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的“民享”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岑科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如果要用一本书给中国人拜年的话，我会不遗余力地推荐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新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来读一读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本书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虽然不像炒股赚钱、买房结婚那么直接，但却是最根本、最长远的。
二、经济学家在中国很风光，是舆论经常关注的对象。这本书汇集了一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代表性观点，人们可以通过本书了解经济学家看待世界的方法，并感受经济学家是否如传说中的那么聪明或肤浅，冷酷或热心；他们之间的分歧又是怎样的。
三、《阿凡达》开创了电影历史的新纪元，说明好看是硬道理。这本书的内容以对话形式展开，通俗易懂，适合任何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阅读。
从“国有”到“民享”：百姓权益的代言书
说这本书与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是什么意思？
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由生产性资产构成，如工厂、机器、矿山、大楼、桥梁、土地、公路等等，有了这些资产，社会才能源源不断生产出人们日常所需的消费品。中国是公有制国家，过去国有资产占全社会资产的比重是绝对大头（估计在95％以上）。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但不包括国有土地的价值。
从中学的政治教科书开始，我们每个人被告知，国有资产是归“全民所有”的。但在今天的中国，普通人不会因为国有资产的增值而感到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从来没有以明确契约的形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不仅如此，理论上归属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由于政府限量供应而推高房价，成为当下中国大多数家庭安居乐业的主要障碍。
中国政府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家”。陈志武在书中估算，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资产价值约29万亿。这就是说，除了每年不下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中国政府坐拥近80万亿的资产，且后者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全国的居民资产不过28万亿。
这样的景象，不管是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还是文莱苏丹，沙特王子，见了都得自愧不如吧。
最可悲的是，中国社会不但很难从国有资产中获益，反而受害不浅。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政府，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制订和解释各种政策法规，排挤竞争对手。电信、石油、钢铁、邮政等行业中出现过很多案例，表明只要国有企业进入任何行业，那里的民营企业就很难平等竞争，重要的法治规则被破坏。并且，一旦国有企业在重大行业中形成垄断，经常会以高定价抬高下游产业和居民消费的成本，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
陈志武主张，把80万亿国有资产以基金的形式发放到每个老百姓的手中。具体做法是把100多家中央国有企业的资产改组为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老百姓按人头领取这些国民权益券——这些证券可以长期持有，也可以交易，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交易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
结果是什么？从微观、静态的角度看，每个中国公民可以领取到价值6万元左右的资产证券，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包括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可以增加30万元的资产财富。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按GDP的速度增长，再加上基金分红，每家每户每年可以增加3万多元的资产性收入。这30多万元，对很多贫困家庭而言，将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一旦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将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法治建设和政治改革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或组织在标榜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百姓代言，但从这本书阐述的问题和价值来看，我认为陈志武是一位真正的民众权益的代言人。
透视“中国奇迹”，破解经济、社会转型谜题
过去半年多以来，全球经济触底反弹后，“中国热”再次升温。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不仅在危机后率先复苏，“保八”成功，还能扮演掣肘美国、拯救世界的角色——就像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在表演的小品中所说：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还得向咱们借钱吗？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对“中国奇迹”和中国经济转型作出了逻辑完整的解释。
在陈志武看来，“中国奇迹”并不稀奇，是中国经济改革顺应世界潮流的结果。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保持着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这似乎很神奇，但只要查阅历史，就知道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在重复东亚国家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更早时期的经历。
今天，中国GDP的85%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这些都来起源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于全世界，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离不开由西方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可以说，“中国奇迹”是由世界已有的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奠定的。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是打破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做的东西怎么卖、到哪里去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因为有了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才使中国能够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在短时间内取得别的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
不少人在谈论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问题是：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这种高增长背后是否潜伏着隐患？
陈志武认为，中国自2001年“入世”以后，“中国制造”风靡世界，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WTO红利快用完了。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抵制情绪高涨（这里还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以出口主导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并且，这种增长模式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也使中国社会无法承受。所以，中国必须转型经济，要靠增加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才能保证持续、健康的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一是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国有，使得大部分中国百姓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消费能力很弱；而且由于掌握着大部分资产和收入的政府喜欢把钱投入到高楼大厦、标志性建筑、基础设施和各类形象工程上，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二是在经济转型中，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信息、文化创意等行业的发展对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司法公正等制度环境的要求非常高，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又做得远远不够。
鉴于此，陈志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建言重在两点：一是国有资产（包括土地）民有化；二是以权力制约与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他认为，权力制约、民主法治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牵涉到每个人的工资、收入、财产等利益攸关的事；在建立民主法治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不是依靠政府去生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处于求国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
应该说，《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书的核心观点并不新颖，是信奉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的，但这本书全面地阐述了这些观点。读者如果只想通过一本书迅速了解市场派经济学家（或称“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看法，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炮轰郎咸平“不负责任”——谁是真正的百姓经济学家？
接触过陈志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宽厚的学者。但想不到的是，他对另一位“百姓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批评却尖锐犀利、毫不隐讳。
在《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的开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您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疏远一个人吗？
陈志武：观点的不同本身不会疏远一个人。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人利用这种情绪、一时的情绪，或者利用这样的一些机会，为了个人名声的上涨，而去没有原则地做一些煽情或者是操纵的运作。
问：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客观，而且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吗？
陈志武：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他（指郎咸平——笔者注）当时做的这些事，过分地煽动民意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上述对话内容的背景是：在2004、2005年间，郎咸平猛烈抨击“国退民进”改革，呼吁停止产权改革，甚至提出“大政府主义”、“严峻刑法”等主张。这种主张遭到陈志武严词反驳。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改革中的问题根源在于政府运作不透明、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但改革的方向不能否定，加强国有企业和“大政府主义”只会把中国推向历史倒退的深渊。
由于思想和价值观严重冲突，陈志武与郎咸平在这场争论后中止了往来。
颇富戏剧性的是，事隔五年，当陈志武出版《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时，郎咸平的新书《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也同时上市。在书中，郎咸平自诩为百姓经济学家，称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掠夺自然资源，而且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该怎么办呢？毛主席的一句话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里建议广大读者：把这两本书对照阅读，鉴别一下谁是真正的“百姓经济学家”，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作者就职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光华智库主管
陈志武的“民享”观
岑科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如果要用一本书给中国人拜年的话，我会不遗余力地推荐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新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来读一读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本书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虽然不像炒股赚钱、买房结婚那么直接，但却是最根本、最长远的。
二、经济学家在中国很风光，是舆论经常关注的对象。这本书...
2010/2/24 参考消息 <go2group@gmail.com>
该文的压缩版刊登于2月1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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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序言
陈志武
如何理解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福山教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引发过一场大讨论，那场讨论至今在中国还在继续。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说法，人类社会在制度体系上的演进，最终以“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而结束，自由市场解决物质需要问题，自由、平等、民主不仅能保障市场经济，而且能解决人的非物质需求问题，所以，虽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还会继续颠簸，高潮性的喜剧和悲剧仍将重叠发生，但人类漫长的“大制度”追寻历程到此为止了，至少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架构是如此，不会也不需要推出其他安排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论的对错，可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思考、评判。但是，对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业余知识者来说，可能首先无法接受的是福山将所有社会——不管人种、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谈，好像没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的区分似的！在很多人看来，尽管被我们的社会定位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但似乎中国历来就不同，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任何不针对“中国特色”加以区分的理论，当即就该被贴上“盲目照搬”的标签。
在别国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国就不灵；在中国行得通的，到别国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吗？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经历是支持还是颠覆了福山的思维框架；是证明还是证伪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漫长的历程真的游离在世界历程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不能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吗？
一
事实上，除了一些相对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从来就是人类进程的一部分。以远古看，中华文化创立于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8年）、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师百出。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奠基时期几乎是同时，代表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前428年～前348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等。
佛教文化体系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种姓制度也是在 2500至3000年前发展起来。
为什么今天我们熟悉的主要文化体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难道是完全无相互关系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种必然联系是否就是人类社会从游牧走向农业，在固定地方耕种粮食、在室内圈养肉食动物呢？
文化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宗教，中国与其他国家也相当同步。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汉朝，并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给中国人带来后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时期出现，并渗透到欧洲社会。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以往说的要早，另一方面外来的文化也能在中国社会扎根，毕竟人性是一样的。
伊斯兰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表面看，基督教进入欧洲、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晚6个世纪，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或者说在中世纪商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社会变迁慢、发展速度低。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2000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来理解，佛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出现，虽然客观上时间相差几百年，可是从人类进程速度来理解的话，大体上算是同一时期。
15世纪初期，明朝大举航海，不久之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积极推动海上冒险，以至于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所以，在航海事业上，中国不仅没有偏离世界潮流，还引领人类的这些尝试，只是到后来在航海事业上退缩了。
在商业发展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就更加紧密了。我们知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标志性时间点，之后几世纪商业革命进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自1500年至1800年左右，中国也在经历一次商业革命，那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商业最鼎盛时期，或者说是此轮经济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时期。
为什么中国过去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同步呢？难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说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国并没有与众不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并非我们说的那么特殊吗？
二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更加同步。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加入工业革命的时间。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后来蔓延到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德国、意大利等西欧以及东欧国家是19世纪中期才开始追英赶美，拉美、亚洲、非洲国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时期模仿英美工业技术。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其核心就是要引进西方技术，在时间上当然比英美晚，但与世界多数其他国家同步。比如，电报在1837至1844年间快速发明成功，1860年代在各国普及有线电报，兴建跨国电报网，1871年电报进入中国。世界第一条火车路于1825年建于英国，50年后在中国的上海也有了第一条铁路。汽车在西方出现后不久，于1901年就进入中国。电话于1876年在美国发明，投入使用后，也很快进入中国。
以往我们责怪清政府、指责中国没有发明出各类技术，这些本身当然都有道理，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大国，但是，从跟随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国并不落后，与其他国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交易等等现代公司制度、现代金融于1860年代进入中国，这些企业制度、金融技术比西欧国家晚400年左右，所以，比它们落后，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同时。中国自己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跟其他国家比落后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于1850年，西班牙1860年,匈牙利1864年,土耳其1866年，澳大利亚1871年,捷克1871年,阿根廷1872年,新西兰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印度1877年,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智利1892年，希腊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这当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三是政府办企业以及国有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国家资源为主，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纯粹“官办”，这一做法跟同时期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没有太大差别，都想靠国家的财力追赶英美工业技术。
1918年苏联开启国有化运动，将工业、商业全面收为国有，将土地收为公有。193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快速增长。与此相对比，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西方私有经济国家19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苏联国有经济的高增长，跟西方私有经济的大危机，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国普遍学着国有化、也由政府办企业。中国先是在30年代小范围内做国有化，到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国有化。东欧国家在二战之后国有化。亚非拉许多国家都跟踪模仿。连当年的私有制西欧国家也在一些行业进行国有化，英国在30年代以及之后陆续将煤电、广播、铁路、钢铁、油气、公交等行业国有化；法国从1938年开始，将主要银行、金融、油气、汽车制造企业国有化。所以，中国的国有化以及相关政府权力扩张，并非中国的孤立行动，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国有化运动与世界同步，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因为5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局面每况愈下，“文革”期间将经济进一步推到低谷，以至于到“文革”结束之后，计划经济不结束不再可行了，所以，就有了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他国家虽然没有中国“文革”那样极端的经历，但是，国有企业、政府管制经济也给它们带来严重财政危机，于是，80年代初开始，从英国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全球范围都被迫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跟其他国家在远古时期基本同步，在近代同步，中国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跟世界其他人一样，都有相同的人性，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就福山教授的结论进行商榷，但是不应该以“中国特色”，要求将中国放在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测之外。
三
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多，中国历史上当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奇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翻了一倍，但从1880到1978年间，却翻了三倍多；在那一百年间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说，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发展机会被留给了1978年以后。这样，我们就更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发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 “改革开放”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相对政府资源垄断、相对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
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和时间序列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义”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而且，在那之后，经济自由恢复得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他国家的制度也照样适合于中国，人性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
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
四
这本书收集了笔者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专访，内容涉及不少话题，但基本都围绕中国。即使谈到世界、谈到其他国家，最终也是为了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是用中国的过去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那只会得出片面、甚至错位的结论。只有参照同期或者早期其他国家的经历，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预测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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