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一般/文
学官者，靠一定的学术成就发迹，进而为官，脱离了学者的本行，改为以政治为业的人。学而优则仕，是中国读书人的终极追求。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中国的学官历史恐怕要比我们的帝制的时代还要久远。
我在历史分期上赞成唐德刚的观点，而不是传统马克思的观点，即：西周到秦汉之际是封建时代，汉武帝时期到清末是帝制时代，辛亥革命以来是共和时代。其实每个时代都要经历两三百年，中间会经历多次反复，所以理论上讲我们现在依然处于帝制到共和的过渡时期。
由此看出，帝制的时代大概是从汉初才确立，而学官的历史显然要长的很。
中国知识分子最大方异彩的时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代恐怕再也无法复制了，一个不要说一介布衣，就是一个贱民一个逃犯，只要有才学也可以封侯拜相。后来有了科举，那更是把读书人都框到一个模子里，按统治者的标准去生产。所谓士大夫文化，也就是这样形成的。
读书人读书为了做官，近代以来多为人所诟病，其实错不在读书人自己，而在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
知识分子不要把知识看的有多么高深。其实和剃头匠、泥瓦匠、厨师、屠夫赖以谋生的手艺没有什么区别。谁掌握社会资源最多，谁就应当是服务的对象。
但是学官的危害是深远的。就是学者并不以真正的学问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眼睛盯着上面，久而久之就畸形发展，最终走向蒙昧与禁锢。而且好的人才都去当官，这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源的浪费。
官学者，官办的学术机构，区别于民间的学术机构。官学本身的危害并不像学官那么显而易见。因为罪不在官学本身，而在官学是什么人在办，还有官学是否垄断了学术资源。若官学虽由官所办，但是相对独立，那么也是可以办好的，或者官学和私学之间良性竞争，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官学碰巧不是真正的教育家在办，而是官僚化的学官再办，同时又垄断了学术资源，那就真的是成了对教育的荼毒了。
高等教育，就是这种学官办官学的危害。
我们只需要比一下民国和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可看出，我不喜欢说民国，因为有人会误认为我是捧臭脚为民国正名。客观来说，民国与新中国各有建树和败笔。但是学术界统一的意见是，科教文卫，新中国确不如民国。这个可以争论。
但是我认为民国的教育比现在不是强一点点。
民国国家分裂，战乱频发，但是民国培养的大家如浩瀚的银河，星汉灿烂，各个领域可以说都培养出了一代宗师。
今天，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甚至整个华人世界，我们都还在受益。就像中国经济的良心吴敬琏，非典英雄蒋彦永（世人尽知钟南山，殊不知还有一个蒋彦永），建筑学家梁思成，两弹元勋钱学森，还有华人世界的五位诺奖得主，都受教于民国的大学。甚至可以说，正是民国的教育孕育了新中国的建立者。
当然，民国政府对于学术还是有控制，但是整体来说是比较让人满意的。民国以来，科教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官方和民间各有特色，相得益彰。既有声名显赫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又有民办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还有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国立的、私立的各有长处。
民国时代，中央大学乃远东第一名校，声誉远在日本东京帝大之上；而如今人尽知亚洲名校是东京大学、台湾大学、新加坡大学，而我们的清华北大已经沦为了留学的预科和官僚孵化器。
基础教育方面。新中国消灭了文盲，但是印度也消灭了文盲，甚至金日成也消灭了文盲。
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批评中国基础教育投入，尚不及非洲穷国确是不争的实情。我经历过中国教育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喝过几天洋墨水。就我自己的体会来看，相对于中国学生得到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家庭付出的最多。
我们的基础教育根本就不是为了传播知识本身，也不是为了把人从人培养成公民，而是为了玩“抢凳子”的游戏。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多，那我反倒要问一句，人多也应该学校多，老师多，这根本就是狡辩；有人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其实是再穷不会穷国家，中国的税率可以排前十（前面是挪威丹麦瑞典芬兰等国）。所以说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科学研究方面，学官办官学。在自然科学上，限制了科研人员对真实的科学的探究，本来容不得半点投机的事情，变得功利化；而学生则沦为考试工具，除了去欧美实验室做技术员，没有别的出路。
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受到的毒害更大。自然科学好歹还有实践去检验，但社会科学则完全是被戕害了。有的人说社会科学用处不大，其实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对人的完善人格的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独立的，有人文关怀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你把社会科学当成洗脑工具，不用人性的光辉去感染下一代，反而像植入芯片一样制造无数的“革命接班人”。培养出的人心理上是不健康的，没有理性精神，没有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认知。如果被不当利用，就会成为动乱的根源。
社会危机。学官办官学，造成了学校的好大喜功，教师的不务正业，学者的学术造假和民众的沉重负担。如今，教育、医疗、住房依然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也成为了扩大特权阶层和一般民众的鸿沟。而且教育的不平等，阻塞了下层人民靠正常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这就会酝酿更大的社会危机。所谓“绝望比贫穷更可怕”。
我们老家乡下，形容一个人干的坏事不可饶恕，用的词是“挖祖坟的事儿”，而比挖祖坟更严重的就叫“断子绝孙的事儿”，依我看，学官领导的官学就是中华民族之“断子绝孙的事儿”。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life/data/2009/1130/article_36932.html
打印版【 阿波罗新闻网2009-11-30讯】 作者：刘春龙
最近，不断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被披露，中华民国时期第一夫人宋美龄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的照片更是被网友广为转载。那么，你印象里1949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黑暗？腐朽？堕落？恐怖？民不聊生？等等一些邪恶的词汇，当然这可能不是你的想法，但这的确是我自己大脑中一贯的看法。
哲学讲，人的意识就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我大脑中的意识是一个结果，起作用的原因就是影响我大脑的客观事物，比如说接受的教育，教科书，媒体宣传等等。
1949年前是中华民国的统治中国的时代，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间，中国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我大脑中印象的那几个词汇？准确吗？随着我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我开始越来越怀疑我大脑中的很多意识及导致它们的客观存在。
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建立中华民国，借鉴美国的三权分立案例，在中国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中国播下了文明政治学说的种子，中国应该会有些许光明才对。就算最后掌权的蒋介石飞扬跋扈，但他一直尚且口口声声遵守“总理遗嘱”，以光大总理遗愿为己任，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最起码要稍能掩人耳目才对。照这个逻辑推断，加上国民党内未爆发诸如“文革”、各种全国范围内政治迫害运动的人间惨剧的实例，很多教科书上的说教恐怕很难站得住脚。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所犯的种种罪行，已尽人皆知，这里不妨可以挖掘一下它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其他真面目。
经济：曾经的辉煌光芒万丈
1920 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 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现在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 ”（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教育：大学真正独立的时代
都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何止他一个。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太软弱，还是当时的大学和学者骨头太硬？
今天，有几个文人敢说自己有骨气？甚至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算“文人”？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众学者拒绝“奉旨选举”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
中研院长原为无权无钱的闲差，本不至于引发连最高层都卷入其中的风波。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驻美大使”却是个各方趋之若鹜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想乘机以亲信颜惠庆取代。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 ”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余只得一票。顾氏惨败，实乃蒋介石帮了倒忙的结果，也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依据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经过一番踌躇后，蒋介石等最后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胡适仍为驻美大使，这场风波始得平息。
从上述这些历史记述来看，主政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昏暗腐朽之外，的确还是有不少建树的，当时的人物也都个个丰满有型，不像如今这么平面化。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样读？对历史有什么样的记录和解读，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但愿我们民族的未来道路越来越通达顺畅，上面的行人也都丰满而矫健。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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