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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儒政治害苦了"大汉民族"的国家
——漫谈中国国家史话，兼论产生"汉奸"的真正渊源 黎 鸣
仅用一篇文章来谈中国的国家史话，显然有大题小作之嫌。但是这个话题总得有一个绪言，所以，这篇文章，就当是《中国国家史话》的一篇短短的绪言吧。
一谈到国家历史，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必定是一代代国家的君王，似乎只要把这些君王们的故事叙说一番，这个历史就算基本上完成了。不要说其他，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中的"历史"，不就是如此地"讲"的么？
通常的国家史话总离不开国家政治史话、国家经济史话，国家文化史话三大部分，我今天要讲的中国国家史话将采取全新的方式，我把它分解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中国国家文字语言史话；第二个部分是中国国家版图史话；第三个部分是中国国家思想史话。上面所说到的国家政治、国家经济和国家文化三个部分，其实都应包含在上述的第二个部分：中国国家版图史话之中，因为无论政治的版图，经济的版图和文化的版图，总的都属于国家的版图。
我之所以采用上述的分解方法，问题的关键或奥秘，正在于对于"人"的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迄今为止所有一切有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历史，其实全都首先应该是"人"的历史，而"人"，最合理地首先即应该分解为：语言、行为、思想三个部分，也即分解为：说话的人、行为的人和思想的人。我在前面曾经说到，任何人的一辈子，只做三种活动：嘴巴说话，手（身体）做事，头脑思考，除此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吗？基本上没有了，也即是说，基本上完整了。国家奠基于社会，社会奠基于个人；国家史奠基于社会史，社会史奠基于个人史。个人一辈子只做三种活动，社会也同样，国家呢？不是也依然同样么？个人因说话、做事、思考而使之成为了活跃而拥有文化的人，社会因（人与人之间的）说话、做事、思想（传播）而使之成为了活跃而拥有文明的社会，国家也因（人与人之间的）说话、做事、思想（传播）而使之成为了活跃而拥有文明的国家。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说话、做事、思想出了问题，或有了毛病，这个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便必然会有问题，或有了毛病。无论人、无论社会、无论国家，其实全都可以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去寻找发生问题的原因，或产生毛病的原因；作为人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也同样应该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去寻找发生问题的原因，或产生毛病的原因。其中的道理，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因此，我今天即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去分解中国国家的史话。
认真分析中国国家的历史，中国的文字语言历史和中国的思想史，实际上都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非常原始，非常落后，非常缺乏真正人类文明的成就价值。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多少实质性的巨大变化，其中的原因也同样简单，这是因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言说、中国人的思考，几乎全都是处在孔丘的儒家的意识形态的完全"垄断"的严格控制之下。关于这一点，中国人的庞大的历史记录，无论庞大的官方的"正史"记录，抑或庞大的民间的"野史"记录，实际上全都可以看到显著的证明。我在一篇专论中国思想史的文章之中也已经谈到，中国的思想史，实质上是一部思想倒退史，而根本就不是一部思想的进化史，而在这种思想倒退的历史的影响之下，中国的文字语言史，事实上充其量也只能有形式上的"变化"，例如文字形式的变化：秦篆、汉隶、晋真、唐楷、宋行、明草，等等，以及文章形式的变化：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等等。很显然，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几乎就只有文字文章等的形式上的嬗变，而根本就难以出现，或根本就出现不了思想观念的实质性的进化的质变。这样一来，最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变化的东西，便显然只有中国国家的版图的历史了，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人的行为实践的历史（后果）。换言之，我们从中国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版图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以来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之中，便基本上可以发现并看出，潜伏在中国国家历史之中的某种本质性的问题，这种本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今天不妨就这种问题来讨论中国国家的历史，并作出某种重要的判断。希望能够得到我亲爱的同胞们的认同。
认真研究中国国家版图的历史变化，我们立即可以发现一个几乎完全贯穿了中国历史的非常重要的特殊性（特殊的规范、特殊的"命运"）的问题，它是什么呢？即：自从汉代兴起了"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以来，凡为中国国家的版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就几乎只能是周边"野蛮"的少数民族，而基本上与受到了儒家意识形态严重毒害的汉民族没有多少关系，或甚至只有完全相反的负面的关系。说得更直白一点，真正为中国国家的版图扩张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就只有"野蛮"的少数民族，例如鲜卑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等，而作为"大汉民族"的士大夫官僚、儒家文人们，则不仅没有能力扩张国家版图，反而还更加出卖国家版图、缩小国家版图。历史上所谓的"汉奸"，其实几乎全都是出自"大汉民族"的出卖国家版图（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利益的奸贼，他们几乎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所谓的"大汉民族"之中的士大夫官僚和儒家文人。很显然，在中国的历史之中并不曾有过什么"鲜卑奸"、"蒙古奸"、"回奸"、"满奸"等等，却惟独只有"汉奸"，这的确是非常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的，也从而揭示了中国历史之中非常严重的"痼疾"。这说明，只有"汉奸"，只有终生接受了孔丘儒家意识形态深深毒害的"大汉民族"之中的"汉奸"，尤其其中的士大夫官僚和儒家的文人们，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会最终极其卑鄙地堕落成为出卖国家版图利益的"奸贼"。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国家版图最大的时期，从汉代之后，便只有"野蛮"少数民族的朝廷，例如鲜卑族的唐朝，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我们尤其必须感谢满族的同胞，如果没有满族同胞为中国近代国家的版图进行勇敢的"扩张"，中国人能有今天的国家"版图"么？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惟一让汉族人当皇帝的"宋朝"，实际上却是个"版图"最小的朝代，北边有辽、金、西夏，南边有大理、南越，偏偏宋代的儒家最盛，其实应该是"白痴"家、"骗子"家，乃至"汉奸"的最盛，所以后来的中国人和中国，便只能更加愈变愈蠢，更加愈变愈弱了，诚如刚刚逝世的杨宪益先生的打油诗所言："千年大国贫弱愚，一代新邦假大空"。尽管后来兴起的"野蛮"、"骠悍"、"勇敢"的满族同胞，有能力为中国国家的"版图"作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对于实质上已经形成的中国文化的愈来愈"愚蠢"、愈来愈"衰弱"的内在精神倒退的历史之势，却显然是毫无"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了，何况他们自己后来也依旧拜倒在腐朽的孔丘儒家的名下，所以他们也同样只能有国衰民亡的死路一条了。
很显然，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版图变化的历史，已经非常明显地证实了孔丘儒家文化的反动而愚蠢的本质：孔丘儒家的"文化"传统只能造成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汉人）的愚蠢、虚弱、无耻，而根本就不可能使接受它的影响的任何人能够真正变得兴旺发达，这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谁否定这个答案，即是谁否定了中国的历史本身。
我亲爱的中华民族同胞啊，我亲爱的汉族同胞啊，你们还要坚持那个早就该死的孔丘儒家的"文化"传统么？我明确地告诉你们，孔丘的儒家"文化"根本就不是"人"的文化，而是不折不扣的对"人"的丑化，百分之百的对"人类文明"的"丑化"。醒醒吧，尤其不要再继续紧跟着孔丘及其儒家，去做那种永远都应该受到严重诅咒的"汉奸"，去做那种永远都只会出卖中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利益的只顾自己"家庭"利益的"汉奸"。孔丘及其儒家，才是真正不断培养这种"汉奸"的永远"文化"（丑化）的温床和渊源。
两千多年来，孔儒的意识形态，特别凝固在孔儒的政治权术，真是害苦了"大汉民族"，它让他们永远都只能成为被外族宰割的"亡国奴"、乃至成为委曲求存、卑鄙无耻的"汉奸"；两千多年来的孔儒，绝对是永远败坏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源，凡是"尊孔读经"的统治者，无不必然走向腐败、走向毁灭。真实地讲，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的儒家政治，永远都在害中国，永远都在害中国人，尤其是永远都在害中国的汉人，它让他们永远都只能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两千多年来，凡是受到孔儒毒害的中国人几乎全都已经丧失了推进人类文明的能力，尤其中国的汉人，他们永远都只能成为世界上头脑最愚蠢、地位最卑微的人种。我亲爱的同胞们啊，清醒地认识您自己吧！不要再跟着孔丘的徒子徒孙们"瞎嚷嚷"、"穷折腾"了。（200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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