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资讯]作为反抗的记忆——《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序(滕彪)
原帖：http://biweekly.hrichina.org/home/article/216
作者：滕彪
一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由警方决定而将公民关押，长达三年甚至四年，这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曾受此害。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也不断呼吁中国停止劳教、遵守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但直到今天，劳教仍然被普遍实行。劳教所除了关押轻微违法犯罪者之外，也关押吸毒者、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和异议人士。
如同对世界上大多数事物一样，人们往往满足于一般印象或流行说法，却没机会或不大愿意深入到具体事物和其细节中去，特别是对当事人的命运和情感。类如战争、灾难、屠杀、牢狱、酷刑等话题，我们都是有意无意地避免深入到其黑暗、血腥的内部。但是，好的写作则是直面这一切，尤其是纪实作品，这对我们的日常经验是很重要的弥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不能假装这些事情未曾发生。
我眼前的《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这部书稿就是对中国劳教制度的亲历和见证；而且它给我们的启示不仅限于劳教，也涵盖了政治、社会和人性等更广阔的领域。该书作者野靖环，是“新国大”金融诈骗事件的受害者。在长达11年的上访过程中，她多次遭到警察殴打，数次被拘留、逮捕，直至被劳教。她在劳教调遣处受到各种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极限，但她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疯、我要健康地活着出去！我要把罪恶的劳教制度写出来，我要做历史见证人！”正是作者的这种不屈和执着，世人得以看到劳教的真实面目；而正是这种写作，使作者得以脱离邪恶的污染，重新审视人性并建设性地参与现实。
二
根据作者的调查，“上访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挨过电棍、关过“小黑屋”。虽然中国较早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酷刑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仍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残的公民也不在少数。劳教所的酷刑极为残酷，尤其对法轮功修炼者，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而且至今仍在实施。对法轮功——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早已跌破文明底线，明显构成反人类罪行；但无论国际国内，敢于或愿意就此发声的仍然很少。这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来说是一种讽刺和耻辱，时间的流逝不会减轻而只会加重这种耻辱。
王力雄在评论廖亦武《证词》时写到，中国监狱的“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 《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描述的重点不在肉体上的酷刑，而是劳教所的日常“规训”、其对“犯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虐待和折磨。劳教所的很多管理制度和一些非正式的要求，完全就是为了折磨侮辱人、为了消灭人的基本尊严。比如，“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跟警察说话要低头，低头的标准是看着自己的脚尖”；比如，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上厕所，“鞋、牙刷等物品要摆成一条线，丝毫不能错位”；比如，洗脸的时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马上叫道：“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比如，打饭时要求男劳教人员单膝下跪，双手举盆；比如，湿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张望；比如，劳教人员之间必须称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类，要扣分。这类要求比比皆是。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干部训话时就提到：“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管理者让劳教人员自己放弃做人的资格，在管理时也的确做到了不把劳教人员当人看。有劳教人员总结劳教管理的方法是：“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其实，这些手段不是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把人训练成非人，才是劳教的目的。
对思想和精神的改造，与对身体的规训也是连在一起的。发现一点小问题就要写检查，对不服从管理的或不愿放弃信仰的采取“包夹”、“关禁闭”等惩罚，或者扣分、取消与家人会见的机会、延长关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胁。“包夹”似乎是中国的独创，按规定负责包夹的劳教人员距离被包夹的人不能超过10公分，24小时形影不离，而且要作详细的包夹记录，一言一行、任何情绪变化、甚至睡觉的情况都要记录下来。
一次野靖环被批评“表情太放松了”，原来是队长从监控探头中看出来的。劳教所里的监控探头、监听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让人想起《1984》里面的电幕和随时随地看着你的“老大哥”。在那里，你越坚强、越淡定、越有人性，他们就越恨你。当人成为服从机器、成为低贱的虫豸、成为野蛮的帮凶，管理者最高兴。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经在拘留所一起被关押的卢静与野靖环结下深厚友谊，她管野靖环叫妈妈。作者印象中，“她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但卢静负责包夹作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哭着对她说：“袁队长说，所有的人都向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你，还经常跟你说话，说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时，还让你放茅、洗手。她知道得太细了。她说如果我还想减期，就必须改变对你的态度。她说知道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关系，所以才容忍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不行了！野靖环，以后我得按队长的要求管着你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作者说：“卢静，你以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用考虑我。”卢静说：“按队长的要求，我每天都得骂你一顿。看在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后的结果跟你一样被包夹。我要是像你这样天天被人家骂着、训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狱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在这儿才4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从此卢静变了。这是劳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实写照，它把每个人置于道德困境：要讲道德、讲良心，就会损害自己，对关押者如此，对管教人员也如是。受害者也成为了施害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犯人”监管、殴打、虐待同伴远远超出了制度允许的范围，甚至远超出管教施害的程度。在另一个意义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残害他人身体、摧毁他人尊严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他们努力使别人成为非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异化成了非人。
劳教所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缩影，它集中体现了极权制度对人的摧残。冉云飞有个说法“中国是个互害社会”，从本书，从许多见证作品，从被屏蔽的网络新闻，我们都可以得到“互害”的印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然保持了人的尊严。她教别人认字、帮别人写信；她为自己的权利，也为别人的权利而抗争。有时候，在劳教所，抗争会有一点点效果，甚至这点效果可能会形成惯例，从而惠及其他劳教人员。有时作者进行抗争，管教干部会让其他劳教人员“陪绑”，考虑他人的利益，她被迫放弃抗争。
作者在劳教所尽力发掘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尔地一闪而过。她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恶者，不把他们当成纯粹的魔鬼。有时候一个表示支持的手势、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也能体现出未泯的人性之光。作者评论劳教干部：“她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美丽的一面掩藏起来，而把凶狠残暴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呢？在她们眼里在她们心里，劳教人员不是人！她们从20岁参加工作就被领导训练成迫害劳教人员的工具！”“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就这样被改造成像杨大（队长）一样的人。稍有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压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则会出危险。而古力却让这样一位老太太一遍遍地练左转、右转，用折磨别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三
见证和书写苦难，是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作者获得自由之后曾写信给一个管教干部：“我写出这本书，是希望这些流着劳教人员血和泪的故事永远不要再出现，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劳教人员，不要再干这种侵犯人权、伤天害理的事了，让这一切成为历史吧！”但是没有回音。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没有记忆，人很难成为完整的人；就如同没有希望，人性也很难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记忆和希望中前进的。无论是行动还是梦想，都是和记忆连在一起的。关于记忆文字的思想政治意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君特•格拉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说：“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如此之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志业，而是一种义务。”而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书来讨论《记忆的伦理》，他认为，人际关系中含有记忆的伦理责任，而当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发生时，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击时，人负有记忆的道德责任。人必须记住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极权主义要控制人的记忆，要人们遗忘真实的历史。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因为真实的记忆和言说，往往成为极权统治者极力掩饰的重大罪行的见证。如果人人都不去记忆和见证，人们的苦难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作恶者将有恃无恐地持续他们的罪行。
我们必须对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难。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可以和奥斯维辛相比。我们已经看到，廖亦武、杨继绳、郑义、龙应台、杨显惠、严正学等作家写出了有力的作品；我们有理由呼唤，这些曾经和正在遭受的苦难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记忆和叙述。我们期待出现汉语文学界的威塞尔、索尔仁尼琴、策兰和卡普钦斯基。无论是见证文学还是虚构文学，真正的文学需要我们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拷问自己的灵魂并悲悯地凝视人类的未来。
2009年11月
注：《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即将出版。
作者：滕彪
一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由警方决定而将公民关押，长达三年甚至四年，这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曾受此害。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也不断呼吁中国停止劳教、遵守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但直到今天，劳教仍然被普遍实行。劳教所除了关押轻微违法犯罪者之外，也关押吸毒者、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和异议人士。
如同对世界上大多数事物一样，人们往往满足于一般印象或流行说法，却没机会或不大愿意深入到具体事物和其细节中去，特别是对当事人的命运和情感。类如战争、灾难、屠杀、牢狱、酷刑等话题，我们都是有意无意地避免深入到其黑暗、血腥的内部。但是，好的写作则是直面这一切，尤其是纪实作品，这对我们的日常经验是很重要的弥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不能假装这些事情未曾发生。
我眼前的《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这部书稿就是对中国劳教制度的亲历和见证；而且它给我们的启示不仅限于劳教，也涵盖了政治、社会和人性等更广阔的领域。该书作者野靖环，是“新国大”金融诈骗事件的受害者。在长达11年的上访过程中，她多次遭到警察殴打，数次被拘留、逮捕，直至被劳教。她在劳教调遣处受到各种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极限，但她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疯、我要健康地活着出去！我要把罪恶的劳教制度写出来，我要做历史见证人！”正是作者的这种不屈和执着，世人得以看到劳教的真实面目；而正是这种写作，使作者得以脱离邪恶的污染，重新审视人性并建设性地参与现实。
二
根据作者的调查，“上访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挨过电棍、关过“小黑屋”。虽然中国较早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酷刑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仍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残的公民也不在少数。劳教所的酷刑极为残酷，尤其对法轮功修炼者，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而且至今仍在实施。对法轮功——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早已跌破文明底线，明显构成反人类罪行；但无论国际国内，敢于或愿意就此发声的仍然很少。这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来说是一种讽刺和耻辱，时间的流逝不会减轻而只会加重这种耻辱。
王力雄在评论廖亦武《证词》时写到，中国监狱的“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 《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描述的重点不在肉体上的酷刑，而是劳教所的日常“规训”、其对“犯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虐待和折磨。劳教所的很多管理制度和一些非正式的要求，完全就是为了折磨侮辱人、为了消灭人的基本尊严。比如，“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跟警察说话要低头，低头的标准是看着自己的脚尖”；比如，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上厕所，“鞋、牙刷等物品要摆成一条线，丝毫不能错位”；比如，洗脸的时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马上叫道：“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比如，打饭时要求男劳教人员单膝下跪，双手举盆；比如，湿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张望；比如，劳教人员之间必须称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类，要扣分。这类要求比比皆是。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干部训话时就提到：“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管理者让劳教人员自己放弃做人的资格，在管理时也的确做到了不把劳教人员当人看。有劳教人员总结劳教管理的方法是：“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其实，这些手段不是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把人训练成非人，才是劳教的目的。
对思想和精神的改造，与对身体的规训也是连在一起的。发现一点小问题就要写检查，对不服从管理的或不愿放弃信仰的采取“包夹”、“关禁闭”等惩罚，或者扣分、取消与家人会见的机会、延长关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胁。“包夹”似乎是中国的独创，按规定负责包夹的劳教人员距离被包夹的人不能超过10公分，24小时形影不离，而且要作详细的包夹记录，一言一行、任何情绪变化、甚至睡觉的情况都要记录下来。
一次野靖环被批评“表情太放松了”，原来是队长从监控探头中看出来的。劳教所里的监控探头、监听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让人想起《1984》里面的电幕和随时随地看着你的“老大哥”。在那里，你越坚强、越淡定、越有人性，他们就越恨你。当人成为服从机器、成为低贱的虫豸、成为野蛮的帮凶，管理者最高兴。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经在拘留所一起被关押的卢静与野靖环结下深厚友谊，她管野靖环叫妈妈。作者印象中，“她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但卢静负责包夹作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哭着对她说：“袁队长说，所有的人都向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你，还经常跟你说话，说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时，还让你放茅、洗手。她知道得太细了。她说如果我还想减期，就必须改变对你的态度。她说知道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关系，所以才容忍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不行了！野靖环，以后我得按队长的要求管着你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作者说：“卢静，你以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用考虑我。”卢静说：“按队长的要求，我每天都得骂你一顿。看在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后的结果跟你一样被包夹。我要是像你这样天天被人家骂着、训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狱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在这儿才4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从此卢静变了。这是劳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实写照，它把每个人置于道德困境：要讲道德、讲良心，就会损害自己，对关押者如此，对管教人员也如是。受害者也成为了施害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犯人”监管、殴打、虐待同伴远远超出了制度允许的范围，甚至远超出管教施害的程度。在另一个意义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残害他人身体、摧毁他人尊严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他们努力使别人成为非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异化成了非人。
劳教所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缩影，它集中体现了极权制度对人的摧残。冉云飞有个说法“中国是个互害社会”，从本书，从许多见证作品，从被屏蔽的网络新闻，我们都可以得到“互害”的印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然保持了人的尊严。她教别人认字、帮别人写信；她为自己的权利，也为别人的权利而抗争。有时候，在劳教所，抗争会有一点点效果，甚至这点效果可能会形成惯例，从而惠及其他劳教人员。有时作者进行抗争，管教干部会让其他劳教人员“陪绑”，考虑他人的利益，她被迫放弃抗争。
作者在劳教所尽力发掘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尔地一闪而过。她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恶者，不把他们当成纯粹的魔鬼。有时候一个表示支持的手势、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也能体现出未泯的人性之光。作者评论劳教干部：“她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美丽的一面掩藏起来，而把凶狠残暴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呢？在她们眼里在她们心里，劳教人员不是人！她们从20岁参加工作就被领导训练成迫害劳教人员的工具！”“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就这样被改造成像杨大（队长）一样的人。稍有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压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则会出危险。而古力却让这样一位老太太一遍遍地练左转、右转，用折磨别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三
见证和书写苦难，是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作者获得自由之后曾写信给一个管教干部：“我写出这本书，是希望这些流着劳教人员血和泪的故事永远不要再出现，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劳教人员，不要再干这种侵犯人权、伤天害理的事了，让这一切成为历史吧！”但是没有回音。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没有记忆，人很难成为完整的人；就如同没有希望，人性也很难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记忆和希望中前进的。无论是行动还是梦想，都是和记忆连在一起的。关于记忆文字的思想政治意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君特•格拉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说：“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如此之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志业，而是一种义务。”而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书来讨论《记忆的伦理》，他认为，人际关系中含有记忆的伦理责任，而当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发生时，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击时，人负有记忆的道德责任。人必须记住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极权主义要控制人的记忆，要人们遗忘真实的历史。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因为真实的记忆和言说，往往成为极权统治者极力掩饰的重大罪行的见证。如果人人都不去记忆和见证，人们的苦难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作恶者将有恃无恐地持续他们的罪行。
我们必须对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难。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可以和奥斯维辛相比。我们已经看到，廖亦武、杨继绳、郑义、龙应台、杨显惠、严正学等作家写出了有力的作品；我们有理由呼唤，这些曾经和正在遭受的苦难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记忆和叙述。我们期待出现汉语文学界的威塞尔、索尔仁尼琴、策兰和卡普钦斯基。无论是见证文学还是虚构文学，真正的文学需要我们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拷问自己的灵魂并悲悯地凝视人类的未来。
2009年11月
注：《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即将出版。
2009/11/28 参考消息 <go2group@gmail.com>
秦城监狱
坐标：40.2413,116.3834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编辑]介绍
前身是民国时代的功德林监狱，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庙街1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1955年勘测新址，位于北京市北部的燕山東麓，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小汤山附近）建设新狱，即秦城监狱。1960年建成，并将功德林监狱犯人转移到此。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蘇聯援助新中國157項經濟與國防建設的產物之一，由蘇聯專家設計的，有四幢帶審訊室的樓房，排號為甲、乙、丙、丁。樓房一律三層，磚結構，坡頂。每間監室有20平方公尺，內有單獨的洗手間，還有坐式馬桶和腳踏式沖水。重犯囚室內的牆壁是特制的，可嚴防囚犯撞牆自殺。
在行政建制上，秦城监狱自建成之日起，便隶属公安部十三局。在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中，随着“法制”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检、法系统也实行了体制改革。1983年6月，依照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拘留、预审，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改造的分工原则，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联合发出通知，将各地原来分别隶属司法、公安、农垦系统的监狱和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但秦城监狱又属例外。
犯人按“級別”不同有單獨和集體囚禁兩種，“級別”劃分一般是根據犯人在入獄前的官職或涉案的程度而定。高級囚犯伙食待遇較好，一般對那裡的伙食比較滿意。低級囚犯正餐為“一菜一湯”。主食一般是米、麵、雜糧相互搭配，一日三餐。特殊犯人或即將出獄的高級犯人則有更好的待遇。犯人在監獄裡多有勞動，如做火柴盒、編織草帽。秦城監獄設有醫務室，有保健醫生和護士。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秦城監獄加蓋了6棟樓閣、6座監獄大院，王力、關鋒、戚本禹曾先後入獄。秦城監獄還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戰俘（如：沈醉、王陵基、曾擴情、徐遠舉、廖宗澤、王靖宇、孔慶桂等人）、四人帮、班禅喇嘛、陈希同、張東蓀（1968年）、金敬邁、魏京生、成克杰、劉曉慶（2002年）、鲍彤、陈良宇等“高级别”的囚犯，特别是政治犯。《歐陽海之歌》作者金敬邁在監獄裡受過酷刑；出獄後，他在《開放雜誌》雜誌上表示：“中國人絕對不比日本鬼子善良”。
用来替换的燕城监狱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是司法部直属监狱。2000年8月，燕城监狱开始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全部竣工投入使用，具备了关押和改造罪犯的能力。燕城监狱将主要关押中央及省部级职务犯罪的重要罪犯和外籍犯人，以及具有研究价值的普通罪犯（通过其研究各项改造手段的内在规律）。燕城监狱全面投入使用后，将取代秦城监狱；秦城监狱將退出历史舞台，变更为看守所。
[编辑]參考
- 《秦城戰犯改造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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