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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再不好，好过拆散千千万万个家庭
笑蜀
当卢新站到窗台上，准备纵身跳下的时候，他 的家人正从湖南赶往深圳，赶往他的身边。但可惜，没有瞬间即可抵达的时空穿梭机，一切都已来不及。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人不是分隔两地，如果在 卢新身边的不只是公司安排的同事，而是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卢新还会那么毅然决然吗？甚至，卢新可能压根就不会有寻死的念头，因为，他生活中尤其工作中 的种种失意乃至种种压力，可能压根就没有不断累积的机会，而会在跟家人的朝夕相处中点点滴滴地被排解掉。
最后一刻，公司终于想起了他的家，通知他的 家人火速赶来救援，说明公司并不真的那么无知，在最危险的时候，终于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不能不向家庭的价值低头。只是，这觉悟来得太晚，太晚了。
置卢新于死命的元素很多很多，在我看来，其 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他跟家人分隔两地。南方周末记者用碎片化概括卢新们孤雁般的离群索居，这种离群索居不单是没有阶级归属，社群归属，更表现为他们离家 索居：他们没有家，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城市根本就无家可归。
这才是卢新们最大的悲剧，这也可以说是几代 打工仔共有的悲剧。相对而言，卢新的命运本来还好一点，他属于白领，如果事业顺利，那么他还有机会跨入中产，在他工作的城市定居下来，娶妻生子。这即是 说，他所在的城市并没有对他完全关上大门，他的离家索居在理论上可能只是暂时的，是一种不得已的过渡。
但千千万万农民工就没这份幸运了。他们就连 理论上的机会都没有，整个制度设计，就已经注定了他们的候鸟角色。因此才有了年关前后惊涛骇浪般的农民工归乡和回城潮。
最新消息，深圳富士康已经是十三连跳了，十三连跳十死三伤。面对这样似乎无休止的死亡链条，我们似乎已束手无策。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农民工都有家。不敢说，有家之 后那样的死亡链条会完全终结，但至少，十一连跳中的多数死难者，会因为家人的抚慰而得救。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脸上流著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的/孤单的寻找我的家……
潘美辰的这首歌，诉说的何尝不是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心声。“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就没有它。没有它，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就都是孤魂野鬼，千千万万个孤魂野鬼就都无从安放 自己的灵魂。且不谈高入云端的灵魂问题，他们甚至连基本的性生活都无从解决，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中，他们根本就是没有性需求的一群人。
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蔑视，莫此为甚。计划经济 时代，千千万万国有单位员工曾遭遇同样命运，他们也往往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夫妻双方主要寄居于集体宿舍。当时很多来华的外国友人听说此事，无不大为震惊， 批评这样的制度不人道。外国友人的这个批评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现在，国有单位夫妻分居问题大致解决，不再构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拆散家庭的夫妻长期分 居制度却并未随之终结，只不过受害者换了一批人，从国有单位员工换成了千千万万农民工。
而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是 以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解体为代价的。中国的世俗性宗教不发达，普通人日常的精神生活很大程度就靠家。家于中国人不只是经济单元，它首先是精神堡垒。排斥家庭 的价值，从制度上就把千千万万农民工设计成城市的匆匆过客，设计成离家索居的孤魂野鬼，这既违天道又违人伦，给千千万万农民工造成了持续的精神创伤。深圳 富士康十一连跳，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这种精神创伤的总爆发。
但是，受伤的岂止是进城农民工。柴静报道卢 安克的面对面节目，我看了极为震撼。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卢安克的无私奉献，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悲惨生活。那对父母都进城打工的十三四岁的小姐弟，菜都 自己种，饭都自己做，有个头疼脑热，也都要自己爬山涉水去看医生。看到那个小男孩为让客人取暖而奋力劈柴的镜头，我再忍不住泪水。孩子何辜，竟完全失去了 家，失去了父爱和母爱，像野草那样自生自灭。而那对姐弟的故事并非孤案，卢安克所在的村庄，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统统那么疯那么暴戾，压根知教化为何 物，文明为何物。
我们到底要留一个什么样的下一代给未来？到 底要留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这难道还不值得惊惧、值得忧思、值得追问么？我们需要城市化工业化，但我们也需要或者毋宁说更需要尊重家庭的价值。在走过 长长的歧路之后，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我们需要大声疾呼，必须回到家庭。很多论者在反思富士康跳楼时，都特别强调社会的价值，强调要回到社会，这没错。但 回到社会需要首先回到家庭，需要以家庭为起点。只有当农民工可以在城市有家，才可以进而形成农民工自己的社区，形成农民工自己的社会群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家，一个一个孤魂野鬼，何来社会可言！
让每个农民工可以进城安家，哪怕会付出代 价，付出大片大片贫民窟的代价，我们也应该在所不惜。贫民窟再不好，也好过拆散千千万万个家庭。就此而言，回到家庭，毋宁说是回到人道，回到人道的城市化 工业化。血淋淋的跳楼事件警示我们，那种排斥家庭、排斥人道的城市化工业化，是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载今天《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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