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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author unknown) on 1/31/10
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儒家文化的“再度阐释”，被应用于各个社会层面，比如为亚洲的威权主义政府辩护。
2009年9月28日，为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诞辰，台北市孔庙遵循古礼上午举行恭行释奠典礼。
孔子吃猪肉很讲究，割不正不食。在民间口语里，有“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的说法，一个人好好读书，当上大官，“祭孔”的时候会分到一块肉，意味着飞黄腾达。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尊孔的旗号曾经张扬过三五次，却都冷落收场，甚至成为历史的笑话。文_钟岩苑
中国现代史的尊孔，兴起于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一声枪响，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主政的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20天后，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文章，“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的信仰自由两个层面，彻底否定“读经”和“尊孔”。然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小读四书五经、拜孔子，如此摧枯拉朽、一棍子打死的“国策”，不仅否定了他们的理想，而且否定了他们的人生。他们自然要做出一系列“反弹”。
第一场：孔教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各种尊孔运动和尊孔组织，康有为主导的孔教会，名头最响，影响最大。
康有为是广东人，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成为西方基督教的传教中心之一。为了对抗基督教入侵，康有为提出“立教”和“改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制”就是戊戌变法，“立教”则是建立中国本土宗教，名为“孔教”。康有为借用汉朝的谶纬学说，仿照基督教的模式，把孔子打扮为“神子”（传说孔子的母亲与黑帝梦交生孔子），立孔子为“万世教主”，以四书五经为孔教“圣经”，以各地孔庙为教堂，并立孔子后裔衍圣公为最高领导“总理”。
康有为有一个得意学生陈焕章，可谓那个时代的天才，1904年中清王朝的进士，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煌煌800余页，是第一部中国人在西方刊行的经济学名著。辛亥革命后，陈焕章回国，以新鲜“海龟”身份宣扬孔教，协助老师康有为在1912年10月7日孔子生日那天，成立“全国孔教会”。1913年7月，康有为的著名弟子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参众两院，请求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当时革命的风潮正高，在革命大佬蔡元培、章太炎等的反对下，国会最终否决了这一提案。
其后，孔教会的气焰并没有削减，在割据军阀的支持下，活跃于大江南北，尊孔、读经，霎是热闹。比如1918年，陈焕章向国会提案设立“圣诞节”，以农历8月27孔子诞辰为国家法定“圣诞”。
第二场：复辟
民国成立，废除君主制改行共和制，复辟的暗潮和明流就没有停止过。各种势力夹杂其中，一些军头强人身在乱世，自然产生皇帝轮流坐的念头。各种复辟势力，都有“尊孔”的影子活动。
先是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1913年6月22日，发布《尊孔令》，第二年9月，发布《祭孔令》，亲自头戴平天冠，身穿百摺裙，三叩九拜，到北京孔庙祭孔。1916年元旦，袁世凯称帝，采用儒家传统的“禅让”模式，宣称当皇帝乃是由各省拥戴而自己“迫不得已”，而当时的孔子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则担任拥戴袁世凯为帝的“筹安会”名誉理事、教育界请愿团理事长。当上皇帝之后，袁世凯立刻颁布诏书，封孔令贻为“郡王”，由“公”而“王”，又迈上一个台阶。投桃报李，孔令贻狂拍袁世凯马屁：“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欢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而在第二年的张勋复辟运动中，孔令贻也通电赞颂复辟运动是“日月重光”，并要为张勋建生祠。可惜生祠，还没建成，复辟运动就失败了。
张勋复辟，康有为策划、出力最多。但康有为的复辟思想很有意思。鉴于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种族革命的味道，康有为提出口号，“保中国不保大清”。“保中国”，就要恢复帝制，“不保大清”，意思是不一定要由溥仪当皇上。为此，他提出了第二套方案，以为备用——如果全国人民反对溥仪当皇帝，但中国人民习惯了上面有个皇上，那么就由孔子嫡系子孙“衍圣公”当皇上，相当于西方的“教皇”，虚君共和，一统天下，千秋万代。
康有为的第二套方案，根本没有实施的机会。但复辟运动依旧方兴未艾，复辟分子们最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成立了“满洲国”，溥仪第三次当上皇帝。复辟的主要推手、满洲国总理郑孝胥提出了“王道”的理论体系（实际上，“王道观”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种流行观点，1920年代的孙中山也提倡过），在东北各地设立“孔学会”，1937年成立“王道书院”，教材以《大学》为核心，兼采《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好玩的是，当时推广儒家学说和王道，花费心思，《孔学会会刊》曾设计了四书五经内容的填字游戏，可谓走在时代前列。
第三场：儒教
俱往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复辟运动的潮流彻底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退出。但“尊孔”的戏剧，并没有停歇，只不过换了舞台。最新一轮的“尊孔”，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并非自发于中国本土文化，而是肇始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潮流。
20世纪初期，陈焕章在美国出版《孔门理财学》之前不久，马克思・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因于宗教、文化因素，统治了20世纪的社会学说。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同样是将儒家伦理学和经济学连通起来，虽然在中国本土悄无声息，但在西方社会学界影响深远，最新的一个版本出版于2003年。
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韦伯的学说应用于非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是1985年，美国国际开发援助署（USAID）官员哈瑞森（Lawrence Harrison）所写的《未开发是一种心态》，声称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传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当时正逢“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于是，亚洲价值观、儒家文化促使经济发展的观点，甚嚣尘上。一时间，儒家成为解释一切的灵丹妙药，满街争说儒家文化。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被称为“第四代新儒家”的灵魂。
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儒家文化的“再度阐释”，被应用于各个社会层面，比如为亚洲的威权主义政府辩护，这以对新加坡的“崇拜”为代表；还被用于为“地区特色”张目，比如杜维明宣扬的理论，“儒家东亚的成功，在于完成现代化却没有彻底西化，这证明现代化有不同的文化形式”——这句话原则上是有道理的，但很容易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在由世界各宗教著名学者联合撰写的《世界宗教入门》一书中，杜维明再接再厉，撰写了名为《儒教》的章节，使儒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并列，实现了康有为当年的理想。而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1930年在香港创立的“香港孔教学院”，至今依旧非常活跃。这一股“尊孔”、“尊儒”潮流，同样在中国大陆引发回响，代表人物是蒋庆。
本文节选自南都周刊390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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