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有良民证吗？今天你带了良民证吗？几级良民？（刊于搜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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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四一 on 3/29/10
（刊于搜狐评论）
近日，江苏睢宁县政府创造发明了“良民”评级，将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分为A、B、C、D四个等级。这一做法，有评论认为“史无前例”，我却不敢苟同。
就中国历史言之，起码可以找到三个时期，官方对“良民”或“贱民”分级。最著名的当是元代，全国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其实质乃是以种族分级；较著名的还有清代，虽未有成文法规定等级，但有确凿律例规定“贱民”成分，包括隶卒、佃仆、乐户（倡优、惰民、九姓渔户、�民）、奴婢等。据经君健研究，清代社会的实际结构分为七个等级：皇帝、宗室、官僚缙绅、凡人、雇工、贱民。其实质乃是以职业与血缘混合分级；我们熟悉的还有上世纪6、70年代，“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分级。其实质则是以意识形态分级。
现在来看江苏睢宁县的“良民分级”，表面上是信用分级，其实质却是道德分级，背后则藏着“大政府、弱社会”的阴影。
为什么说其实质是道德分级呢？因为睢宁县政府是将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引入“大众信用征集系统”，从银行欠贷到摆摊设点，从生二胎到闯红灯，从欠缴水费到家庭道德等无所不包。有关官员称，之所以把一些看起来与信用并无直接关联的内容纳入，“是为了反映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可是，无所不包的、近似于个人行为诛连制的、欲“反映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评价体系，只能是道德评价体系，而非信用评价体系。试问，家庭道德与信用有何干系？一个土老肥可以每天兴高采烈地干二奶，同时保证送给后者的信用卡决不拖欠还款。试问，摆摊设点与信用有何干系？一个日出而作日落仍不息的小贩，如果幸运到能在郊区买房，往往是交付银行按揭最及时的顺民。
有评论指出，睢宁县的良民分级标准，存在着权力的吊诡。一方面用权力的平台任意公开评判公民的私德；另一方面在评价标准上却没有基本的法律依据，甚至招商引资业绩也可成为信用加分项。悬系公权力和公民权益的天平，已然失衡。
实际上，睢宁县政府的做法，打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旗号，却是相当的山寨。以美国信用制度为例，其相应的法案和修正案包括十一个，这些法案要求信用局严格采集信息，对个人客户要公平，不得以此信用报告、分数歧视公民。此外，如果未经公民允许，也不得任意公布公民的信用信息。如果有机构或个人确实需要获取公民的信用信息，也得通过严格的程序申请，而不是去登陆睢宁官方网站“中国睢宁”，或查阅睢宁县委主办的赠报《今日睢宁》即可。更糟糕的是，睢宁县公布的不止是信用信息，更包括家庭道德、摆摊设点、生二胎等与信用无关的个人信息。这是赤裸裸的侵权，是将个人信息五花大绑游街，不但散发出毛时代的体味，也荡漾着儒教社会中泛道德主义的波纹。
诚如观察家言，公民信用征集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完整的立法过程。在缺乏立法依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没有权力评判公民的私德，更无权力任意公布个人隐私。在公众的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倡导方面，地方政府只能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在法律没有规定的任何空间，公权力不能超越责任范畴，侵犯公民的基本生活。与之相反，公民有权随时随地监督地方政府的信用，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本来就是公民赋予的。
对一个社会而言，道德评价也许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更不应由官方管控。如果将充满歧义与暧昧的道德评价，升格为政府治理手段，则很可能导致混乱与不公。傲慢与肆张的公权力脱缰而奔，“大政府”的阴影于是幕天席地。
中国政府之大，举世无双，也史上无双。目前中国大约有1100万名公务员（吃财政饭的则超过5000万人），如果与清代相比（费正清等估计，清代文官约2万人），政府官员的数字是其500多倍，如果与民国时代的国民党政府相比（窦泽秀等估计，约为16万人），则是其近90倍。当代中国人口，却不到清代人口最高时期的4倍，不到民国人口最高时期的3倍。目前江苏睢宁县政府的做法，则在操作层面再次证明了“大政府”的矗立：我们不但人多，管的事也多，多到越出权责范围的地步。
所谓“大政府”，有学者也将之称作“全能政府”：“它高高在上，扮演着准宗教领袖的角色——不遗余力地以它所希望的模式来塑造人民，告诉人民其幸福所在，并以‘为你着想’为理由，释放无微不至的‘关怀’，惩戒那些不识抬举者”。“大政府”看上去很和气，却暗藏杀机。它似乎是为百姓操碎了心，实际上却是以自我为中心，依照“老大哥”的想法来计划公众生活，甚至强制性地提供侵害个人权利的“服务”，比如睢宁县的“良民分级”。
政府大，则社会弱，反之亦然。譬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异常强大的，但其作为国家机器的政府却是相对较弱的，因为政府的权力被社会所分化，尤其是被手握选票的“强民”所分化。但在20世纪的中国，却基本走的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路子，政府权力不断侵入社会、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乃至全盘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终结公共领域，占领私人领域。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怪兽，遂森然耸立。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始有改观。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基于信息的自由流动，自有媒介与大众媒介的并行，教育的普及，公民意识的觉醒，规约政治权力的法治进程，市场经济催生的权利意识，“公”“私”界限日趋明晰等因素，中国的公共领域日益成形，并呈现出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自主性与公共性。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政治权力的分化，求诸公共领域予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原属政治权力解决的问题可能归由公众自治。
睢宁县政府当下的做法，却是对上述趋势的一种反动。全面掌控公民信息，毫不留情地予以曝光、分级，并以“良民”分级予以惩处，这是什么做法？这是梦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这是实践《1984》的做法，也是背离法治精神的做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日前表示，行政权受到约束，受到规制，这是法治最基本的东西；实际上，法治不是治老百姓，法治是治公权力。也就是说，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这才叫法治。睢宁县政府应当深刻学习孙副检察长的讲话，搞明白民治政府与治民政府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米瑟斯早说过，争取公民个人权利的法律认可，把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这就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宗旨与目标。它要求的不是神的恩宠，而是权利。它从第一天就知道，除了最严格地限制政府对个人的权力，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某种程度上，自由就是摆脱政府的压迫。
江苏睢宁县政府的“良民评级”可以休矣。当代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积极提供法律政策支持和对话平台，实现公共行政与自主治理的良性互动，而不是满脸横肉地大包大干。如果一个政府以为它无所不能且无所不管，它只会把自己搞疯，也让百姓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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