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生活是可以被想象的吗？当然，只要你对生活还有向往，我们就无法抑制对生活的想象。通常来说，能被我们想象的一般都是美好的事物或状态。比如对于生活，我们总乐意它是自由的、温暖的、能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欢喜和感动的；对于他人，我们总希望初识便如重逢，朋友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对于社会，我们也期盼着公平和正义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伸手就可触及。但这些想象，又有多少是可以被实现的呢？这才是一个问题。 先来认知一下我们的生活吧！它首先是被自由割裂的。这种割裂就在于我们的言论经常受到禁锢，即使思想的自由从来也不匮乏，在于我们深知自由的边界不是法治，即使国家的典籍中也写满了堂皇的条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路走来，记忆中但凡与理想、激情、变革这些充满人性光华和暖意的词语相伴生的，通常都是另一些像“清除”、“平息”、“坚持”之类显得生硬、冷酷甚至含有暴戾之气的词语。词语和词语互为滋生、纠集，又此消彼长，但最终都是后者依仗国家强权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并对前者施以诋毁和压制。于是，表达的自由始终受到威胁是我们生活里的常态，思想也因此就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会给人带来无穷乐趣的智力活动，而常常成为对生命的冒险和对苦难的承受。当然，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我们不是不能找到快乐，也不是不可以享受到一些自由，但我们为此则必须放弃独立思考、公开质疑和评判的权利，才可能保全工作、维持体面，甚至也才可能避免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在每一天早晨都能躺在自己的床上看到阳光。 其次，我们的生活是难以对未来有稳定预期的。在一个司法解释出自政权、政党意志决定公民生活、公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社会，个体被侵犯是制度的必然，也是社会的常态。当立法不能真实体现公民意愿，我们就无法确信制度是一种靠得住的保障，而当个人的权益总是面临威胁、即使这种威胁暂时还只是因制度性缺失潜在于各种可能性之中，我们也无法确信别人的遭遇不会是自己的遭遇。近年来，我们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最频繁听到的就是“发展”和“稳定”，尤其是对后者的反复强调更是暴露了社会根基的岌岌可危。一个日益凸显的事实是，如果说过去官方只在意识形态上抑制民间的思想，那么在今天又通过垄断资源和掌控资源的分配方式，一方面在培养和纵容权贵资本的横行，使其以少数人而能攫取最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又把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随时可以支付的代价。这种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成本的发展，这种永远是少数人胜出的博弈，在加剧社会不公的同时，也极大地消耗了公众对于未来的信心。 还有，我们的生活总是不能免除恐惧和怯懦。当用公开的、和平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理想时就会招致重刑，当追问事实的真相就会被国家视若仇寇，当蒙受屈辱后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讨回尊严，当无力保护自己时也只能选择死亡来完成反抗，这些基于现代文明的常识难以想象的事情，于我们来说却是生活里如影随形的残酷，也是一种深植在内心的恐惧。因为恐惧，所以大多数人都会在大多数的时候保持沉默，即使有过最初的震撼，也会慢慢趋于麻木。沉默便如同可耻的同谋，在不能阻止恶的发生的同时，事实上也就近似站在了施恶的一方，即使我们的眼中都充满了悲伤和愤怒，但还是无法克服和超越内心的怯懦，即使我们知道什么代表了正义，但还是不敢跨出一步为这正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于是，什么样的恶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发生，并且常常出乎我们的想象。 二 想象不到的事情总是在发生，而被想象所期待的却又离现实还很远，这无疑正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 我们原本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也将成为必然，但这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现实中走向了反面，政治并没有因经济的活跃而变得宽松，相反它还受到了更严厉的控制。我们原本以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资本的自由流动和随之展开的国际间的分工与合作，都会促进观念的融合与共生，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也会逐渐与世界主流文明同步，并使一个专制帝国能以一种平稳而又坚定的方式完成民主化转型，然而事实却是专制的铁幕非但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反倒随着国力的增强更显偏执与顽固。我们原本以为当个人有权创造和拥有财富了，我们也就同时拥有了自主权和尊严，但无数的事实却只在重复地证明，国家强权可以在顷刻间颠覆任何私人空间，法律从来、并且依然不是公民抵挡侵害的屏障。 在这个国家生活着，我们必须接受许许多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丝毫也不美妙的事情。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力改变这种局面，而只能被这种局面所改变，于是惊愕和惊恐永远都比惊喜多得多。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来接受生活的现状，比如我们需要有一间屋子来置放自己的身躯，我们需要有一笔收入来维持自己的体面，我们需要有一份自由来保障自己的生活，我们甚至还需要有一场爱情来战胜自己的孤独，这一切具体的可以被物化的存在都使我们很难去为抽象的理念进行奋斗。于是，学会放弃，就往往被视为最现实的理由和自我安慰的最好借口。即使现实的虽然不如想象的更让我们满意，但这总好过被投入监狱或被放逐在流亡的途中，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因着这个念头而把自己变成了生活的囚徒。 我们显然也都无法回避和时时需要面对这种囚徒般的困境，无论是身在此处还是别处，无论是心系此岸还是彼岸，生活都只在我们经历的这一边，而不在想象的另一头。因此，当下处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才格外引人关注。生活是即时的，既不可预演又无法复制，它在瞬间到来，又转瞬即逝，我们都只能在经历的同时，与之遭遇、融合、承受与离别，而当生活并不呈现出我们想象的形态时，对这份不想要的生活我们有权拒绝吗？ 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反抗压制则是人的本能，但这种本能也恰恰是最容易招致侵蚀的。当代六十年历史，对执政者的御民之术若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和形容，前三十年是整肃，后三十年是麻痹；前三十年靠专政的暴力，后三十年靠利益的诱惑；前三十年让民众在无可选择中只能服从，后三十年则用利益选项诱使民众在或坚持、或放弃、或交换之间趋利避害，然后做出最安全的、也是最有可能获得现实利益的选择。 大多数人情愿被生活所困也不愿被理想所困，这样的选择自然无可厚非，毕竟趋利避害也是人性使然。但是，这一次放弃是不是就意味着从此以后的转向，这一次让步之后是不是就会从此开始一步步地退却，永远处在不对等地位上的交换又能有多少可靠的保障，又有谁能预知自己未来的生活不会因理想的缺失而受到伤害？有时，内心的坚持之所以会在现实面前坍塌，不是因为现实的入侵，而仅仅是因为自己早已放弃了抵抗，我们不敢失去也才使我们无法获得更多。 这显然还是趋利避害的心理在作祟，而基于得失的算计在每个人心里也都各自有着一本帐。因此，当我们有一天感慨生活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时，其实最不如想象中那样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 三 能让生活符合我们的想象吗？或许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持有这样一份美好的愿望，并按自己的愿望来设计未来生活的走向。但此后随着年岁渐长，这份愿望渐消，我们也就越来越甘于接受生活的现状了。 我们为什么要想象生活？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希望生活能有变化，而且是能往好的方面发生转变。我们的生活跳不出家、国、天下的地理空间和心理范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存环境已使得任何隐逸的状态都不再具备有望在现实中实现的基础，这就让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恶时都要在进退之间作出选择，而无回避与躲开的可能。即使我们面对闯进生活中的恶装作视而不见，或者找出种种托辞为自己不作恶却容忍恶寻求心理上的平衡，但还是免不了时常接受这样的考问：为什么有人在抵抗而自己却一直在屈服？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近三十年来在生活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好的变化，起码我们要比过去多了些可选的路径，也不可能任由谎言的蒙蔽而对真相一无所知，这使得我们不再闭塞也不再迷信于一种权威，只要具备基本的智力就不难判断出生活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元的选择与取向还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当局的容忍和怂恿，甚至这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执政策略，即开放有限度的经济自由来缓和政治专制的压抑、运用物质化的盛世幻象来消解社会变革的冲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年里，国家机器开足马力营造出了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价值观和与之相配套的激励体系，在这套体系里自由和正义都被刻意地淡化和边缘化，平等和法治的社会架构则在权力面前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大国崛起的图腾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和铁腕，执政者的观念里依然缺乏对生命和人性的体会与尊重。 我们就这样经历着、承受着，但这一定会是生活的必然走向吗？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预知答案的问题，却也是一个值得想象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放弃退缩而坚持自己认定正确的一切，如果我们能从争取和守住自己的权益开始不断摆脱专制体制的限制，哪怕我们仅仅只是大声说出自己的恐惧而不再掩藏自己的怯懦，当有人遭遇制度之恶时我们都能感同身受，局面自然就会有所改观，至少不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所有的想象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或许就是让人们永远不绝望、不气馁的原因。从2009年到现在，虽然有很多人在说政治上的寒冬越来越阴冷漫长，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始终不到可以乐观的时候，却又很少有人会说窒息感也比以前来得更加强烈，显然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希望要多于过去看到的希望。尽管在2009年以重判刘晓波为标志，当局又创下了以言治罪的新纪录，但对执政者来说，这一次显然没能在制造“文字狱”的同时成功地制造出恐惧，没能让其他人因为恐惧失去自由而被迫放弃政治上的诉求，相反却在激励更多人向前跨出了一步。 每个人跨出的一步是大是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往前走了。行走和伫立，向前和后退，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姿态，其实都蕴含着我们的倾向和选择，并且都可以形成一种力量或者已经在成为一种力量。纵容极权主义盛行的既有执政者的贪欲，也有甘做臣民者的顺从，因此现实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任何一方的进都可能迫使另一方的退。被专制者奴役的不是肉身而是心灵，是让生活离我们想象的更远还是更近，也许只靠自己一念之间的勇气。 2010年1月31日写于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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