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一个强盛帝国不到25年就亡国灭种的历程

（一）---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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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盛帝国不到25年就亡国灭种的历程 （！）

于 08-11-22 通过 恒甫学社 作者：恒甫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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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节选

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二十五年；一年多一点之前，即金兵第一次打到京都城下之前，他将皇位传给了大儿子、皇太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这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宋徽宗基本上是在一种轻歌舞喜剧般的氛围中，优美地旋转着，滑着轻松的小步舞似的度过来的，直到退位。 

　　关于这一次传位，历史上有两种见解：一种看法认为，宋徽宗赵佶眼见大势不好，赶快主动让位，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顶雷；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不管哪一种说法，着眼点仅仅在于宋徽宗是主动让位还是被动退位上。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大家公认的。即，此时的大宋帝国，在徽宗二十五年统治之下，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 

　　此时此刻，这一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风骤雨。 

　　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即北宋元丰五年阴历十月十日。 

　　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当时稍后一点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1）。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则会很容易地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地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弧颉颦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李煜落到赵家天子手里三年。四十二岁时，在大宋都城开封，死于赵家天子一种叫"牵机药"的慢性毒药。当时，阴历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渡过迢迢银汉相会的日子，又恰好正是李煜的生日。这位皇帝词人心爱的小周皇后被宋太宗赵光义召去侍宴后侍寝，妻子向他哭泣求救，他毫无办法，只能万分悲怆地写了一首《虞美人》。在词中，这位亡国之君并不敢发泄不满，只是满怀凄楚地怀念故国和往昔岁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赵光义读了这首情真意切的佳作之后，很不愉快，下令毒死作者。据说，他们使用的这种"牵机药"是一种极可怕的毒药。吃下去后，相当痛苦，使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搂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所以起名叫"牵机药"。 

　　相形之下，与宋徽宗的祖先比起来，女真人显得相当宽厚：宋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九年。五十四岁时，在远离开封万里之外的大金国小镇五国城，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老病而死。死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写过一首怀念故国与往昔岁月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首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一首词：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都梦不到了。其悲怆可以想见。可惜，就连在这样的词作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与轻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一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对于不太了解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们来说，可能对宋徽宗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但是，只要你读过《水浒传》，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好汉，稍微一点拨，你就会知道，那位使整个国家◎◎臣当道、遍地虎狼、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的、在李逵口中坐在天子"鸟位"上的"皇帝老儿"，就是此人。 

　　从现有史料上判断，宋徽宗在当上皇帝之前，是一个多才多艺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2）。 

　　公元1100年，即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此时，宋哲宗只有二十四岁，应该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他的死，很有可能与放纵的两性关系有关。有证据显示，这位皇帝十四岁时，就有大臣上书，劝谏皇帝不要过多地陶醉在女色之中。据说，当时皇帝已经大量征集民间适龄女子进宫，每天要有十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美貌女子，侍奉这位尚未婚娶、没有皇后的少年皇帝，这使得大臣们十分烦恼。也使皇帝的祖母，当时统摄国政的宣仁太后相当烦恼（3）。 

　　根据现代生理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成年男子具有生殖能力的精子，需要三十六个小时以上才能发育成熟。过度的性生活，很有可能是导致这位青年皇帝正当盛年死去，和没有子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管怎么样，宋哲宗的死，无疑为宋徽宗登上帝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历史记载显示，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人，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即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浮颉螂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此时，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就是后来的宋徽宗继位。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4）。

　　从中，我们看到：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迫使反对派闭上嘴巴的战术，是中国文化中悠久的政治智慧与传统。用八百多年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术语表达，这种作法通常被称之为"上纲上线"。一般说来，这种战法应用在被上纲上线者无法或无暇辩驳的情况下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是锐利无比，所向无敌。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 

　　于是，我们很快就有机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这位皇帝不仅瘦金体写得好，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 

　　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不算过分；他的《草书千字文》相当精彩，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此人做了不少诗词，不过似乎没有达到他书画的水平，就像上面提到的那首词一样，读起来虽然还算过得去，但显得过分雕琢，能让人传诵的显然不算很多。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5）。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6）。"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7）。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8）。

在弧颉颦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9）。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 

　　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 

　　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场颉蛭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许多故事了。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消了这个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属于和苏东坡很对脾气的一种人。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窄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哲宗亲政的时间，掐头去尾大约只有六年多一点时间，这位章惇就做了六年宰相。他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当初，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经放逐过政敌；如今与章惇所做的一切比较起来，我们马上会发现王安石已经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了。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徕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此地，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11）。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儿，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 

　　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范纯仁是著名的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他的官位也当到了宰相，享有很高的名望。本来老先生是可以退休林下，在京城安度晚年的。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臣被章惇宰相流放在外，满朝文武没有人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同样年近古稀的范纯仁不顾全家人的阻拦，挺身而出，结果得罪了当道者，也被章惇流放出去。就这样，一家人跟着老人走上流放的道路。每当子女痛骂章惇时，老先生总要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老人被救上来，他抖着湿淋淋的衣服问子女们："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在这位老人身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象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12）。"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浮颉螂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13）。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丁颉蚝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14）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大约相当于监察部司局级的主任官员，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15）。"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16）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17）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18）。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19）。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现有史料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当他第一次成为徽宗皇帝的宰相时，为数不少的帝国臣民热切地期待着，希望他能辅佐皇帝，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兴盛。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20）。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细心的人们也注意到，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21）。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而在当时，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个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的残酷搏杀后，到徽宗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使他享有崇高声望的另外一个因素，也迅速发生了很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作用：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弧颉颦、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于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22）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是宋徽宗登极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宋徽宗共同听政的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又两个月后，升任尚书左丞，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宰相或宰相助理之一，已经进入中央决策层了；再过两个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大致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到此时为止，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阶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 

　　从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将蔡京夺官后贬黜到杭州居住，到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年底，蔡京还是待罪之身；从此时到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的七月五日，蔡京已经一步三跳地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来得太叫人目不暇接了。 

　　对于这个变化，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实际上，归结起来，大体上不外于两大因素： 

　　其一，应该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实力对比、角逐与博弈的结果； 

　　其二，蔡京的艺术才华发挥了很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激浊扬清，表现出了一位中兴天子的气象。从当时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书文告上看，他很是诚恳，并没有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迹象。 

　　徽宗登极之后，有九个月时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样讨厌变法派，于是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韩忠彦担任宰相。很快，这位对国政没有什么兴趣的太后就宣布归政，三个月后便驾鹤西去。此时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拥立徽宗即位，斥责章惇居心叵测的曾布。这位曾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其实他与章惇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拥护者。但他很讨厌章惇，原因是章惇过于强项霸道，压得曾布无法出头；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蔡京。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着的也是执政的位置，这让曾布很不舒服。我们知道，执政与知枢密院事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而蔡京乖巧，很会讨喜，这使曾布分明感觉到了压力。因此，怎样才能将章惇和蔡京排挤出京师，曾布当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对付韩忠彦了。曾布在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他劝浮颉蚴帝，要继承父兄神宗皇帝与哲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们的革新变法事业与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实现朝代的夙愿。对于如今年满二十，血气方刚，思量着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劝告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而且，经过父兄两代人变法革新的努力，民间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经济收入上，显然是大大好转了，这却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后，蔡京当宰相时，北宋的国库即便不是开国以来最富裕的，也肯定相当好过。蔡京就曾经喜悦地告诉皇帝：现在，国库里的积盈多达五千万。尽管这是在付出培养起一大批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丧尽人心地盘剥敲诈民间、和士大夫阶层分裂为朋党无休止顽强争斗的重大代价之后才取得的。但是，正如西谚所说：青年人相信许多假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东西；青年人喜欢相信许多坏东西，老年人喜欢怀疑许多好东西。二十岁的、很想奋发有为的徽宗皇帝当然愿意相信仓库里堆放着的铡颉蝠白银，这些显然不是假东西和坏东西；他肯定不愿意或者也可能是没有能力深入探究帝国肌体为此所遭遇的重大创伤。或者，他也许根本就不认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好，还会造成什么新的创伤。 

　　很有可能，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宁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应该是推崇、崇尚之意。现在，天才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轻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不少朝臣的拥护，这还不够。对付韩忠彦这样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盘算中，如果赶走了现任宰相，自己极有可能顺理 

　　成章地成为宰相，这样，他应该不需要过分担心蔡京的威胁了。因此，他可能参与并支持了皇帝对蔡京的起用。而此时，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相柔懦，木讷，不善表达，在政治上，他没有能力阻止皇帝向变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场转变，作为变法的反对派先失一分；在政务上，虽然权位在曾布之上，却事事受到掣肘，"事多决于布"，无所作为，而连连丢分。最后，被曾布挤兑得实在难受了，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说："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意思是说：你曾布以继承先皇帝遗志为能事，我就找一个比你更能继承遗志的人来干掉你（23）。这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作为，变成只要快意恩仇就行的玩闹了。 

　　而他所说的更能继承遗志的人，就是蔡京。 

　　至此，已经很难有什么其他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蔡京三级跳般地回到帝国权力中枢了。 

　　为蔡京优美的三级跳加油助跑的，则是他本人出色的艺术才华和宦官童贯的鼎力相助。 

　　史书记载说，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24）。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而此刻，宦官童贯作为绝好的中介，进一步加深了皇帝的这种喜爱。 

　　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设立明金局，其职责就是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此时，蔡京贬居杭州已经将近一年。据说，他恰到好处地为童贯提供了一份名单，并帮助他出谋划策，使杭州城里流藏民间的几件传世不朽之作，落入童贯手中。其中，有王佑军的字，顾闳中的画，还有宋徽宗最为喜爱，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这使童贯在侍奉不久的主子面前大为露脸。蔡京自己精心创作的一些字画作品自然也没有湮没无闻（25）。 

　　此次设立明金局，表明徽宗并没有打算用励精图治埋没自己的闲情逸致，风流才子型皇帝的轻佻性格再露端倪，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而童贯与蔡京二人也就此结下了相互支援、牢不可破的友谊。事实表明，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种可怕的友谊，诱惑着、裹挟着宋徽宗，将大宋帝国一步步拖下了灾难深重的泥沼之中。 

　　在此前后，一位名叫邓洵武的起居郎，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天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机要生活记录秘书，为皇帝画了一张《爱莫助之图》，也给我们的艺术家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洵武先对皇帝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制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法度，这就表明，忠彦能够继承父志，陛下却做不到。" 

　　这家伙真是挑拨离间的高手，一番话说得皇帝黯然神伤且怦然心动。 

　　邓洵武接着侃侃而谈："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 

　　说着，他给皇帝展开了一张图，就是那张著名的"爱莫助之图"。 

　　这张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结果，变法派的左边，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执政一级的，只有执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边，则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执公卿满朝文武，"盖举朝无遗焉"。最后，在左边变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书着一个名字于宰相之下。皇帝细细看去，乃蔡京二字。 

　　邓洵武告诉皇帝：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26）。 

　　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官至尚书左丞，已经是副宰相职级，大约相当于宰相助理的样子。这种快速提升足以令人眼晕。曾布觉得不好时，已经无力阻拦了。更糟糕的是，此时的蔡京对曾布根本就不假以颜色，该出手时就出手。作了尚书左丞还没满月，蔡京就用一份奏章彻底断送了曾布的宰相梦想和第二宰相的宝座。 

　　事情起因于曾布的不争气。 

　　他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这位陈佑甫偏偏是他的儿女亲家。陈佑甫的儿子陈迪是曾布的女婿。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的。 

　　蔡京立即动本参劾。 

　　他的话狠辣而简明："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以宰相私其亲？"官职俸禄是皇帝的，你宰相怎么能够以权谋私，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属？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 

　　于是构成了当年他叱责别人的另外一条罪名：在天子面前无人臣之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能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 

　　这还没完。蔡京乘胜追击，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将他的几个儿子一网打尽，抓进开封府锻炼周纳（刑讯逼供、罗织罪名之意），迫使曾布低头认罪。结果曾布再次贬官，被发往太平州居住，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当涂县。从此，曾布噩梦不断，直到五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死去（27）。 

　　一个月后，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为帝国第一副宰相。此时，他的官衔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职衔，习惯上已经被认为是拜为宰相了。一般说来，它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列为宰相，但名次在后，因此，说它为第二宰相或许更合适。 

　　拜相制书下达后，徽宗在延和殿召见蔡京，问道：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哲宗皇帝继承之；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先生有何指教？ 

　　史称，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史又称："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也就是说，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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