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男同”艾滋感染者的自述
“我的绝望与重生”
曾经，他为感染艾滋病迷惘、恐惧、无助，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今，他走过了那段心理危机，勇敢面对着“携艾”的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采访整理 我叫刘九龙，男，出身在江西农村。初中没有毕业，我就到了珠三角打工。2005年，我开始发现自己有些不对劲——我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女孩，可我却喜欢男孩。可能是文化水平不高，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同性恋，后来在网上看了很多同性恋的介绍，我才慢慢接受自己就是同性恋这个现实。
“我本以为卖血才会得艾滋”
我只有两次性行为，后来因为身体上的某些反应，2007年春节我回了老家。在当地医院做了性病检查，医生在看了我的症状后，建议我去做HIV检测。
3月27号，我在老家的市疾控中心做了检查，4月2号收到了检测报告。那天我永远记得，愚人节刚过，我当时想：这个玩笑不会继续吧？但收到检测报告的那刻，我的心“咯噔”一下就下沉了。
我在医院时还谈笑风生，有位医生说：“小刘，别看你现在这么淡定，说不定一出门，你的眼泪就会掉下来。”他说对了，不用出门，在转身背对他的那刻，我就控制不住，眼泪不停地打转。那天雨下得好大，阴暗的天空跟我的生命似的，看不见前面的路。
我并不是怕死，是想到了父母，一闭眼，两个老人期盼的眼神，就在我脑海里，父亲70多岁，母亲60多岁。每年11月左右，他们就要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什么时候结婚。我知道现在已经完不成这个任务了。过去，我觉得艾滋病离我很远，我以为只有卖血的人才可能得艾滋病，而且从不知道艾滋病会在我们这类人群中传播，包括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大学生，他也没有做安全措施。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我分三次买了30片安眠药。卖药的店员问我是不是想自杀，他不敢多卖给我。说实话，我怕血，如果选择流血的方式，可能会殃及无辜，安眠药走了就走了，没有什么。当时我并没有想马上自杀，后来知道了艾滋病不会马上死，这些药我先攒着，如果我哪一天不行了，就把这些药给吃了。实不相瞒，这30片药我后来确实吃掉了，但被抢救回来了。
在确诊后，我一度非常绝望。在广州时，我怕到人多、明亮的地方，那时我觉得灯光很刺眼，感觉是在嘲笑你，迫于压力我回到了家乡。
在家呆了两个月，我不敢看母亲的眼神，觉得对不起她。劳累了一辈子，不就是希望唯一的儿子能成个家，抱个孙子，真是不敢看，看到那种描写亲情的电视剧，都会流眼泪。
“机会属于坚持自救的人”
后来，我在网上发现北京的治疗条件好。当时想：死活都要去北京。那时我还有侥幸心理，再做一次诊断。2007年9月，我带着打工赚的3000元钱，瞒着母亲说到北京治病。
在北京疾控中心，我最后做了次检查，奇迹并没有出现。10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是：“请问你是刘九龙吗？”
感染后，我的心理防线很敏感，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他告诉我，他是疾控中心的一位志愿者，也是一位感染者。后来，他跟我讲起了他的故事，我突然觉得原来生命可以活成这样，是这位大哥让我有了继续生活的方向，抱歉的是，在这里我还不能说他的姓名。
之后，我经常参加一些感染者的交流活动，慢慢调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老医生参加了一次感染者交流活动，我突然想到了母亲，那时她还不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我一直隐瞒着同性恋的身份。我是家中独子，按照农村风俗，我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在家四处帮我张罗婚事。可在农村，请媒人介绍对象是要钱的。
2008年11月，在离开一年多后，我回到了家乡。我告诉了母亲：“我不适合结婚了，这些钱你们留着好好生活吧。”
离开家时，母亲说：“儿啊，你不是说这种病，在平时是不会那么容易传染给别人吗？那你就好好的继续去生活，因为有你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妈妈才能感受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千万别想不开。”
带着母亲的鼓励我来到北京，但是我只有初中文化，在北京很难找工作，曾经找过一份体力活，同性恋的身份暴露后立即被赶走。
但在北京这座城市，我收获更多的是感动，没钱的时候，有善良的人们帮我，无助的时候，他们鼓励我。特别是那位大哥，他曾经如此鼓励我：九龙，你一定要记住，上天更愿意把幸福的机会赐予坚持自救的人们。
我很感谢这座城市，当初，我从南方带着愧疚、自责、不甘、恐慌和懦弱来到这里！在这里，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蜕变！学会了勇于去面对自己，珍惜生活，不放弃！
“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点事”
2009年9月，我再次准备回老家。在离开北京前，我想艾滋病所遭遇的歧视，大概会渗入到以后生活的每一天，人不会是永远幸运的，这是我对生活的感受。
回家后，跟家人和邻居讲解艾滋病毒的传染途径及特性时，我并没有遭到歧视。倒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他们的态度有些不一样。
我母亲年迈，加上农村收入不高，我想到乡政府领低保。当乡民政所所长看到我在申请原因上写着“艾滋病”时，所长直接把门关了起来，根本不让我进去。
后来，我了解到顾长卫导演正在筹备一部反映感染者真实生活的公益纪录片，并四处寻找感染者，我主动联系了剧组，剧组派赵亮导演到我家乡拍摄。记得赵亮在村里拍纪录片要到祠堂取景，村里人第一次看这种场面，纷纷聚过来，三言两语议论着。在他们拍摄时，村民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婚姻，他们都敦促我尽快结婚，完成续香火的任务。我当时就调侃地说了句：我这辈子不会修那么长的路了（我父亲在家修了一辈子路），但我决不会去害人也不会骗人。
现在，我正在筹建江西关爱组织——“爱温暖家园”。我希望把北京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NGO模式带到这个中部省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人文关怀的工作，而江西省目前还没有这样感染者组织。
心理干预曾让我走出危机，我相信一些关爱组织是有用的，这里会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心灵休憩、停靠以及相互支持的家园。我希望能够和那些对生活绝望的感染者一起成长，也欢迎通过我的博客和我分享交流。
我不知我能做多少，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点事。
早在1993年，北京就曾发现男同把艾滋病感染给妻子的案例。而这些年的艾滋病干预工作，张北川亲眼目睹过类似的悲剧。“同性性行为大多采取地下的方式，这就为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大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北川说，“在男同发现艾滋时，通常不会告诉妻子，是因为同性性活动感染的。”
他还一直担心，当一些人获知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流行的趋势时，更会强化歧视：“不要因为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高就歧视他们。”
“在防控爱滋病问题上，不能分同性恋、异性恋，国际科学界早已经不分了。” 张北川这样说，“要调整的不仅是防控政策，社会文化氛围更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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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国际先驱导报》的博客 by 《国际先驱导报》的博客 on 11/29/09
在防控艾滋病问题上，要调整的不仅是防控政策，社会文化氛围也需要改变。 本报资料图
“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中国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将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人群”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一场新的防艾大战即将打响。
本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显示：性传播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5%。
事实上，据《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了解到，在过去三年内，中国男同性恋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例快速增加，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同性性行为人群中，艾滋病出现了暴发式增长。”
对于这一现象，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日也公开表示：“这是一个足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信号”。
西南地区“男同”感染超10%
2008年3月，一项针对男同性恋群体的调查在全国61个城市悄悄展开。这项调查由卫生部主导，各地疾控中心和同性恋社区负责在各城市“统一时间、统一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在为期四个月的两轮调查中，共有18000多位男同性恋参与。
结果显示，2008年中国男同性恋者人群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为4.9%，其中HIV检测阳性率最高的城市达到15%。在今年3月至5月，这项调查再度展开，统计结果显示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达到5.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透露，“前后三轮，我们总共调查了56000多人，基本上把全国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的疫情分布弄清楚了，其中西南片区感染率比较高，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同性恋感染率超过10%。”
早在2005年和2006年，卫生部就进行过相关调查，但那两次调查分别只覆盖三个和五个城市。“这些调查都属于零星式的，调查方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相差很大。”吴尊友说，今年的调查算是对中国男同性恋人群感染率的一次大摸底。
目前，中国疾控中心已经制作出了全国疫情分布图。据专家介绍，由于精液容易成为爱滋病病毒传播的载体，所以相对男同性恋而言，女同性恋感染及传播爱滋病的几率较小。“女同性恋尚不是目前防控的重点。”吴尊友说。
三年沉寂期如今暴发
2005年，中国男同性恋人群感染率仅为0.4%，而这两年传播速度“异军突起”。对此，有专家提出质疑，认为本次大规模调查只是把过去隐藏在水下的数据显露出来。
吴尊友认为，这只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传播速度加快。”他举例，“在西南地区的几个城市，过去每年都会检查几百个人，原来100人只检测出一个人呈阳性，现在一查有10个人感染。”
卫生部每两年公布的艾滋病新增人数无疑证实了此说。2007年，卫生部公布的新增5万人艾滋病感染者中，同性性传播导致的感染占12.2%；2009年，新增感染者估计为4.8万人，虽然新增病例速度放慢，但同性性传播却飙升到32.5%，占了新增感染者人数的1/3。
吴尊友指出，在目前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已是一个暴发疫情。所谓暴发，即短时期内，造成很多人感染。“当病毒开始进入同性恋群体后，感染者慢慢传播并且越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暴发。”
“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曾经走过了缓慢扩散的过程，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大约是2006年前后，之后就开始快速传播。明年的数字可能还会进一步增长。” 吴尊友说。
可能向普通人群蔓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还显示，尽管亚洲的艾滋病流行长期集中在一些特定人群，即性工作者及嫖客，注射吸毒者和男男性行为者。但如今艾滋病的传播正逐渐扩展到低危人群。
2004年，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中国有500万到1000万男同性恋者。不过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同性恋者大多处于地下状态，调查的数据可能比较保守，如今的数字可能超过千万。西方对同性恋歧视主要是在宗教界，而东方的歧视却是在民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因此中国大量同性恋者往往被迫以婚姻作为保护伞，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性取向。
社会学家刘达临教授估计男同性恋90%以上会选择结婚，多年来一直倾力在同性恋人群研究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的结论则是：生活在大城市、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同性恋80%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
由此可见，中国“同妻”（男同的妻子）数量庞大。如果说过去男性恋结婚，同妻受到的只是生活中不幸婚姻的折磨，但现在不断上升的艾滋病则成她们生命的潜在威胁。
由于大量男同仍藏在水面之下，很多男同性恋结婚了，仍然保持着男男性关系。而在这次全国61个城市的调查中，男同性恋的性活动也纳入了调查范围。吴尊友透露：“我们无法知道同妻的感染率，因为他们不可能把另一半叫来检查。但调查显示40%——74%的男同性恋都和女性发生性关系，艾滋病的传播会进一步向普通人群蔓延。”
不可回避的防艾现实
在艾滋病传播扩散当前，同性恋已成为我国防艾工作不可回避的话题。
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去年就曾提到，能否有效控制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感染率，将对整个国家预防艾滋病工作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最近他再度强调：“艾滋病在男男同性恋间传播，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于男同性恋艾滋感染的现状，张北川则显得忧心忡忡：“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中国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将很快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人群。”
早在1993年，北京就曾发现男同把艾滋病感染给妻子的案例。而这些年的艾滋病干预工作，张北川亲眼目睹过类似的悲剧。“同性性行为大多采取地下的方式，这就为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大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北川说，“在男同发现艾滋时，通常不会告诉妻子，是因为同性性活动感染的。”
他还一直担心，当一些人获知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流行的趋势时，更会强化歧视：“不要因为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高就歧视他们。”
“在防控爱滋病问题上，不能分同性恋、异性恋，国际科学界早已经不分了。” 张北川这样说，“要调整的不仅是防控政策，社会文化氛围更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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