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对伟大光明正确的 宇宙中的唯一真理——党国 有异议的 统统都是精神病
作者：陆 �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中国有关部门爆出惊人新闻称：我国公民有1个亿以上是精神病！O M G，这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写的一个文章，发出来刺其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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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author unknown) on 5/30/10
中国有关部门爆出惊人新闻称：我国公民有1个亿以上是精神病！O M G，这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写的一个文章，发出来刺其要害。
3月23日上午，郑民生在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持刀砍杀13名学生，3月25日郑民生首先是被送到福建省福州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国青年报》3月26日），这说明，一出问题，最先想到的是出在当事人有病，或者是有精神病。
郑民生有没有精神病，这个当然非常重要，因为鉴定的结果，不但是今后对他审判的重要证据，而且在人性与良知等道德问题上，人们也能有一个结论。
转眼之间，将几十个小学生砍伤，而且后果是将13名学生最终砍伤致死，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当事人是如何下得了手做得出来的？如此极端恐怖的行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是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是正常人干得出来的。
郑民生的精神鉴定要么有精神病，如果有，我们只能悲痛，悲痛于南平市实验小学那些受伤那些死去的孩子，他们实在是死的太无辜太冤枉，其他的司法这一意外悲剧也无能为力；要么没有，如果郑民生经鉴定没有精神病，那么那些无辜的孩子，司法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交代，郑民生要为自己的残忍血债血偿，他必然要接受法律的惩罚。
然而如果郑民生经精神病司法鉴定后，结果是他没有精神病的话，一方面那些幼小的亡灵可以得到告慰以外，另一方面，却给社会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出现如此残暴的公民？如果以后又出现了这个样的人这样的事可怎么办？
后者，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郑民生经精神病司法鉴定后，结果是没有精神病的可能性有吗？当然有，而且从以往公开报道的案例来看，数目不少，还不是个案。我们依然会记得，2008年7月1日，杨佳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用利刃袭警造成6死4伤的惨剧，但是经司法鉴定杨佳精神并没有问题；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县一洗浴城服务员邓玉娇，在抗拒被强迫要求提供“特殊服务”时挥刀刺死了镇政府官员邓贵大，且刺伤另外一位官员，事后经司法鉴定，邓玉娇精神正常；而在更早的时候，2004年，云南大学马加爵有预谋地杀害4名同宿舍同学，在事后的精神鉴定中，其精神正常…
为什么这些正常人会在这些时候做出如此非人的行为呢？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更多的是着重于对当事人个人细节的挖掘，在对这些人犯罪后的第一时间甚至是之后的跟踪报道中，总能看到对当事人这样的描述字眼：孤僻，内向，敏感，自卑，很难相处，案发前有异常行为，家境贫穷等等。从这些报道里却去看这些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些人是一群怪异、似乎总有些问题的人，而事实上司法鉴定之后的结果他们却是精神正常的人。
这就值得思考和反思。通常，正常人面对一个非人的惨剧，心里总是不容易那么接受已经出现的事实，这既包括对造成被害人生命死亡事实的无法接受，同时也包括无法接受一个正常的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极端犯罪行为。所以心里总会潜意识地搜寻一些素材，来挖掘犯罪当事人的不正常之处，或者来佐证犯罪当事人的不正常。而不去重视反思这些罪犯他们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们生存的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对他们的侵害和刺激。
我们在报纸上，总能看到从犯罪分子个人、家庭、学校、朋友等等对犯罪分子描述的众多报道，而对于犯罪分子为什么会在没有精神疾病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做得出如此骇人的行为，似乎也只是仅仅限于对他们个人方面因素的成因进行报道，给人以都是他们自己不好而去犯罪的印象。
而实际上，一个精神并无问题的罪犯，他之所以会在极端情况下做出丧失人性的行为，除了他个人因素，其实很多时候更大程度上还与他所生活在的社会不良因素密切相关。这两方面因素累积到一个极点，最终爆发制造悲剧。
而罪犯生活的社会因素，往往是媒体忽略，是最缺乏关注和重视的；在不少的悲剧事件之中，其实社会不良因素，已经表明是犯人犯罪的根本诱因。尽管有时候，人们心理上多少会有意地不愿意接受社会因素与犯罪诱因有关联的事实，不愿意接受以致用精神病，来做犯罪诱因中社会这一方的遮羞布。
一方面，从犯罪人自身来看，比如郑民生，家境不是很好，2009年辞职半年多来一直在家待业，郑民生在行凶时被制服时，大叫：“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多杀一个赚一个!” “反正都是死，反正都是死!”而郑民生攻击的对象，学生的家境都不错。从郑民生的说话和选择对象看，我们似乎看到了他有什么权利被侵害后，心理极度不平衡以致拿小学生泄恨，最终酿惨剧。相比报道郑民生的孤僻和很难与人相处，对于为什么郑民生会叫出“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为什么会认为“多杀一个赚一个!”，相关报道却没有提及和展开。其实这也是非常值得去报道和挖掘一个方面，从法理上说，有因才有果，杀人是果，而因呢？除个人的极端和残忍，有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极端和残忍，又为什么对这些富有家境的小学生做出这样极端残忍的行为？
而另外一方面，从宏观的社会因素看，我们看到，在郑民生生活的福建省南平市，其市委书记雷春美，却是丑闻不断。先是其儿子雷连鸣26岁就当上共青团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靠父母庇护的“官二代”嫌疑很大，舆论对官方 “破格升迁”说质疑不断。接着又被爆抄袭论文，而且多方已经证实其论文系抄袭。
我们不能就说因为南平市委书记存在一些不端的问题，所以该市市民郑民生犯罪就与此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从该市市委书记的问题可以看出，该市官员还是存在有人弄虚作假、扰乱党纪国法的。我们不要忘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执政期间是一个昏庸腐败、为所欲为的人，那么南平市必定有许多人的权益会被受到损害；而如果南平市的官员都像美一样去腐败，就必然任何市民的权益终会有一天会受到损害，当然这个市民包括郑民生。也即是说，如果南平市疯狂了发疯了乱来了，如果南平市的运作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随时可能威胁任何人权益的话，那么必然任何市民都可能遭殃，因此就可能会造成任何市民在心中积累不满。而当今中国有多少的惨剧，不就是从最初的由积怨生发而来的吗？当然，中国当今社会整体秩序井然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个别地方存在的问题。个别地方存在问题，就可能会存在比别的地方多的极端犯罪行为；湖北巴东官员不强制要求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会持刀相向？为什么湖北其他县，没这样的惨案？可见，这与当地官员作风密切相关。
郑民生如此，其他人有怨恨积累到了极点又何尝不会如此，而如果一个地方社会危害民众利益过头，不及时疏导处理，必然积累民怨，后患无穷，一个地方如此，有相似为政失当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里只是个人的精神健康指数出了问题，那将是可以控制和根治的；而一个整体社会如果健康指数很差就跟人患有精神病似的，那么这个社会里面一定会不时、不断地酿造出由精神病或者非精神病者制造的生命惨剧，那将是无法预料也是难以控制的，危害极大。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如果得了精神病，那才最可怕。然而，中国社会为什么一直不肯直面这个因素呢？大概是因为将犯罪当事人往精神病上推，是这个正在变得丑恶的社会最好的遮羞布吧。其实，中国社会才是最值得进行一次全面、系统、彻底的精神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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