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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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11-22 通过 恒甫学社 作者：恒甫学社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 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
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
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党案及其元祐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没有那么粗野凶暴，那么小儿科，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4年，也就是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住颉蚱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
黄庭坚名列◎◎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降管勾玉隆观，这是个仅次于撤职罢官的闲职。湖北转运判官名叫陈举，此人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有一次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加上去。黄庭坚不愿意，拒绝了。于是，这位相当于省一级主管日常工作秘书长的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党著述的运动。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并后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
当时，负责销毁《资治通鉴》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薛昂与林自等人。太学博士陈莹中知道消息后，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了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为该书写的序文。这位林自不学无术，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中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29）。这样，今天的人们才有机会读到这部不朽的历史巨著。
苏东坡的诗文恣肆汪洋，意境高远。文人骚客们爱不释手。崇宁、大观年间，朝廷悬赏重金禁止他的诗文，最高时赏金达到八十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十多万元人民币。结果，反而使苏东坡的诗文成了民间相互夸耀的宝贝。读书人如果不能背诵苏东坡的诗文，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会认为此人没有品味，俗不可耐。有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为此还发了大财。
这位具有天才的经营意识和商业头脑的官员，名叫苗仲先，当时担任徐州太守，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地专级到副省级干部。苏东坡曾经在徐州建有一座名楼，起名叫做黄楼。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此楼作赋，碑文则由苏东坡亲自书写后刊刻。在禁绝销毁运动中，徐州的地方官员们不忍心毁弃，将这块碑投于护城河的壕沟之内，并将黄楼改名为观风楼。等到富室与官宦人家以收藏东坡诗文墨迹相夸耀时，苗太守灵机一动，命人将石碑抬出，日夜赶工摹印，得拓片数以千计。忽一日，太守下令："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下令立即击毁。结果，该碑文摹本市价倍增。苗太守将这些拓本带到京师，不几日便全部售罄。太守立即成为一方巨富（30）。
在苏东坡的家乡四川，民间甚至流传了一句谚语，说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苏东坡诗词文章的读书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们亲属子弟的命运则变得相当悲惨。崇宁年间，徽宗多次下诏，凡◎◎党子弟，不管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到京师来，不准在京师及京师府界任职；后来又规定，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已订婚尚未举行婚礼的，必须解除婚约；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级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视性的规定与作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作法都带着一股强烈的不祥气息。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我们记得，徽宗初政时，曾经发布过一份诏书，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地品评朝政。在此之前，徽宗的同父异母哥哥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后来，哲宗君臣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在臣民上书中罗织罪名的编类臣僚章疏局，使人们相当感奋，有五百八十多位官员和八百多位布衣平民上书言事，为国家发展出谋献策。结果，同样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蔡攸父子、他们的门客强浚明、强渊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宋史》记载说：强氏兄弟与叶梦得和蔡京结为生死交，共同策划了元祐◎◎党案和此次的上书言事案。在上书言事案中，上述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把这些上书言事者分别划分成了七大类：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仅五百八十多位官员里，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进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包括了那位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而监察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史书记载认为：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31）。
一位被列入此榜中的不知名人士，曾经写了一首小令，嘲讽道：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
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是，误人多少！"（32）
在涉及到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作法所伤害的肯定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
显然，得分最多的人是蔡京。元祐◎◎党案中，被蔡京列入◎◎党名录的人里面，包括了他最重要的政敌、竞争者、意见相左者和曾经批评过他的人。如章惇与曾布，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骨干力量；张商英在哲宗时反对变更新法，在奏疏中直斥司马光等保守派人士；陆佃则根本就是王安石的学生和变法时的助手。在理论上讲起来，他们都是蔡京志同道合的同志与战友。但由于他们属于上述几种人，所以全部被列入◎◎党名录。在这两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蔡京差不多将自己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清除殆尽。事实上，此后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时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这里面，有一个人特别令人惋惜，他就是叶梦得。从历史记载看，他并非稀里糊涂地成了五人小组成员，可能是相当情愿地参与了为那些上书言事者罗织罪名的工作。后来，此人出任地方官。在任期间，他摧抑豪强，平反冤狱，表现得相当正直而且能干，为此获得不错的官声并遭受贬黜；到高宗时，此人力主抗金，正义凛然地致力于收复失地；他还满腹经纶，是位不错的学者，其几本主要著作流传至今，仍然具有不低的研究与学术价值。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就是因为曾经与蔡京结为死党，遂成为此人无法抹去的污点，结果，此后八百多年里，始终为人所不齿。叶梦得的遭际，很有可能曲折地再现了当时政坛上的错综复杂。
就这样，我们帝国的元首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
此后，这种特点一再显现：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缺少坚定的信念，寡谋善变，投机取巧，特别典型地表现了徽宗皇帝的轻佻。
如果说皇帝在对待元祐党人的政治立场上剧烈转变是一种政治轻佻，在治罪上书言事者上翻云覆雨是一种人格轻佻的话，那么，在他改变对上述两类人的惩治时，所表现的则是一种让人根本无法界定的轻佻。
按理说，改变对这两种人的错误惩治，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举动。可是，徽宗皇帝在这样做时，却使人丝毫感觉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对国家的前途更加沮丧与绝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徽宗皇帝笃信道教有密切关系。
宋朝皇室与道教渊源颇深。宋太宗赵光义继位时，有"烛影斧声"之说，流传了一千余年，至今还是一大历史谜团。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做皇帝之前，曾经与一位道士交往很深，这位道士预言赵匡胤将登九五之尊。赵匡胤登极当了皇帝之后，这位道士杳无踪影。十六年后，二人又一次见面，赵匡胤问道士，自己还能活多久？道士回答道：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如果是晴天，你就还能活十二年；否则，就需要赶快安排后事了。到了这一天夜里，赵匡胤登临太清阁四下观望，只见星汉灿烂，不禁心中大喜。忽然，阴霾四起，天气剧变，雪雹骤降。赵匡胤急忙回到宫中，把弟弟赵光义召来，二人在皇帝的寝宫里，将所有内侍、姬妾统统赶出去，相对饮酒。人们遥遥观望，但见寝宫之内，蜡烛光下，太宗时不时地避席而起，作出谦让不可胜之状。漏禁三鼓，皇帝引柱斧戳地，对太宗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匡胤猝死，留宿在大内的赵光义于柩前即位，成为宋太宗。
这是对"烛影斧声"的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对赵光义就很不利了。这种解释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烛光之下，赵光义亲手杀死了自己患病中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胤平时片刻不离手边的水晶玉柱斧，在激烈打斗中发出的声音。
对于赵家皇室来说，前一种说法显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这就在皇室与道教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相当友善的桥梁。
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则将道教与皇室的关系拉的更近了。这位亲手签订了"澶渊之盟"的皇帝，特别神神怪怪，一辈子时不时地就能看见天神圣住颉虻临人间，而且就是降临到他的宫廷里面。神道降临时辉煌灿烂的景观，只有我们的皇帝一人有此仙缘能够瞻仰，其他人只能心怀崇敬地听他绘声绘色地予以描述。上天神圣还时常降下天书给皇帝，保佑并指怠颉螓根据上天的意志，治理我们的帝国。据说，这位皇帝之所以如此，大体出于两个动机：一是以神道教化世道人心，二是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特别是要让辽国君臣知道，大宋帝国是有神灵庇佑的，用以制止他们的南侵之心。
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我们的徽宗皇帝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神怪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毫不逊色。或者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33）
假如我们不愿意过分刻薄地评论此事，则或许可以将此事理解为君臣二人看到了海市蜃楼，或者出现了共同的幻视、幻影等幻觉。不过，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此皇帝更加崇信道教了。
与皇帝相处时日最久的一个道士，名叫张虚白。可能是长着一部与众不同的胡须，或者长相类似胡人，徽宗皇帝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张胡。此张胡博学多识，精通术数，经常喝醉酒后发出预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经酒醉后枕着皇帝的膝盖大睡其觉，并且经常直言无忌地发出批评性的警告，甚至针对皇帝本人。徽宗并不计较，只是说："张胡，你又醉了。"宣和年间，金国人俘虏了辽国皇帝天祚皇帝，派遣人来通告，徽宗皇帝将此事告诉了虚白。虚白的反应是，徐徐道曰："天祚皇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候陛下，已经很久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们相顾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认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国后成了俘虏。虚白如此比拟，完全够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却浑然无事，手抚虚白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到得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国之君，并被金国俘虏后，又一次见到了虚白。皇帝叹息着说："你平日所言，都应验了。我悔恨透了，没有早听你的意见。"虚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陛下好好爱惜身体吧。"据说皇帝曾经赏赐给张虚白大量财宝，虚白全部推辞不受。是一位相当懂得自爱的道士（34）。
皇帝宠信的道士不少，像张虚白这样自爱的则不多。这些牛鼻子老道，各自都有自己的高招。比如，一位叫王老志的人相当绝。他见到皇帝时，先递给皇帝一个大信封，皇帝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里面装着他早年写给爱妃们的艳诗，内容很隐秘，就是说很下流。皇帝立刻就被镇晕，马上就找不着北了。
最有名的，当属林灵素。此人深得神灵鬼怪之精髓，最大的特点就是满嘴巴跑舌头。而且胆子极大，口气极大，极其坚定果断。他相貌极为奇异。据说，因为好酒贪杯，又没有钱，于是向人家赊账，欠多了酒账，债主前来讨债，他"举手自折其面"，结果，导致他一半脸干枯如骷髅，一半脸则滋润如常人。平心而论，单凭这副尊容，一般人见到，先就会拿他当半个神仙了。而我们的教主道君皇帝本不是一般人。因此，皇帝一见到林灵素，顿时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发问："先生过去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道家大师林灵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曾经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还恍惚记得。我记得你好像是骑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了？"灵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来此。"皇帝又惊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还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无比喜悦。
林灵素象现代心理治疗的催眠大师似的，索性唤醒了皇帝所有沉睡的前世记忆。他告诉皇帝：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其办公场地叫府，上帝的大儿子是神霄府的玉清王，负责主持南方的工作，号称长生大帝君，这位神灵就是陛下。然后，林灵素谦逊地告诉皇帝，自己就是府中那个名叫褚慧的仙卿。如今主子下凡为帝，自己当然也要降临凡世辅佐君王。林灵素指着蔡京问皇帝：您不记得了吗？这是左元仙伯呀。他讲得兴起，把满屋子的人一一指给皇帝：王黼乃文华吏，盛章为宝华吏，而貌美如仙备受宠爱的刘贵妃正是九华玉真安妃。童贯等一干人也都名列仙班。如此一来，搞得大家欢天喜地：怪不得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如此开心，闹了半天，原来上辈子在天上就是老朋友了。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我们的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曾经亲自参加褚慧仙卿林灵素大师的讲经会。当时，在皇帝的倡导下，全国的道士都有官职级别，按资格享受工资俸禄和福利待遇，致使人们趋之若鹜。为扩大影响，每次讲经大会都设有大斋饭，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饭局，而且听经者可以得到三百文钱的施舍。结果，很多贫民买块青布，打扮成道士模样前来听讲。据说，每次讲经大会的花费都要高达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林灵素林大师的讲经格外好听。史书记载说，林大师讲经，虽然没有什么殊绝之处，但时时杂以滑稽，语言生动而智慧，搞得听众一惊一乍亦喜亦悲，不时地爆发出哄堂大笑，气氛特别热闹而且热烈。事实上，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听过各类大师传法的中国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而教主道君皇帝每逢此种时刻，也乐不可支，"莫有君臣之礼"。恍惚之间，皇帝可能已经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玉皇大帝的大儿子。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我们帝国国家元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据说，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
史书记载说，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
"而且，据说这位牛鼻子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诗曰：
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党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儿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拜章，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在诧异中等了相当长时间，于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体？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苏东坡。"据说，徽宗皇帝一听之下，大为改容（35）。随后，对元祐◎◎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平心而论，这种变化特别令人心惊胆战。想想看，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时不时地就会以此种方式，发生着治国方略的变化，这实在很难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产生什么乐观的想像。
而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像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
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作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我们帝国的皇帝多数都很聪明。他们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我们大多数聪明的皇帝们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而且，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比如，对于皇帝这样的男性修炼者来说，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采阴补阳的过程，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除了生理心理失常者外，全部心神向往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芳龄二八、也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她应该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按照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无须解析，这显然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
能够把全世界男人统统比下去，从而最有条件实现这个梦的，肯定首推我们帝国的元首——皇帝。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相当有趣。
比如：
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36）
这可能会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我们知道，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
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变化——易，——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37）。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佞之徒。
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浮颉蚴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
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可能令皇帝特别欣慰。
大约与他的艺术气质相关，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儿得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啤颉颞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啤颉颞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壁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华亭，就是今天上海松江县的悟空禅师塔前，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即今日的江苏淮安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公元1123年，也就是宣和五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今则用来表明同样级别的地位、荣誉与待遇。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论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便有官吏健卒直入其地，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就成了御前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少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在史书中只是记载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使人倾家荡产。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这就堂皇正大地为官吏们敲诈勒索铺平了道路。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这种情形很像魏晋南北朝时发生过的事情。当时，后赵皇帝石虎在首都邺城，就是今天的河南临漳，开辟了一个可能是古往今来世界最大的皇家猎场，规定，任何人都不许向野兽扔石头，违者一律处死，其罪名叫"犯兽"。于是，这款罪名一下子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发财致富的阳关大道。许多人被指控"犯兽"，从而倾家荡产。这种情形如今通过花石纲又一次再现。
后来，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起义农民对于落入自己手中的政府官员，采用了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比如：活埋、刨心挖腹、砍断四肢、乱箭射死、熬成膏油等等。从中国人素来不为已甚的行事品格判断，这种极端不留余地的做法，很有可能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曾经遭受来自政府官员们蹂躏的残暴程度。就连官修正史《宋史》中，也在指方腊为盗为匪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隐情。而此种情形，在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是民间的一种常态。
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史书记载说：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枉死无算，很难统计。运到京城的石头数以十万计，最贵的一块石头，光是运输的费用就达三十万贯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并且，贡品的品种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包："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物产应有尽有，地域涵盖全国，牵连人数和贡品数量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都相当罕见。
花石纲闹得举国骚然，包括激起相当大谩颉螨的民间反抗，徽宗皇帝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他已经不能也不想适可而止了。他深陷在那神仙般的快乐之中不愿也不想自拔，他要不停地向更加快乐的境界前进。
于是，宋徽宗与蔡京君臣一道，创下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到此为止相当罕见的记录，那就是修建艮岳。
与政治上轻佻善变相映成趣，徽宗皇帝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物质享受刻板乏味，其变化万端同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从现有史料判断，蔡京似乎从当上宰相那天起，就一刻不停地怂恿皇帝大兴土木。君臣二人高度默契，高度协调。从崇宁元年起，修完景灵宫以后修元符殿，铸完九鼎之后再建九成宫——九座宫殿安放这九鼎。九成宫华丽壮观，固然很好，但大宴宾客的地方太窄小了。于是起大工程，开始修建延福宫的七宫三十二阁，叠石为山，凿池为海，建了一座令皇帝相当满意的、"不类尘境"的宫殿群。
从现有资料判断，蔡京是一位生活品位极高的人。他喜欢吃鹌鹑羹和蟹黄包子，每吃一次鹌鹑羹，需要杀鹌鹑三百只；请人吃一次饭，仅蟹黄包子一项的花费，是一千三百贯钱，大约相当于五十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他家里按照专业人员的标准，养着一位小姐，其职责就是专门负责切葱丝。
据说，蔡京最看不上的，就是历朝历代讲究节俭的帝王，每每谈及此处，他都会嗤之以鼻地斥之为"陋"。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土得掉渣儿"的意思（38）。
以这样的品位辅佐皇帝，档次当然只会更高。
或者反过来说，需要这种档次的宰相辅佐的皇帝，品位肯定高得吓人。
终于，曾经令皇帝心满意足，并且专门为此撰写一篇赋、以纪其盛的延福宫，又在皇帝的感觉中显得"陋"了。于是，这一对君臣高度默契，共同精心策划与实现了一个大手笔，向现实的神仙境界迈进了一大步。
这就是艮岳。
艮岳，又叫万岁山，或"寿山"、"寿岳"，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
这座假山园林方圆数十里，坐落于开封城东北，景龙江之南。当初，之所以要把这里垫高，是因为道士告诉皇帝：这里的方位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人丁兴旺；如若修建成为林木葱茏的假山，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业已得到了证实：自从将此地抬高之后，徽宗皇帝便连连喜得贵子；这使我们的皇帝深信，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于是，开始了长达六年、耗资无可计数、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的大工程。
艮岳，最高峰九十步，约合公制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啤颉颞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还有万名左右妙龄美女出没其中。艮岳山峰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林之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其中，一花一竹一木一石壑登Ч嵘趸蛲蚬嵴撸患破涫Ｉ缴霞甘錾蕉蠢铮奥诵刍朴肼适恍刍频淖饔檬潜偕咝境妫适蚓菟悼梢圆莆怼Ｎ瞬玫脑莆礴匀频男Ч姑嗽谟途钅抑凶⒙胖糜谏铰颓捅谥希绱诵纬筛呱皆莆淼男Ч唬骸肮痹啤薄Ｋ位兆诰驮谡庠普粝嘉抵洌呃醋呷ィ罢易派裣砂愕睦寺胍帐跫业牧楦小?/P>
当时与后世对于艮岳的记载和评述颇多。给人印象较深的两个评价如下：
其一曰：艮岳之壮丽，"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就是说，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艮岳乃天字第一份；
其二曰：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玩意儿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
艮岳的修建，开始于北宋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到宣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122年竣工，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修建这座皇家园林期间，北方，发生了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从公元1119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开始，引起朝廷的关注与不安；南方，则在公元1120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与此同时，南、北方各地陆续发生了至少十起左右农民暴动，人数少则数千人，多则十数万人。用当时人的话说，离开花团锦绣的京城开封府，十里之外就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资料显示，当时，在艮岳和后宫中的少女总数超过了一万人。据说，皇帝每隔五到七天，就必定要和一位处女交和，以便采阴补阳，益寿延年。这支堪称庞大的美女队伍，肯定可以为教主道君皇帝的浪漫生活提供必要的灵感。这些灵感，最后可能结晶成了皇帝那些美仑美奂的书画作品、《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殿博古图》。使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此好看了许多。
平心而论，这已经很不错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倾整个国家之财力物力人力，只是为了一个皇帝的高兴。这样做了之后，除了一个坏名声和一副臭皮囊之外，什么都没留下的皇帝可是实在太多了。
此时的宋徽宗，除了流连于艮岳之外，据说还在忙于通过皇家专用秘道，流连于京城名◎◎李师师的闺阁之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此期间，皇帝赏赐给李师师的钱物，大约至少在十万两白银以上。
三年后，公元1125年，即北宋宣和七年，大金铁骑挥师南下，如入无人之境，直逼京城开封。被淘空了的北宋江山一触即溃。
据说，聪明的李师师在异族骑兵兵临城下之际，将宋徽宗赏赐给她的所有钱财全部捐献给了守城军民。此后，这位美丽女子下落不明，给当代和后世的文人骚客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像空间。
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徽宗皇帝与她的浪漫故事，早就引起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士大夫们的愤怒；因此，徽宗皇帝退位，新皇帝即位后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在保家卫国的神圣名义下，义正词严地抄没了这位京城名◎◎的家产，用来偿还满朝文武们欠下的巨额战败赔款，从此，李师师几乎沦入沿街乞讨的境遇。这种说法在道学家和情感遭遇过重大挫折的男女人士那里，特别容易获得共鸣与支持。
第三种说法，说是李师师的美貌与多才多艺，早已名扬大金国。大金骑士拿下大宋都城后，其统帅指名索要这位美妇人。师师悲痛于百万官绅齐下跪，全无一人是男儿的现实，坚贞不屈，吞金自杀。
可以想见，不论哪一种说法，都给帝国满腹才学的文人们，留出了施展才华的足够大的天地。
让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凡是闯进这个天地里，试图在此展开想像和文采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堕入了俗不可耐的深渊之中。
同年，八十岁的蔡京退休，离开了宰相职位；当年年底，宋徽宗发布罪己诏，罢各地花石纲及各应奉局、造作局，并将帝位禅让给儿子赵桓，即北宋皇朝的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
此时，有两组统计数字，颇能说明徽宗皇帝二十五年浪漫生活的代价：
当年，公元1102年，蔡京刚刚登上相位时，曾经向皇帝进言："如今国库里的积蓄有五千多万，足够用来体面、快乐地生活了。"
如今，公元1126年，打到家门口的金兵，提出的议和撤兵条件是：宋朝廷必须交纳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骡驴一万头、丝绢绸缎各百万匹。除了这些天文数字的勒索之外，还要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以宰相、亲王为质等等。我们的皇帝全部接受了这些条件。
为了凑齐这些款项，在将皇宫、国库中的所有金银财货、天子衣服、车马、宗庙祭祀用具、六宫官府器皿等等全部折价变卖成银钱，共得黄金三十万两、白银八百万两。不得已，皇帝下令在整个京城实行第二次征集。此次搜刮进行得极其彻底。当时的命令是：凡在京官吏、军民人等，必须在限期内将金银送往官府，逾期不交者，斩首。允许奴婢等告发，悬以奖赏。并且◎◎优如李师师等、罪臣如蔡京等的家财及亲属的财产一律没收，用来填充空缺。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大宋官吏是如何如狼似虎地进行敲剥的。这一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即便如此，距离金兵勒索的数字，还有巨大的缺口。多亏孤军深入的大金骑兵自己退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第二年，北宋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底，金兵第二次攻打开封。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艮岳之中，争持锤斧击之。他们毁拆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将数千只珍禽异兽悉数投入汴水之中，任其所之；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全部弃诸沟渠。建成刚刚三年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从而，标志了徽宗皇帝浪漫生活的彻底终结。
据说，宋徽宗被俘之后，听说金人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地狱，并且掠走了他的全部后宫妃嫔和赵构之外的所有儿女时，神色不动，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当听说京城、皇宫中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时，也无动于衷；而当听到金兵将皇城里的书画全部掠走时，他喟然长叹，神色惨然，表情相当痛苦。
这座美仑美奂的人间仙境的毁灭，仿佛是个象征，特别意味深长地隐喻着花团锦绣的北宋帝国。比后来圆明园之于大清帝国的意义更多几分悲怆。
同一年，宋钦宗下令将时人所称的"六贼"，也就是以蔡京为首的六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分别给予了罢官、流放、赐死、杀头、抄家等处分。他们是：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李彦；这里谩颉蚬没有包括那位凭着花拳绣腿，愣把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逼上梁山的高俅，没有包括蔡京的儿子——想要杀掉自己弟弟、逼走自己父亲的蔡攸，还有杨戬、张邦昌、李邦彦等等。认真考察起来，衮衮诸公如上述人等，的确劣迹斑斑，无怪乎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认定了他们是◎◎臣。
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北宋末年徽宗皇帝一朝另外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景观，——如此大批量同时涌现出来的◎◎臣队伍。这些人全部都势焰熏天，全部都权重位高，全部都深得皇帝宠爱。他们彼此间又团结又斗争，最后，差不多全部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同一般的鼎鼎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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