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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最早发现河南艾滋病流行的王淑平医生，讲述当年发现艾滋病和遭受迫害的经过
向陈秉中医生致敬
他勇敢揭发河南艾滋病污血案激励着我
王淑平（201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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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感谢陈秉中医生在他肝癌晚期为广大艾滋病受害者讨回公道！
我是王淑平，是陈秉中医生在他三封信中提到的人物之一。作为最早期目睹丙肝和艾滋病流行的医生，在我想简介谈一谈1995年我发现艾滋病在献血员中流行后的遭遇。
八十年代中期，我是研究肝炎病的医生，不但诊断和治疗肝炎病人，而且研究人群中肝炎流行情况，我和同事共同发表了“输血后乙型肝炎的研究”论文《病毒学报》 1991年S1期 。 1991底我 被周口地区防疫站领导调配到单采血浆站工作后，我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猜测献血员中丙型肝炎流行（原命为非甲非乙型肝炎），因为当时单采血浆站只筛查乙型肝炎抗原，不筛查丙型肝炎抗体。由于我经过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的特殊训练。后来我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合作检测了64 例当时献血员的血清样本。后来实验检测证实我的设想是对的。丙型肝炎抗体阳性率34%。因为我同时已经了解到河北固安， 江苏镇江等早在1991年前就发生了丙型肝炎 流行。根据我的流行病知识和临床经验，我所在的单采血浆站内血液污染非常严重，我开始检测血站内的操作程序，抽血，离心，分浆都存在着严重的血液交叉污染。 我提醒我的站领导保护献血员，杜绝血液交叉污染。但是他告诉我，“ 这会增加成本”。 1992 年7月，医生的责任感促使我到卫生部汇报丙型肝炎病毒在献血员中的流行情况， 并要求在单采血浆站筛选丙型肝炎抗体。后来卫生部的杨东明大夫到周口了解我们的血站污染情况，她说她已经在国内走访了几个单采血浆站，很多血站都存在血站污染情况。后来卫生部于93年2月17日发出通知，提出 对健康人采血的体检标准，其中规定，对所有献血员进行丙肝检测，该文件从93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
因为我汇报到卫生部，1993年3月，我被当时的防疫站的单采血浆站领导赶出了血站。因为单采血浆是以盈利为目的，我的行为妨碍了单采血浆的生意。为了解决矛盾，当时卫生局的申科长和防疫站宋书记商讨，以暂时帮忙的名誉，把我借调到卫生局医政处工作。很幸运我有机会和申科长，王局长以及另外的几位同事于1993 底 检查周口地区的17 个单采血浆站，检查发现17 个站都存在严重的血液交叉污染。 举例，当时太康县防疫站有 20,000 多献血员，有45%因为丙型肝炎抗体阳性，肝功能损伤遭淘汰。另外未经检查4个地下私人血站污染情况就不得而知。周口地区的单采血浆的生意发展非常快，从1991 的一个太康县防疫站单采血浆站到1993底发展到17个，这些血浆站大部分由防疫站和医院经营，是以赚钱为目的。
根据我所看到的血站污染情况和阅读科学文献，丙型肝炎已经在国内单采血浆站内爆发流行。我的调查结果丙型肝炎抗体阳性率84.3%。作为一个大夫，我非常焦急，我当时找到周口地区黄浦友风专员，他立即召开了全地区的单采血浆站和医院的负责人大会，强调对血液安全进行调查和控制。同时当我读到郑锡文1993年论文“云南省瑞丽三市县1992年及1993 吸毒者的HIV感染率分别为81.8%及85.7%, 44.6%及 40.0% 。我知道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是一样的。一旦吸毒感染艾滋病毒者进入血站，就会相似丙型肝炎病毒一样迅速在献血员中传播。我不想坐在卫生局的办公室等待艾滋病的来临。 我想直接监督和预防艾滋病。1994年我要求卫生局批准我建立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临床检验中心批准了，但是政府不给任何资金，卫生局调动另外3个人到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工作。我 自筹资金，实际上是从我原有工资中节省的钱买了检验设备，卫生局容许我们对全地区的医院，血站进行血液安全质量控制。
1995 年3月，我受卫生局委托。去太康县检测一位郭姓献血员，因为他在昆明血站献血时被出艾滋病阳性。郭姓献血员告诉我，他从昆明回家后，他在半月内先后又在柘城县，淮阳县，太康县血站卖血。经我们检查，他被确诊艾滋病阳性。我当时建议河南省卫生厅医政处领导，立即对全省血浆站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查，但是他们说，血站成本太大，无法实现。为了能早期预防艾滋病在献血员中流行。我用我的储蓄买了三个厂家的艾滋病试剂盒，然后我随机收集了三家血站正在卖血的献血员的血液标本（409例）。用三家的试剂先后检查血液标本，艾滋病毒的阳性率13%。我立即报告给卫生局魏局长，他说：“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会感谢你们的。他还说，他会很快的上报地区和省卫生厅。两周后，我又去找他。他的态度变的很不耐烦，我问他，是否已经上报艾滋病疫情。他反过来问我。你认为你的结果错了吗？我说，我的结果是对的，我告诉他，我要到北京做最后鉴定，他要求我写出书面报告，我立即给他写了报告。第三天，我就去北京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去做最后确定，我带了55 HIV阳性标本，但是研究员告诉我，每份要收700元。我已经用完了我所有的积蓄。我很失望地离开了。碰巧在门口遇上了当时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曾毅院长。他问我来北京做什么。我希望他帮助我做艾滋病的最后确证。他非常热情的问长问短。我告诉他艾滋病在河南的流行严重情况，他非常重视我的发现。并立即叫他的研究员进行标本鉴定。他说，先检查16例。就可以确定。第二天结果出来后，13例 阳性，3份可疑。他说，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情。我们应该立即报告卫生部。就在当天晚上，我在旅馆接到了我们卫生局赵局长的电话。问我什么时间到家？他在电话上说：你给我们地区弄了个大地震。第二天晚上，我刚刚回到家，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厅长打电话到我家，表扬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可以继续工作下去。我很高兴能得到厅长的认可。
但是，第二天上午，我被地区卫生局通知去开会，因为河南省卫生厅的领导要了解情况。我刚刚一脚进入会卫生局的领导会议厅，一位局长粗鲁的吼我，你先出去。我非常难过地回了家。第二天他们又要求我到卫生厅领导住的旅馆去开会。一位局长要求我划掉我的同事写的报告中的一句话，即，“我们首先报告给卫生局长，然后去北京做鉴定”。我拒绝他的要求，然后他自己划掉这个人的名字。接着，卫生厅的领导的领导问我，为什么你能发现艾滋病？别人就发现不了？我很明白他们是让我保密。因为暴露艾滋病的流行影响了他们的政绩。我很难过地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现在不要批评我。你们应该去看一看正在采血的17个单采血浆站。在这17个血站中，目前至少每天有500人被丙肝病毒和艾滋病毒感染。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仅仅河南就将近400个单采血浆站。而且大部分医院的临床用血来自单采血浆站。有多少医院病人感染了丙肝和艾滋病毒不得而知。有一位公安在追捕罪犯时受伤后输血得了丙肝，他和他的家人非常痛苦。
接下来，有一个卫生局的老领导到我的临床检验中心告诉我，如果你的检验中心不关门，你就有麻烦。第二天，这个领导拿着一个长棍子，砸碎了临床检验中心牌子，然后进屋砸检验设备。我阻挡他，他就用棍子打我的头。这时候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有几个人拉住了他。我才脱离了危险。我立即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去抓他。他就又哭又闹，他歇斯底里地骂着，“有领导让他打人。事情出来了，这些领导都躲开了”。我挨打后，很难过的去找地区行署的新来王专员，她很不高兴说，你应该找你卫生局的领导。我知道领导都在打官腔。我找不到哪里有正义。我哭着回了家。
1996年3月14日。受中央高级领导委托河南省公安厅王厅长和卫生厅长合作逮捕了周口地区的正在采血的血站领导班子成员。接着4月份就关闭了全国的所以 血站 和单采血浆站，经过整顿，再次开门后，都增加了艾滋病检测项目。对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工作起到了保护穷人的作用。
1996年 7 月河南省召开全省艾滋病预防大会，包括各地，市，县医院，防疫站和卫生局和厅，张省长在大会上讲，“有人直接把艾滋病疫情通报中央。这是我们不允许地”。在大会后第二天医政处30多人的分组会上，防疫处的张茂才处长问，谁是从周口来的，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回答，我俩是从周口来的，他一开口就问，“我几次要求你们卫生局关掉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已经关了吗？” 我愣住了，他接着说，“你们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那个小子胆子真大，他敢把艾滋病疫情直接通报中央，你们知道他报的有多高吗？百分之50到60”。“他和那个曾-------什么毅（曾毅院长）一起搞我们卫生厅长，处长下台”。接着，新乡地区和南阳地区的代表和他争论说：“我们也做了检查，医院的输血病人和献血员的艾滋病感染已经到了百分50到60”。我们的结果和周口的一致。张处长非常生气地和他们争论，“如果这个事情通出去，在坐的处长都下台”。我接着发了言，告诉他，“我是你刚刚提到的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小子”，但是，我是个女的。我是先报告给我们当地卫生局的，然后去北京做鉴定。这时在会的人把我连劝带拉的赶我出了会场。我在下午去了刘全喜厅长办公室，我告诉他会上张茂才对我的指责，他没有等我说完，就大发雷霆，出去！立即出去！我当时泪流满面，哭着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很糊涂他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为什么这样蛮横无理，为什么提到艾滋病问题这么害怕？
然而1996年的11月，张茂才领了卫生厅的专家和我们卫生局的几个领导到我们的临床检验中心检查说，你们的设备不合格，你们以后不能再做检测了。我是来关心你们几个女人的健康的，你们不要被感染了。我看到他在侮辱我们。我质问他，你上次 在会上 说我们做艾滋病检查目的是搞卫生厅长和处长下台的，是什么意思? 我生气地对他说： 我们不需要你的关心，如果我们被感染了，也就是我们四个女人，我们不怕死，为什么你不去关心成千上万的肝炎和艾滋病感染者？我指责他是中国人民的千古罪人！他老羞成怒地和其他专家 离开了我的实验室。那天晚上，他和我们卫生局的党组领导班子共同开会决定，关掉我们的临床检验中心。但是我继续到农村现场去工作。这时，有几个匿名电话恐吓我。后来卫生局领导知道我们还在继续开门后，就借口派人关掉了我们的水电。导致我们所的病人血液标本全部腐烂。接着把我们的“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名字改成了“慢性病防治研究所” 合并到周口地区防疫站。魏局长告诉我，你不用上班了，回家伺候你的丈夫去吧。单位关闭后的一年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工资。
我所幸运的是，曾毅院士帮我留在他的身边工作和学习了四年。在北京，我三次写信给卫生部长张文康，诉说我们的遭遇，但是我的信都被返回到河南省卫生厅和周口地区卫生局。我们的处境就变得更糟糕。
我不想麻烦曾毅院士，我待在他的身边对他压力很大。我还是得找到一份工作，我还年轻，我拥有很丰富的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经验。在我的多次对艾滋病血清学的实验中我还发现了非常重要的艾滋病保护抗体。我期望有一个好的环境去贡献我的知识和才能。但是仅仅是幻想。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在网上找到了一份和丙型肝炎研究有关的工作。2001年 早期我来到了美国工作。在这里，我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学到了很多高科技，新技术。我仍然希望有一天把我的经验和技术服务于中国人民。
我所敬佩的人：高耀洁医生，陈秉中医生,万延海大夫，张可大夫, 桂希恩医生
感谢曾经帮助我的人
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病毒所肿瘤室科学家：曾毅院士和他的夫人，陈艳麟，张小梅，周玲，
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肝炎室的科学家：刘崇柏，詹美云，曹慧林
北京医科大学教授：朱万孚，庄辉院士，朱永红
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李志杰，安文峰 ， 范金水和李奎
我的美国老朋友： David Eckels, Mathew Cusick, WangLi and ZhouLuming
我现在的导师：Stephen C. Alder, Scott Benson，SUNDWALL,DAVID NIELSON
我的新朋友：Courtney DeMond，peggy.christensen
需要有人对河南省已故艾滋病患者负责
万延海（仅代表个人立场，与任何机构无关） 2012年9月24日发布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卫生部“被退休”官员、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先生，也是我从事健康教育事业的引路人和老领导，今天再次向中共中央揭发中共现任常委李长春和李克强，其中李克强预计在2013年3月将接任中国总理，要求追究他们对震惊国内外的河南艾滋病血祸及其死难者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为此，陈先生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发表《河南污血案触目惊心必须问责‑‑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并全体党代表公开信》。
陈秉中在公开信开篇写道：“发生于1990年代因推行‘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大流行的‘河南污血案’，虽然铁证如山，但有据不查、有罪不罚，至今已近20个年头。蓄意隐瞒疫情造成的这场世纪‘血祸’，其后果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达到骇人听闻、无法容忍的程度。同样令人愤慨的是，当局利用权力封锁消息，以致事件真相，特别是在这场草菅人命的‘以血致富’运动中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10万人命赴黄泉的惨境，至今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至于此案又因何人幕后操控，以致迄今不能查处，就更鲜为人知了。这就是发生在当代中国受伤害人数最多、隐瞒真相时间最长、酿成后果最惨烈的一起灭绝人性的‘河南艾滋门’。”
河南省政府因为组织动员农民卖血而导致艾滋病病毒流行和数万人死亡，并进而导致更多人民因为在医院输血和用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绝大多数人同时合并感染同样致命的丙型病毒性肝炎，发生在李长春主政河南的90年代中期，爆发于李克强主政河南的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因为对艾滋病流行保持沉默和不作为，以及打击迫害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医生、记者和民间组织公益人士，河南艾滋病病毒流行持续恶化，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在无知和沉默中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导致惨绝人寰的中国河南艾滋病血祸和震惊世界的河南艾滋病村。当年的河南省长和随后的书记李克强先生需要对延误治疗导致数万名艾滋病患者死亡负责，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
10年前，也就是2002年夏天，笔者分别接到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上蔡县后杨村和十里铺村等多个村庄艾滋病患者整理的“不明原因中青年男女死亡报告”，即艾滋病患者死亡报告。死者基本有卖血经历，出现相似的病症，在1997年到2001年底期间死亡，并且村庄里有数百乃至上千人正在出现类似病症。他们/她们都是在当地卫生部门和电视台动员下在政府开办的医疗机构内卖血染病身亡的。
2002年5月17日，我接待了6名来自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5名，男子）和十里铺村（1名，男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得到了一份“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艾滋病死亡报告”，上面记录了最近几年该村死于艾滋病的人员名单、死亡年龄、死亡时间、性别和家庭人口情况。报告中同时记录了一些发病病人的情况。报告完稿日期是2001年12月16日，由村民委员会统计。村民们统计了后杨村8组的感染情况。村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给政府和新闻界的呼吁信，信件署名是“后杨村全体群众”，代笔是陈发户等，完稿时间是2002年5月9日。
据悉，后杨村有将近4000人的人口。村民们反映，80%以上的卖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全村有感染者1600人，其中100多人死亡。这份报告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的艾滋病死亡情况。
“处理好妻子的后事，昨天傍晚（8月6日），陈午辰带着感染艾滋病病毒并发病的8岁孩子陈帅康来到北京，向我递交了他们的死亡报告。”除这份题为“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十里铺村艾滋病死亡和感染名单”，还有一份感染村民和家属给新闻界的呼吁信，署名是陈午辰、刘小武等。呼吁信落款时间是2002年8月2日。
据悉，十里铺村有3140多人，分13个组。经过化验，发现艾滋病病毒阳性者129人，其中因为艾滋病死亡者占65人，还有64人存活。究竟该村有多少感染者，因为许多人不敢化验，所以谁不确切地知道。但是，根据因同样原因感染艾滋病的上蔡县文楼村、睢县东关南村的情况，那里大约10%的感染者已经死亡，所以可以初步假定，十里铺村大约有600-700名感染者，也就是全村人口20%已经被感染。
看着这份报告和来信，除了沉痛，就是恐惧。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失去了自由。我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遭遇酷刑，在“具结悔过”后，4个星期后获得自由。同一年，和我们共事的多名河南艾滋病患者在家乡被软禁，新闻记者及其助理人员被抓捕和被驱逐。我们在北京召开的关注河南艾滋病的会议也多次受到干扰，而河南省治安部门向北京告发我们在河南鼓动农民造反。
在李克强担任河南省长期间，高耀洁医生受到迫害，最早报道河南艾滋病血祸的记者张继承被媒体开除，河南媒体不能报道本地艾滋病问题，外来记者、救援医生被驱逐，而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长期不被告知真相，得不到医药救援而痛苦地死去。
在李克强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特别是中央政府开始珍视河南艾滋病问题后，河南省开始出台艾滋病医疗和关怀措施，但当时很多感染者身体已经极其虚弱，即便在抗病毒药物支持下，也难以恢复身体健康。但是，遗憾的是，李克强书记主政期间，河南省在开办官方艾滋病孤儿关怀机构后，随即下令取缔位于河南上蔡县、商丘市和柘城县的多家孤儿关怀机构，政府强行占用中央电视台给民办孤儿关怀机构的捐款。河南省国家安全部门对被怀疑向外泄漏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文件的卫生厅官员马士文进行了长时间的刑事拘留和调查。
在李克强担任河南省长、河南省委书记和国务院分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副总理后，不仅河南省没有提醒过往输血人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整个中国没有向过往输血人士发布艾滋病病毒感染危险和自愿艾滋病检测的告示，从而人间悲剧继续上演。许多人在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下结婚生子，导致配偶和孩子被感染。
无疑，李长春和李克强需要对河南省数以万计的艾滋病血祸死难者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但是，老所长持续不断地揭发李长春和李克强的行动，也对我和我所在机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造成压力。2011年3月中旬，北京市政府部门要求爱知行删除网站上发布的陈秉中举报李长春和李克强而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在被拒绝后，北京市政府强行关闭“爱知行动”网站。
李长春马上就要下台了，而李克强据悉在明年3月份将接任中国总理职务，因此继续要求李克强对河南艾滋病血祸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冒险的举动。
老所长的坚持，对我提出严峻的挑战。我在道德上不断受到拷问。怎么办呢？我必须发布陈秉中《河南污血案触目惊心必须问责‑‑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并全体党代表公开信》。为此，撰写此文表明自己心意，同时表明下述立场：政治上可以妥协，但在人民的健康上绝不妥协。李长春为河南艾滋病流行和已故艾滋病患者负主要责任！而李克强需要为当年掩盖河南艾滋病血祸导致数万名感染者死亡承担责任！
陈秉中：
河南污血案触目惊心必须问责
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并全体党代表公开信
发生于1990年代因推行“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大流行的“河南污血案”，虽然铁证如山，但有据不查、有罪不罚，至今已近20个年头。蓄意隐瞒疫 情造成的这场世纪“血祸”，其后果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达到骇人听闻、无法容忍的程度。同样令人愤慨的是，当局利用权力封锁消息，以致事件真相，特别是 在这场草菅人命的“以血致富”运动中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10万人命赴黄泉的惨境，至今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至于此案又因何人幕后操控， 以致迄今不能查处，就更鲜为人知了。这就是发生在当代中国受伤害人数最多、隐瞒真相时间最长、酿成后果最惨烈的一起灭绝人性的“河南艾滋门”。
大案惊天岂容罪魁祸首成为漏网之鱼
对于这样一桩有关高官费尽心机，企图逃避追究的重大案件，我曾先后6次分别以文题为《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河 南污血案“十宗罪”必须清算》和《身处鬼门关的河南“血浆经济”受害者仍在绝望中挣扎》等材料，实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报。因当 权者惧于幕后人物的权势，令我对李长春和李克强的举报屡遭拒绝，并因此被警方传讯。更令人愤慨的是，河南虽有无数受害者在那个黑暗和野蛮年代痛苦死去，在 血写的事实面前，竟无人对这笔“血债”负责。人性和良知泯灭的高官如此铁石心肠，充分暴露了貌似正人君子，实则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面目。
大量事实表明，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大灾难并非“天灾”，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灾难发生后，道德沦丧的高官明明知晓隐瞒疫情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但为了逃避惩罚，竟不择手段，将隐瞒事件真相作为第一选择，真乃“胆小不得将军做”，把身为国家领导人的颜面丢个精光。
我原本期望中共十五大期间发生的这宗大案能在中共十七大期间和本届政府任期内得到解决，现在看来已经无望。在如此形势下，为了维护河南受害者的公 平与正义，出于良知和卫生工作者的天职，我不得不向即将召开的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全体党代表发出公开信，吁请与会者高度关注河南污血案的严重 性，期盼仁人志士秉持公义，发出呼唤公平与正义的最强音。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热切期望与会者以高度责任感，冲破阻力，依法追究河南污血案主要责 任人以及造成此案迟迟未能查处的背后操控者的责任直至刑责，力促大会对这样一桩拖了很多年的重大事件做出政治结论，一立案、二问责、三给予受害者赔偿，让 无辜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的诉求得到伸张，让冤死的血祸亡灵得到慰藉而安息九泉。
祸首刘全喜和罪魁李长春把大量农民推向坟墓
被称为“血浆经济”的现象，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已在河南省少数地区出现。后来有“艾滋厅长”之称的刘全喜1992年担任省卫生厅长后 的大力推动，使河南农民卖血成为风潮。特别是由于1992年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高官李长春的严重渎职和怂恿，卖血成为河南穷人，特别是农民的一种“产 业”在河南得到大发展，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播。经过5至8年的潜伏期，即李克强1998年至2004年继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相继发病并 死亡。由于李克强“捂盖子”，极力掩蔽前任的斑斑劣迹，并坚持对举报者和上访者进行打击的高压手段，以致疫情不仅得不到遏制反而恶化。如果说艾滋厅长刘全 喜是祸首，李长春则是导致这场世纪浩劫的罪魁，李克强则是李长春的帮凶。
艾滋病的流行和蔓延对河南社会的负面影响极大。它毁灭的不单是患者个人，而是殃及无数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更导致一些村庄乃至成片村落的凋敝，实属民族灾难。
河南柘城县有3500人的双庙村，1200多人被卷入卖血浪潮。700多名村民查出感染艾滋病毒，前些年就有近200名感染者死去，有的农户家里 成年人死光。近4000人的上蔡县后杨村，1995年近90%的成年村民卷入卖血浪潮，近700人感染艾滋病毒，多年前就至少有250名村民死于艾滋病， 全村父母双双病亡失去双亲的“艾滋遗孤”达26名，近300名儿童双亲中一人死于艾滋病。上蔡县文楼村3100多名村民中，艾滋病患者达900 人，2003年这个村一天就死亡7人。这个县东湖村发病高峰期那几年，每年都有几十名青年不幸早逝，村边坟冢一天天增加，有的大家庭一个个坟头连成片。那 几年艾滋病毒像幽灵一样游荡于中原腹地，令数万家庭生灵涂炭，幸福破灭。这些艾滋病高发村一度成为哭泣的乡土和令人绝望的村庄。
蓄意隐瞒疫情真相导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
隐瞒河南重大疫情最严重的后果，是疫情失控和延误防治时机，最终酿成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罕见的惨剧。
河南艾滋病的暴发流行本应在第一时间公示于众。由于河南省李长春和李克强两届政府都把疫情视为“机密”和“禁区”，国际间直到6年后的2001 年，才得知那里的艾滋病大流行。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2004年9月，河南卖血人群中艾滋病人大量出现已无法再隐瞒时，省卫生厅被迫对全省卖血者 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全面普查”。通过那次普查确认河南全省艾滋病毒感染者只有3万人，还不及河南省知情者掌握的有几十万感染者这一数字的零头。
在隐瞒疫情这个关键问题上，国家卫生部因折服于二位高官，一直未揭开掩蔽河南疫情的那层面纱，偏袒和帮助河南说假话。２００１年8月，也就是发现 河南省艾滋病暴发流行6年后，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才说，1995年前后在中国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机 构为了商业利益，用落后的技术手段违法采血采浆，导致了约3万到5万献血员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以河南省为多。河南到底有多少感染者，他守口如瓶。2002 年12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我国1995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 农村供血浆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到底河南省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他和殷大奎一样隐而不报。2005年1月卫生部长高强在国 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内通过采供血渠道，包括供血人员和血友病人员，共有７万人感染艾滋病，只字未提河南疫情如何。可见隐瞒河南疫情不单是河南省的错， 而是中国政府。无独有偶且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高强接任因隐瞒SARS（即‘非典’）大爆发疫情而落马的张文康一年后，面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问题又重蹈 前任隐瞒疫情覆辙，可谓积弊难除。
河南周口地区卫生检疫中心医生王淑平1995年发现河南艾滋病毒流行的报告，在中国高层引起震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令卫生部长陈敏章彻查， 陈曾派出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牵头的调查组。带队的负责人是河南艾滋厅长的老乡，他不愿意家乡“出丑”，河南省卫生厅长通过调查组向中央报告了虚假疫情。后 来调查工作不了了之，以至一些有责任心的人士仍在悄悄调查。是谁胆大妄为将大量河南民众感染艾滋病毒的重大疫情报告压了下来，以至调查工作半途废？！
不择手段地迫害举报者以“封口”
在河南省艾滋病暴发流行的紧要关头，河南主政者不是把控制疫情蔓延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举报者视为必须首先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以达到隐瞒疫情的罪恶目的。
第一个报告河南周口地区艾滋病毒暴发流行的王淑平，发现当地商水县西赵桥村很多人出现艾滋病样症状，经她检测卖血人�的血样，60%以上艾滋病毒 呈阳性，但周口地区和河南省当局不认可她的检测。王随后将血样送往北京，在我国艾滋病界首席专家曾毅院士帮助下，王送往北京的62人份血样检测了其中16 个人份，13个人份为阳性。曾毅大为震惊，当即让王淑平即刻报告卫生部并通报给河南省和周口地区卫生局。然而河南不仅没有重视王的发现，反而说她给河南 “弄了�大地震”，说，“为什么别人不能发现，只有你能发现？!”王备受谴责，之后更受到一连串打压，迫于无奈于1997年不得不离开河南到北京“避难” 直至后来出走美国。《南方周末》二○○五年报道河南艾滋病十周年时，称王淑平是“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传染的英雄”。
继王淑平之后揭露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是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
人”之称的河南省医生高耀洁。由于她仗义执言，勇于曝光艾滋病疫情真相，受到河南省当局严重迫害。高耀洁是河南权威医学教授。她从1996年开始 深入到100多个艾滋病严重流行的村庄，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她深知问题严重。在河南严密封锁疫情的情况下，她以活生生事实向外界揭露真相，又以“最立得 住”的个案写出了《血灾10000封信：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我的防艾路》和《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等数本专著，让世人知道是谁把数十万计 老实巴交的农民推向坟墓。
由于官方工作消极，高耀洁把百万元个人积蓄和奖金捐出，为艾滋病人送医送药和印发宣传品。她惹恼了河南当权者，他们以维护地方形象、保护国家机密 以及高为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为由，对高打压。李克强执政河南后，担心高耀洁外出泄露河南艾滋病疫情，一度对其软禁，限制她与外界联系，以致高2001和 2003年先后数次出国领奖未能成行。因不堪忍受河南当局的迫害，她最终于2009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出走美国。
第三位受到迫害的是著名艾滋病教育学者和维权人士万延海。他因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时大胆向外界公开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真相，于2002年被国安部门以 “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2006年被公安部门再次关押。2008年河南警方两次对他的问讯中诬陷他在同年“两会”期间要组织河南感染者到天安门前自 焚。他多年被警方跟踪监视、监听和数不胜数地干扰，直至移民美国。
为防疫情外泄不顾危重患者死活，拒绝省外专家救援
外省第一位进入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文楼村的医生，是权威的艾滋病防治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他于1999年8月因 河南有许多人相继死于艾滋病引发群情恐慌而到河南实地调研。桂起初抽取了11份血样做艾滋病毒检测，结果10份阳性；接着他又抽取140份血样，艾滋病毒 阳性率高达62%。之后桂几次向地方官员反映这些情况，但都被拒绝。
为了治病救人和摸清疫情，桂希恩从1999年到2004年，３０多次自费到河南许多村庄送医送药，为大量疑诊艾滋病的病人做检测，资助５８名孤儿 继续上学；还将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同吃同住。这些费用均出自他的私人积蓄。由于桂希恩的献身精神和开创性工作，英国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将 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奖“贝利—马丁奖”颁给桂希恩。2004年11月，美国《时代》评他为“医疗英雄”。
由于李克强执政河南时段担心引进外援会把处心积虑编织的封锁网打破，因而对外省前往救援的卫生人员一律拒绝，以致造成的困局愈演愈烈。因为桂希恩破坏了“当地形象”，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2001年6月桂希恩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独自进入河南乡村，当地政府闻讯后派警察驱逐。几位农民向桂通报并将他藏起来，半夜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才使他得以“逃离”。
再一位痴心不悔的医生是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诊疗专家、副主任医师张可，他也是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于1999年开始到河南救援的。张可1999年8月从河南新蔡县赴京求医的艾滋病患者处得知，河南出现了可怕的大量不明原因的死亡。病人走后，他当即去了新蔡。
张可连续五年深入河南省上百个艾滋病村庄，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写出了事实充分、可信性强、颇有价值的《河南省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他得出结论，如果河南一开始就公开疫情而不是一味隐瞒，完全可以将那场灾难控制在萌芽状态。
自1999年开始，张可和河南基层村医合作，对40个村庄1万多艾滋病病例调查分析，这一过程中死亡率高达30.2%；有3%患者因病痛难耐和得不到救治在绝望中自杀。河南污血案就这样由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为大面积死亡的一场人道灾难。
张可的行动触犯了河南，他被指责为影响河南形象。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卫生部不组织医疗队前去河南救援，反而把河南省卫生厅给卫生部状告张可去河 南救援的信转给佑安医院，要求医院阻止张可的行动。医院院方表示，谁要是再去河南就处分谁。卫生部对这样可敬的“救火队员”不但不保护，反而站在“艾滋厅 长”一边助纣为虐，驱逐张可，这还是卫生部吗！张没有气馁，只要病房事情不多，他就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赶回北京上班整整五年。
“无过错”论的“出笼”是蓄意为河南污血案免责的阴损计谋
河南污血案久拖不查已令人惊骇，但还不止于此。近年有些人在高层授意下打着中国红丝带“艾滋病人权论坛”旗号，竟对河南污血案亮出所谓“无过错” 责任论。他们偷换概念，妄图把河南这一重大案件改为无需有人负责的“无过错”，把对受害者的“赔偿"改为不追究过错的“无过错补偿"。企图通过这种戏剧性 改变，轻而易举地将河南污血案变成不必追究的小事一桩，让应该追究刑责的河南污血案责任人“金蝉脱壳”来个大翻盘。挑头提出这一怪论的不是别人，而是与河 南污血案有着千丝万缕牵连、当时在卫生部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部级高官以及主管防治艾滋病司局的负责人。
他们提出“无过错”论，首先是企图将刘全喜和李长春与李克强欠下的“血债”一笔勾销，另一暗藏的玄机是为自己在这一事件中严重渎职和偏袒与包庇“艾滋厅长”刘全喜，导致灾难恶化开脱责任。
北京非政府组织爱知行研究所一次获悉举办“艾滋病人权论坛”消息，组织30余名河南等地受害者进京赴会，指出河南污血案铁证如山，逃脱问责已够腐败了，又做起“偷梁换柱”黄粱梦，居心叵测，罪责难逃。
“双延误”和“双高”导致的惨痛后果令人心碎
河南省艾滋病毒暴发流行后，大量感染者5-8年后才确诊感染。由于对已发病的感染者确诊太晚和治疗太迟，也就是延误确诊和延误治疗“双延误”，造 成大量感染者失去最佳治疗时机，过早死亡。连同因“卖血”和医院“输血治疗”这两个环节导致的艾滋病毒“高感染率”与“双延误”导致的“高死亡率”这两个 “双高”，是导致医疗救助迟滞的严重失责。
大批艾滋病患者出现在李克强主政河南的关键时期，河南省和卫生部都没有在早期为重病患者及时提供疗效好、副作用小的已是当时全球大力推荐、可以使 许多濒于死亡的艾滋病患者病情会很快好转的抗病毒治疗骨干药物拉米夫定。这远远赶不上同是“金砖五国”的关注民生的巴西，以至在多年关键期内，绝大多数河 南患者不得不服用发达国家几近淘汰的疗效差、副作用大的药物，一些本可以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救治良机，造成了数量惊人的不正常死亡。
再三压制党政干部对李长春的举报
河南省四位前省纪委委员自2004年9月开始，坚持对因李长春严重渎职造成数十万人感染艾滋病和众多感染者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严重问题，向中央政治局等部门控告。决策层为了把这一举报压下去，委派贺国强和王刚两位政治局委员对控告李长春的纪委官员强力施压。
河南省纪委、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年前就对总共33起因污血案造成河南省22个地区近2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向法院控告李长春严重渎职罪问题，但都被压了下去。
当年还有200多名河南省、地两级纪委干部和离退休人员联名致函中纪委等部门，举报李长春自1992年至1998年期间，五次扣压河南省12个地 区追究艾滋病暴发流行责任的报告。但李长春非但未被追究，李反而被“伯乐”相中塞进政治局，并带着在河南的劣迹转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又擢升为政治局常 委。如此政绩，反而受到呵护一路高升，岂非咄咄怪事？！
无法抹去历史污点的李克强
一是李克强主政河南后，极力掩盖李长春的严重劣迹，把掩盖河南血祸作为他们的共同目标。
二是在李克强的纵容下，河南省对敢于向外界揭露河南疫情真相的三位知名人士实施更严厉的迫害措施，逼得他们无奈离开中国。
三是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对上访者的迫害达到极严重程度。李喜阁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后两个女儿亦被感染，大女儿后死于艾滋病。她在李长春当政时上 访就受迫害，后李克强当政时再次上访被拘留21天。9岁时感染艾滋病毒的田喜也是在两届政府期间都上访，后在李克强已任国务院副总理时继续上访被判一年徒 刑。赵凤霞因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并传染给孩子和丈夫，丈夫后死于艾滋病。她多年上访无果，因2012年1月和2月继续上访被判2年徒刑。境外媒体对此类 暴虐行径的猛烈抨击传遍全球。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李克强不会不知道。从职业道德来讲，作为“主管防治艾滋病”的高官本应情系艾滋病患者，然而为了确保官爵， 对“屡教不改”的上访者，通过拘留和坐牢的“维稳”手段进行“防治”，无不“手到病除”。这同历史上官衙残忍欺压无辜小民的做法有何区别？！
四是李克强当政河南时，对河南疫情封锁之严厉可谓无以复加。原河南科技报记者张继承，2000年1月在《华西都市报》发表了独家报道《近百人染上 “怪病”之谜》，第一个向世界揭开被封锁长达6年之久的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真相，从而打破了河南当权者妄图愚弄舆论的美梦，让成百上千个艾滋病 村有了得救希望，张继承的曝光意义非凡。“文楼村”则成了闻名于世的河南艾滋病村的代名词。但他的行动令河南当权者气急败坏，河南省委宣传部下发文件： “开除张继承”。这位恪尽职守的新闻从业者，从此失去工作被迫流浪北京。河南省《大河报》、《郑州晚报》和《城市早报》亦有多位记者因触犯“禁区”遭遇劫 难。
李克强与李长春，在隐瞒河南血祸问题上就这样同坐一条船，结为同盟为一丘之貉，但他竟是下届总理最佳人选。
五是李克强主政河南后，如果能像当年开封府包青天那样铁面无私，将会使无数已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得到积极治疗，也能使他在关键时刻一显政治家的高风 亮节。李长春之后的省委书记陈奎元和前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均曾动议追究刘全喜，因阻力大而不能。李克强如果也有这种考虑，会是另一种局面。这期间海外媒体 不断披露河南在李克强上任后又不断出现新的艾滋病村，又因对举报和上访者的打压升级，令他声誉受损。这绝非“黑狗偷食，白狗当灾”。河南因隐瞒疫情导致的 严重后果已成为李克强的脏水，岂容欺地瞒天。
必须对后台“卵翼”下逃避问责的高官绳之以法
众所周知，我国发生的隐瞒疫情导致严重后果的“SARS（即‘非典’）暴发流行案”、“河北三鹿毒奶粉案”以及“7.23温州动车相撞事故”等公 共安全事件，最终都进行了处理。唯独更为严重的河南污血案却属例外。体制性痼疾的官官相护，是造成这种权力腐败的总根子。
有了过失能勇于担责，是对官员诚信的最起码要求。国家领导人更应有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之品行。可是李长春和李克强却仰仗不可一世的“靠山”恃强凌 弱，将无数受害者当做官场向上爬的垫脚石，戴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耀眼光环。事到如今，他们对受害者，特别是对冤死的10万亡灵，一点忏悔和赎罪之意都没有。 扯下他们的遮羞布，暴露出来的是龌龊的心灵。
河南省污血案迟迟得不到查处，与多年前同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另两起重大事件，这三起大事件已是中国政府难以愈合的伤口。面对河南数十万受害者的惨 境，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对李长春和李克强至今连一个“不”字都没有说。任凭州官放火，视死者为草芥，众多受害者的生命就这样被高于一切的权贵利益所吞噬。连 同当前贪腐泛滥和打压争取民生自由合法权益诉求等诸多严峻问题的存在，无异于向执政党发出明确信号，一味姑息养奸，必将导致执政党的事业功亏一篑，执政党 大厦的倒塌将会发生在倾刻间。
历史不容篡改，罪恶不容漂白。“血浆经济”的血腥罪孽迟早要
清算，并钉在耻辱柱上。执政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重新审视和还原历史，对人性泯灭的不齿之徒立案问其刑责，给予所有受害者抚恤赔偿和对污血案中仍然存活者有效治疗与法律保障，还受害者公道以谢天下，方能平民愤，得人心，摆脱困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衷心期望以中共十八大为转折点，一元复始，在新一届领导人布局下，除恶扬善，在政治改革中毫不迟疑地拿天怒人怨的河南污血案开刀，将拖了多年的重大问题解决在2012年。
我的举报凿凿有据，文责自负。
此致敬礼！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原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 陈秉中
原北京医科大学 兼职教授
2012年9月15日
陈秉中 电话 +86 10 6771 5866，手机 +86 13718355664
万延海 +1 203 600 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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