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拙作《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的神州简体版已经出版，400页，零售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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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按︰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我发表〈黄牛也有道〉，过于简略，内容远为不足。这里再写，是要加强构思中的《新卖桔者言》的阵容。）
同样的现象或行为，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经济含意，而如果政府不明道理，只管采取同样的政策或法例来处理同样的现象或行为，可以闯祸。
不久前我发表的〈打假货是蠢行为吗？〉是个例子。一些假货无疑对真货有害，但名牌手表、手袋之类，假货的普及宣传可以帮真货一个大忙。如果政府立例「打假」，把假货杜绝，不仅会损害真货的老板，数以十万计的制造假货的工人也会受到损害，无数的消费者少了享受也。
同样，排队轮购这现象要怎样解释才对呢？传统的解释是因为有价格管制，售价被约束在市价之下。价管无疑可能导致排队轮购，然而，没有价管的超级市场，在繁忙时间一般有排队轮购的现象。后者的可能解释有好几个︰超市频频调整价格的费用可能太高，或引起混乱的代价可能太高；在短暂的繁忙时间增加收钱的服务可能不划算，顾客宁愿多等几分钟；有人龙出现，收钱的服务员会见形势而提升工作的速度。这些及其他的解释都有可能。跟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可教如何取舍解释，如何决定是哪几个解释的合并，也教怎样从几个有关的合并中衡量彼此之间的轻重。
炒「黄牛」一词据说起自二百年前上海出现的「黄牛党」，以「黄牛群之骚然」来描述该现象。其中那个「党」字近于不可或缺，因为下文可见，要炒得有利可图，联群结党而炒之往往需要。一般之见，是「炒黄牛」通常是把原订的物价或票价炒上去而图利，但今天神州大地的经验说，把原价炒下去也时有所遇。炒黄牛因而不限只炒上，而是有时炒上有时炒落。我曾经说中国的市场比西方先进之邦的来得自由，来得精彩，黄牛之价往往炒落是西方经济学者不容易想象的玩意了。
不成气候的课本说的炒黄牛，其实是指炒黑市。这是要在有价格管制的情况下才出现的。黑市的存在可以减少在价管下因为要排队轮购或花时间搞关系等行为必会导致的租值消散。黑市是非法行为，破坏了价管的目的。其实价管的目的为何是深不可测的学问。我认为在私营运作下政府推出价格管制，主要是满足某些人的政治要求。历史的经验，很难找到劳苦大众能因价管而获益的证据。
跟八十年代的中国相比，西方的价格管制属小儿科了。当年神州大地的价管，主要用于国营企业的产品。此管也，容易推行，因为有国营干部的支持。当时在价管下的炒黑市称为倒买倒卖，谁是获益者清楚明确。今天回顾，国企的大事价管帮助了经济改革。这是因为价管无可避免地带来的国企财政损失，要政府上头负担。上头负担不起，是促成要亏蚀的国企加速私有化或民营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世纪转换时地价开始上升，国企因而卖得出去，有足够的资金遣散国家职工。是的，当年卖要亏蚀的国企其实是卖地产。
转谈大家熟知的炒黄牛，其实主要是炒票：戏票、球票、车票、粮票、剧票、音乐会票、运动比赛票等。黄牛党卖的称黄牛票。炒黄牛门票有两个特点，增加其生动性与过瘾度。其一，票是小小的纸张，黄牛老兄携带方便，一夫之勇可以随身带很多。其二是门票的使用一般有时间性，过了开场或开车的时间，票的使用权一般作废。炒票的繁忙时间通常是使用前的短暂时刻。要急切地推销，否则作废，这样的局限逼使黄牛老兄们要有很高的效率才可以赚钱。他们要联群结党，互相呼应。黄牛「党」于是成立，大家互传信息的法门是个现象了。今天手提电话普及，使国内黄牛党的运作快若闪电，令人叹为观止。
国企或公立的服务的票价往往偏低——例如新春期间的火车票价——黄牛当然大炒特炒，而我们不用怀疑这偏低的票价会使有权发票的人获利。公立出售的车票或门票鼓励炒黄牛容易解释，不用细说了。困难是私营牟利的企业也屡见炒黄牛的现象。为什么呢？有几种原因。
想想吧，一间私营的电影院，老板不可能不知道怎样订价才对，或起码知道价位大概应该为几。黄牛老兄要从中取利，谈何容易？大手购入一批电影票，猜错了市场的需求，只卖出其中一小部分岂不是血本无归？这就带来黄牛老兄们要与电影院的售票员串谋行动之举：卖不出去的可以静静地退回给票房。这是香港五十年代的经验，导致电影院的老板们到警署投诉，促成政府立法禁止黄牛行动。这可能是炒黄牛一般属非法的主要原因。今天的电影院一律以计算机处理票房操作，炒黄牛近于绝迹了。
今天，国内的音乐演奏会、体育比赛等项目，皆有黄牛党的存在。那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这些节目的票价够高，炒上炒落都有点油水。另一个原因，是这类演出，在国内通常有免费的赠票送给达官贵人，而这些君子们往往不知莫扎特是何许人也，黄牛老兄于是把这些懒得出现的君子的门票弄到手。再另一方面，任何演出，总有些购买了门票的人因为某些事故而不能参与，于是通过黄牛老兄放出去。炒赠票或因事故而不参与的票，往往炒落——即是黄牛票价低于原订的票价。当然，有了黄牛老兄的存在，购买了票的顾客可能见黄牛票价大升了而放出去。
有一次，在上海要参观世界乒乓球决赛，黄牛老兄担保一定有最佳座位，说明票价大约会高出原价百分之五十。到那天，知道决赛的全是中国球手，该老兄说不用急，票价一定会下跌。我和太太等到开场前二十分钟才抵达，结果以半价得票。
两年前在广州听某钢琴演奏，在演奏厅门外有两位黄牛老兄求票。以为一定爆满，殊不知进场后，竟然发觉三分之二的座位是空置的。我立刻考查，发觉黄牛老兄要炒落。他们要以廉价购入因事故而不能参与的弃票，赚一小点钱但以低于原订的门票之价出售。那时该演奏厅的售票处还在卖票，但票价是硬性规定了的，不能改，售票员于是眼巴巴地看着黄牛老兄在面前割价抢生意。
最困难的解释可能还是英国伦敦音乐剧的黄牛安排。这些音乐剧一般上演好几年，而往往未来一年甚至两三年的门票一早就全部卖清光。短暂的低估了需求可能，但那样长线甚至永远地低估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一位外来的游客要看任何音乐剧，只要出得起钱，有黄牛组织可以光顾，而最方便是名牌宾馆的服务处了。属非法，没有告示说有票出售，但如果轻声地问服务员，他会拿起电话，让你讨价还价一下，门票在半个小时内送到。票价比原价高很多，但顶级的座位随时可获。十多年前在伦敦，我们一家炒了两场，其中一场的顶级座位从原价的五十英镑炒到二百英镑，太贵，只让两个孩子去看。伦敦的黄牛党也神乎其技，只开场前几个小时购得黄牛票，价够高座位果然绝佳，而令人佩服的是这样的黄牛处理，两场皆坐满了观众，空座一个也见不到。（我没有去的那场，叫儿子数空座回报。）
我想到的解释是价格分歧。音乐剧的老板及他们的票房无从判断谁是本地人，谁是愿意出高价的游客。他们于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地让黄牛组织先购入一两年的门票。黄牛组织有不同的等级层面，可以鉴辨不同类别的顾客，价格分歧于是出现了。有了这价格分歧的处理，音乐剧的老板以不分歧的票价出售给黄牛组织，其总收入是会高于不容许这些组织存在的。这是经济学。
相比起来，香港的迪斯尼乐园就显得愚蠢了。几年前启业后不久，一些买了门票的国内客不光临，托黄牛在园外出售。乐园报警，拘捕了一男一女，舆论哗然。蠢到死，出售后容许黄牛转让的门票，其原价当然比出售后不容许转让的卖得起钱。这也是经济学。
（五常按：拙作《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的神州简体版已经出版，400页，零售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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