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东理工大学校园文化网 >>佳作共赏>>中国散文精粹 更新日期：2009-6-23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检直可以亡国。---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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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一号来源：山东理工大学校园文化网 >>佳作共赏>>中国散文精粹 更新日期：2009-6-23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检直可以亡国。---胡适
归 国 杂 感
胡 适
胡 适
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 了。真个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我笑着对他们说道："列位不用替我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我们留学生 回去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他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这活并不是戏言，乃是真话。我每每劝人口国时莫 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横滨，便听得张勋复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已住了四个月了，所见所闻，果 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 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这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岂不是西洋新式？ 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了老脚色了。如今又 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 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 有的门；上公堂时，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在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 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内地住了一个月，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第一件是 "三炮台"的纸烟，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不要时髦了。"三炮头"纸烟还不算希奇，只有那"扑克"牌何以会这样风行呢？有 许多老先生向来学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扑克"来，也会说"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何以会这样容易上口 呢？他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何以学正经的A、B、C、D又那样蠢呢？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理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 那样中吃罢？A、B、C、D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
我第一次走过四马路，就看见了三部教"扑克"的书。我心想"扑克"的书 已有这许多了，那别种有用的书，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学哲学的，自然先寻哲学的书。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 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关地合德" 的话。又看见一部《韩非子精华》，删去了《五１》和《显学》两篇，竟成了一部《韩非子糟粕》了。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又看 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萧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又看见一部《妇女文学史》，内中苏蕙的回文诗足足 占了六十页！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自然心中很高兴。不料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 改了一个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说，看来看去，实在找不出一部 可看的小说。有人对我说，如今最风行的是一部《新华春梦记》，这也可以想见中国小说界的程度了。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 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 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 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拿《十尾龟》来充饥吗？
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萧士 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阿狄生的《文报选录》，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师》，欧文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 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 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chekov和Andreyev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这些英文 教习，只会用他们先生教过的课本。他们的先生又只会用他们先生的先生教过的课本。所以现在中国学堂所用的英文书籍，大概都是教会先生的太老师或太太老师们 教过的课本！怪不得和现在的思想潮流绝无关系了。
有人说，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学英文的人何必要读与现代新思潮有关系的书呢？ 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我们中国学英文，和英国美国的小孩子学英文，是两样的。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儿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 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所以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应该用一种"一箭射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例如教散文，与其用欧文的《见闻杂 记》，或阿狄生的《文报选录》，不如用赫胥黎的《进化杂论》。又如教戏曲，与其教萧士比亚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 Androcles and the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长篇的文字，与其教麦考来的《约翰生行 述》不如教弥尔的《群己权界论》。……我写到达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 和商务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中国人吃了饭没有事做，不是打 麻雀，便是打"扑克"。有的人走上茶馆，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鸟儿到处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 也不肯走。有事商议，或是有话谈论，倒也罢了。其实并没有可议的事，可说的话。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处有事，忽然来了两位客，是XX馆的人员。我的朋友走出 去会客，我因为事没有完，便在他房里等他。我以为这两位客一定是来商议这XX馆中什么要事的。不料我听得他们开口道："XX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车来的， 还是坐轮船来的？"我的朋友说是坐轮船来的。这两位客接着便说轮船怎样不便，怎样迟缓。又从轮船上谈到铁路上，从铁路上又谈到现在中文两银行的钞洋跌价。 因此又谈到梁任公的财政本领，又谈到梁士诒的行踪去迹……谈了一点多钟，没有谈上一句要紧的话。后来我等的没法了，只好叫听差去请我的朋友。那两位客还不 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让我的朋友去领教他们的"二梁优劣论"罢！
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兰克令 （BenJamin Frank1in）的，曾说道："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命仍然也不值钱了。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 黑，至多不过得二百个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只拿得两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还有那 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人力那样不值钱，所以卫生也不讲究，医药也讲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个黑暗 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死了人，也没有人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 到了极端了。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检直可以亡国。我有十几年没到内地去了，这回 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学堂。学堂的课程表，看来何尝不完备？体操也有，图画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国文，修身之类，更不用说了。但是学堂的弊病，却正在这课 程完备上。例如我们家乡的小学堂，经费自然不充足了，却也要每年花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块钱买一架风琴。我心想，这六十块一 年的英文教习，能教什么英文？教的英文，在我们山里的小地方，又有什么用处？至于那音乐一科，更无道理了。请问那种学堂的音乐，还是可以增进"美感"呢？ 还是可以增进音乐知识呢？若果然要教音乐，为什么不去村乡里找一个会吹笛子唱昆腔的人来教。为什么一定要用那实在不中听的二十块钱的风琴呢？那些穷人的子 弟学了音乐回家，能买得起一架风琴来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吗？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内地常说："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 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 学音乐！
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那位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 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 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说的是小学堂。至于那些中学校的成绩，更可怕了。我遇见一位省立法政学堂的本科学生，谈了一会，他忽然问道："听说东 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这话可真吗？"我已经大诧异了。后来他听我说日本人总有些岛国习气，忽然问道："原来日本也在海岛上吗？"——这个固然是一个极端的 例。但是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 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 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我说我的"归国杂感"， 提起笔来，便写三四千字。说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观的话。但是我却并不是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 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 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 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续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
这活并不是戏言，乃是真话。我每每劝人口国时莫 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横滨，便听得张勋复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已住了四个月了，所见所闻，果 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 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这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岂不是西洋新式？ 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了老脚色了。如今又 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 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 有的门；上公堂时，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在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 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内地住了一个月，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第一件是 "三炮台"的纸烟，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不要时髦了。"三炮头"纸烟还不算希奇，只有那"扑克"牌何以会这样风行呢？有 许多老先生向来学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扑克"来，也会说"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何以会这样容易上口 呢？他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何以学正经的A、B、C、D又那样蠢呢？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理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 那样中吃罢？A、B、C、D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
我第一次走过四马路，就看见了三部教"扑克"的书。我心想"扑克"的书 已有这许多了，那别种有用的书，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学哲学的，自然先寻哲学的书。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 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关地合德" 的话。又看见一部《韩非子精华》，删去了《五１》和《显学》两篇，竟成了一部《韩非子糟粕》了。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又看 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萧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又看见一部《妇女文学史》，内中苏蕙的回文诗足足 占了六十页！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自然心中很高兴。不料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 改了一个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说，看来看去，实在找不出一部 可看的小说。有人对我说，如今最风行的是一部《新华春梦记》，这也可以想见中国小说界的程度了。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 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 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 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拿《十尾龟》来充饥吗？
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萧士 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阿狄生的《文报选录》，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师》，欧文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 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 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chekov和Andreyev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这些英文 教习，只会用他们先生教过的课本。他们的先生又只会用他们先生的先生教过的课本。所以现在中国学堂所用的英文书籍，大概都是教会先生的太老师或太太老师们 教过的课本！怪不得和现在的思想潮流绝无关系了。
有人说，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学英文的人何必要读与现代新思潮有关系的书呢？ 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我们中国学英文，和英国美国的小孩子学英文，是两样的。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儿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 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所以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应该用一种"一箭射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例如教散文，与其用欧文的《见闻杂 记》，或阿狄生的《文报选录》，不如用赫胥黎的《进化杂论》。又如教戏曲，与其教萧士比亚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 Androcles and the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长篇的文字，与其教麦考来的《约翰生行 述》不如教弥尔的《群己权界论》。……我写到达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 和商务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中国人吃了饭没有事做，不是打 麻雀，便是打"扑克"。有的人走上茶馆，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鸟儿到处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 也不肯走。有事商议，或是有话谈论，倒也罢了。其实并没有可议的事，可说的话。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处有事，忽然来了两位客，是XX馆的人员。我的朋友走出 去会客，我因为事没有完，便在他房里等他。我以为这两位客一定是来商议这XX馆中什么要事的。不料我听得他们开口道："XX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车来的， 还是坐轮船来的？"我的朋友说是坐轮船来的。这两位客接着便说轮船怎样不便，怎样迟缓。又从轮船上谈到铁路上，从铁路上又谈到现在中文两银行的钞洋跌价。 因此又谈到梁任公的财政本领，又谈到梁士诒的行踪去迹……谈了一点多钟，没有谈上一句要紧的话。后来我等的没法了，只好叫听差去请我的朋友。那两位客还不 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让我的朋友去领教他们的"二梁优劣论"罢！
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兰克令 （BenJamin Frank1in）的，曾说道："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命仍然也不值钱了。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 黑，至多不过得二百个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只拿得两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还有那 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人力那样不值钱，所以卫生也不讲究，医药也讲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个黑暗 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死了人，也没有人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 到了极端了。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检直可以亡国。我有十几年没到内地去了，这回 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学堂。学堂的课程表，看来何尝不完备？体操也有，图画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国文，修身之类，更不用说了。但是学堂的弊病，却正在这课 程完备上。例如我们家乡的小学堂，经费自然不充足了，却也要每年花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块钱买一架风琴。我心想，这六十块一 年的英文教习，能教什么英文？教的英文，在我们山里的小地方，又有什么用处？至于那音乐一科，更无道理了。请问那种学堂的音乐，还是可以增进"美感"呢？ 还是可以增进音乐知识呢？若果然要教音乐，为什么不去村乡里找一个会吹笛子唱昆腔的人来教。为什么一定要用那实在不中听的二十块钱的风琴呢？那些穷人的子 弟学了音乐回家，能买得起一架风琴来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吗？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内地常说："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 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 学音乐！
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那位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 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 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说的是小学堂。至于那些中学校的成绩，更可怕了。我遇见一位省立法政学堂的本科学生，谈了一会，他忽然问道："听说东 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这话可真吗？"我已经大诧异了。后来他听我说日本人总有些岛国习气，忽然问道："原来日本也在海岛上吗？"——这个固然是一个极端的 例。但是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 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 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我说我的"归国杂感"， 提起笔来，便写三四千字。说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观的话。但是我却并不是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 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 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 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续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
民国七年一月
1922:山东济南有场学制改革大争论
2009-03-04 13:58:05 来源：济南日报
新华网山东频道 > 山东省情 > 文化山东 > 山东往事
http://www.sd.xinhuanet.com/sdsq/2009-03/04/content_15857508.htm
张继平
1922年10月12日下午2时，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济南召开，各省代表45人出席会议，山东督军、省长田中玉致开幕词。岂料，会议开始不久，一个人突然捷步登台演讲，开口便骂："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看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哪里有什么革新的意味？全是保留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和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给大家听听……"接着，他在台上痛骂了汤尔和、马叙伦两人一顿。
是谁敢在全国性的教育会议上大骂教育部和教育总长不是东西？此人姓许名倬云，乃浙江省派来的与会代表。许倬云在台上痛快淋漓地的揭着汤尔和与马叙伦的老底，此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山东督军、省长田中玉与教育部特派员陈容、胡家风显然有些坐立不安。会场气氛也骤然紧张起来。台下的北京代表胡适一看情势不妙，急忙上台出面调停。时年32岁的胡适，个子不高，戴一副圆形眼镜，穿皮鞋，身着长布衫、西装裤，风度颇为潇洒。他劝下许倬云后，开始发表演讲。他向全体代表陈以利弊，指出教育部和联合会"装作不知道有学制会议一回事"，"但这样彼此打官话，终不成事体。我们为的是要给国家制定一个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做一个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见胡适《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之经过》)
事情的原委当然得往前追溯。民国初年的教育体制和学制系统是由清末抄自日本学制递嬗而来的，其间虽然几经改良，但仍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胡适 1917年留美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一直鼓吹中国教育改革。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题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对当时的中小学课程设置不切合实际进行了激烈抨击。此时，国内各界对教育改革滞后、学制设置不利于人才成长的状况，也多有不满。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太原召开第五届大会，开始讨论新学制问题。1921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七届大会决定以广东省提案为蓝本，制订新学制改革草案。会后，各地教育界也纷纷讨论新学制，教育改革一时成为举国上下的热点话题。迫于形势，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2年9月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推举蔡元培为主席，并通过了7项学制方案。
1922年10月11日，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济南会议召开。预备会前，教育部特派员陈容和胡家风将教育部学制会议议决案和教育总长提交的原案各100 份，非正式地发给各地代表。由于议决案和原案故意回避了广东省新学制草案，引起与会代表强烈"恶感"。教育部特派员还在当天会议上代表教育总长发言时打官腔，希望会议只"悉心讨论"教育部提出的学制会议议决案，这下惹怒了部分代表。于是第二天的全体大会上发生了许倬云大骂教育部的一幕。
胡适"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做一个结束"的提议，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赞同。当天的会议遂推举胡适和姚书城执笔起草新学制修正案。据《胡适日记》记载，胡适等人于下午5点回到下榻的津浦铁路宾馆，开始起草新学制方案，该草案的起草与修改共费时8小时，一直到次日凌晨1时半方才完稿。13日早上 7点，胡适又对所拟的学制修正案草案进行了重新审定，并抄写成清稿，于每条下皆注明采用或参考的原案，两个小时后誊写完。然后，他和刚到济南的黄炎培一起在宾馆吃了早饭，并将草案给黄炎培过目。下午3时，审查会第三次会议由城内移至十王殿附近的津浦铁路宾馆召开，已被印刷好的胡适所拟草案成为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讨论的底本。
10月17日上午，审查会举行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胡适等人提出的学制修正案，并决定将其作为《审查会报告案》提交给18日的大会通过。18日下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审查会报告案》。事实上，报告案最后通过时基本保存了广东新学制草案的原貌，而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内容在一轮轮的会议讨论修改过程中，被不露痕迹地去掉了，代表民间知识分子教育改革力量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次济南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的"新学制"(1922年是壬戌年，故史称"壬戌学制")改革方案，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变革。它彻底放弃了沿袭日本的旧学制，转向英美学制。新学制的指导思想有7条：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由此可见，新学制十分重视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并兼顾人的个性发展，又针对各地实际情况不同，提出了"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的改革思路。新学制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三段。普通教育阶段模仿美国"六、三、三"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 年。但按照中国国情，小学又分两段：初小4年、高小2年。并且，高中实行学分制和分科制，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将职业教育纳入普通教育，又说明"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
胡适对新学制的特点和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在1922年《对于新学制的感想》一文中说："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他还现身说法："这个弹性制是很需要的。现在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才儿童实在不公道，对于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儿童也不公道。我记得17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12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也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5年多，换了4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里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制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5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他特别强调："新学制新的应该是精神，而不是形式。"
壬戌学制的制定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民间知识分子教育群体扮演了改革的主角，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历史剧。除了胡适、陶行知、黄炎培、蒋梦麟等直接参与了这次新学制的制定，蔡元培、陈独秀等也间接地参与其中，并在当时作为学制改革喉舌的《新教育》杂志上撰文发表了意见。1922年 11月2日，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颁令公布施行《学校系统改革案》。同日，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胡适掩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在日记中记道："除小更动外，全是济南大会的。这一次我们把学制案告一结束，总算一件快意的事。"此种学制，一直延续使用到全国解放。
胡适与教育
http://suxin.crtvu.edu.cn/bbs/viewthread.php?tid=3145
作者： 夜行者
讨论室-苏辛工作室 » 读书沙龙 » 【转】发表于 2008-1-6 03:21
对于胡适，我一年多前就想要动笔写他，但时至今日，依然下不了笔，因为他对于中国文化领域的贡献远非如此千字文就能述得。因此，今天硬着头皮来写，我也只能耍点小聪明，只写作为教育家这种角色的胡适，其它一概不说。
胡适幼年受中国传统的旧学教育，深谙朱子理学，后留学大洋彼岸，服膺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因而身受东西方双重文化熏陶，蔡元培诩之为"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之中，旧的已经打破，新的尚未建立，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科举、学堂不复存在，新式学校的创建正在摸索当中，因而出现了脱离社会实际，学生毕业即失业等各种弊端。接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甚深的胡适自然对这种教育现状是不满的。他指出："现在我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一个小孩在小学念了六年书，毕了业回到家中，穿起一件长衫，便不屑助哥哥做木工，帮爸爸种田了，他说自己是学生了，特殊阶级了。"在胡适看来，这是失败的教育。甚至于认为："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端，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观点虽偏激，但却反映出胡适那颗关注社会、关注教育的心。
胡适关注教育之早，实际应该追溯到他17岁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他主编的《竞业旬报》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论家庭教育》，见《胡适学术文集•教育》）。后又撰《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说。
国家衰败落后，人民贫穷愚昧，外侮日重，内乱频仍，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救国论者认为，中国被动挨打，贫穷愚昧的根源，就是因为教育太落后，广大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充分发展教育，就可以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国家也就会强大起来。胡适这样说："我们到今日才感觉整顿教育的需要，……国家与民族生命是千万年的。我们在今日如果真感觉到全国无领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觉到'盲人骑瞎马'的危机，我们应当深刻的认清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 教育救国论者的愿望是美好的，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囿于对政制的认识，使他们对救国与强国的理解只能和那些军事救国者、科学救国者、技术救国者、实业救国者停留在同一种认识水平上，并没有认识到只有制度方能救国和强国，教育救国只是治标之举，这应该是可以原谅的。
他提倡教育要独立，他觉得教育若不独立，受制于一党一派，必为党派利用，成为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成为效忠教育的牺牲品。他批评教会学校时指出，"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因此他认为政府对于教育只管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他为此拟了教育独立的三项具体措施："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二、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近百年过去，反观今日之教育现状，令人吁嘘不已。
1917年，经胡适提议，北大实行了类似于欧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治校"，5年后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4周年时，说到"教授治校"的好处，他认为"使北大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 '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功效在于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利用多方面的才智；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这种在专制的黑色天空下，使北大在自己的一亩三地上搞自由民主色彩极浓的"教授治校"制度，着实难得。
胡适曾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其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要选择十所大学，他在十年内两批给予充足的经费，办成国际上第一流大学；第二，反对花大宗外汇派人出国留学。他说与其拿这些钱送学生出国留学，不如用来发展国内大学。他认为，如果若干年以后，中国还"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去日本留学，那是极可耻"的事（《胡适日记全编》）。胡适提出这个计划，目的是为中国教育的独立打下一个基础。为此，他提议中央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资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15%，各省不得少于25%，市县不得少于35%，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应该有同等机会，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这个计划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后因内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今天，又出现了被胡适视为"极可耻"的出国留学热潮，而"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则成某些人意淫的对象和"教育的卫星"。至于教育独立，早已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暗角，这，让人情何以堪？
胡适认为高等教育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他说高等教育是创造新学术的园地，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从这样的认识出发，胡适特别推崇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正是以卓越的学术研究闻名，胡适回国后，就力图以该校为模板，积极主动把大学办成科学研究的中心。1917年11月至12月间，他在北京大学创办了第一个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到 1918年；北京大学的文、理、法三科都成立了研究所，研究生数量达到140余人。北大初就走上了发展学术研究的快车道。在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还曾考虑在北大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使北大成为最新端科学的研究中心。
关于人才培养和学校具体的读书求知，他要求学生既要"博"又要"精"，所谓"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胡适不提倡死读书，反对注入式。他认为旧教育的那种"注入式的教授，自不容于当代的新潮流"。他教导学生养成主动求索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他的教学方法突出了四种手段：一、注重自修。教员在讲堂上只作必要的解释补充与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等等。二、讨论和竞赛。学生自己预备，自己操作，教员稍后指导。三、讲演和辩论。因为"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四、比较和批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知识内容的比较与表现形态的比较（外国的与中国的、古代的与现代的），让学生作出自己的判断选择与学问批评。胡适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与创造性，引导学生自觉投入教学过程，这种教育思想与手段无疑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在今天仍不失现实意义。
胡适对教育之重视，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以上的片言只字只是其教育思想、教育人生的几个镜头，但我们却可以通过这几个镜头窥见他伟大的教育思想、光辉的教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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