解冻社"、"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只说当时的文艺复兴就足令后世惊叹了。《河殇》在偏
颇中展现新的追求，《将军，好好洗一洗》尖锐指向中共特权，《在社会的档案里》暴露中共腐化引起的社会扭曲，《苦恋》留给人们深沉的浩叹：你爱祖国，祖
国爱你吗？还要指出，当时掀起引进境外思潮的狂流，《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成批翻译、出版各方面学术着
作，对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巨大冲击。这一思想启蒙运动使上海民主讨论会发出震聋发聩的呐喊："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
党"，这一觉醒震动了中共的理智人士，一直追随毛的周扬和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用人道主义说明尊重人的价值的重要性，用异化观点论证防止社会主
义走向反面的必要性。这些都极赋生命力，极具现实意义。但是，赞美和维护人道主义，引起阶级论者下意识反对，分析和论证社会主义异化，引起卫道论者过敏
性冲动。胡乔木发起反击。胡与周、王相互诘难乃至反目，说明新旧思维在党内已誓不两立。胡竭力阻挠和压制党内新觉醒，而胡的背后有邓小平鼎力支持。邓知
道，人的尊严和价值一旦普遍树立，权力异化一旦成为众矢之的，中共特权将受到极大威胁，因此，他以清除"精神污染"之名，加上组织处理，迫使人道主义和
异化理论销声匿迹。维护旧意识的保守主义终于扼杀了"改进"旧意识的新思维，证明保守主义的惰性使它拒绝任何改进。徐、朱二文都陈述了这方面的内容。徐
文称"8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是'文化热'，把将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和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
相媲美。"徐文还表示了对压制这一热情澎湃运动的谴责："民心和舆论上的一面倒掩盖不了改革开放和教条保守的二元对立。批什么'化'、清什么'污'的运
动接连掀起，不断有作家、学者、官员、电影、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许多改革措施受到质疑和阻碍。"朱文虽然也谈到文化热的现象，但把它
归结为领导人的英明，不免令人瞠目。
总结30年改革过程，由于着眼点不同，很难面面俱到。这一课题如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七嘴八舌共议30年，肯是会取得更多共识，对推进改革事业当有大益
焉。
（20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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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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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矛盾•革命
管见
中国的改革开放，照中共的改革颂歌描述的那一个"春天的故事"，是在1979年和1992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先是画了一个圈，后来又写下诗
篇，结果春潮荡起，万象更新。
实际情况当然复杂得多。先是在1978年年末，宣布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而中共的会议上不同的声音相互激荡，民间的不同声音也呐喊
起来，改革开放的决定才终于脱颖而出。春天的气息是从冬季出现的，但是不久，还是那位老人，祭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改革开放的紧箍咒，结果，到了
后来的那个春夏之交，走到了夏季，就要用"武器的批判"来对付不同的声音──对中共保守派而言可怕的是，不同的声音不仅出在民间，也出在了高层，出自于
中共自己那时的那位开明的总书记。
于是，寒冬的气息在夏季里出现了。政治紧箍咒高奏之下，推动着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倒退过去。摇摆持续了两年多，保守派在
得意之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也使那位老人忍无可忍。他先到上海讲话，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又再续"南巡"之旅，一路讲开去，多次说了重话，才终于扭转颓
势，进而为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似乎在呼唤毛泽东、师法朝鲜、古巴的方面还算是坚定，而对那位老人就复杂得多，他们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要再来一次思想解
放。胡总书记看来是要坚持其改革，但他只是在内部讲话中全面否定"文革"，鼓动思想解放的事情，则多是由新任地方要员出面，特别是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政
治局委员汪洋，以及由其高层智囊如施芝鸿等人来撰文配合，他自己却还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
也难怪，现在不同的声音很多也很大，不是大政治家，就很难担起重振改革开放雄风的大任，而"集体领导"的格局又尤其方便人们玩弄勾心斗角的权力游戏，政
治侏儒在其中要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习惯于对人们的思想"画圈"、念咒，习惯于将其散发着专制气息的货色包装为"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思想教条，连"解放思想"也只是它的
政治工具而已，是试图把人们的思想"解放"到它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不过即使是这样，解放思想毕竟是一件好事而确有其必要，而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就
是要正视现实社会里现实的矛盾。
△国有，私有
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际，让人感觉振奋的是，农民再次有了动作。黑龙江省富锦市数万农民和陕西省原三门峡库区数万回迁农民公开宣告其土地所有权，很快
地，据说江苏、陕西、成都、天津等地的农村都有响应。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它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以人为本"，
是否真的向往"和谐社会"，它如何回应农民，要在实践中检验。但是在现实中，人们都明白，农民们的此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到压制乃至镇压则确定
无疑。不过，从长远来看，这一进展毕竟有重大意义。其实，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包产到户"之承包要求，自1950年代中期合作化改造之后就已出现，直
到1980年代初才得到承认，其间经历了20多年，而土地所有权更为根本──要使土地真正集体所有，或者恢复为农户私有，可能将付出更多的努力。
诚然，按中国的法律，农村土地为集体土地，而集体化的名义上的依据，是农民自愿。农民不自愿了，应该可以随时收回，但现实中不能收回，就意味着"集体
化"是假，其实质为国有化。为维护现行土地制度，人们总是辩护说，土地一旦私有，农民将失去土地，但是在现实中，真正使得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缺乏反应及交
易能力的，正是现行制度将土地实质上视为国有土地。
改革开放30年，矛盾就是这样在过程中显露出来：国有体制扭曲着改革，阻碍着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在人们反思计划经济，力图使企业从传统体制下"松绑"的同时，国有体制自身发展的强大惯性并没有消失。一夜之间，城市土地被修订的新宪法
规定为国有土地。社会当时毫无震动，几乎习惯于"无产阶级"意识束缚的人们并没有觉得失去了什么，直到差不多十年后，城市土地国有的意义才渐渐地显露出
来──城乡土地都成为中共政权控制之下的国有土地，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意味着巨大的现实利益。
改革开放走了十多年，才迫使中共正式接受市场经济，然而它还是坚持着要给市场经济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实际
上更是现实利益的需要，对应着现实的国有体制支配格局。
表面上，国家权力在让步，在退却，"政企不分"体制有所改变，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作为改革的"增量"成为改革进展的象征，而经济短缺阴影在消退、价格市
场化在进展，也证明着市场经济确实有所发展。
不过，国有体制具有弹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交易，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大特点，而尽管市场的"动脉"、"静脉"系统在官府
压制下难以发展，其"毛细血管"系统却相当发达，则是又一大特点。由此，中国专制社会因为其弹性而具有着"超稳定性"，为世界所瞩目。
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依其新民主主义纲领而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有可能早日突破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束缚，走出一条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不料，新民主主义在中共领袖毛泽东手中只是取得政权的工具，一旦得手就立刻将其中断，改弦更张，转而开展其"社会主义改造"。这
样，在1950年代中期将农村土地实质国有化，1980年代初期完成城市土地国有化，国有体制积聚起了空前的支配力量，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终于显露
出来了。
这时，它看来是具有着更大的弹性。它容忍了改革开放，容忍了市场化展开，容忍了私有经济和资产阶级通过"增量改革"而再次出现，甚至逐渐地显示出胸怀，
大方地与它们作交易，开展竞争与合作。
于是，中国共产党信心十足地向世人宣扬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助于改革开放，中共终于成功地赋予国有体制以新的面貌。它当然还是要坚持改革，因为
它的新的辉煌是在改革中实现的。
今天，人们或者为改革的成就而欢呼，或者痛斥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及"市场化导向"，为改革的扭曲或蜕变而愤怒，这时，基本的现实，则正如陈志武所指
出，"国家政策、行业准入、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机会对国企的绝对倾斜，让国企完全垄断石油、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邮电等行业，它们有着国资委
作为最直接代理，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法院体系，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经济的大潮，在冲击着中国社会，但是，汹
涌的波涛拍打之下，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结构，在与时俱进地巍然屹立着。"改革攻坚"喊叫了多少年，至今还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反倒是，改革的共识据说已经消失，改革据说是死了，人们要为改革送葬了。
从全球来看，上个世纪出现过"计划化"之后，下半叶出现了市场化浪潮，市场经济全球化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发展当然不可能是线性的
发展。近年来，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其阻力也相应地增大，某种全球国有化的趋势似乎正在取得势头。这是"否定之否定"。这个意义上，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遭遇困境，进入低谷，并不令人意外。
不要以为官方的说教只是说教而已。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的背后有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为强大支撑。社会中没有多少人还信仰"社会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者，坚定支持改革的人也在减少，这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种支配地位是实实在在的。
只是，要命的地方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政府竭力维持其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竭力在市场经济展开之际在它的身上刻下自己深深的印记，这样一来，同样不可避
免的是，市场交易的规则就深入到权力的骨髓之中。与《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之党性的规定截然相反，中共本身已经蜕变为有着"特殊利益"的政党，它的这
种"特殊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尖锐地对立，而在它的羽翼之下，大大小小的权势集团神气活现，它们体现着中共的雄厚实力，同时也在败坏着中共的体
质。
辩证法是无情的。免费午餐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维护国有体制也同样需要成本，操纵、经营国有资产的权势者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回报。于是，就在国有体制显示
其实力的同时，体制性腐败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普遍趋势。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都与权力的黑幕操作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看，1988年，当改革十年之际，华生等中青年学者总结改革的过程时已明确指出，"经济和社会混乱是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即分散剩余
的职权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本来就是产权的交易，没有产权而推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只能演变为普遍的化公为私和争夺经济剩余"，"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
建立起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痛恨"化公为私"，但是，一部《物权法》，还是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者手中的旗帜，正是所
谓"社会主义"。中共清楚地看到立法保护物权已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却又正是它用来控制市场经济的紧箍咒，就不免尴尬。
在市场经济阶段上，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对私有制作道德的批判，可以认为它是"万恶之源"，而它在现实过程中的合理性却在于，它对权利提供实际的支撑，
使人们可以同权力抗衡，可以在权力的面前保护自身的权益。私有制有其不合理性，然而经过它自身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经过扬弃，
实现未来社会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语）──否则，就只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国有化，导致新的专制。按马克思的看法，在市场经济阶段上，才可
能逐渐地形成那种"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它的合理性，它的一切的秘密，在于私有制
支持的权利和自由。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政治的制约，才能缩减私有化对社会公平的损害，而中共顽固地抵制民主政治，为维护国有体制利益而维持产权模糊的状
态，就只能扭曲私有化的进程，扭曲成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要将一切都局限在一个国有体制支配之下相对狭窄的范围内，其形象比喻即为"鸟笼"，简直维妙维肖，是以其"特色"抗衡"普遍"，以
其"片面"抗衡"全面"。它这样辛辛苦苦地努力，还要开动宣传机器，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懈地表扬自己，不断地压制所有的不同声音，而它是否
能够成功，很遗憾，最终并不决定于它本身及其意志。
△集权，分权
近年来，对中共有一种说法，即所谓"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也许，它正是现实阶段上基本规律的特殊表现。
还记得，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矛盾时说过，"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
立"。马克思学说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症结，而未来社会经济的特点，则是社会对生产的有意识的调节。马克思等人指出了出现这种调节的必
然性，却没有规定它的具体施行，因为那只能随着社会实践而解决。
但是，中共在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社会里实践其"社会主义"，实行计划调节成为当务之急，麻烦的是，现实经济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于是，中共的理论家就来
动手"发展"马克思学说。他们硬说，马克思学说规定了建立某种中央计划机构的必要性。当然，他们简直难以想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他们的意识里，一个中央机构支配一切，社会组织如同机器的部件，个人则作为机器的螺丝钉，根据统一号令各司
其职，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才是理想社会的状态。
中央计划经济无法根除商品经济，但是它力图以其行政计划取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价值规律，但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本质是企业的社会，而中央计划经济强行
将企业变为车间，将企业家更换为企业干部，整个经济因为缺乏企业的活力而趋于僵化。
毛泽东意识到僵化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他不懂市场经济，不了解企业活力为何物，不知道自由企业是工商业社会的生机所在。他看到的僵化是行政体系中"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僵化。他力主反对官僚主义，力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的《论十大关系》论述得很生动，对"生产单位"的"独立性"也有所触及，
但浅尝辄止，无法展开论述。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分权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改变着传统中央计划指挥一切的格局，但是它终究受制于政治改革的滞后，受制于政府权力对市场运作、企业成长的
控制。
分权改革释放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某种"分步式"网络的状态。分步式技术以互联网发展最为典型，其庞大的虚拟空间并没有一个所谓"中央机
构"，不会出现攻击中央一"点"而使整个网络瘫痪的状况。实际上，马克思学说所谓"社会调节"，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倒更可能是类似于互联网
式的网状结构状态，社会调节通过社会网络本身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实现。
分权作为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良性发展取决于企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支持，否则，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的若干计划、监管机构，加上数
十个乃至成百成千个地方计划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满怀激情地都插手于建设项目，"宏观调控"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新形式，酿成一种新型的特殊无政府
状态，其最糟糕的后果是，民营企业的建设项目则往往成为"调控"的牺牲品。
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落后于苏联，体现为计划技术较差，行政命令较为突出，而长官意志尤为突出。长官意志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现，时常突破行政计划控制，成
为计划经济下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计划的控制性降低，甚至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但是，中央部门与地方的长官意志如百花齐放，以
政绩为其依据，以造福地方为其合理性，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分权改革，理所当然以权力制衡为其前提，没有制衡状态下的分
权，当然就走向反面。
同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分权而使联邦制有一定发展，是合理的趋势，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有根本性的实际意义。然而，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
主的发展，也更是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本性。
可以说，无政府状态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性。个体、企业的自由发展，是经济活力的源泉，而子系统的"最优化"导致系统的"次优化"，则推动系统本身发展其
调节功能。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视未来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实际上正是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因为未来社会是
孕育于市场经济之中。
地方政府为其政绩而表现发展热情或发展冲动，在宏观经济层面呈现无政府状态，其中的症结，在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中国各级政府插手市场、插手企业事务而
导致出现特殊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权力为其利益而扭曲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逻辑则反过来也扭曲权力本身，迫使权力为其表现出无政府状态之本性，使得"宏
观调控"成为权力本身的博弈过程，使得权力之间处于相当普遍的矛盾冲突之中，"失控"与"失序"乃至各种希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
△改革，革命
中共把改革开放引到了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使得一些人对改革失望。按梁京的说法，"革命死了，改革万岁"代表着30年前人们的心情，现在
人们会响应"改革死了，革命万岁"。
非此即彼，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会坚持"改革死了，改革万岁"了。
面对着政治改革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表现得保守、顽固，这样，它就在为自己准备革命的形势。看来，它是会顽强地这样做下去，到哪一天，它也许真的会逼
出一个革命来。不过，即使哪一天推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可能也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中共走上延续国家专制之路不是偶然的，未来或许会有新的政治力量来重复
中共的事业。应该看到，否定改革的呼声来自多个阶层，扞卫"社会主义"旗帜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这正是中共统治地位的现实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改革的路很难走。改革之路没有走通，过程中的矛盾展开，实际上走成了令人不能满意的样子，于是就放弃改革，再度鼓吹革命。也许，这是中国人的
老习惯。据说，是因为老蒋专制而不民主，就要用枪杆子对付它。斯大林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言外之意是，使用枪杆子，比运
用议会政治省事得多。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议会政治的空间，即使在最有希望的香港，中共也要费尽心思将其压制在自己的脚下，这样，与其坚韧不拔地努
力，当然不如闹革命来得痛快。
只是，在改革的路上尚且难以展现民众的力量，依然是权力压迫着权利，在革命的风暴之中，又如何使得民众展现其自主性和创造性呢？
推倒了重来，看上去的确不错，然而，即使迎接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对这个革命也应该想想清楚，而且，不能不注意到的是，目前革命的呼吁还只是主要来自于个
人而非政党组织。
相比之下，中共的变化值得注意。它实际上不大在意研究马克思学说，它对资本的姿态已经大为改变，特别是在香港，它已经毫不客气地表明，获得商界的支
持对于它至关紧要。看上去，它还保持着"革命党"的模样，实际上却已经在改革中学会了许许多多的本事，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是娴熟，脸皮也磨练得很厚。
它很清楚地知道，它要的是权力，靠的是自己的组织，那么，反对中共专制的人们，凭什么来呼唤革命呢？
或许，农民们的那些举动，就是革命到来的某种迹象，或者，这才是使改革发生变化的某种迹象。诚然，他们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大，获得
的实质性支持很少，他们只是刚刚迈出有实际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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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回目录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
丁学良 （香港）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
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演讲主题：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
演讲嘉宾：丁学良
中国为何近代落后？丧失了一次改变的机会：工业革命
非常感谢论坛主办的两个单位给我创造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同广州市的公众以及广州周边（有一些来自增城或是更远的地方），有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我虽 然在香港，但到广州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上一次来是在凤凰电视台主办的讲座上，已经差不多隔了三年。按照我的惯例，我通常都是站着讲，因为在国
外有一个规 矩，做报告的人，对听报告人充满着感谢、感激，所以做报告的人要站着讲，是对听众的尊重。
今天我讲的题目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我在三 年以前，香港科技大学开了一门研究生的课，课的设想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三年前第一次开这样的课，课
的题目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然竞争是我们做 商业研究大部分是公司与公司的竞争，我的课大概一半的学生是属于香港本地的研究生，还有一半就
是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欧洲、北美、亚洲其他地区）。今天 讲的题目是跟研究生课程有关的资料。另外来源就是来自我一本书，书是2007年12月1日
正式在北京发行。据说（因为我从东南亚刚回来），在北京万盛书园 的学术栏是第二本畅销的，就是《中国经济再崛起》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
跟他们讲，像我这样在海外出书，在国内出书是非常亏本的事，为什么？ 因为在外面请人家做研究，用的是国际上的费用，比如在香港请硕士研究生，每个小时
至少要付38块钱，如果是博士研究生，每个小时至少要付48块钱。但算板 刊都是按照国内来算的，但要求书的定价不要高，因为太高，很多人买不起。
今天，我讲的内容，一共是五小点。
一、现在在国内、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热门，这个热门最大的体现，你们在国内看到是的是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的情
况。我用 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以前不是研究中国的学者，西方人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因
为在国际上很 多人一辈子在研究中国，当然这些人说中国经济好，中国经济不好，中国改革开放时，也会研究中国，这些人不算。我讲的这些人，是以前没有研
究过中国的人，现 在开始有在研究中国，这是很重大的标记。以前都是吃素的，现在开始吃牛肉了。第二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
众，开始谈论中国的威 胁，有的讲的是经济上，有的讲是环境上，有的讲的政治上，有的讲是人口上的，当然，一个国家被人看作为威胁不是太好的事情，因为
人家会想办法对付你了，我 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作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都讲，以色列在中东那么恨，你们太过分了，
犹太人就跟我讲了基本道理，说 自从二战，希特勒之后，就给犹太人一个教训"宁可被人怕，不要被人欺"。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确实是"热"。但国际上，包
括在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观念、认识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对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认识模糊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
没有历史感，历史感是把中国现在 与以前相比，刚才李先生讲到"历史的视野"，我觉得缺乏一个"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一个国际比较的视野。这是国内
谈"中国热"。我要说明，这一点，我 要拿一些数据来说明（我们是做研究的，不能空口讲白话）。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 年均增长速度是在8.6%，这跟国内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差别。经过校
正之后，在1/4的时间内，年均GDP的增长8.6%，这已经是很少有的事情，这是人类 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记载搞不清楚）唯一的一个大的经济体，
（小的经济体不算）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着这样的水平。在有记载的历史上， 与中国有这样经济增长速度的只有日本，但日本还没有达到
这样的长期的高速的增长，对于这样的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传媒界、学术界等等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 的崛起"这个话题，每天都有，媒体、报纸、课堂里都
有。
我一直讲，把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的再崛起，而 不是崛起。一字之差，但差别很大的。我今天给大家做的报告就是讲
为什么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我最早提出"再崛起"是2003年，也是与《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报》有关系的一次论坛上提出来的，当时还觉得是不是
说得太过了，后来他们发现，国际上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再崛起"的概念，国际上的说法并不是靠 我一个人在推动的，但至少我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用"再"这个
字眼。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座资料库，这座资料库的领先人是一个非 常了不起的大的经济史学家，叫做Maddrson，他
带领一个研究团队很多年了，就是把过去人类两千多年来经济的增长，都力求用各种方法来激进，根据他们 用的各种各样近似的推算，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
年为止，中国经济的总量都是世界第一。
比如我再念一个详细数字给在座听一下，有一个人 根据这个表，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的比较，在
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一 个国家的GDP占全世界GDP的1/3。这还了得，在那个时候，美国GDP是占全
世界的2%，那个时候，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只有中国的一半。 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发生在从那之后，中国没有做错什么事，中国只不
过是丧失了一次机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的发 展是一个常规的发展，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只不过欧洲出现了非常规的发
展，就是非典型的发展，就是有了一次工业革命，天下故事就不一样了，其他的地方， 中国、印度都是按照常规的发展，只是西欧有了非常规的发展，到了
195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4%，从1/3到4%，这才多少年？130年，就有了 这么巨大的变化。那一年，欧洲四大国，占全世界的19%，美
国占全世界的27%，故事完全不一样了。
现代性的很多标志在中国古代都可以找到！
所以，到了目前 这个时候，就是2006-2007年，中国的GDP究竟占世界上多少，这是有争议的。我念一段给你们听听。在公元1年，今年是公元
2008年，就是两千零 八年以前，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国家指标，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这是非常令我们惊讶的。1950年，中国年
人均收入与2000年前相 比，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所以评论就讲，中国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了一次全国的大反省，国内讲的就是拨乱
反正、思想解放。中国终于认识 到了我们过去方法是不对的。所以就说如果中国的办法不行，就要改变中国的办法，吸取人家办法，那个时候，中国迅速赶上，
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 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就是购买的平学，就达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
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 我们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还早着的，最高的时候，是占到全世界的
1/3，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口多。我们虽然要为 中国过去将近30年GDP的增长感到自豪，但这个自豪还没有达到老祖宗时的水平，不要太不知道天高地厚
了。
我再强调，要把它放在历史和 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我觉得不仅仅是要看数字，因为看数字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讲，如果纯粹看总
数，总数是比较容易达到的。过去十几年， 中国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干吗，就是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我觉得没有很伟大的意义。去年，还看了一个报道，就是中
国上了一条吉尼斯记录，就是同时打太极拳有 20万人，这在中国很容易的，在中国天安门广场，50万人没有问题。还有世界第一火锅在重庆推出，火锅旁边
坐1200人，而且是吃火锅不用钱，大家都来。 所以对于纯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人口数字上创造记录，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看素质。
我讲的第二个为什么突出"再"呢？如果我们再 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
全世界、全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这是最伟大 的。这些非物质产品包括哪些？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
术、生活方式。那个时候世界最大两个文明的样板，一个就是古 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的文明。提供物质产品是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是最伟大
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比如，在座有很多学历史的专家比我更了解，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我只是从比较的眼光。随便讲几点，比如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达到巅峰时期 的两
三个时代之一。我下面引用的不是中国人写的，是来自西方最有名的史书，就是《剑桥历史》都是西方人写的。怎么说呢？"在西方比较史学大事，唐代中国见
证了政治、军事等等的制度，他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记，在很多方面，深深地影响到直到20世纪的中国文明，而且还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的国家（像日
本、 朝鲜、越南）提供基本制度的样板。在中国的东北、西南、南部是一起仿效唐代中国稳定的独立构架，他们具有深受中国影响的相当发达的文化，以中国占
支配地位 的东亚文化，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了"。这是来自于《剑桥中国史》第三卷。你们回去可以查一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算比较走运的，得到 改革开放好处最早的学生之一，20年前，我去美国留学时，上了一门课叫《现代行政体系比较》，现在讲公
务员制度，香港公务员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样板，是英国 的公务员制度过来的。在西方，人家马上就讲"如果古希腊是全世界古文明民主的摇篮，中国是全世界理
性行政体系的摇篮"，最早，对中国的那种体制形成制度感 到惊讶的，是原来欧洲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到了亚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制度怎么这么先进。因
为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像这样全国范围通过考试来筛选官员的制 度，然后东印度公司就把中国的体制引回欧洲，加上现代的因素，就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来
源。
我们还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就是20世 纪70年代以后，全球学者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的现代性，一个是很传统、很落后的，一个
是很现代的，现代就要有现代的标志，应该有一些指标， 有一些衡量的标准，英文中就叫做"现代性"。现代性在讨论时通常是指，从18世纪、19世纪以
来，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出现的。下面是我心得，就是 现代性在中国的唐朝时很多就有了，这是很矛盾的，现代性讲的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为什么
唐朝就有，但我不是瞎说。比如唐代表现出来的早期现代性，一方 面，就是民族的大融合，美国很骄傲，说美国制度多好，全世界人到美国来，还有少数民族黑
人可以成为美国的国防部长，鲍尔将军，还有女同志奥斯赖特也可以。 这都是很了不起，在中国的唐朝，混血儿就可以成为中国皇帝的皇后，而且唐朝时少数民
族和第一代的移民，移民的外国人，可以成为中国的大将和重臣，当时中国 没有国务卿，而且男女在爱情婚姻相当平等，到美国人，一个女孩穿的牛仔裤，是中
间拉链的，在80年代，我看了很不舒服，因为那时在中国，拉链都是在旁边 的。那个女的是学历史的，她说中国的唐朝，晚上出去喝酒、游玩、击剑，都是穿
男人的服装，说如果不信，可以看中国的史书，她说你太无知了，那个时候他们有 同性恋，她说你太无知了，你们汉朝时，就有同性恋了，这说明什么东西？就
是说明那个时候中国就是全面对外开放，可以吸收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那时 宗教的宽容等等。这才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心得。
顶级大国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主义
所以，那个时候，中华 文明是整体的力量，不是GDP很多，生产全世界的鞋子，生产全世界的扇子，生产全世界的电器，那个时候是中国达到整体文明的
高度，具有一种文明整体的投慑 力，投慑力是什么意思？把你的影响力投慑出去了，有这样的效果，很远的地方都感受到了，还有人家主动接受了，你不是强迫
人家的。
不管过 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备中华文明
历史上的那种对外 的投慑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主要就是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还是比较薄弱。这是我强调"崛起"和"再崛起"之间最重要
的原因。
四、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文明全世界示范的历史、样板的力量，以这个伟大的框架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有世界的投慑力，以这个为目
标，低 于这个标准，只是作为短期的目标。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来引用，也是国际上的数字，不是中国人自己讲的东西。两个说法，为什么软的力量，非物质的
因素，制 度、价值观念、教育、文化、生活方式、体制为什么是如此薄弱？我举两个例子，你们就会感受到，一个例子是什么？一个例子是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
盖茨，前不久 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做演讲，你想，一个国防部长（盖茨做国防部长之前，是美国情报局的局长），一个一辈子做情报的，国防部长，到军事部长做
演讲，我们想，一 定是讲空军、卫星、海军等等这些，但他讲的不是这些，他讲的就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用军事的力量，来
击败我们的敌人，不管 敌人是什么形式，这不是我们的最大挑战，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未来的美国军官们，要充分意识到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怎么
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用我们 非军事的软慑力，在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对我们美国的敌视。讲硬慑力，美国不是哪一个可以比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
家，但我现在的工作牵涉到这方面 的协调，纯粹讲军事的慑力，很难想象，在苏联刚崩溃时，美国第一苏联第二，核力量只相差20%-30%。等到我看到的
研究报告，是美国两个核理学家写的， 到2005年，说世界上第一核力量美国和第二核力量俄罗斯的差距已经拉到美国已经领先俄罗斯80%。在不到15年
的时间里。所以核理学家很担心，以前不打 核战主要的原因，是两个差距不大，你毁了我，我就毁了你，现在差距这么大，但有一些掌握打击力量的人，会情不
自禁用自己的优势，所以核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小 的，是大的，美国的国防部长也要把美国的软慑力在全世界的投慑看成最重要的战场。
有一本非常好的书，不知道中国现在有没有翻译，如果没翻 译，我建议好好地翻译出来，这本书是是2007年才出版的，书的标题叫做《帝国的黄金时
代》，用的是什么样的概念体系？就是世界上以前是讲大国之间竞争， 用的是什么概念？就是"地区性的大国"，讲的那些国家，在那个区域是老大，举个例子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全世界，不是大国，但在那个南太平洋，没有哪一个 国家可以跟它比。但超级大国，比如，中国的力量在亚洲很受尊重，但出了亚洲，人
家也要给面子。自从92年以后，发现了另外一种"国家"，顶级大国，地区性 的大国、大国与顶级大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顶级大国，就是打遍天下无敌
手，自从苏联垮下来，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都是属于超级大国，一个国家怎么样 到这样的地位，讲了一些原因，讲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今天我所讲的报告
中第四点。就是一个国家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最重要的就是你看两段历史记载，一段，你看 美国是怎么兴起的，他说第二个你要看什么，在座也想不到的，第二
段要看在1850年以前，中华帝国怎么兴起的。现代史，美国是最好的证明，古代史，中华帝 国是最好的证明，怎么样成为一个顶级大国，打遍天下无敌手。
每一个历史上极少出现的顶级大国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现代美国和古代的中华帝国），基本的特征就 是：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体现在各个方面，什么叫做多元
主义？是现代美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古代中华文明最根本的特征，因为你看看人类历史 上，那种无论是在技术、科学、文化、经济、金融，还是
在其他的重要的公共领域，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才能不可能被一个群体所垄断，不管这个群体是宗教的，还是 人种的，还是地区的，还是性别的，还是政治的，不
可能。因此，无论是今天现代美国，还是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他们在当时，不能拿汉代的中国跟现在的美国比， 在当时的时代里，这个帝国一定是展现出了最大
的多元主义，也就是能够把不同的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才能等等，能够为大 国兴起提供基本的动力。这是强调多元主义
是美国兴起和中华帝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价值观念的文化体制优势。
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是国民的素质
我读到 这一段，读到晚上两点钟，第二早上还要开会的，但还要读，因为痛快。全世界有本事的人，相当一部分人都往美国跑，很多人在本国不能发展，在
本国是什么都不 是，去了美国，就不一样了。你看看美国，不但是美国，全世界自从工业革命最大财富的创造一个奇迹的故事，就是美国硅谷，就是IT信息产
业革命起源地，你看 看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活生生的样板，那个地方最好的IT人才，无论是做技术、开发、金融、风险投资、推销、广播，都是来
自世界各地的。他们为什 么在本国就成就不了奇迹，只能来这个地方成就，因为这个地方给了制度上、文化上、社会上最大的多元主义保护。在这样的一种多元
主义下看看人类历史上，汉唐 时代的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表现，你看看中国人的人种文化、地域来源，非常之多。涵盖的是区域是整个欧洲的面积，你发现这
些人原来不是一个国家，慢慢接受 了中国的概念，就是因为文明有整体的优越性，无论是中原被人家征服还是征服人家，但这个文明被接受，我们心甘情愿的接
受，是不是？话说回来，有一个朋友研 究体制人类学，他说中国的遗传基因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一个区里面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基因拿
来比较，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中国不 同地方的遗传基因，这说明所谓的汉人，根本就不是血缘关系，是一个文化关系，本来就不是一个汉族，就是大家认
同华夏文化就是汉人。汉族是全世界最成功最大 的"杂种"（杂交优势）。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也是"杂种"，世界上最新的菜就是"杂种"。
在这里，我穿插一点，我刚才讲地区性的大国、超 级大国、顶级大国，我要提到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中国人说"国"，是国家，让中国人讲大国的概
念，翻译成英文，就觉得有巨大的差别，外国人用的是 "Power"，这个差别太大了，我每个地方讲，都问下面的本科生、研究生，为什么中国人用"国、
国家"而西方人"力量"这个字眼。
观众1：我觉得国是一从汉字来讲，是一个小圈圈，就是一个不容易接受外来的自闭间，我觉得区别在这里。
观众2：讲的一个实力的概念。
观众3：国家有一个具体区域的概念，比较实在的概念，而Power的意思就是一个广义的思维性、力量的意思，控制力、软慑力的概念，权力达到了那
个地方，就是"Power"。
丁学良： 中国人讲超级大国、顶级大国、强国，用字上，着重的只是有型的因素，比如领土多大，自然资源多少，人口多少，强调的是这种，这些东西是
上帝给的，（我们讲 上帝，就是自然的）英文讲的Power，是指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生产力、科技创新力，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制度的力量、体制的
力量，为什么我要强调制 度力量和体制的力量？19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二战结束之后不久，有一个人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名字就是叫做"东亚的传统
和现代化"，后来这个课两个 人教的。这个人叫做赖肖尔，这个人曾经做过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到1980年代为止，被认为是美国第一号日本通，50年代初
期和中期，美国战略了日本，日本 是战败国，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开始在起飞了，也是年增长10%左右（长期的）。他讲东亚的时候，因为他是日本通，他就
把日本放在整个东亚中最重要的国家来 谈，底下的学生就不同意，你看这个地图，亚洲地图上半个苏联那么大，你为什么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中国也是占了
亚洲一大块位置，印度也是不得了的，巴基 斯坦也是不小，为什么把日本放在重要的国家上。赖肖尔这个人非常聪明，那个时候，还没有IT，如果有IT，马
上解决了。他要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大学生是选 课的，你的课讲得有意义，才来听了。他准备了四幅地图，都是亚洲地图，第一幅是常规的领土面积地图；第二
幅地图是人口，根据人口多少，指示就不太一样，虽 然苏联那么大，但有一些地方没有什么人，就变小了。日本一下子大了一点，因为日本的人口还不少。当然
印度更多；第三幅地图，把底下人震住了，是按照当时 GDP总产，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印度比下去了；第四幅地图就是人均GDP，完了，亚洲所有其他的
国家，都变得一丁大，日本变成一大块。虽然当时赖肖尔没 有像我今天这样来对比，但是一样的。所以强调的用Power体现一个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根本原
因是一字之差。近代工业革命刚刚发生时，就认识到现代世界 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土地上这些人
的素质，他们的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法 律制度、工商业制度、公司制度、银行制度，只有这个才是决定现代国家力量的根本要
素。
我们看看，日本有多少自然资源？香港有多少自然资源？新加坡有多少自然资源？我们看看亚洲这些，再看自然资源有几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得过非洲。所
以，一字之差，体现了从近代开始，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世界影响力、世界地位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五、 既然说把中国的崛起放在历史的比较点，既然你讲国内讨论大国崛起认识有一些盲点，用了现代美国的例子、古中华帝国的例子来说明等等。像银行制度，
太重要 了，在欧洲的历史上，不断地打仗，英国当时为什么打仗，有一本非常好的书，讲的就是英国打仗的同时有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给英国军队不断
地筹资，打 仗是要花钱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融资制度，如果打到后来没有钱，仗就打不下去的。教育制度、学校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交通制度等
等。听众们就说 能不能说回具体来讲，就是别的地方的例子，还有我们该怎么讲，你能不能讲一个how，广州、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南中国怎么做？下面是
就是今天讲的第五 点。就是我们要看看怎么做，从哪里入手，讲起来好象是很抽象，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来自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的经济所
总结出来非常好的一些 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我很高兴（我们是后加入的），最早是从80年代开始在美国做起来，最早研究项目的组织人是美国一个大学
（GMU）卡耐基梅龙大 学，是国内做IT的人、做电脑的人一定知道的，在8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有一笔技术研究基金，就是研究IT技术最前沿的，要
选实验室，几个大学一起竞 争，这些大学都是不得了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等竞争，后来给了卡耐基梅龙大学竞争过去了，有一个原因，赫伯特西蒙西
蒙，这个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 的人之一，我有幸在校园中遇到过他这个人，这个人聪明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全世界做IT、电脑最高的奖是图林奖，他获
得过，只要有这个奖，那就不得了，打 遍天下无敌手，还获得了一九七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牛吧。还获得过欧洲的心理学奖，是欧洲心理学家最高荣誉，还
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的年度大奖，这个人真 的是天才，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后，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时说政治领域慢慢来，先从学术慢慢的跟中国交
流，当时中国的文化革命搞得很乱。有一个人说中 国历史上一直是重视教育，中国人疯狂了一段时间，一定会清醒过来，教育这些东西，一定是中国最根本的东
西之一了，所以我们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之间交往的认 真，我们要成立一个按"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然后要选一个最厉害的学者当第一任的主席，找来找
去，就找到赫伯特西蒙，拿了那么多的大奖，在计算机系讲 课、在逻辑、故障管理学等系讲课，这是第一任美中学术交流会的主席九次访华。我建议你们买一本
赫伯特西蒙的个人自传，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天才。
大国如何再崛起呢？技术、人才、宽容
我因为在很多年以 前就听了他们的研究系列报告，非常受吸引，国内考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原来是民大读了硕士），很多人问我香港研究生的招生
制度，香港研究生招生制度与 国内的最大区别，有好几点，有一点，你们一直不知道，国内讲硕士，就是MA，然后自然科学就是MS，香港是英国制度，香港
制度就是MA，但指的是不写论 文，就是上两年课，拿不到奖学金。有一个是写论文的，可以拿奖学金的。香港是英国的制度，一个是上课的研究生，一个是除
了上课之外，还要做研究的研究生。 他是在国内拿了MA，到我们那里拿了一个写论文的。我们就把他推荐到这个研究的领头人手下，那时我们的研究就挂起钩
来，力求把这个研究的方法等可以跟亚洲 挂起钩来。第一步，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选几个中心城市，就用这个模式（所谓的中心城市就是周边的经济、科技发
展，有领头作用的），初步选了香港、珠江三角 洲的深圳和广州，长江三角洲选的是上海和杭州，渤海湾选的是北京。选了五个中心城市，把五个中心城市最基
本的数据做出来。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做下来之后，做 得比较有一点经验，我们想把这个模型扩大，就把另外两个重要的华人中心城市包括进来，一个台北，一个
是新加坡。这是第二步。如果我们把华人世界做得比较 好，就扩展到就把整个环太平洋包括进来，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日本中心城市都包括进
来。研究什么？研究的就是我下面所讲的核心的内容，要想使 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区域能够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具有持续的竞争力量，要使一个国家具有整体
文明的上升力量，最根本的从政策、制度层面上、操作层面上要有 三个"T"，第一个T，很容易理解——"技术"，这里讲的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硬件的技术，
造设备的能力，也包括稍微抽象一点，电脑的软件系统，也包括在你看 起来好象跟技术没有关系，但这是非常重要的，管理，管理也是技术的一部分。举一个很
简单的例子，在座前几年都会有这个感受，只要是到中国人的地方，排队是 一件很麻烦的人，一部分跟中国人不自律有关系，另外一部分，就是跟中国部门技术
有关系，就是排队的技术，讲起来很简单，但非常重要。比如买票（飞机票、火 车票），或是到银行办事，中国的柜台制度，比如有四个窗口排下来，后来排
队，一下子有一些挤到这边，一下子有一些人挤到那边，有一些划了线，让人家老早就 排队。在美国，发现这是很简单的，美国25年前人家银行的排队就是有
四个窗口，但排队只是一个队，哪一个窗口空了，按一个铃，就过去。中国迟了20年，才 把这个制度引进来的，这不花钱的，但对次序、公平很重要的。我讲
的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这个技术引进来就是边防，看看深圳过关，看看香港那边过 关，有时候觉得很着急，说能不能把银行制度引进来，一到海关的
时候，让你实在受不了。第一个T，不但是讲软件，更重要是讲管理方面的技术、协调方面的技 术，而且要看一看，不但要看产出来的产品等等，而且要看，这
个国家或是这个区域，他们在技术方面，来自于公共的、政府的投资，来自于私营部门、民营部门的 投资，研究或是开发方面，总量是多少，比重是多少，而且
还要看效益是多少。这些都要看的，不只是要总量，还要看效益，这个效益怎么看，这个指标才是人家发 明出来的。人家做研究，实在做得你不好意思，你不想
夸奖人家都要夸奖。第一T，他们是怎么看的，这个研究报告是ISS（科学与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了中 国、印度、美国三个国家在技术方面投资的效益。
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比较研究和发展的投入、产出。第一，在这三个国家，（报告05 年发表的，数据是04年）研究人员的总量
（一讲总量中国人牛得很）全职的研究人员，中国就有93万，印度有120万人，美国有134万人。然后看每一百万 人口中有多少的全职的研究人员（中国
人就下去的），中国有708专职的研究人员，美国是4600人。看一个T，还要看后面的东西。2004年，上面讲花在 研究方面的总投入，中国是
270.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3倍。2004年，这三个国家在研究和发展方面，花的钱占这个国家GDP的百分比，中国占 1.44%，美国占
2.68%。再看效益，2004年，科技方面的专利，全世界最好的专利都到美国去注册，这一年中国注册了597项，美国注册了 94110项，都是按照
同一标准注册的。下面，每100美元花在研究发展上，（就是对于国际上所承认的专业）中国2004年，每一项专利上，花了4660 万美元，美国花了
330万美元。它做研究的经济效益是中国的12倍。很多东西，这么一比，才知道什么是低。在北京做报告时，人家说当然了，中国的基金用了 去吃饭、喝
酒，每一样都报销了，当然我们每一个专利要花4660万美元。什么叫做效益，效益就是体现在这一方面。第一个T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争议了，一个 国家的
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发展少不了技术，除了塔利班的人不同意这一点。我怎么能够使这个地方在技术上有那么多的发展，而且可以持续地发
展，很有效益的发展，这就是第二个T了。
第二个T就是"人才"。你要有技术，好的技术，先进的技术，最重要是要有人才。从第一个T的认 识到第二个T的认识，不容易的，真是不容易的，我
不讲别的地方，我就讲两个基本的例子，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1978年，30年以前邓小平刚刚复出，邓 小平当时还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华国锋，二把
手是叶剑英），当时邓小平跟中央提出的要求是我现在复出了，工作千头万绪"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抓教育和科技"， 在那一代的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是有远见
的，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人无完人。为什么有远件？因为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都都是花钱买设备，但买 回来的设备太先进了，没有人会用。
邓小平做的很了不起的人，就是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了不起的。你没有高考制度，人才从哪来。我去年接了不少邀请函， 就是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30周年，能不能让你回顾一下30年，我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因为我最想讲的道理，是常常被人家忽视的道理，我讲的就是30 年以前在中国的社会
里，30年以前在中国领导人当中最明智的，在观念上、政策上、改革开放的创新上达到高度的，30年之后，很多人不懂。30年以来，邓小 平讲改革开放，
我当时只有一点不同意，是不是太伟大了，觉得思想要变一下，是"开放改革"，因为没有开放的前提，改革不好，因为改革要有参照，改革要有观 念、信息的
来源，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改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差，都是改，但是改的效果更差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来讲，你要让自己的改良越改越良，观念信息 的参照
信息来源是开放的前提，中国的国门只要是开放的，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好，但如果把门关起来，只看其他，一定不会改良，肯定用心也不错，但一定改得不 良。
路越走越窄，代价越来越高，前景越来越渺茫。我讲一句话，有切身体会的，1998年，我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被朝鲜去考察被朝鲜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
系，到北朝鲜走了一朝，那时北朝鲜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一路上，不管是在城市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看不到一个胖子，唯一看到的胖子，就是两张照片，
就 是金日正的儿子，金大胖、金小胖，陪同的人员说你们都是中国的大领导，我说我们都是学者，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象，他说你们来的人都是胖子。像我
这种体 型，在美国是瘦子了，在他们国家就是胖子，他们就觉得只有领导人才是胖子，临走，在首府举行的欢送晚会是最好的少年儿童的表演队，我觉得表演技
巧没有什么 话讲，但你看看最好表演穿的衣服，当时觉得很寒酸，最好的衣服就是中国农村里比较穷的地方用的红的、绿的彩色化纤。最后一首歌什么歌？给我
印象深刻，三种 语言唱，唱了之后用英文唱，用中文唱，是为了招待外地的，《全世界羡慕我们》。这就是我们讲的把门关起来之后，他也在改，但不是在改
良。为什么全中国过去 三十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最大的进步一定是发生在对外最开放的城市，包括深圳。没有例子的，你找一个例子，我请你喝酒。
所有我讲的第一个T转到第二T，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我今天讲的要点还是第三个T。
你想要有好的技 术，好的人才，好的人才怎么。第三个T，是我最最感怀的——宽容。第三个T，才是制度性的东西。宽容不是体现在别人在你身边讲粗
话，你也去掺合一下，宽容 是体现在价值观念，体现在制度政策，体现在你做事、管理、做人的方式，体现在层层面面。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才都有一个基
本的特点，什么叫做人才？人才 是脑子特别灵活，特别爱学习，脑子特别灵活，特别爱学习的人，特别喜欢提问题，特别喜欢挑剔，不但喜欢特别挑剔，还要求
很多，中国人讲的"刺儿头"，如果 一个人对身边所有人都麻木，都不愿意去理，怎么进步，怎么改良，怎么与时俱进，怎么更上一个台阶，怎么超越，对不
对？这话也不是了不起新话，鲁迅讲过"唯 有超越，才有进步"。今天的会场，我就是找毛病，你要多准备一些椅在旁边，不要让人家站着。人才不但具有刚才
讲的这些特点，人才还有一个特点，是干嘛？是 破坏，创新就是破坏，我讲的并不是打坏窗户，是把老的东西破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书刊，中间有一
句非常经典的"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每日 每时都在进行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现代经济制度生命所在，每日每时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它的破坏是为了
创造，多棒的语言，多了不起的智慧。而且谁都不能够垄 断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标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不知有多少人羡慕，男的羡慕他的才能，女的羡慕他有钱，也有女的羡 慕他有才能，男的羡慕他有钱。但最近五六年出来一个人，就
是连莫，创造力facebook，也是哈佛大学本科生还没有毕业的，所以这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中国菜做得好，但中国餐馆的
经营方式，就是没有办法与麦当劳比，人家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很简单的例子，走遍全世界的麦当 劳，这个麦当劳一定是那个区里面卫生间最干净的，中国
的餐馆门面花多少钱，还有迎宾小姐，北方更是，大冬天的穿个旗袍，把大腿露出来，进去之后，又是金碧 辉煌，但洗手间很臭。我去美国麦当劳，人家说你喜
欢吃麦当劳，我说我是喜欢去麦当劳的厕所。所以这种创造性，不一定要把人家打碎打烂，这是一种模式。第三 个T，宽容，强调一点，一个社会，一个城市，
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你只有在制度层面上，法律层面上，政策层面上，管理层面上，更不要说教育领域了，更不用 说人事制度管理，只有创造一个稳定、宽容
的环境，才能够把本地区的人才充分地发挥起来。才能在其他的地区、社会、国家不能发挥的人到你这里成就事业，对创 新有争议时，能让各种观念、各种做法
（技术、管理、政治）有最广阔的事业领域。然后在这个竞争中，才会有越来越好的办法，越来越好的政策，越来越好的体 制，越来越好的法律，这一切没有一
个稳固宽容的环境，就不可能的。
美国做的一项研究很有意思，把美国的中心城市找一些指标，比如东北部的 波士顿，以波士顿为圆心，画一个圈，300米范围内，全世界最有影响的
2000个科学家当中，有600个人在这里，那还了得。如果全世界最有影响的 2000个科学家当中，中国大陆有多少个人？3个。这3个都是外籍公民，
没有一个人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香港科技大学有4个。以波士顿为中心，这些 人大部分都不是波士顿出生，是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另外一个中心，
就是硅谷，它比较出来之后，为什么这些地方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来这里，或者吸引了人 才之后，要让他们有一种发挥创造力的条件，你来，高兴就留下来，
你走，你走走看，你不能这样，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人才是很多人要求他的，而且流动率 很大的。只有持续好的环境，才能待下来，才能做出成果。有人
看宗教，因为宗教的信仰不一样，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两次被全世界所赞扬，一次是在宋朝时，来的一 大批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海吸引了一批犹太人，因
为那时欧洲发生了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中国没有天主教的恩怨。当年卡特总统要跟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派了一个特使，布罗门塞尔，二战之前，他爸爸妈妈
逃难逃到上海，他在上海长大的，对上海有一种感恩的情怀。还要找这个地方，人种，不同的种族群体，也 可以找出来的，人种的多样性，如果那个地方人种越
单一，越不好，如果人种越多样化，相互歧视和迫害的比例越低越好，零次比最好。这个地方，最难做到是的人 们在态度方面，文化制度上面是不是很欢迎。放
火、暗火事件是可以找到的，但找人家的观念怎么做？找什么指标？就找中心城市公开自己同性恋者身份的人，很 绝，偷偷的同性恋不算，为什么偷偷？因为怕
受到歧视所以不敢公开，找一个地方敢于公开自己同性恋的人数，还有看看这些人受到歧视迫害的比例，这个指标特别 敏感，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文学艺
术，甚至科学上，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人，有相当高比例的人，都是同性恋者，他在那个地方敢于公开自己的身份，不怕人家歧 视，就怕那个地方特别宽容。美国
最大的创造中心，同性恋的比例高得不得了。
三个T中间，第一个T，也不是那么好做，但相对来讲，人们发 生的争议不多，要从第一个T迈进第二个T，就很难，人才，要有很好的教育制度，要有
很好的创新制度，要有很好的财政制度，因为创新需要钱，风险投资，这是 非常不容易的，很好的人事制度、招聘制度、工资制度。人才也要相应的回报。但是
从第二个T要到第三个T，才是最难的，这才是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保障，就是用 稳定的方方面面的宽容大环境，这是最最重要的。
19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了全世界头号强国，它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挑战，经历过很多次挑战， 但至少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它把所有的挑战都打败了，虽然
自己也受了很多伤。日本挑战它，把日本干掉，德国挑战它，把德国干掉，北美和西班牙要干，把北美和 西班牙赶走了。很基本一点，打败日本和德国干吗？因
为德国希腊特迫害科学家。本来日本天皇不想投降的，但一个原子弹下去日本就倒下了，后面是什么，后面是 宽容。所以第三T才是所有形形色色的Power
后面最伟大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希望每一个有能力对创造、保障、改进第三个T环境的人，都尽自己一份力 量，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就会
变得越来越有发展的前景，越来越有更加光辉的明天，谢谢诸位！
李文凯：非常感谢丁学良教授用这样启发的方式，来讲关于一个国家崛起的研究。接下来有20分钟让大家与丁老师做交流。
现场提问：请你推荐一下好的经济学家，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曲线做一个期待。
丁学良： 第一个问题不回答了，就是我的书里第六章有一些指标，把什么叫好经济作家讲得很清楚。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第一，我非常反对那
种过分激进的空想主 义者，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改革，政治改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政治改革越来越全面越好，我在国外呆了二十多年，去了
转型的国家，去了不知道 多少次，我刚刚从东南亚回来。第二，我也反对另外一个观念，因为政治改革具有一定的风险，越推迟越好。看起来这两个观念是对
立，但其实是相通的，第二种的 改革有风险，所以越这种风险是推迟越好，但采取第二个方案，更加刺激了第一种观念。你要想社会的民众在政治改革方面，有
一种理性、稳妥的想法占主导，这个 社会就不会大乱，政治改革就会大乱。想要有这样的好效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取渐进的改革，要起步，起步不要太
大，动作不要太快，方面不要太多，措施不 要太激烈。只有慢慢起步，在社会里，在试验中，就要找到解决政治改革的问题，还有比较稳健的方法。就像小孩子
的成长一样，在座大部分都有看过小孩子长大的 经验，不能因为小孩子学走路，会摔破脑袋，不让孩子学走路。还不能让小孩子在学走路时，就想当奥林匹克冠
军。即使马上不要在最最难度高的在推政治改革，我 们现在很多要从行政改革来走，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是有关联的。行政改革是在制度比较具体的，组织得比
较中层、下层做很多事业，这样会提高行政的效率，提高 透明度，这样会降低成本，会改善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改革了。
公务员公开招聘，我不认为这是政治改革。但公务员招聘的幅 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透明，筛选的过程做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正，这本身就是一种行政改革，
但是会为以后的政治改变建立非常好的条件。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 回答。
现场提问：请丁教授谈一下关于香港普选的一些问题，谢谢丁教授。
丁学良： 香港普选，我不在香港，但是我只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香港这次普选，我没有参加，我只能这么说，香港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人均
所得最高的城市， 27000美元，广州很富有但连上海都比不上。第二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对外最开放的城市。第三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普
遍教育水平最高的城 市。第四，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法制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有了这四个条件，香港的政治改革，应该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先
走一步。在香港这个社会 里面，试行的很多办法，虽然不能照单孤立的（因为条件不一样），但毕竟可以为中国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提供很好的参照。为什么这么
说？我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改 革，也应该在全国选两到三个最好的城市来实行，比如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现场提问：丁教授你好。在2007年 中，中国经济也做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像在9月25日，中保公司的成立，也是中国甚至金融界的大事情，而且在
今年初，德国也发表评论2008年是中国年。请 你针对2007年，还有2008年的预展中国怎么样从资源输出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情
况。
丁学良： 做社会经济的预测冒很大的风险，对中国做预测，要冒世界上最大的风险，因为中国是世界的1/4-1/5，你能把世界的1/4-1/5预
测好，就是发大财 了。在05-06年，我接受国内媒体的两次采访，一次是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一次是深圳的，我就讲了两个基本的道理，现在中国是
有走出去，但你要想走 出去，走得好，关键是要在中国练好自己的基本功，不要指望中国的基本功练不好，可以到国际上拼一拼，你看具体的案例，有一些公
司，有大的，中的，小的，在 中国觉得自己很强，到了国外投资，都是摔了跟头，因为环境不一样。在国内，媒体看到操作方面有问题，老板就打电话到上级
去，说不要报出来。还有公司到东南 亚进行投资，我当时很担忧的，他们政府给中国公司一块地，然后中国就发现当地老百姓很穷，也很老实，就把占的地，往
外扩，一往外扩，人家就不满意了。而且 还把人家几百年的大树砍光，还把人家几百年的祖坟挖掉，人家就游行示威。中国要想走出去，要想在国际的经济舞
台，国际的市场上做得很好，你要把内功、基本 功练好，而且还要端着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你不能够把国内的市场上养出来的很多坏习惯带出去。你到外面看
看，谁有本事说，老子不怕，我就干。
现场提问：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刚才说到香港的民主，加了很多条件，比如教育、收入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古希腊、罗马民主制度是不是运转得很正
常？那个 时候没有教育、没有收入，也一样运转得很正常。而且中国GDP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增长率也是很高的，也是将近10%，从数字上来看，很多东
西，不能反应真 实的情况，文革结束之后，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但数字上还是10%的增长率。丁老师，你觉得台湾的政治转型，韩国、西班牙的转型，是渐
进的，还是急进的。
丁学良：你提了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文革时候的经济增长，数字看起来也不错，我从来不把它当做一回事，道理很简单，第一，
当时的统计数字可靠的程度，我们不能相信，你什么都会造假，为什么这个统计数字不会造假。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现在的数字可以相信呢？
丁学良： 现在可靠得多，现在还有媒体对中国的数字提出疑问，文革时候哪敢，马上就毙掉的。即使文革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数字是真的，但没有经济效
益，因为文革时候， 没有今天所讲的相当程度的市场程度的约束，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文革时，每年年底的报表，报告对于工厂来讲，只有拼命把产品搞
出来，达到一个数字。但 产品本身，能不能卖得出去，从来没有人问，还有产品合不合格，从来没有人问。文化大革命时，基本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厂，你
到工厂去，有几辆车是可以开 的。
第二个问题，很难回答的，是讲古希腊，我的书没有讲古希腊，但第四章印度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间接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条件、普遍 教育条件、交
通条件，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民主制约条件，但不能把这个制约条件看成是绝对的，制约条件是影响一个社会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个概率。就 是可能的
概率更高或是更低一点，但不能命定它。因为从很多方面看，印度比不上中国。在网上也有人说，丁学良是不是在国外受教育的缘故，总是用数字来说，人均
GDP、每个国家拥有电视的户数多少、能上网的多少等等。一个国家其他方面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环境的因素、政治领导层的因素，都会对一个社会领域民主
的发展，相对成功、相对不成功做出影响。
古希腊有一点，古希腊的民主有很重要的历史地方，当时古希腊城邦国如果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属于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的。而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
制，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在城邦，在一个城市，规模与国家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规模越大，越难，规模越小，越好适应。规模大，最上层与最下层的层次
太多，而且 地区的差异太多。国内很多人说新加坡，为什么可以把反腐败、廉政搞得那么好，是不是用这种制度，就可以把腐败、廉政搞得很好。我说你只看这
一点，没有看另 外一点，新加坡是450万人，如果一个反腐败的领导人有三五个助手就可以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如果下面是4500人，最高的领导人可以
把全国的官员都看 了。所以规模太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台湾的政治怎么样，我只能这么说，台湾这次立法会选择，连国民党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以前每 一次大选，我都去观察，以前都是
台湾的官方邀请，住台山饭店，到哪里还有便衣警察保护，自从陈水扁上台之后，我们这个待遇就没有了。要我自己花钱去，我也 没有兴趣，我可以去的地方太
多了。但这次选择，有一点，就是在国民党大胜之后，国务院出来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马英九和助手的表情没有凝重，并不是装出来 的，真的是心里很沉重，
因为态度的选取，过去十几年，一个叫做中北效益，一个叫做西瓜效应，就是一个党胜了，不能让他老在台上，就是这次让你上，下次让另 外一个党上，在国民
党体制下，也有做得不错，但还把票投给党外，因为是为了制衡。但国民党现在有担心，现在国民党控制了立法局，又控制了总统，可能就在3 月份的选举时投
给民进党。还有西瓜效应，有一些瓜子的票投下来是一个大西瓜，那就麻烦。总统选举，很难讲。而且千万不要忘记，如果马英九选总统胜利的趋势 不可怀疑，
也有可能挨两颗子弹，但绝对不是在肚皮上划过去，一定会打到要害，这个可能性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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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网》
回目录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
徐友渔（北京）
作者
发端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这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的思
维习惯，使人们从"最高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的神学教条和幻梦中解脱出来，面对实际，一切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30年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
能够深切地感到思想解放运动有多么重要，没有思想解放，中国不可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不可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几乎在所有领域无所不包的左的指导方
针，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
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原有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我们知道，在天文学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原有的地心说，在物种起源和物种进化学说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取代原有的上帝造物论和灾变论，彻底改变了人
们 的旧信仰和世界观，使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得到空前解放。但是，反对新学说，力图恢复旧信仰的企图和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还甚
嚣尘 上。很可能，对立的思想、学说之间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新思想只有在论争中，在不断修正、调整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和胜利。
我们知道，30年 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方面来说，有艰难的、"破冰"的一面，因为文革的流毒又深又广，毛泽东的权威不容质疑；但从
认识和道理上说，也有 比较容易的一面，因为林彪和"四人帮"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到了极致，其荒谬绝伦、违背常理，是任何不甘认同指鹿为马的人不难分辨
的。而当我们越过了拨乱反 正的阶段，当形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与一些由来已久的，深层次的教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就会受到更大的考
验。
我们还知道，如果不搞思想解放，不破除"两个凡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就不能出来重新工作，大量的冤假错案（例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
团"案） 就不能平反，也就是是说，对于某些在文革前和文革后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来说，思想解放也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在涉及前途命运问题时，其中有些人在
这个时候支持 思想解放是不言而喻、义无返顾的，而当个人解放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是否继续坚持思想解放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证明，求个人解放容易，求
真正的思想解放不 那么容易；从文革的迫害中求解脱容易，与文革中、文革前的左的思想一刀两断不那么容易。
思想解放有不同的程度，大致说来有这么3个 层次。第一个层次，对一些人而言，思想解放是必须随从的大流，或者是应付一时困难的权宜之计，具有极大的实
用性，只要把"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破除，从文革 加于自身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以后的思维和行为还是在旧轨道上行进；第二个层次，思想解放就是从文革
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回到文革前 的正统理论，毛泽东晚期的理论、路线不能当作天条了，但决不可违犯的天条还是存在的（比如，个
人崇拜、个人迷信可以不要，而"姓社姓资"还是必须问的）； 第三个层次，只把实事求是当成最根本的原理和指导方针，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成第一原
理，决不承认有一成不变的教义、任何情况下不得违犯的天条，面对 实际，勇于创新。
30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以上3中态度都存在，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思想解放，换一个说法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这一点对中国人似乎实在是难。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上级、权威，或者书本、经典的说法，就像丢了魂的人，他
们 行事和做判断首先要有"根据"，而这根据不是来自于实际、来自于人民的利益，而是来自于某位祖宗的金口玉言。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判断一位作者
的话为 大逆不道，不是说他的表述与事实不相符，而是说他的表述与某本教科书的的说法不一致。
除了公开宣扬"祖宗之法不可违"之外，对抗思想解放的手法还有许多。有一种是以不变应万变，把新主张解释得没有棱角、没有特色，化约为旧的教义。比如，
对 于"以人为本"的新提法，有人可以在表示赞成之后将其化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由此再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似乎每一步转换都顺理成章，但
结果却 是除了坚持原来的观念，"以人为本"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种手法是以激进的姿态出现，一种新的观念，一项新的方针还在面对重重阻力争取实现
之中，就对 它来一个"破除迷信"，迫不及待地对其实行"思想解放"，貌似最新，实则复旧。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0多年前到现在，都有
人主张要搞"第二次思想解放"，这种主张与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其实质是什么不难看出。
30年 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只是中国当代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
未有穷期， 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随着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增加，随着形势发展不断产生新任务、新要求，我们需
要在主题和内容 上实行思想解放的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扩大以往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
要 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
正意义 的思想解放，在这个问题上，切忌叶公好龙，也不要只打雷，不下雨。
这次思想解放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如果说现在不一定有最好的主意，那么看到最必要的条件却是不难的，这就是：言论的解放，舆论
的 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
表达权 必须做的，也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不言而喻，不论是讨论或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或放开言路，都必须循序渐进，考虑好前后左右，要预防一哄而起，无疾而终，也要避免进两步，退三步。当然更重要
的是要有信心，30年来，我们什么风雨没有经历，什么事变没有目睹？不论是执政党、干部还是广大群众，都有比较强的承受力。
如果说，以前的思想解放都是自上而下，那么这一次若能做到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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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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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再三忧患为那般？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
牟传珩（山东）
日前,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 胡锦涛再次强调, "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 越要居安思危"。 这
一"越要忧患"讲话，最近被国内媒体纷纷操作，有不少文章跟进、解读，刮起一阵"忧患"旋风。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表示，此前讲忧患意识，多针
对内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但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估计得更足，与忧患意识有关的风险意识和挑战的意识再上台阶。他说，"在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培训
中，越来越重视'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了。" 中共中央对全球化时代风险和挑战讲得越来越具体。比如在告诫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
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现实时，就列举了：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
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中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等等。
其实中共高层早在"16 大"报告中就提出：" 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
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 。为此，胡锦涛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三要"，即"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增强忧患意识，
要有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危机感"；反复强调"二必须"，即"必须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出执政为民的宗旨"。胡锦涛还向全党警告
说：问题和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是每天面对着的，而且是紧逼的。要常怀忧患之思，常怀自警之心。温家宝也曾表示，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 "。去年春人
大、政协两会期间，胡锦涛又格外引人注目的强调增强忧患意识。 3 月8 日胡锦涛在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时，心事重重地告诫各级官
员， "要增强忧患意识"。 12日，胡锦涛又在解放军代表团再次强调要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胡在两会这样重要的场合，两
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1/31
Subject: 《议报》 339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议报》 第339期 (2008年1月28日)
新书《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
改革30年
评朱学勤、徐友渔两学者对30年改革的分析
吴庸（北京）
改革•矛盾•革命
管见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 --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
丁学良 （香港）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徐友渔（北京）
大众议院
胡锦涛再三忧患为那般？
牟传珩（山东）
两个太阳 如何是好
周郎
中国经济世界排名后退主要在共产党时期 -- 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
徐水良（美国）
讲真话
第一位的自由是讲真话的自由
笑蜀
权力面前讲真话
纪硕鸣
保护说真话的记者就是保护人类的良心
高一飞
特稿
赵本山新小品：一场大雪压垮盛世
朱健国（广东）
人权与民运
杨建利于马丁路德周在美国国会开展人权活动
民主英雄吕耿松告诉我们甚么？
张三一言（香港）
民间维权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李元龙（贵州）
农民工人大代表的维权悖论
杨支柱（北京）
宪政与民主
教育公务员尊重纳税人的建议听起来不错
郭庆海（河北）
中国式民主陷阱：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
朱中原 （北京）
全球新兴民主论坛 三大主张 加强国际合作 -- 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
自由时报
联邦中国
台湾九论
严家祺（美国）
克服民族分裂的两项制度安排
吴稼祥（北京）
观察印度的视角
秋风
两岸三地
越南抗议台湾军机在南沙群岛着陆
美国之音
双普选的重重关卡和陷阱 -- 评人大常委关于香港普选的决议
张滔
中国枉顾台湾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权益，国际卫生组织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陆委会
神州百态
胡温新政对农民的剥夺和欺骗
陈道军（四川）
又一贪官不听话没有把握好贪污的度 ,不慎落马 -- 读报纸偶感风寒
安希孟（浙江）
癌症肆虐的中国
老戚（广西）
媒体脉动
20年20亿美元如梦幻泡影 媒体大亨梅铎 中国梦碎 -- 附录1：传媒大亨梅铎的中国梦内幕（大纪元）
附录2：亨默多克进军湖南打造"中国好莱坞"（北京娱乐信报）
朱建陵（中时）
"很黄很暴力"之中国 -- 为何13岁小女孩一眼看到的就是色与暴力 "黄"与"暴力"怎样遏制
附录：中国网上扫黄 关4.4万网站(BBC)
巩胜利（北京）
新闻诗
"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
凌沧洲
黑窑童奴——最小的一个才八岁，八岁啊！ -- 献给黑窑地狱的孩子及黑夜无眠的网友
凌沧洲
六个正在死去的汉子和一只孤独女熊猫
凌沧洲
知识分子
警惕"朋友的新衣" -- 答李更十诘
朱健国（广东）
吴大昌的自我告密
冉云飞（大陆）
思想文化
笑声泪影中的苦难和智慧
袁伟时（广东）
讨伐马克思主义
紫电、马虻
反右与文革
从北大一角看「反右」
陈斯骏
被打成右派的抗战英雄 -- 记右派工程师李温平的传奇
丁抒（美国）
人物访谈
胡绩伟访谈录…… -- （之一）胡锦涛要真正反腐败、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
(之二)胡锦涛要学习华国锋的宽容大度作风
姚监复 记录
整理
连载
囚徒悲歌——二郎山下劳改茶场 -- 二十一、集 训 队
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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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朱学勤、徐友渔两学者对30年改革的分析
吴庸（北京）
朱学勤先生的《对改革30年的看法》（《新世纪》2008.1.16）和徐友渔先生的《改革开放30年》（《新浪》2008.1.16），传达了两位学
者对改革全过程的分析。读两篇宏文，有如饮醍醐处，亦有痴愚不解处，愿大胆提出，以求教正。
［一］两文均指出权钱结合产生特殊利益集团是社会诸多弊端的根源。朱文认为："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
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徐文说："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
不通的。"朱文用"市场列宁主义"说明"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
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徐文则率直指出："社会不公正、贫富分化、腐败严重的现实，使得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成为问题，使得原来一直就不赞成
改革的左派再次活跃起来，他们也打起社会公正的大旗，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鼓吹旧教条，要求回到旧体制。"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改革死了'。""市场列
宁主义"和"改革死了"，这两个格言式总结深刻揭示了当前具有关键作用的社会矛盾。它指明，重新唤起改革意识，将政治改革提上日程，是刻不容缓的。改革
的目标必须明确，不能久久徘徊于体制边缘，做些敲边鼓的事。徐文认为，改革就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手段，实现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
盛。"非常准确！
［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可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理论分析要求，表象只可作为入门的向导，触角必须直达问题的本质，揭示现象的本源，根柢。所以，不能
将视野停留在改革中当权者与民众利益均沾的表象，而应深入研究改革的实际动力。邓发动经济改革具有被迫性质，并非源于主动。农民反抗公有制，出工不出
力，而要求个体承包，自产自食。这一改革要求多次被挫，邓完全了解。在掌握最高权柄后，按照他的权威，完全可以一下放开，但他不敢大胆行事，只是留有活
口，逐步实行，说明他的支持落后于农民的迫切要求。农业承包到户时，他强调的是："我们总的发展方向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邓选2卷315页），仍
是旧的观念。对扶持承包户克服个体生产弱点，寻找新的生产组合形式，迄无良策。工业如何反哺农业，更无动作。乡镇企业，自生自灭，亦无指导。这怎么能称
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对企业改革，他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当书记与厂长争当"领导核心"，发生所谓"二心不定"时，厂长负责制的改
革也就作罢。他提倡发挥职代会作用，就连这个徒具形式的监督机制也未推开。至于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所有者缺位这样的大问题，当然更找不到解决的突破口。
邓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邓选3卷77页），但他又乱出主意，乱定决策，所谓价格改革"长痛不如短痛"，造成经济紧张，责任却由赵紫阳承
担。所以，朱文说："邓的作用是无可质疑"，称他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之领头者，是否过誉？
中共之运作过程有两个价值追求：权力价值与经济价值。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是权力大小的标志，也就是荣誉和利益之所在，因而孜孜的是权力递增，这时以权力
为最高价值。建国后，大权在握，权力结构趋于稳定，而眼前之经济资源取之不尽，于是价值追求转向经济利益。"文革"中，权势者被毛之忠诚考验搞得家破人
亡，复出后意识到权力不用到期作废，乃群起以权易钱，到处寻租，经济价值升至首位。邓小平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适应这种价值追求。以为邓无意为权
势者寻租开路，就太书生气了。邓朴方之康华公司就出自邓家，他能不知道邓朴方在大肆抢劫国民财富？荣毅仁的中信公司就是他支持建立的，中信就是干这些勾
当的，他能不明白？1980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党政军机关纷纷成立倒买倒卖公司，经济秩序大乱，民不聊生，他能推脱责任？这才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中涉
及实质的问题。回顾30年改革，避开这一实质，就意味着分析没有到位。特别是邓之南巡，虽有重提改革之功，警示人们防左，但由此掀起权势者大肆抢劫农民
土地，将数千万农民逼上"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劳保无份"的苦难境地，至今不见这一旷世抢劫停止。权贵由此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正在无尽地鲸吞国民财富，
这才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成果。徐、朱二文均未着重指出此点，似感缺欠。尤其是朱文，只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是邓"最有作为"的两
年，是不是只见阳面，未视阴层？
［三］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在学术界争议更大。邓氏"政治改革"内涵有无走向民主的意图一直含混不清。邓氏是否实施过"政治改革"，又是理解不一的问题。这
方面，必须把他的鼓吹与他的实政严格区分，才能使庐山露出真相。他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承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
实的民主"，但他的实政却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21世纪环球报道》2003.3.3）他履行政务既无民主，也无自由，有的只是个
人独裁。还有人迷信邓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把它视为灵丹妙药，其实这只是供桌上的香炉，治不了病。他实际做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真
刀真枪，砍下去就会身首异处。明乎此，才能从一片混沌中看出鱼是鱼，水是水。既然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他口口声声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也就非
常有限了。邓早已为他的"政治改革"设置底线，"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至于全国普选，他推迟到2050年以后再考虑。（邓选
3卷220页）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又进一步限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还规定，"改革的内容，首先是
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邓选3卷177页）即使如此，按照邓氏要求拟就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政治体制
改革的规划，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判断：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折腾多时，原有的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续下来，没有大动，就连邓吹
嘘的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已经实行"直选"（邓选3卷220页）也是谎言，这两级迄今仍实行故往的间接选举。在中国大陆，要推动一点点哪怕是形式主义的政
治变革也是难而又难啊！可惜的是，朱文似乎仍在迷恋邓氏《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政治改革的夸夸其谈，钻入邓小平圈套而不得出。还说"邓小
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愿闻其详，见识见识它的光彩，只是不要罗列邓的意在骗人而不准备付诸实施的论
述。
邓小平交出的政治改革答卷为"0"，这是用不着奇怪的。他敢于撤销社会主义底线，派出精兵侵略越南，他敢于撤销为人民服务底线，调集大军屠杀手无寸铁的
百姓，期望这样的中共领袖搞什么民主改革，岂非椽木而求鱼，痴心妄想！？
［四］1980年代出现一段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的热潮是值得欢呼的。它对毛泽东多年的思想禁锢、文化灭绝的反动。且不说北京西单民主墙，那里留有魏京生
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也不说风行各地的《人权宣言》、《解冻宣言》、《论言论自由》，更不说纷纷成立的各种社
团，"中国人权同盟"、"解冻社"、"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只说当时的文艺复兴就足令后世惊叹了。《河殇》在偏
颇中展现新的追求，《将军，好好洗一洗》尖锐指向中共特权，《在社会的档案里》暴露中共腐化引起的社会扭曲，《苦恋》留给人们深沉的浩叹：你爱祖国，祖
国爱你吗？还要指出，当时掀起引进境外思潮的狂流，《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成批翻译、出版各方面学术着
作，对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巨大冲击。这一思想启蒙运动使上海民主讨论会发出震聋发聩的呐喊："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
党"，这一觉醒震动了中共的理智人士，一直追随毛的周扬和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用人道主义说明尊重人的价值的重要性，用异化观点论证防止社会主
义走向反面的必要性。这些都极赋生命力，极具现实意义。但是，赞美和维护人道主义，引起阶级论者下意识反对，分析和论证社会主义异化，引起卫道论者过敏
性冲动。胡乔木发起反击。胡与周、王相互诘难乃至反目，说明新旧思维在党内已誓不两立。胡竭力阻挠和压制党内新觉醒，而胡的背后有邓小平鼎力支持。邓知
道，人的尊严和价值一旦普遍树立，权力异化一旦成为众矢之的，中共特权将受到极大威胁，因此，他以清除"精神污染"之名，加上组织处理，迫使人道主义和
异化理论销声匿迹。维护旧意识的保守主义终于扼杀了"改进"旧意识的新思维，证明保守主义的惰性使它拒绝任何改进。徐、朱二文都陈述了这方面的内容。徐
文称"8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是'文化热'，把将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和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
相媲美。"徐文还表示了对压制这一热情澎湃运动的谴责："民心和舆论上的一面倒掩盖不了改革开放和教条保守的二元对立。批什么'化'、清什么'污'的运
动接连掀起，不断有作家、学者、官员、电影、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许多改革措施受到质疑和阻碍。"朱文虽然也谈到文化热的现象，但把它
归结为领导人的英明，不免令人瞠目。
总结30年改革过程，由于着眼点不同，很难面面俱到。这一课题如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七嘴八舌共议30年，肯是会取得更多共识，对推进改革事业当有大益
焉。
（20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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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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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矛盾•革命
管见
中国的改革开放，照中共的改革颂歌描述的那一个"春天的故事"，是在1979年和1992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先是画了一个圈，后来又写下诗
篇，结果春潮荡起，万象更新。
实际情况当然复杂得多。先是在1978年年末，宣布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而中共的会议上不同的声音相互激荡，民间的不同声音也呐喊
起来，改革开放的决定才终于脱颖而出。春天的气息是从冬季出现的，但是不久，还是那位老人，祭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改革开放的紧箍咒，结果，到了
后来的那个春夏之交，走到了夏季，就要用"武器的批判"来对付不同的声音──对中共保守派而言可怕的是，不同的声音不仅出在民间，也出在了高层，出自于
中共自己那时的那位开明的总书记。
于是，寒冬的气息在夏季里出现了。政治紧箍咒高奏之下，推动着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倒退过去。摇摆持续了两年多，保守派在
得意之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也使那位老人忍无可忍。他先到上海讲话，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又再续"南巡"之旅，一路讲开去，多次说了重话，才终于扭转颓
势，进而为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似乎在呼唤毛泽东、师法朝鲜、古巴的方面还算是坚定，而对那位老人就复杂得多，他们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要再来一次思想解
放。胡总书记看来是要坚持其改革，但他只是在内部讲话中全面否定"文革"，鼓动思想解放的事情，则多是由新任地方要员出面，特别是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政
治局委员汪洋，以及由其高层智囊如施芝鸿等人来撰文配合，他自己却还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
也难怪，现在不同的声音很多也很大，不是大政治家，就很难担起重振改革开放雄风的大任，而"集体领导"的格局又尤其方便人们玩弄勾心斗角的权力游戏，政
治侏儒在其中要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习惯于对人们的思想"画圈"、念咒，习惯于将其散发着专制气息的货色包装为"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思想教条，连"解放思想"也只是它的
政治工具而已，是试图把人们的思想"解放"到它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不过即使是这样，解放思想毕竟是一件好事而确有其必要，而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就
是要正视现实社会里现实的矛盾。
△国有，私有
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际，让人感觉振奋的是，农民再次有了动作。黑龙江省富锦市数万农民和陕西省原三门峡库区数万回迁农民公开宣告其土地所有权，很快
地，据说江苏、陕西、成都、天津等地的农村都有响应。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它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以人为本"，
是否真的向往"和谐社会"，它如何回应农民，要在实践中检验。但是在现实中，人们都明白，农民们的此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到压制乃至镇压则确定
无疑。不过，从长远来看，这一进展毕竟有重大意义。其实，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包产到户"之承包要求，自1950年代中期合作化改造之后就已出现，直
到1980年代初才得到承认，其间经历了20多年，而土地所有权更为根本──要使土地真正集体所有，或者恢复为农户私有，可能将付出更多的努力。
诚然，按中国的法律，农村土地为集体土地，而集体化的名义上的依据，是农民自愿。农民不自愿了，应该可以随时收回，但现实中不能收回，就意味着"集体
化"是假，其实质为国有化。为维护现行土地制度，人们总是辩护说，土地一旦私有，农民将失去土地，但是在现实中，真正使得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缺乏反应及交
易能力的，正是现行制度将土地实质上视为国有土地。
改革开放30年，矛盾就是这样在过程中显露出来：国有体制扭曲着改革，阻碍着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在人们反思计划经济，力图使企业从传统体制下"松绑"的同时，国有体制自身发展的强大惯性并没有消失。一夜之间，城市土地被修订的新宪法
规定为国有土地。社会当时毫无震动，几乎习惯于"无产阶级"意识束缚的人们并没有觉得失去了什么，直到差不多十年后，城市土地国有的意义才渐渐地显露出
来──城乡土地都成为中共政权控制之下的国有土地，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意味着巨大的现实利益。
改革开放走了十多年，才迫使中共正式接受市场经济，然而它还是坚持着要给市场经济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实际
上更是现实利益的需要，对应着现实的国有体制支配格局。
表面上，国家权力在让步，在退却，"政企不分"体制有所改变，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作为改革的"增量"成为改革进展的象征，而经济短缺阴影在消退、价格市
场化在进展，也证明着市场经济确实有所发展。
不过，国有体制具有弹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交易，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大特点，而尽管市场的"动脉"、"静脉"系统在官府
压制下难以发展，其"毛细血管"系统却相当发达，则是又一大特点。由此，中国专制社会因为其弹性而具有着"超稳定性"，为世界所瞩目。
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依其新民主主义纲领而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有可能早日突破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束缚，走出一条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不料，新民主主义在中共领袖毛泽东手中只是取得政权的工具，一旦得手就立刻将其中断，改弦更张，转而开展其"社会主义改造"。这
样，在1950年代中期将农村土地实质国有化，1980年代初期完成城市土地国有化，国有体制积聚起了空前的支配力量，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终于显露
出来了。
这时，它看来是具有着更大的弹性。它容忍了改革开放，容忍了市场化展开，容忍了私有经济和资产阶级通过"增量改革"而再次出现，甚至逐渐地显示出胸怀，
大方地与它们作交易，开展竞争与合作。
于是，中国共产党信心十足地向世人宣扬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助于改革开放，中共终于成功地赋予国有体制以新的面貌。它当然还是要坚持改革，因为
它的新的辉煌是在改革中实现的。
今天，人们或者为改革的成就而欢呼，或者痛斥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及"市场化导向"，为改革的扭曲或蜕变而愤怒，这时，基本的现实，则正如陈志武所指
出，"国家政策、行业准入、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机会对国企的绝对倾斜，让国企完全垄断石油、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邮电等行业，它们有着国资委
作为最直接代理，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法院体系，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经济的大潮，在冲击着中国社会，但是，汹
涌的波涛拍打之下，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结构，在与时俱进地巍然屹立着。"改革攻坚"喊叫了多少年，至今还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反倒是，改革的共识据说已经消失，改革据说是死了，人们要为改革送葬了。
从全球来看，上个世纪出现过"计划化"之后，下半叶出现了市场化浪潮，市场经济全球化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发展当然不可能是线性的
发展。近年来，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其阻力也相应地增大，某种全球国有化的趋势似乎正在取得势头。这是"否定之否定"。这个意义上，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遭遇困境，进入低谷，并不令人意外。
不要以为官方的说教只是说教而已。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的背后有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为强大支撑。社会中没有多少人还信仰"社会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者，坚定支持改革的人也在减少，这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种支配地位是实实在在的。
只是，要命的地方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政府竭力维持其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竭力在市场经济展开之际在它的身上刻下自己深深的印记，这样一来，同样不可避
免的是，市场交易的规则就深入到权力的骨髓之中。与《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之党性的规定截然相反，中共本身已经蜕变为有着"特殊利益"的政党，它的这
种"特殊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尖锐地对立，而在它的羽翼之下，大大小小的权势集团神气活现，它们体现着中共的雄厚实力，同时也在败坏着中共的体
质。
辩证法是无情的。免费午餐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维护国有体制也同样需要成本，操纵、经营国有资产的权势者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回报。于是，就在国有体制显示
其实力的同时，体制性腐败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普遍趋势。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都与权力的黑幕操作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看，1988年，当改革十年之际，华生等中青年学者总结改革的过程时已明确指出，"经济和社会混乱是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即分散剩余
的职权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本来就是产权的交易，没有产权而推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只能演变为普遍的化公为私和争夺经济剩余"，"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
建立起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痛恨"化公为私"，但是，一部《物权法》，还是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者手中的旗帜，正是所
谓"社会主义"。中共清楚地看到立法保护物权已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却又正是它用来控制市场经济的紧箍咒，就不免尴尬。
在市场经济阶段上，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对私有制作道德的批判，可以认为它是"万恶之源"，而它在现实过程中的合理性却在于，它对权利提供实际的支撑，
使人们可以同权力抗衡，可以在权力的面前保护自身的权益。私有制有其不合理性，然而经过它自身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经过扬弃，
实现未来社会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语）──否则，就只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国有化，导致新的专制。按马克思的看法，在市场经济阶段上，才可
能逐渐地形成那种"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它的合理性，它的一切的秘密，在于私有制
支持的权利和自由。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政治的制约，才能缩减私有化对社会公平的损害，而中共顽固地抵制民主政治，为维护国有体制利益而维持产权模糊的状
态，就只能扭曲私有化的进程，扭曲成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要将一切都局限在一个国有体制支配之下相对狭窄的范围内，其形象比喻即为"鸟笼"，简直维妙维肖，是以其"特色"抗衡"普遍"，以
其"片面"抗衡"全面"。它这样辛辛苦苦地努力，还要开动宣传机器，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懈地表扬自己，不断地压制所有的不同声音，而它是否
能够成功，很遗憾，最终并不决定于它本身及其意志。
△集权，分权
近年来，对中共有一种说法，即所谓"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也许，它正是现实阶段上基本规律的特殊表现。
还记得，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矛盾时说过，"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
立"。马克思学说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症结，而未来社会经济的特点，则是社会对生产的有意识的调节。马克思等人指出了出现这种调节的必
然性，却没有规定它的具体施行，因为那只能随着社会实践而解决。
但是，中共在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社会里实践其"社会主义"，实行计划调节成为当务之急，麻烦的是，现实经济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于是，中共的理论家就来
动手"发展"马克思学说。他们硬说，马克思学说规定了建立某种中央计划机构的必要性。当然，他们简直难以想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他们的意识里，一个中央机构支配一切，社会组织如同机器的部件，个人则作为机器的螺丝钉，根据统一号令各司
其职，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才是理想社会的状态。
中央计划经济无法根除商品经济，但是它力图以其行政计划取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价值规律，但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本质是企业的社会，而中央计划经济强行
将企业变为车间，将企业家更换为企业干部，整个经济因为缺乏企业的活力而趋于僵化。
毛泽东意识到僵化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他不懂市场经济，不了解企业活力为何物，不知道自由企业是工商业社会的生机所在。他看到的僵化是行政体系中"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僵化。他力主反对官僚主义，力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的《论十大关系》论述得很生动，对"生产单位"的"独立性"也有所触及，
但浅尝辄止，无法展开论述。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分权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改变着传统中央计划指挥一切的格局，但是它终究受制于政治改革的滞后，受制于政府权力对市场运作、企业成长的
控制。
分权改革释放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某种"分步式"网络的状态。分步式技术以互联网发展最为典型，其庞大的虚拟空间并没有一个所谓"中央机
构"，不会出现攻击中央一"点"而使整个网络瘫痪的状况。实际上，马克思学说所谓"社会调节"，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倒更可能是类似于互联网
式的网状结构状态，社会调节通过社会网络本身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实现。
分权作为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良性发展取决于企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支持，否则，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的若干计划、监管机构，加上数
十个乃至成百成千个地方计划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满怀激情地都插手于建设项目，"宏观调控"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新形式，酿成一种新型的特殊无政府
状态，其最糟糕的后果是，民营企业的建设项目则往往成为"调控"的牺牲品。
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落后于苏联，体现为计划技术较差，行政命令较为突出，而长官意志尤为突出。长官意志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现，时常突破行政计划控制，成
为计划经济下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计划的控制性降低，甚至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但是，中央部门与地方的长官意志如百花齐放，以
政绩为其依据，以造福地方为其合理性，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分权改革，理所当然以权力制衡为其前提，没有制衡状态下的分
权，当然就走向反面。
同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分权而使联邦制有一定发展，是合理的趋势，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有根本性的实际意义。然而，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
主的发展，也更是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本性。
可以说，无政府状态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性。个体、企业的自由发展，是经济活力的源泉，而子系统的"最优化"导致系统的"次优化"，则推动系统本身发展其
调节功能。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视未来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实际上正是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因为未来社会是
孕育于市场经济之中。
地方政府为其政绩而表现发展热情或发展冲动，在宏观经济层面呈现无政府状态，其中的症结，在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中国各级政府插手市场、插手企业事务而
导致出现特殊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权力为其利益而扭曲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逻辑则反过来也扭曲权力本身，迫使权力为其表现出无政府状态之本性，使得"宏
观调控"成为权力本身的博弈过程，使得权力之间处于相当普遍的矛盾冲突之中，"失控"与"失序"乃至各种希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
△改革，革命
中共把改革开放引到了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使得一些人对改革失望。按梁京的说法，"革命死了，改革万岁"代表着30年前人们的心情，现在
人们会响应"改革死了，革命万岁"。
非此即彼，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会坚持"改革死了，改革万岁"了。
面对着政治改革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表现得保守、顽固，这样，它就在为自己准备革命的形势。看来，它是会顽强地这样做下去，到哪一天，它也许真的会逼
出一个革命来。不过，即使哪一天推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可能也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中共走上延续国家专制之路不是偶然的，未来或许会有新的政治力量来重复
中共的事业。应该看到，否定改革的呼声来自多个阶层，扞卫"社会主义"旗帜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这正是中共统治地位的现实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改革的路很难走。改革之路没有走通，过程中的矛盾展开，实际上走成了令人不能满意的样子，于是就放弃改革，再度鼓吹革命。也许，这是中国人的
老习惯。据说，是因为老蒋专制而不民主，就要用枪杆子对付它。斯大林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言外之意是，使用枪杆子，比运
用议会政治省事得多。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议会政治的空间，即使在最有希望的香港，中共也要费尽心思将其压制在自己的脚下，这样，与其坚韧不拔地努
力，当然不如闹革命来得痛快。
只是，在改革的路上尚且难以展现民众的力量，依然是权力压迫着权利，在革命的风暴之中，又如何使得民众展现其自主性和创造性呢？
推倒了重来，看上去的确不错，然而，即使迎接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对这个革命也应该想想清楚，而且，不能不注意到的是，目前革命的呼吁还只是主要来自于个
人而非政党组织。
相比之下，中共的变化值得注意。它实际上不大在意研究马克思学说，它对资本的姿态已经大为改变，特别是在香港，它已经毫不客气地表明，获得商界的支
持对于它至关紧要。看上去，它还保持着"革命党"的模样，实际上却已经在改革中学会了许许多多的本事，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是娴熟，脸皮也磨练得很厚。
它很清楚地知道，它要的是权力，靠的是自己的组织，那么，反对中共专制的人们，凭什么来呼唤革命呢？
或许，农民们的那些举动，就是革命到来的某种迹象，或者，这才是使改革发生变化的某种迹象。诚然，他们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大，获得
的实质性支持很少，他们只是刚刚迈出有实际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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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回目录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
丁学良 （香港）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
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演讲主题：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
演讲嘉宾：丁学良
中国为何近代落后？丧失了一次改变的机会：工业革命
非常感谢论坛主办的两个单位给我创造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同广州市的公众以及广州周边（有一些来自增城或是更远的地方），有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我虽 然在香港，但到广州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上一次来是在凤凰电视台主办的讲座上，已经差不多隔了三年。按照我的惯例，我通常都是站着讲，因为在国
外有一个规 矩，做报告的人，对听报告人充满着感谢、感激，所以做报告的人要站着讲，是对听众的尊重。
今天我讲的题目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我在三 年以前，香港科技大学开了一门研究生的课，课的设想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三年前第一次开这样的课，课
的题目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然竞争是我们做 商业研究大部分是公司与公司的竞争，我的课大概一半的学生是属于香港本地的研究生，还有一半就
是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欧洲、北美、亚洲其他地区）。今天 讲的题目是跟研究生课程有关的资料。另外来源就是来自我一本书，书是2007年12月1日
正式在北京发行。据说（因为我从东南亚刚回来），在北京万盛书园 的学术栏是第二本畅销的，就是《中国经济再崛起》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
跟他们讲，像我这样在海外出书，在国内出书是非常亏本的事，为什么？ 因为在外面请人家做研究，用的是国际上的费用，比如在香港请硕士研究生，每个小时
至少要付38块钱，如果是博士研究生，每个小时至少要付48块钱。但算板 刊都是按照国内来算的，但要求书的定价不要高，因为太高，很多人买不起。
今天，我讲的内容，一共是五小点。
一、现在在国内、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热门，这个热门最大的体现，你们在国内看到是的是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的情
况。我用 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以前不是研究中国的学者，西方人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因
为在国际上很 多人一辈子在研究中国，当然这些人说中国经济好，中国经济不好，中国改革开放时，也会研究中国，这些人不算。我讲的这些人，是以前没有研
究过中国的人，现 在开始有在研究中国，这是很重大的标记。以前都是吃素的，现在开始吃牛肉了。第二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
众，开始谈论中国的威 胁，有的讲的是经济上，有的讲是环境上，有的讲的政治上，有的讲是人口上的，当然，一个国家被人看作为威胁不是太好的事情，因为
人家会想办法对付你了，我 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作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都讲，以色列在中东那么恨，你们太过分了，
犹太人就跟我讲了基本道理，说 自从二战，希特勒之后，就给犹太人一个教训"宁可被人怕，不要被人欺"。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确实是"热"。但国际上，包
括在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观念、认识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对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认识模糊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
没有历史感，历史感是把中国现在 与以前相比，刚才李先生讲到"历史的视野"，我觉得缺乏一个"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一个国际比较的视野。这是国内
谈"中国热"。我要说明，这一点，我 要拿一些数据来说明（我们是做研究的，不能空口讲白话）。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 年均增长速度是在8.6%，这跟国内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差别。经过校
正之后，在1/4的时间内，年均GDP的增长8.6%，这已经是很少有的事情，这是人类 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记载搞不清楚）唯一的一个大的经济体，
（小的经济体不算）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着这样的水平。在有记载的历史上， 与中国有这样经济增长速度的只有日本，但日本还没有达到
这样的长期的高速的增长，对于这样的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传媒界、学术界等等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 的崛起"这个话题，每天都有，媒体、报纸、课堂里都
有。
我一直讲，把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的再崛起，而 不是崛起。一字之差，但差别很大的。我今天给大家做的报告就是讲
为什么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我最早提出"再崛起"是2003年，也是与《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报》有关系的一次论坛上提出来的，当时还觉得是不是
说得太过了，后来他们发现，国际上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再崛起"的概念，国际上的说法并不是靠 我一个人在推动的，但至少我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用"再"这个
字眼。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座资料库，这座资料库的领先人是一个非 常了不起的大的经济史学家，叫做Maddrson，他
带领一个研究团队很多年了，就是把过去人类两千多年来经济的增长，都力求用各种方法来激进，根据他们 用的各种各样近似的推算，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
年为止，中国经济的总量都是世界第一。
比如我再念一个详细数字给在座听一下，有一个人 根据这个表，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的比较，在
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一 个国家的GDP占全世界GDP的1/3。这还了得，在那个时候，美国GDP是占全
世界的2%，那个时候，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只有中国的一半。 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发生在从那之后，中国没有做错什么事，中国只不
过是丧失了一次机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的发 展是一个常规的发展，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只不过欧洲出现了非常规的发
展，就是非典型的发展，就是有了一次工业革命，天下故事就不一样了，其他的地方， 中国、印度都是按照常规的发展，只是西欧有了非常规的发展，到了
195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4%，从1/3到4%，这才多少年？130年，就有了 这么巨大的变化。那一年，欧洲四大国，占全世界的19%，美
国占全世界的27%，故事完全不一样了。
现代性的很多标志在中国古代都可以找到！
所以，到了目前 这个时候，就是2006-2007年，中国的GDP究竟占世界上多少，这是有争议的。我念一段给你们听听。在公元1年，今年是公元
2008年，就是两千零 八年以前，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国家指标，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这是非常令我们惊讶的。1950年，中国年
人均收入与2000年前相 比，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所以评论就讲，中国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了一次全国的大反省，国内讲的就是拨乱
反正、思想解放。中国终于认识 到了我们过去方法是不对的。所以就说如果中国的办法不行，就要改变中国的办法，吸取人家办法，那个时候，中国迅速赶上，
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 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就是购买的平学，就达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
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 我们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还早着的，最高的时候，是占到全世界的
1/3，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口多。我们虽然要为 中国过去将近30年GDP的增长感到自豪，但这个自豪还没有达到老祖宗时的水平，不要太不知道天高地厚
了。
我再强调，要把它放在历史和 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我觉得不仅仅是要看数字，因为看数字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讲，如果纯粹看总
数，总数是比较容易达到的。过去十几年， 中国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干吗，就是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我觉得没有很伟大的意义。去年，还看了一个报道，就是中
国上了一条吉尼斯记录，就是同时打太极拳有 20万人，这在中国很容易的，在中国天安门广场，50万人没有问题。还有世界第一火锅在重庆推出，火锅旁边
坐1200人，而且是吃火锅不用钱，大家都来。 所以对于纯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人口数字上创造记录，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看素质。
我讲的第二个为什么突出"再"呢？如果我们再 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
全世界、全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这是最伟大 的。这些非物质产品包括哪些？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
术、生活方式。那个时候世界最大两个文明的样板，一个就是古 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的文明。提供物质产品是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是最伟大
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比如，在座有很多学历史的专家比我更了解，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我只是从比较的眼光。随便讲几点，比如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达到巅峰时期 的两
三个时代之一。我下面引用的不是中国人写的，是来自西方最有名的史书，就是《剑桥历史》都是西方人写的。怎么说呢？"在西方比较史学大事，唐代中国见
证了政治、军事等等的制度，他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记，在很多方面，深深地影响到直到20世纪的中国文明，而且还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的国家（像日
本、 朝鲜、越南）提供基本制度的样板。在中国的东北、西南、南部是一起仿效唐代中国稳定的独立构架，他们具有深受中国影响的相当发达的文化，以中国占
支配地位 的东亚文化，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了"。这是来自于《剑桥中国史》第三卷。你们回去可以查一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算比较走运的，得到 改革开放好处最早的学生之一，20年前，我去美国留学时，上了一门课叫《现代行政体系比较》，现在讲公
务员制度，香港公务员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样板，是英国 的公务员制度过来的。在西方，人家马上就讲"如果古希腊是全世界古文明民主的摇篮，中国是全世界理
性行政体系的摇篮"，最早，对中国的那种体制形成制度感 到惊讶的，是原来欧洲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到了亚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制度怎么这么先进。因
为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像这样全国范围通过考试来筛选官员的制 度，然后东印度公司就把中国的体制引回欧洲，加上现代的因素，就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来
源。
我们还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就是20世 纪70年代以后，全球学者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的现代性，一个是很传统、很落后的，一个
是很现代的，现代就要有现代的标志，应该有一些指标， 有一些衡量的标准，英文中就叫做"现代性"。现代性在讨论时通常是指，从18世纪、19世纪以
来，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出现的。下面是我心得，就是 现代性在中国的唐朝时很多就有了，这是很矛盾的，现代性讲的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为什么
唐朝就有，但我不是瞎说。比如唐代表现出来的早期现代性，一方 面，就是民族的大融合，美国很骄傲，说美国制度多好，全世界人到美国来，还有少数民族黑
人可以成为美国的国防部长，鲍尔将军，还有女同志奥斯赖特也可以。 这都是很了不起，在中国的唐朝，混血儿就可以成为中国皇帝的皇后，而且唐朝时少数民
族和第一代的移民，移民的外国人，可以成为中国的大将和重臣，当时中国 没有国务卿，而且男女在爱情婚姻相当平等，到美国人，一个女孩穿的牛仔裤，是中
间拉链的，在80年代，我看了很不舒服，因为那时在中国，拉链都是在旁边 的。那个女的是学历史的，她说中国的唐朝，晚上出去喝酒、游玩、击剑，都是穿
男人的服装，说如果不信，可以看中国的史书，她说你太无知了，那个时候他们有 同性恋，她说你太无知了，你们汉朝时，就有同性恋了，这说明什么东西？就
是说明那个时候中国就是全面对外开放，可以吸收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那时 宗教的宽容等等。这才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心得。
顶级大国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主义
所以，那个时候，中华 文明是整体的力量，不是GDP很多，生产全世界的鞋子，生产全世界的扇子，生产全世界的电器，那个时候是中国达到整体文明的
高度，具有一种文明整体的投慑 力，投慑力是什么意思？把你的影响力投慑出去了，有这样的效果，很远的地方都感受到了，还有人家主动接受了，你不是强迫
人家的。
不管过 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备中华文明
历史上的那种对外 的投慑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主要就是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还是比较薄弱。这是我强调"崛起"和"再崛起"之间最重要
的原因。
四、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文明全世界示范的历史、样板的力量，以这个伟大的框架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有世界的投慑力，以这个为目
标，低 于这个标准，只是作为短期的目标。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来引用，也是国际上的数字，不是中国人自己讲的东西。两个说法，为什么软的力量，非物质的
因素，制 度、价值观念、教育、文化、生活方式、体制为什么是如此薄弱？我举两个例子，你们就会感受到，一个例子是什么？一个例子是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
盖茨，前不久 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做演讲，你想，一个国防部长（盖茨做国防部长之前，是美国情报局的局长），一个一辈子做情报的，国防部长，到军事部长做
演讲，我们想，一 定是讲空军、卫星、海军等等这些，但他讲的不是这些，他讲的就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用军事的力量，来
击败我们的敌人，不管 敌人是什么形式，这不是我们的最大挑战，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未来的美国军官们，要充分意识到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怎么
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用我们 非军事的软慑力，在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对我们美国的敌视。讲硬慑力，美国不是哪一个可以比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
家，但我现在的工作牵涉到这方面 的协调，纯粹讲军事的慑力，很难想象，在苏联刚崩溃时，美国第一苏联第二，核力量只相差20%-30%。等到我看到的
研究报告，是美国两个核理学家写的， 到2005年，说世界上第一核力量美国和第二核力量俄罗斯的差距已经拉到美国已经领先俄罗斯80%。在不到15年
的时间里。所以核理学家很担心，以前不打 核战主要的原因，是两个差距不大，你毁了我，我就毁了你，现在差距这么大，但有一些掌握打击力量的人，会情不
自禁用自己的优势，所以核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小 的，是大的，美国的国防部长也要把美国的软慑力在全世界的投慑看成最重要的战场。
有一本非常好的书，不知道中国现在有没有翻译，如果没翻 译，我建议好好地翻译出来，这本书是是2007年才出版的，书的标题叫做《帝国的黄金时
代》，用的是什么样的概念体系？就是世界上以前是讲大国之间竞争， 用的是什么概念？就是"地区性的大国"，讲的那些国家，在那个区域是老大，举个例子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全世界，不是大国，但在那个南太平洋，没有哪一个 国家可以跟它比。但超级大国，比如，中国的力量在亚洲很受尊重，但出了亚洲，人
家也要给面子。自从92年以后，发现了另外一种"国家"，顶级大国，地区性 的大国、大国与顶级大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顶级大国，就是打遍天下无敌
手，自从苏联垮下来，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都是属于超级大国，一个国家怎么样 到这样的地位，讲了一些原因，讲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今天我所讲的报告
中第四点。就是一个国家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最重要的就是你看两段历史记载，一段，你看 美国是怎么兴起的，他说第二个你要看什么，在座也想不到的，第二
段要看在1850年以前，中华帝国怎么兴起的。现代史，美国是最好的证明，古代史，中华帝 国是最好的证明，怎么样成为一个顶级大国，打遍天下无敌手。
每一个历史上极少出现的顶级大国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现代美国和古代的中华帝国），基本的特征就 是：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体现在各个方面，什么叫做多元
主义？是现代美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古代中华文明最根本的特征，因为你看看人类历史 上，那种无论是在技术、科学、文化、经济、金融，还是
在其他的重要的公共领域，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才能不可能被一个群体所垄断，不管这个群体是宗教的，还是 人种的，还是地区的，还是性别的，还是政治的，不
可能。因此，无论是今天现代美国，还是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他们在当时，不能拿汉代的中国跟现在的美国比， 在当时的时代里，这个帝国一定是展现出了最大
的多元主义，也就是能够把不同的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才能等等，能够为大 国兴起提供基本的动力。这是强调多元主义
是美国兴起和中华帝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价值观念的文化体制优势。
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是国民的素质
我读到 这一段，读到晚上两点钟，第二早上还要开会的，但还要读，因为痛快。全世界有本事的人，相当一部分人都往美国跑，很多人在本国不能发展，在
本国是什么都不 是，去了美国，就不一样了。你看看美国，不但是美国，全世界自从工业革命最大财富的创造一个奇迹的故事，就是美国硅谷，就是IT信息产
业革命起源地，你看 看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活生生的样板，那个地方最好的IT人才，无论是做技术、开发、金融、风险投资、推销、广播，都是来
自世界各地的。他们为什 么在本国就成就不了奇迹，只能来这个地方成就，因为这个地方给了制度上、文化上、社会上最大的多元主义保护。在这样的一种多元
主义下看看人类历史上，汉唐 时代的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表现，你看看中国人的人种文化、地域来源，非常之多。涵盖的是区域是整个欧洲的面积，你发现这
些人原来不是一个国家，慢慢接受 了中国的概念，就是因为文明有整体的优越性，无论是中原被人家征服还是征服人家，但这个文明被接受，我们心甘情愿的接
受，是不是？话说回来，有一个朋友研 究体制人类学，他说中国的遗传基因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一个区里面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基因拿
来比较，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中国不 同地方的遗传基因，这说明所谓的汉人，根本就不是血缘关系，是一个文化关系，本来就不是一个汉族，就是大家认
同华夏文化就是汉人。汉族是全世界最成功最大 的"杂种"（杂交优势）。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也是"杂种"，世界上最新的菜就是"杂种"。
在这里，我穿插一点，我刚才讲地区性的大国、超 级大国、顶级大国，我要提到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中国人说"国"，是国家，让中国人讲大国的概
念，翻译成英文，就觉得有巨大的差别，外国人用的是 "Power"，这个差别太大了，我每个地方讲，都问下面的本科生、研究生，为什么中国人用"国、
国家"而西方人"力量"这个字眼。
观众1：我觉得国是一从汉字来讲，是一个小圈圈，就是一个不容易接受外来的自闭间，我觉得区别在这里。
观众2：讲的一个实力的概念。
观众3：国家有一个具体区域的概念，比较实在的概念，而Power的意思就是一个广义的思维性、力量的意思，控制力、软慑力的概念，权力达到了那
个地方，就是"Power"。
丁学良： 中国人讲超级大国、顶级大国、强国，用字上，着重的只是有型的因素，比如领土多大，自然资源多少，人口多少，强调的是这种，这些东西是
上帝给的，（我们讲 上帝，就是自然的）英文讲的Power，是指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生产力、科技创新力，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制度的力量、体制的
力量，为什么我要强调制 度力量和体制的力量？19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二战结束之后不久，有一个人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名字就是叫做"东亚的传统
和现代化"，后来这个课两个 人教的。这个人叫做赖肖尔，这个人曾经做过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到1980年代为止，被认为是美国第一号日本通，50年代初
期和中期，美国战略了日本，日本 是战败国，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开始在起飞了，也是年增长10%左右（长期的）。他讲东亚的时候，因为他是日本通，他就
把日本放在整个东亚中最重要的国家来 谈，底下的学生就不同意，你看这个地图，亚洲地图上半个苏联那么大，你为什么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中国也是占了
亚洲一大块位置，印度也是不得了的，巴基 斯坦也是不小，为什么把日本放在重要的国家上。赖肖尔这个人非常聪明，那个时候，还没有IT，如果有IT，马
上解决了。他要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大学生是选 课的，你的课讲得有意义，才来听了。他准备了四幅地图，都是亚洲地图，第一幅是常规的领土面积地图；第二
幅地图是人口，根据人口多少，指示就不太一样，虽 然苏联那么大，但有一些地方没有什么人，就变小了。日本一下子大了一点，因为日本的人口还不少。当然
印度更多；第三幅地图，把底下人震住了，是按照当时 GDP总产，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印度比下去了；第四幅地图就是人均GDP，完了，亚洲所有其他的
国家，都变得一丁大，日本变成一大块。虽然当时赖肖尔没 有像我今天这样来对比，但是一样的。所以强调的用Power体现一个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根本原
因是一字之差。近代工业革命刚刚发生时，就认识到现代世界 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土地上这些人
的素质，他们的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法 律制度、工商业制度、公司制度、银行制度，只有这个才是决定现代国家力量的根本要
素。
我们看看，日本有多少自然资源？香港有多少自然资源？新加坡有多少自然资源？我们看看亚洲这些，再看自然资源有几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得过非洲。所
以，一字之差，体现了从近代开始，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世界影响力、世界地位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五、 既然说把中国的崛起放在历史的比较点，既然你讲国内讨论大国崛起认识有一些盲点，用了现代美国的例子、古中华帝国的例子来说明等等。像银行制度，
太重要 了，在欧洲的历史上，不断地打仗，英国当时为什么打仗，有一本非常好的书，讲的就是英国打仗的同时有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给英国军队不断
地筹资，打 仗是要花钱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融资制度，如果打到后来没有钱，仗就打不下去的。教育制度、学校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交通制度等
等。听众们就说 能不能说回具体来讲，就是别的地方的例子，还有我们该怎么讲，你能不能讲一个how，广州、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南中国怎么做？下面是
就是今天讲的第五 点。就是我们要看看怎么做，从哪里入手，讲起来好象是很抽象，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来自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的经济所
总结出来非常好的一些 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我很高兴（我们是后加入的），最早是从80年代开始在美国做起来，最早研究项目的组织人是美国一个大学
（GMU）卡耐基梅龙大 学，是国内做IT的人、做电脑的人一定知道的，在8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有一笔技术研究基金，就是研究IT技术最前沿的，要
选实验室，几个大学一起竞 争，这些大学都是不得了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等竞争，后来给了卡耐基梅龙大学竞争过去了，有一个原因，赫伯特西蒙西
蒙，这个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 的人之一，我有幸在校园中遇到过他这个人，这个人聪明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全世界做IT、电脑最高的奖是图林奖，他获
得过，只要有这个奖，那就不得了，打 遍天下无敌手，还获得了一九七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牛吧。还获得过欧洲的心理学奖，是欧洲心理学家最高荣誉，还
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的年度大奖，这个人真 的是天才，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后，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时说政治领域慢慢来，先从学术慢慢的跟中国交
流，当时中国的文化革命搞得很乱。有一个人说中 国历史上一直是重视教育，中国人疯狂了一段时间，一定会清醒过来，教育这些东西，一定是中国最根本的东
西之一了，所以我们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之间交往的认 真，我们要成立一个按"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然后要选一个最厉害的学者当第一任的主席，找来找
去，就找到赫伯特西蒙，拿了那么多的大奖，在计算机系讲 课、在逻辑、故障管理学等系讲课，这是第一任美中学术交流会的主席九次访华。我建议你们买一本
赫伯特西蒙的个人自传，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天才。
大国如何再崛起呢？技术、人才、宽容
我因为在很多年以 前就听了他们的研究系列报告，非常受吸引，国内考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原来是民大读了硕士），很多人问我香港研究生的招生
制度，香港研究生招生制度与 国内的最大区别，有好几点，有一点，你们一直不知道，国内讲硕士，就是MA，然后自然科学就是MS，香港是英国制度，香港
制度就是MA，但指的是不写论 文，就是上两年课，拿不到奖学金。有一个是写论文的，可以拿奖学金的。香港是英国的制度，一个是上课的研究生，一个是除
了上课之外，还要做研究的研究生。 他是在国内拿了MA，到我们那里拿了一个写论文的。我们就把他推荐到这个研究的领头人手下，那时我们的研究就挂起钩
来，力求把这个研究的方法等可以跟亚洲 挂起钩来。第一步，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选几个中心城市，就用这个模式（所谓的中心城市就是周边的经济、科技发
展，有领头作用的），初步选了香港、珠江三角 洲的深圳和广州，长江三角洲选的是上海和杭州，渤海湾选的是北京。选了五个中心城市，把五个中心城市最基
本的数据做出来。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做下来之后，做 得比较有一点经验，我们想把这个模型扩大，就把另外两个重要的华人中心城市包括进来，一个台北，一个
是新加坡。这是第二步。如果我们把华人世界做得比较 好，就扩展到就把整个环太平洋包括进来，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日本中心城市都包括进
来。研究什么？研究的就是我下面所讲的核心的内容，要想使 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区域能够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具有持续的竞争力量，要使一个国家具有整体
文明的上升力量，最根本的从政策、制度层面上、操作层面上要有 三个"T"，第一个T，很容易理解——"技术"，这里讲的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硬件的技术，
造设备的能力，也包括稍微抽象一点，电脑的软件系统，也包括在你看 起来好象跟技术没有关系，但这是非常重要的，管理，管理也是技术的一部分。举一个很
简单的例子，在座前几年都会有这个感受，只要是到中国人的地方，排队是 一件很麻烦的人，一部分跟中国人不自律有关系，另外一部分，就是跟中国部门技术
有关系，就是排队的技术，讲起来很简单，但非常重要。比如买票（飞机票、火 车票），或是到银行办事，中国的柜台制度，比如有四个窗口排下来，后来排
队，一下子有一些挤到这边，一下子有一些人挤到那边，有一些划了线，让人家老早就 排队。在美国，发现这是很简单的，美国25年前人家银行的排队就是有
四个窗口，但排队只是一个队，哪一个窗口空了，按一个铃，就过去。中国迟了20年，才 把这个制度引进来的，这不花钱的，但对次序、公平很重要的。我讲
的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这个技术引进来就是边防，看看深圳过关，看看香港那边过 关，有时候觉得很着急，说能不能把银行制度引进来，一到海关的
时候，让你实在受不了。第一个T，不但是讲软件，更重要是讲管理方面的技术、协调方面的技 术，而且要看一看，不但要看产出来的产品等等，而且要看，这
个国家或是这个区域，他们在技术方面，来自于公共的、政府的投资，来自于私营部门、民营部门的 投资，研究或是开发方面，总量是多少，比重是多少，而且
还要看效益是多少。这些都要看的，不只是要总量，还要看效益，这个效益怎么看，这个指标才是人家发 明出来的。人家做研究，实在做得你不好意思，你不想
夸奖人家都要夸奖。第一T，他们是怎么看的，这个研究报告是ISS（科学与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了中 国、印度、美国三个国家在技术方面投资的效益。
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比较研究和发展的投入、产出。第一，在这三个国家，（报告05 年发表的，数据是04年）研究人员的总量
（一讲总量中国人牛得很）全职的研究人员，中国就有93万，印度有120万人，美国有134万人。然后看每一百万 人口中有多少的全职的研究人员（中国
人就下去的），中国有708专职的研究人员，美国是4600人。看一个T，还要看后面的东西。2004年，上面讲花在 研究方面的总投入，中国是
270.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3倍。2004年，这三个国家在研究和发展方面，花的钱占这个国家GDP的百分比，中国占 1.44%，美国占
2.68%。再看效益，2004年，科技方面的专利，全世界最好的专利都到美国去注册，这一年中国注册了597项，美国注册了 94110项，都是按照
同一标准注册的。下面，每100美元花在研究发展上，（就是对于国际上所承认的专业）中国2004年，每一项专利上，花了4660 万美元，美国花了
330万美元。它做研究的经济效益是中国的12倍。很多东西，这么一比，才知道什么是低。在北京做报告时，人家说当然了，中国的基金用了 去吃饭、喝
酒，每一样都报销了，当然我们每一个专利要花4660万美元。什么叫做效益，效益就是体现在这一方面。第一个T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争议了，一个 国家的
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发展少不了技术，除了塔利班的人不同意这一点。我怎么能够使这个地方在技术上有那么多的发展，而且可以持续地发
展，很有效益的发展，这就是第二个T了。
第二个T就是"人才"。你要有技术，好的技术，先进的技术，最重要是要有人才。从第一个T的认 识到第二个T的认识，不容易的，真是不容易的，我
不讲别的地方，我就讲两个基本的例子，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1978年，30年以前邓小平刚刚复出，邓 小平当时还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华国锋，二把
手是叶剑英），当时邓小平跟中央提出的要求是我现在复出了，工作千头万绪"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抓教育和科技"， 在那一代的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是有远见
的，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人无完人。为什么有远件？因为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都都是花钱买设备，但买 回来的设备太先进了，没有人会用。
邓小平做的很了不起的人，就是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了不起的。你没有高考制度，人才从哪来。我去年接了不少邀请函， 就是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30周年，能不能让你回顾一下30年，我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因为我最想讲的道理，是常常被人家忽视的道理，我讲的就是30 年以前在中国的社会
里，30年以前在中国领导人当中最明智的，在观念上、政策上、改革开放的创新上达到高度的，30年之后，很多人不懂。30年以来，邓小 平讲改革开放，
我当时只有一点不同意，是不是太伟大了，觉得思想要变一下，是"开放改革"，因为没有开放的前提，改革不好，因为改革要有参照，改革要有观 念、信息的
来源，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改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差，都是改，但是改的效果更差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来讲，你要让自己的改良越改越良，观念信息 的参照
信息来源是开放的前提，中国的国门只要是开放的，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好，但如果把门关起来，只看其他，一定不会改良，肯定用心也不错，但一定改得不 良。
路越走越窄，代价越来越高，前景越来越渺茫。我讲一句话，有切身体会的，1998年，我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被朝鲜去考察被朝鲜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
系，到北朝鲜走了一朝，那时北朝鲜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一路上，不管是在城市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看不到一个胖子，唯一看到的胖子，就是两张照片，
就 是金日正的儿子，金大胖、金小胖，陪同的人员说你们都是中国的大领导，我说我们都是学者，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象，他说你们来的人都是胖子。像我
这种体 型，在美国是瘦子了，在他们国家就是胖子，他们就觉得只有领导人才是胖子，临走，在首府举行的欢送晚会是最好的少年儿童的表演队，我觉得表演技
巧没有什么 话讲，但你看看最好表演穿的衣服，当时觉得很寒酸，最好的衣服就是中国农村里比较穷的地方用的红的、绿的彩色化纤。最后一首歌什么歌？给我
印象深刻，三种 语言唱，唱了之后用英文唱，用中文唱，是为了招待外地的，《全世界羡慕我们》。这就是我们讲的把门关起来之后，他也在改，但不是在改
良。为什么全中国过去 三十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最大的进步一定是发生在对外最开放的城市，包括深圳。没有例子的，你找一个例子，我请你喝酒。
所有我讲的第一个T转到第二T，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我今天讲的要点还是第三个T。
你想要有好的技 术，好的人才，好的人才怎么。第三个T，是我最最感怀的——宽容。第三个T，才是制度性的东西。宽容不是体现在别人在你身边讲粗
话，你也去掺合一下，宽容 是体现在价值观念，体现在制度政策，体现在你做事、管理、做人的方式，体现在层层面面。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才都有一个基
本的特点，什么叫做人才？人才 是脑子特别灵活，特别爱学习，脑子特别灵活，特别爱学习的人，特别喜欢提问题，特别喜欢挑剔，不但喜欢特别挑剔，还要求
很多，中国人讲的"刺儿头"，如果 一个人对身边所有人都麻木，都不愿意去理，怎么进步，怎么改良，怎么与时俱进，怎么更上一个台阶，怎么超越，对不
对？这话也不是了不起新话，鲁迅讲过"唯 有超越，才有进步"。今天的会场，我就是找毛病，你要多准备一些椅在旁边，不要让人家站着。人才不但具有刚才
讲的这些特点，人才还有一个特点，是干嘛？是 破坏，创新就是破坏，我讲的并不是打坏窗户，是把老的东西破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书刊，中间有一
句非常经典的"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每日 每时都在进行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现代经济制度生命所在，每日每时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它的破坏是为了
创造，多棒的语言，多了不起的智慧。而且谁都不能够垄 断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标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不知有多少人羡慕，男的羡慕他的才能，女的羡慕他有钱，也有女的羡 慕他有才能，男的羡慕他有钱。但最近五六年出来一个人，就
是连莫，创造力facebook，也是哈佛大学本科生还没有毕业的，所以这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中国菜做得好，但中国餐馆的
经营方式，就是没有办法与麦当劳比，人家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很简单的例子，走遍全世界的麦当 劳，这个麦当劳一定是那个区里面卫生间最干净的，中国
的餐馆门面花多少钱，还有迎宾小姐，北方更是，大冬天的穿个旗袍，把大腿露出来，进去之后，又是金碧 辉煌，但洗手间很臭。我去美国麦当劳，人家说你喜
欢吃麦当劳，我说我是喜欢去麦当劳的厕所。所以这种创造性，不一定要把人家打碎打烂，这是一种模式。第三 个T，宽容，强调一点，一个社会，一个城市，
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你只有在制度层面上，法律层面上，政策层面上，管理层面上，更不要说教育领域了，更不用 说人事制度管理，只有创造一个稳定、宽容
的环境，才能够把本地区的人才充分地发挥起来。才能在其他的地区、社会、国家不能发挥的人到你这里成就事业，对创 新有争议时，能让各种观念、各种做法
（技术、管理、政治）有最广阔的事业领域。然后在这个竞争中，才会有越来越好的办法，越来越好的政策，越来越好的体 制，越来越好的法律，这一切没有一
个稳固宽容的环境，就不可能的。
美国做的一项研究很有意思，把美国的中心城市找一些指标，比如东北部的 波士顿，以波士顿为圆心，画一个圈，300米范围内，全世界最有影响的
2000个科学家当中，有600个人在这里，那还了得。如果全世界最有影响的 2000个科学家当中，中国大陆有多少个人？3个。这3个都是外籍公民，
没有一个人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香港科技大学有4个。以波士顿为中心，这些 人大部分都不是波士顿出生，是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另外一个中心，
就是硅谷，它比较出来之后，为什么这些地方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来这里，或者吸引了人 才之后，要让他们有一种发挥创造力的条件，你来，高兴就留下来，
你走，你走走看，你不能这样，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人才是很多人要求他的，而且流动率 很大的。只有持续好的环境，才能待下来，才能做出成果。有人
看宗教，因为宗教的信仰不一样，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两次被全世界所赞扬，一次是在宋朝时，来的一 大批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海吸引了一批犹太人，因
为那时欧洲发生了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中国没有天主教的恩怨。当年卡特总统要跟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派了一个特使，布罗门塞尔，二战之前，他爸爸妈妈
逃难逃到上海，他在上海长大的，对上海有一种感恩的情怀。还要找这个地方，人种，不同的种族群体，也 可以找出来的，人种的多样性，如果那个地方人种越
单一，越不好，如果人种越多样化，相互歧视和迫害的比例越低越好，零次比最好。这个地方，最难做到是的人 们在态度方面，文化制度上面是不是很欢迎。放
火、暗火事件是可以找到的，但找人家的观念怎么做？找什么指标？就找中心城市公开自己同性恋者身份的人，很 绝，偷偷的同性恋不算，为什么偷偷？因为怕
受到歧视所以不敢公开，找一个地方敢于公开自己同性恋的人数，还有看看这些人受到歧视迫害的比例，这个指标特别 敏感，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文学艺
术，甚至科学上，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人，有相当高比例的人，都是同性恋者，他在那个地方敢于公开自己的身份，不怕人家歧 视，就怕那个地方特别宽容。美国
最大的创造中心，同性恋的比例高得不得了。
三个T中间，第一个T，也不是那么好做，但相对来讲，人们发 生的争议不多，要从第一个T迈进第二个T，就很难，人才，要有很好的教育制度，要有
很好的创新制度，要有很好的财政制度，因为创新需要钱，风险投资，这是 非常不容易的，很好的人事制度、招聘制度、工资制度。人才也要相应的回报。但是
从第二个T要到第三个T，才是最难的，这才是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保障，就是用 稳定的方方面面的宽容大环境，这是最最重要的。
19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了全世界头号强国，它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挑战，经历过很多次挑战， 但至少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它把所有的挑战都打败了，虽然
自己也受了很多伤。日本挑战它，把日本干掉，德国挑战它，把德国干掉，北美和西班牙要干，把北美和 西班牙赶走了。很基本一点，打败日本和德国干吗？因
为德国希腊特迫害科学家。本来日本天皇不想投降的，但一个原子弹下去日本就倒下了，后面是什么，后面是 宽容。所以第三T才是所有形形色色的Power
后面最伟大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希望每一个有能力对创造、保障、改进第三个T环境的人，都尽自己一份力 量，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就会
变得越来越有发展的前景，越来越有更加光辉的明天，谢谢诸位！
李文凯：非常感谢丁学良教授用这样启发的方式，来讲关于一个国家崛起的研究。接下来有20分钟让大家与丁老师做交流。
现场提问：请你推荐一下好的经济学家，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曲线做一个期待。
丁学良： 第一个问题不回答了，就是我的书里第六章有一些指标，把什么叫好经济作家讲得很清楚。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第一，我非常反对那
种过分激进的空想主 义者，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改革，政治改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政治改革越来越全面越好，我在国外呆了二十多年，去了
转型的国家，去了不知道 多少次，我刚刚从东南亚回来。第二，我也反对另外一个观念，因为政治改革具有一定的风险，越推迟越好。看起来这两个观念是对
立，但其实是相通的，第二种的 改革有风险，所以越这种风险是推迟越好，但采取第二个方案，更加刺激了第一种观念。你要想社会的民众在政治改革方面，有
一种理性、稳妥的想法占主导，这个 社会就不会大乱，政治改革就会大乱。想要有这样的好效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取渐进的改革，要起步，起步不要太
大，动作不要太快，方面不要太多，措施不 要太激烈。只有慢慢起步，在社会里，在试验中，就要找到解决政治改革的问题，还有比较稳健的方法。就像小孩子
的成长一样，在座大部分都有看过小孩子长大的 经验，不能因为小孩子学走路，会摔破脑袋，不让孩子学走路。还不能让小孩子在学走路时，就想当奥林匹克冠
军。即使马上不要在最最难度高的在推政治改革，我 们现在很多要从行政改革来走，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是有关联的。行政改革是在制度比较具体的，组织得比
较中层、下层做很多事业，这样会提高行政的效率，提高 透明度，这样会降低成本，会改善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改革了。
公务员公开招聘，我不认为这是政治改革。但公务员招聘的幅 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透明，筛选的过程做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正，这本身就是一种行政改革，
但是会为以后的政治改变建立非常好的条件。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 回答。
现场提问：请丁教授谈一下关于香港普选的一些问题，谢谢丁教授。
丁学良： 香港普选，我不在香港，但是我只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香港这次普选，我没有参加，我只能这么说，香港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人均
所得最高的城市， 27000美元，广州很富有但连上海都比不上。第二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对外最开放的城市。第三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普
遍教育水平最高的城 市。第四，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法制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有了这四个条件，香港的政治改革，应该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先
走一步。在香港这个社会 里面，试行的很多办法，虽然不能照单孤立的（因为条件不一样），但毕竟可以为中国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提供很好的参照。为什么这么
说？我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改 革，也应该在全国选两到三个最好的城市来实行，比如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现场提问：丁教授你好。在2007年 中，中国经济也做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像在9月25日，中保公司的成立，也是中国甚至金融界的大事情，而且在
今年初，德国也发表评论2008年是中国年。请 你针对2007年，还有2008年的预展中国怎么样从资源输出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情
况。
丁学良： 做社会经济的预测冒很大的风险，对中国做预测，要冒世界上最大的风险，因为中国是世界的1/4-1/5，你能把世界的1/4-1/5预
测好，就是发大财 了。在05-06年，我接受国内媒体的两次采访，一次是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一次是深圳的，我就讲了两个基本的道理，现在中国是
有走出去，但你要想走 出去，走得好，关键是要在中国练好自己的基本功，不要指望中国的基本功练不好，可以到国际上拼一拼，你看具体的案例，有一些公
司，有大的，中的，小的，在 中国觉得自己很强，到了国外投资，都是摔了跟头，因为环境不一样。在国内，媒体看到操作方面有问题，老板就打电话到上级
去，说不要报出来。还有公司到东南 亚进行投资，我当时很担忧的，他们政府给中国公司一块地，然后中国就发现当地老百姓很穷，也很老实，就把占的地，往
外扩，一往外扩，人家就不满意了。而且 还把人家几百年的大树砍光，还把人家几百年的祖坟挖掉，人家就游行示威。中国要想走出去，要想在国际的经济舞
台，国际的市场上做得很好，你要把内功、基本 功练好，而且还要端着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你不能够把国内的市场上养出来的很多坏习惯带出去。你到外面看
看，谁有本事说，老子不怕，我就干。
现场提问：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刚才说到香港的民主，加了很多条件，比如教育、收入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古希腊、罗马民主制度是不是运转得很正
常？那个 时候没有教育、没有收入，也一样运转得很正常。而且中国GDP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增长率也是很高的，也是将近10%，从数字上来看，很多东
西，不能反应真 实的情况，文革结束之后，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但数字上还是10%的增长率。丁老师，你觉得台湾的政治转型，韩国、西班牙的转型，是渐
进的，还是急进的。
丁学良：你提了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文革时候的经济增长，数字看起来也不错，我从来不把它当做一回事，道理很简单，第一，
当时的统计数字可靠的程度，我们不能相信，你什么都会造假，为什么这个统计数字不会造假。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现在的数字可以相信呢？
丁学良： 现在可靠得多，现在还有媒体对中国的数字提出疑问，文革时候哪敢，马上就毙掉的。即使文革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数字是真的，但没有经济效
益，因为文革时候， 没有今天所讲的相当程度的市场程度的约束，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文革时，每年年底的报表，报告对于工厂来讲，只有拼命把产品搞
出来，达到一个数字。但 产品本身，能不能卖得出去，从来没有人问，还有产品合不合格，从来没有人问。文化大革命时，基本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厂，你
到工厂去，有几辆车是可以开 的。
第二个问题，很难回答的，是讲古希腊，我的书没有讲古希腊，但第四章印度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间接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条件、普遍 教育条件、交
通条件，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民主制约条件，但不能把这个制约条件看成是绝对的，制约条件是影响一个社会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个概率。就 是可能的
概率更高或是更低一点，但不能命定它。因为从很多方面看，印度比不上中国。在网上也有人说，丁学良是不是在国外受教育的缘故，总是用数字来说，人均
GDP、每个国家拥有电视的户数多少、能上网的多少等等。一个国家其他方面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环境的因素、政治领导层的因素，都会对一个社会领域民主
的发展，相对成功、相对不成功做出影响。
古希腊有一点，古希腊的民主有很重要的历史地方，当时古希腊城邦国如果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属于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的。而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
制，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在城邦，在一个城市，规模与国家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规模越大，越难，规模越小，越好适应。规模大，最上层与最下层的层次
太多，而且 地区的差异太多。国内很多人说新加坡，为什么可以把反腐败、廉政搞得那么好，是不是用这种制度，就可以把腐败、廉政搞得很好。我说你只看这
一点，没有看另 外一点，新加坡是450万人，如果一个反腐败的领导人有三五个助手就可以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如果下面是4500人，最高的领导人可以
把全国的官员都看 了。所以规模太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台湾的政治怎么样，我只能这么说，台湾这次立法会选择，连国民党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以前每 一次大选，我都去观察，以前都是
台湾的官方邀请，住台山饭店，到哪里还有便衣警察保护，自从陈水扁上台之后，我们这个待遇就没有了。要我自己花钱去，我也 没有兴趣，我可以去的地方太
多了。但这次选择，有一点，就是在国民党大胜之后，国务院出来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马英九和助手的表情没有凝重，并不是装出来 的，真的是心里很沉重，
因为态度的选取，过去十几年，一个叫做中北效益，一个叫做西瓜效应，就是一个党胜了，不能让他老在台上，就是这次让你上，下次让另 外一个党上，在国民
党体制下，也有做得不错，但还把票投给党外，因为是为了制衡。但国民党现在有担心，现在国民党控制了立法局，又控制了总统，可能就在3 月份的选举时投
给民进党。还有西瓜效应，有一些瓜子的票投下来是一个大西瓜，那就麻烦。总统选举，很难讲。而且千万不要忘记，如果马英九选总统胜利的趋势 不可怀疑，
也有可能挨两颗子弹，但绝对不是在肚皮上划过去，一定会打到要害，这个可能性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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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网》
回目录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
徐友渔（北京）
作者
发端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这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的思
维习惯，使人们从"最高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的神学教条和幻梦中解脱出来，面对实际，一切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30年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
能够深切地感到思想解放运动有多么重要，没有思想解放，中国不可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不可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几乎在所有领域无所不包的左的指导方
针，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
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原有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我们知道，在天文学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原有的地心说，在物种起源和物种进化学说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取代原有的上帝造物论和灾变论，彻底改变了人
们 的旧信仰和世界观，使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得到空前解放。但是，反对新学说，力图恢复旧信仰的企图和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还甚
嚣尘 上。很可能，对立的思想、学说之间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新思想只有在论争中，在不断修正、调整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和胜利。
我们知道，30年 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方面来说，有艰难的、"破冰"的一面，因为文革的流毒又深又广，毛泽东的权威不容质疑；但从
认识和道理上说，也有 比较容易的一面，因为林彪和"四人帮"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到了极致，其荒谬绝伦、违背常理，是任何不甘认同指鹿为马的人不难分辨
的。而当我们越过了拨乱反 正的阶段，当形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与一些由来已久的，深层次的教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就会受到更大的考
验。
我们还知道，如果不搞思想解放，不破除"两个凡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就不能出来重新工作，大量的冤假错案（例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
团"案） 就不能平反，也就是是说，对于某些在文革前和文革后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来说，思想解放也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在涉及前途命运问题时，其中有些人在
这个时候支持 思想解放是不言而喻、义无返顾的，而当个人解放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是否继续坚持思想解放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证明，求个人解放容易，求
真正的思想解放不 那么容易；从文革的迫害中求解脱容易，与文革中、文革前的左的思想一刀两断不那么容易。
思想解放有不同的程度，大致说来有这么3个 层次。第一个层次，对一些人而言，思想解放是必须随从的大流，或者是应付一时困难的权宜之计，具有极大的实
用性，只要把"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破除，从文革 加于自身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以后的思维和行为还是在旧轨道上行进；第二个层次，思想解放就是从文革
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回到文革前 的正统理论，毛泽东晚期的理论、路线不能当作天条了，但决不可违犯的天条还是存在的（比如，个
人崇拜、个人迷信可以不要，而"姓社姓资"还是必须问的）； 第三个层次，只把实事求是当成最根本的原理和指导方针，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成第一原
理，决不承认有一成不变的教义、任何情况下不得违犯的天条，面对 实际，勇于创新。
30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以上3中态度都存在，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思想解放，换一个说法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这一点对中国人似乎实在是难。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上级、权威，或者书本、经典的说法，就像丢了魂的人，他
们 行事和做判断首先要有"根据"，而这根据不是来自于实际、来自于人民的利益，而是来自于某位祖宗的金口玉言。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判断一位作者
的话为 大逆不道，不是说他的表述与事实不相符，而是说他的表述与某本教科书的的说法不一致。
除了公开宣扬"祖宗之法不可违"之外，对抗思想解放的手法还有许多。有一种是以不变应万变，把新主张解释得没有棱角、没有特色，化约为旧的教义。比如，
对 于"以人为本"的新提法，有人可以在表示赞成之后将其化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由此再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似乎每一步转换都顺理成章，但
结果却 是除了坚持原来的观念，"以人为本"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种手法是以激进的姿态出现，一种新的观念，一项新的方针还在面对重重阻力争取实现
之中，就对 它来一个"破除迷信"，迫不及待地对其实行"思想解放"，貌似最新，实则复旧。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0多年前到现在，都有
人主张要搞"第二次思想解放"，这种主张与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其实质是什么不难看出。
30年 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只是中国当代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
未有穷期， 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随着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增加，随着形势发展不断产生新任务、新要求，我们需
要在主题和内容 上实行思想解放的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扩大以往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
要 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
正意义 的思想解放，在这个问题上，切忌叶公好龙，也不要只打雷，不下雨。
这次思想解放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如果说现在不一定有最好的主意，那么看到最必要的条件却是不难的，这就是：言论的解放，舆论
的 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
表达权 必须做的，也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不言而喻，不论是讨论或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或放开言路，都必须循序渐进，考虑好前后左右，要预防一哄而起，无疾而终，也要避免进两步，退三步。当然更重要
的是要有信心，30年来，我们什么风雨没有经历，什么事变没有目睹？不论是执政党、干部还是广大群众，都有比较强的承受力。
如果说，以前的思想解放都是自上而下，那么这一次若能做到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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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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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再三忧患为那般？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
牟传珩（山东）
日前,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 胡锦涛再次强调, "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 越要居安思危"。 这
一"越要忧患"讲话，最近被国内媒体纷纷操作，有不少文章跟进、解读，刮起一阵"忧患"旋风。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表示，此前讲忧患意识，多针
对内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但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估计得更足，与忧患意识有关的风险意识和挑战的意识再上台阶。他说，"在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培训
中，越来越重视'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了。" 中共中央对全球化时代风险和挑战讲得越来越具体。比如在告诫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
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现实时，就列举了：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
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中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等等。
其实中共高层早在"16 大"报告中就提出：" 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
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 。为此，胡锦涛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三要"，即"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增强忧患意识，
要有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危机感"；反复强调"二必须"，即"必须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出执政为民的宗旨"。胡锦涛还向全党警告
说：问题和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是每天面对着的，而且是紧逼的。要常怀忧患之思，常怀自警之心。温家宝也曾表示，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 "。去年春人
大、政协两会期间，胡锦涛又格外引人注目的强调增强忧患意识。 3 月8 日胡锦涛在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时，心事重重地告诫各级官
员， "要增强忧患意识"。 12日，胡锦涛又在解放军代表团再次强调要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胡在两会这样重要的场合，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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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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