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太低？中国今后更看重增长质量 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7.7%，低于预期。这一状况被认为是对世界经 济的一个冲击。对此，中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表示：“目前中国重视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增长的质量。如果在今后10年中，中国能够保持年均7%的 增长率，就是成功。”他还说，中国今后要加速开放的领域是金融和医疗。光华管理学院的MBA课程在去年英国《金融时报》公布的世界百大MBA排名中列第 54位，在中国大学中排名最高。蔡洪滨获得了北大经济学硕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下面是对蔡洪滨的采访摘要：
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中指出：“中国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请问，这句话有什么背景？
“在中国，所谓的‘高速增长’是指，在过去30年间，以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作为基准所做的定义。从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来看，今后把继续保持这种 增长速度作为目标，并不现实。对此政府与学术界有着共识。已经到了改变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的时候，到了追求质的增长而非量的增长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已经丧失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还有，但是需要调整速度。要在解决环境问题、消除贫富差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利用资源 的效率等问题的同时发展经济。”
问：如果说中国经济有三大机会和三大危机，都是什么呢？
“三大机会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变化、城市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中寻求。中国将增长战略转换为以内需为中心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机会。另外，加快城市化步 伐可以增大内需发展的空间，增长潜力较大的领域有文化、体育、医疗、新再生能源产业。以廉价劳动力为前提的单纯制造业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已经失去竞争力。 三大危机包括收入不均衡、社会结构僵直、人口老龄化问题。”
问：一些外国企业称在中国市场上的经营受不少限制，您怎么看？
“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需要改善的部分确实有很多。并非是因为外国企业经历更多的困难，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例如，广东省的中国企业如果去西部地 区，在取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和处理税务问题的过程中，同样可能面临困难。中国新一届政府表明了放宽规制，最小限度地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决心。”
问：有人指出，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国家与国企的影响力过大。请谈谈您的看法。
“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政府对民间经济干预过多。通过上个月的两会，国务院公布的放宽规制的方针是正确的方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落实。应该尽快建立不给国企特权、与私企和外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
问：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目前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如何？
“这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由于‘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使得家庭背景不太好的年轻人在就业和接受教育方面不能拥有同等的机会，这种状况正在 得到固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更加需要从体制改革方面下力气。例如，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农民占60%，但因户籍制度问题，农民来到城市以后，无法享受与 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出现收入不均衡现象，除了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因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体制改革方面的不到位。”
-- [Weekly BIZ] 采访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
北京=朝鲜日报记者 金承范 (2013.05.02 17:42)
-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
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中指出：“中国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请问，这句话有什么背景？
“在中国，所谓的‘高速增长’是指，在过去30年间，以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作为基准所做的定义。从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来看，今后把继续保持这种 增长速度作为目标，并不现实。对此政府与学术界有着共识。已经到了改变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的时候，到了追求质的增长而非量的增长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已经丧失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还有，但是需要调整速度。要在解决环境问题、消除贫富差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利用资源 的效率等问题的同时发展经济。”
问：如果说中国经济有三大机会和三大危机，都是什么呢？
“三大机会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变化、城市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中寻求。中国将增长战略转换为以内需为中心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机会。另外，加快城市化步 伐可以增大内需发展的空间，增长潜力较大的领域有文化、体育、医疗、新再生能源产业。以廉价劳动力为前提的单纯制造业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已经失去竞争力。 三大危机包括收入不均衡、社会结构僵直、人口老龄化问题。”
问：一些外国企业称在中国市场上的经营受不少限制，您怎么看？
“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需要改善的部分确实有很多。并非是因为外国企业经历更多的困难，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例如，广东省的中国企业如果去西部地 区，在取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和处理税务问题的过程中，同样可能面临困难。中国新一届政府表明了放宽规制，最小限度地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决心。”
问：有人指出，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国家与国企的影响力过大。请谈谈您的看法。
“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政府对民间经济干预过多。通过上个月的两会，国务院公布的放宽规制的方针是正确的方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落实。应该尽快建立不给国企特权、与私企和外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
问：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目前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如何？
“这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由于‘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使得家庭背景不太好的年轻人在就业和接受教育方面不能拥有同等的机会，这种状况正在 得到固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更加需要从体制改革方面下力气。例如，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农民占60%，但因户籍制度问题，农民来到城市以后，无法享受与 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出现收入不均衡现象，除了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因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体制改革方面的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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