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上调个税起征点有与民争利之嫌
延迟上调个税起征点有与民争利之嫌
2008-12-25 南方都市报
社会各界呼吁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近数月，只在深圳市有了含糊的回应。
深圳市地税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章家寿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要考虑到边远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近期调整起征点的可能性不大。章 家寿还透露，个税改革还包括征收方式的改变，其中就包括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综合扣除"，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做相关调研讨论。
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其说是民情的反应，不如说是对国家财政能力、对税务机关行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一些好的政策无法落实，在于技术、利益双重限制。
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都赞成，个人所得税应该与家庭收支挂钩，以体现公平原则。如此好政策却迟迟无法推行，根本原因在于，税务部门的信息化程度无法跟进。 我国虽然已经实行金税工程，但信息化的程度与征信覆盖的程度，显然比不上大多数税务部门高楼的建设速度，有关部门尚未建立全国性的计算机税收信息网络，和 每个纳税人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识别号，这不利于实行综合税制之后监控个人收入。用大白话说，有关部门现在还无法甄别家庭和个人收入状况，我国冒冒然实行以家 庭为单位的征税机制，如果有20%、30%的人弄虚作假，有可能使个人所得税机制土崩瓦解。
要实现公平，税务部门的行政效率与技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否则，我们只能满足于工资单代扣的简陋征税模式。
有的政策既具备技术手段又具备可行性，却因为利益关系迟迟不能推出，一刀切的个税起征点就是典型例子。
我国国土面积巨大，不同地区收入水准相差很大，如深圳、上海等地3000元属于中低收入阶层，而在中西部某些省份则属于高收入阶层，如果以3000元为个 税起征点，很多中西部省市个人所得税可能绝收。个税属于比较重要、有增长潜力的地方税收收入，个税下降将造成西部省份财政困难。最短的木板决定了木桶的容 量，在一刀切的情况下，个税起征点只能就低不就高，这对于不同地区、处于不同消费物价区的居民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在广州等地个税起征点曾有浮动，却迟迟未能上升为中央层面的政策，全因利益所系。西部地区担心，如果个税起征点东高西低，将加剧西部地区人才、企 业外流，无法达成市场均衡。这种担心显然多余，要知道，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准与东部地区不同，个税与当地消费水准适应。相同的个税起征点没有为西部地区带来 更多的人才，而只能使我国的人才向低税收国家或者高税收高福利国家流失。另一方面，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权限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局是否愿意将大权下放给 地方税务局，也是放权让利的要害之举。
不调高个税起征点，民众失落，政府有与民争利之嫌，尤其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要考虑到边远地区的财政收入问题，会使市场认为，不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为了缓解政府财税收入下降的燃眉之急。
其实未必。因为经济周期不同，货币所代表的真实消费能力不同，通常而言，经济景气上升周期，货币购买力低，反之亦然。但是，由于我国个税起征点没有与通胀率挂钩，因此，政府无法自证清白。
将个税起征点与通胀率挂钩，那么，在CPI上升之际，纳税人将会预测个税起征点上调，而在CPI增速从6%下跌至1%，纳税人绝不会强迫政府提高个税起征 点。一个好的用意，辅之以完善的技术手段，将会促使社会走入政策与民间良性互动的区间。而有关方面以技术难题为托辞，对个税起征点与CPI挂钩不置一辞， 将自己陷入被动境地。如果我国国债可以与通胀率挂钩，如果阿根廷曾经的政府债券可以与通胀率随时挂钩，我国为什么不能根据通胀率定期调整个税起征点呢？起 码设定一个期限吧。
如此大费周章，浪费社会资源、税务部门与纳税人的表情，实在很没有必要。2008-12-22 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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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叶檀 by 叶檀 on 12/25/08
高管调来调去 行政调门不变
2008-12-22 证券市场周刊
身背巨额债务、期货浮亏严重的航空公司，进入紧急状态。
政府大力援助。首先是真金白银注资，东航、南航各获得30亿元人民币的注资；其次是高管大换血，东航与上航联姻风声水起，高管希望重组灵丹能够让东航这一沉疴患者在新领军人物的召唤下，唤发生机。
换来换去的高管，铁打的行政手段，适足以说明，我国的竞争对手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竞争，东航的老对手国航的高管马须伦成为东航股份公司总经理，上航这个同城竞争的小兄弟，被当作重整过程中的小菜。
这几家同时在境内外上市的大型航空公司，高管更换这等大事，没有其他股东插嘴的份，只要国有大股东一声令下即可。这些公司上市没有改变浓厚的行政色彩，反而使行政指令更加通畅。可悲的是，股市只不过粉饰了国企的某些行政手段，而国企给中国股市的额头打上了行政烙印，深刻改变了中国股市的本质。
其他股东的权力被稀释，只能退而求其他利益。从长期来看，他们投资股市希望获得高于国债的红利收益（国际投资界的长期数据可以证实）；如果连分红都做不到，他们只能祈祷老天让公司业绩上涨，获得股票上涨的价差；如果公司烂到连年亏损，惟一的办法就是祈祷政府赶快救这些子弟兵企业，可以短期炒作——一步一步，从股市到股民，成为短期概念的炒作地与炒作者。
这轮救助，30亿元只能让航空公司茍延残喘数月，必定还有下一轮输血。如果高管轮换能换来效益倒还罢了，但经验表明，英雄救市论值得深刻怀疑。
前鉴不远，东航十年更换七任总经理（不算现在衔命上马的这位），换来的是公司每况愈下，终于沦落到今日乞讨的地步；而以往主国内电信业三巨头的调防，同样没有换来电信业的新天地，作用是让某些人庆幸命运之神的眷顾，从贫瘠之地得到了中移动的肥缺，让这些竞争对手学会换位思考与更加惺惺相惜。当然，他们收获的另一朵恶之花是，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会把这些国企掌门人视作真正的企业家，或者由市场定价的职业经理人。
经验同样让我们对政府主导之下的重组不太乐观。各地政府在上市公司之间拉郎配式的重组很少成功案例，麻雀没有变成凤凰，凤凰反而沦落为麻雀。上海百联集团在国资委安排下实现资产整合，整合之后，新百联投资人所持有的总市值却低于原来的第一百货、华联等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和，投资者不认可劣质基因对于优质基因的吞并。东航吞并上航恐怕将成为大麻雀吞并小凤凰的新悲剧。
即便新兴经济体托拉斯企业扩张是大势所趋，总应该尽力尊重市场力量，了解市场规律，完善市场规则，而不是回到行政一统的老路上去。
东航曾经试图自救，他们暗中谈判数年，热盼东新恋能够成功，不料最终时刻被老大哥国航搅黄。国航一边与上航眉来眼去，同时，非常清楚以上航的体量不足以抗衡东航，一旦东新恋成功，中国最肥沃的华东航空市场就没有自己下嘴的地界。国航不惜违反规则，提出高价收购，却迟迟不拿出具体方案，双方各自对机构投资者的票仓、对行政主导力量进行游说，上演了一出光怪陆离的大戏。
让人奇怪的是，当时主管部门却迟迟不表态，眼看着一桩市场联姻被贴上贱卖的标签，眼看着此事演变成一桩国航损人不利己的负和游戏。实际上，有关部门完全可以用持股比例、用大股的价格要求进行公开的、市场化的利益诉求，有关部门也应该通过这一案例表明自己对国企未来发展的指导。
应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不应该发生的却一一发生。错过东新恋，东航成僵死之虫，还犯下期货失误这一无法承受的过错，剩下的就是乞讨度日。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有关部门对东航难得的市场化的自救行为视而不见，却在无以为继时伸出行政援手，这难道是为了显示国资的英雄气概？还是为了显示国资的雄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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