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转帖了凤凰网刊发的《南方朔: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文章。文章刚在博客发出,金使尔康就用匿名跟了十五个帖子,又是检举,又是要警告。我在跟帖后面写了一留言,指出他的所作所为验证了林语堂先生的一句名言。
我跟帖发出后,不一会浙江省嘉善县某匿名者疯狂地用下流骂娘的话攻击。
金先生的攻击,尽管带有明显的恫吓,但毕竟没有使用骂娘下流话,他还是属于一个文明人。那些下流骂人的话,我都不想去删,文革遗风帖子则更不愿删了。
我曾经给新浪博客管理员打过电话,质问为何不删除下流骂娘的跟帖评论,他们说不会删除任何跟帖评论。既能不会删除任何跟帖评论,今天博文后面的金使尔康跟帖评论和我对他跟帖的评论,又到那里去了呢?难道帖子自己知道“飞走”吗?
为何不删除疯狗似的骂娘帖子呢?却要把金使尔康的文革遗风帖子和我的跟帖删除?金的观点虽然有文革遗风,但毕竟不黄也不色,让这类帖子暴露在阳光之下,最起码也能帮助中老年人回忆一下文革的岁月。对这类帖子,我博主都能容纳,管理员为何会看不下去?难道你们眼中只能容下骂娘的帖吗?
思想什么呀,只要有特供,“肉食者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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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刘晓原 on 6/27/09
南方朔: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http://culture.ifeng.com/popular/leisure/200906/0625_4092_1219704_2.shtml
南方朔
本名王杏庆,1946年生,台湾大学森林系、森林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作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台北
在台北市辛亥捷运站稍等了一会,穿着拖鞋的南方朔先生就踱过来接我。我们边聊天边走向南方朔家,一开门,小狗出来欢迎,南方朔指着一张沙发:“这是狗坐的地方,别的地方请随便坐。”离开《新新闻》后,南方朔每天最重要的户外活动是带狗散步,余外的时间,便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
家中藏书甚丰,南方朔用手写文章,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用手机。他觉得上网是浪费时间,垃圾太多。而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自写文章:“我的稿费单价很高,几十年建立品牌形象,别人看得起我,我的行情不低。”
“抽烟吗?”南方朔边点烟边说,“我从小抽到现在。”这一个下午,他烟不离手。
出身穷苦人家,南方朔考大学时报了台湾大学森林系。他解释这个专业的选择:“几乎每一个社会的早期,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现象。台湾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我念书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念到一半,开始变成工商社会,到1980年代以后变成了高科技社会,所以职业变化很大,我的同学一大半做生意去了。”回忆大学生活,南方朔最深的印象是诱惑不多,用功苦读。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班,南方朔念了八年森林系。那个时代农业科系的重点是生物化学,开始念大学时,生物化学课本是很小一本,等到念研究生时,课本已是很大一本,南方朔的真正专长是植物生物化学。
留学美国是当年台湾的风潮,南方朔恰有机会拿奖学金去留学,却毅然放弃了。此时台湾与美国断交,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南方朔说:“不去留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当年不去有没有后悔?我说:有什么后悔的?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出国不一定比现在好。只要自己用功,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差不多。”
念完了森林专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南方朔却没有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那时候森林系的老师念的还是传统的东西,而学生不念传统森林系的东西,去念新兴的生物化学。老师讨厌这种学生,所以我跟老师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不能留在学校教书。假如关系搞好了,我现在一定是台大教授。”南方朔从小就会写一点文章,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从薪水很低的小记者干起,南方朔先后换了七八家报纸,跑了十几年的新闻,把所有的新闻线都跑遍了。南方朔笑道,每换一家报纸,薪水就多一点,最后是在《中国时报》。
年纪大了,就跑不动新闻,而且感觉人生的智慧、知识的积累都不够。四十岁之后,南方朔和朋友创办了《新新闻》杂志。时值台湾社会变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新闻界本身,都盼望自由开放的风气。《新新闻》生逢其时,高峰时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但是广告不多,经营主要还是靠发行量。南方朔从新闻记者成了专栏作家。2005年,南方朔离开了《新新闻》。
南方朔喜欢自称“读书人”。从小读文学,后来念历史、哲学,从事新闻采访时,很多社会现象不懂,就要读政治学、经济学,如今以写作为主,要读更多书。南方朔说:“我赚了钱,大部分都拿去买书。我只读英文书。”他自认英文不好,但读英文书没有问题。谈起天下大事,南方朔说:“我有个特色,你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怎么样。每天看那么多书、报纸、杂志,都知道一点点。”
闲谈中,南方朔自诩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平起平坐。我问他台湾文学有哪些人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白先勇不错,又说张爱玲也算台湾的吧,我即刻说:“张爱玲不算台湾的。”他说:“因为台湾,张爱玲的东西才能存下来。她写作的地方在大陆、香港、美国,严格来说属于台湾传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评说了不少当代名家。“时代改变,风云际会,都会出现很多人,因为家世,因为时代关系,娶了某个女人,嫁了某个男人,获得很高的评价。很多人是被迫害的英雄,人们推崇他。可是到最后,把这些因素全部丢掉,恐怕还有争论,因为文学有个规律,时代是个筛子,过了一百年,筛掉很多人,剩下一些,再过两百年,剩下更少了,有时候会筛出一些出土人物,很多人死了几百年会红回来的。文学的账很难算的。”南方朔有感而发,“到了19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文学界开始出人才了,现在的文学主流跑到大陆去了。”
聊起艺术,南方朔自报在艺术大学教过艺术思想史。他把张大千和溥心畬归为台湾祖师级人物,又说台湾当代的艺术家他都知道:“各行各业活着的人我知道他们太多事情,懒得谈了。”我们还是谈了朱铭、刘国松、何怀硕、董阳孜。我提起不久前逝世的高信疆,他主编《中国时报》副刊时捧红了许多人,但有些人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高信疆。南方朔说:“高信疆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追思会我去了。台湾这个社会,你有权势,大家都靠过来,无权无势,没人理你。现在台湾电视上出了一堆名嘴骂陈水扁,其实很多都是绿色的人,现在朝代变了,就骂陈水扁了。我想高信疆有这样的感触,他到了后来无权无势。中国人都有趋炎附势的毛病。”
针砭起政治人物,南方朔更是痛快淋漓:“我身为台湾人,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永远看着形势改变。很多人在国民党当权时就是青天白日,高喊‘国民党万岁’,民进党当政了,就把国民党的旗子收起来,把民进党的旗子拿出来喊‘民进党万岁’。”
现在许多当红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朔的眼里,不过是官僚而已。对已故的辜振甫,南方朔倒觉得是个绅士:“绅士很难培养,不是马马虎虎可以出来的。绅士有很多条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传统。第一家里要有钱,我很有学问,人也不错,但没有钱,成不了绅士。我必须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绅士的条件是很有钱,不用辛苦工作,是个大老板。很多人有钱就花天酒地,这也成不了绅士。要有钱,有教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唱唱京剧,喜欢艺术,来往的是高档的人,这才形成绅士。中国大陆会有富翁,不会有绅士。”
对人称“台湾四公子”的沈君山、连战、钱复、陈履安,南方朔品评一通之后说:“现在没有人谈四公子了。他们有好条件,家里有钱,出国念书,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那是不公平时代的产物!”我问:“你出身穷苦,所以一直都有很深的平民意识?”南方朔答:“不,这是人间起码的道理。列宁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有一次他听音乐家表演钢琴,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音乐真是好极了!可是,我所想到的是,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富,他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打抱不平。”
“读书人就要有大气魄”
“谁有权力就骂谁”
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南方朔
时代周报:当年创办《新新闻》杂志最重要的想法是什么?
南方朔:在一个变化的社会,新闻工作者一定希望参与这个变化。于是我们做了一份在当时来说比较前卫、自由派的杂志,而且《新新闻》在当时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
时代周报:《新新闻》见证了台湾慢慢开放的过程,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事情?
南方朔:台湾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都是身临其境的,像我这一代台湾人,是看得最多的,老一辈没有看到后一段,小一辈没有看到前一段,我们是全部看到。十大建设,开放报禁、党禁,美丽岛事件,蒋介石、蒋经国死掉,我都是全部看过的。
时代周报:你最近写了一篇讲蒋经国的文章,在台湾几任“总统”中,你对他的评价最高。
南方朔:这是民意调查的结果。蒋经国的贡献是,台湾从一个很穷的社会在他的任内慢慢开始富裕,经济发展,有重大建设。你骂他也没用,他的成绩摆在那里。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开放报禁和党禁,对台湾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一开放就停不下来,后果是完全算不到的,因为社会的变化是超出人们的知识范围以外的。那时蒋经国也是没有办法,大势所趋。开放报禁、党禁,开始有反对党,报纸可以大鸣大放。当时是好事,可是发展到今天,副作用出来了,政党、媒体乱七八糟,这是当时算不到的,有好有坏,但是非开放不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西方也是一样。开放就一定出现副作用。人们吸取教训,改过缺点。例如美国的报纸,在早年的时候煽动战争,尤其是美国跟墨西哥的战争,那真是报纸搞出来的。现在的报纸还敢煽动战争?
时代周报:你对台湾的民主进程非常关注?
南方朔:对啊。我全部关注的,没有我不知道的,国民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民进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我全都认识,我属于第一线。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这次5·17呛马活动?
南方朔:现在台湾骂马英九,第一名是我。我是天天骂马英九的。马英九这个人讨好、媚俗。他运气好而已,没有能力,没有胆量。我对他意见很多的,现在只是北京帮忙,台湾看起来还不错。所以马英九声望又起来了。
时代周报:那你对陈水扁怎么看?
南方朔:更要骂啊,更混蛋嘛!
时代周报:陈水扁当年当“总统”是曾经给很多人希望的。
南方朔: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
时代周报:你估计陈水扁会被判有罪吗?
南方朔:当然!
时代周报:但这个案子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南方朔:这是因为台湾法律出了很大的问题。台湾的法律不严格,违背常识。陈水扁说:我一切的问题都是政治献金,不是贪污,你要说我是贪污,好,拿出证据。贪污证据很难拿的,一定是我把钱给你,然后说我把钱给你,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要有录音、字条。你拿这么多钱,那么多好处,这就是贪污!可是台湾就说:证据!证据!拿不到口供、拿不到字条,这件事就办不下去。可是有几个案子,是白纸黑字,跑不掉的,国务机要费是跑不掉的。很简单,假如我是统治者,我是法官,别的事情你们去查,确定的部分先判。现在的案子却拖拖拉拉。
时代周报:你对马英九批评得那么厉害,还批评政界的哪些人?
南方朔:我跟马英九也是好朋友。以前陈水扁当政的时候我是骂陈水扁的。我跟陈水扁以前是好朋友。
时代周报:你跟陈水扁做好朋友是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南方朔:对。陈水扁做“总统”,找人去总统府演讲,第一个人就是我。他5月20号就职,我6月11号去演讲。我跟他是好朋友。陈水扁当政以后乱搞,所以在台湾最先对陈水扁开骂的人是我。台湾绝大多数读书人还在歌颂陈水扁的时候,我已经开骂了。
时代周报:那时主要骂陈水扁什么?
南方朔:他那时贪污问题还没有出来,每天都在搞权术,阴谋斗争,我已经开始骂了。你查旧的《新新闻》可以看得很清楚。马英九是我好朋友,他的书里提到过我。当了“总统”以后投机取巧,没有胆量,我就开骂了。台湾最早骂他的也是我。
时代周报:现在跟他们的关系呢?
南方朔:没有关系啦。他们当了大官我也犯不着认识他们啦。读书人就要有这个气魄。
“随波逐流是中国人的悲哀”
时代周报:你在年轻的时候被评为偏左的,有这么一说吗?
南方朔:这是个在中国社会被乱用的词。严格的左派,中国人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打抱不平。但中国读书人对欧洲严格说的左派右派,不清楚。大家都不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好好进行研究。中国读书人很多是乱写的,在这篇文章里是左派,在那篇文章里是右派,不像欧洲人那么严格。中国人脑筋有点乱。
时代周报:我在香港访问痖弦先生,他提出一个观点,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站在土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话。
南方朔:这就是我说的喜欢打抱不平。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只能说是打抱不平,是不是左派不重要,欧洲人严格,左派就是左派,不管政治还是经济,左派、右派很清楚,中国人不清楚。
时代周报:左右之分有那么重要吗?
南方朔:在欧洲很重要,因为人家的思想训练很久了,一套价值观很清楚。美国基本上也清楚。他们的思想训练严格,中国人不严格,所以中国人都是马马虎虎。我是稍微严格一点的。我只能说,我是比较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派。
时代周报:早年你在台湾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吗?
南方朔:我读的这些书都是英文的。在台湾这种思想不自由的社会,英文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学说作为批判性工具是最好的,看问题最透彻。还有一点,在今天的西方校园里,马克思派是社会系很大的一派,在经济系也有相当大的实力。譬如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世界上有几个马克思经济学家绝对够资格拿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却不给他们。
时代周报:在台湾能产生思想家吗?
南方朔:不能。思想家绝对跟地方有密切关系。讲白一点,小地方没有思想家。大陆将来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比较有希望。因为地方大,碰到的问题多,碰到的问题是大问题,这样训练出来的人看问题比较全面。台湾人关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时代周报:有评论说你是台湾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南方朔: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很广泛的思想史。从事新闻工作,必须有个史的看法,今天怎样,明天怎样,进行一个通观,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样看问题比较清晰。我写文章多在一个思想背景下看问题,不是看简单新闻而已,喜欢关心它背后的问题,这是我的特色。
时代周报:你读书的主要兴趣在哪方面?
南方朔:很广泛。我的文学很专业,我的艺术史很专业,看经济很专业。最近《天下》杂志说我看经济很地道,让我帮他们写经济专栏。《天下》杂志的读者是很有深度的,这是对我很大的肯定。
时代周报:很多人都是以一门学问为基础的,你的涉及面为什么那么广?
南方朔:看问题一定要有个通观,必须从思想的脉络、历史的脉络看问题。这样看问题会发现一点政治史、经济史,狭义的思想史,这都是通的。当你通了以后,你可以写政治、经济、文学。我现在写得最多的当然是政治评论,也会写经济、文学。胡适不也说过吗?为学如金字塔,要能大,要能高。高的意思就是对高端的东西要知道,下面的也要知道。金字塔底部越宽,塔就越高。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对胡适的评价怎样?
南方朔:台湾现在有去中国化的问题。老一辈越来越不受现在搞“台独”的人重视。以前一到“五四”,台湾的纪念活动很多,今年没什么活动。
时代周报:华人世界里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家?
南方朔:不多。中国人思想的能力一直很差,我常觉得很悲哀。大陆经过“文革”,有没有文学家或思想家对“文革”好好地反思过?欧洲有!法国大革命没过多久,雨果就把大革命的背景写成很棒的小说。
时代周报:台湾经过白色恐怖,有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南方朔:当然没有。白色恐怖也不是完全没有背景,你把这个特定背景、时代的关系、人性的缺点全部很细地讨论,无论文学、哲学思想还是文明,肯定是不一样的。白色恐怖,蒋介石该死就完了?没这么简单!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缺乏综合性的、大视野的思考能力,最后只好是随波逐流。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之处。
时代周报:现在知识界是不是分工越来越细,但真正通的人越来越少?
南方朔:早期是学术分工不太细,知识分子一般是什么都会的。近代知识分子分工越来越细,是美国造成的。战后开始学术分工变细了。美国还建立了一套学术的游戏规则,在美国教书很忙,每个人都只好搞自己的一行。可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家觉得这样的学术分工有问题,所以后来学术又出现了融合,出现了很多新的学科,例如政治学、社会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变成政治社会学。古代时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后来变成了计量经济学什么的,很琐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学复苏了。所以说目前的学问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读书人看问题视野越来越大,学术风气变了。
时代周报:台湾呢?
南方朔:台湾没有,台湾学术界太忙了。这我以前就骂过了。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台湾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很忙很忙,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大陆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大陆老一辈还是挺用功的,现在年轻一辈忙得要死。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什么书卖得最好?
南方朔:出版现在不好,卖得最好的应该是投资理财的书吧,还有健康长寿。我看过大陆的排行榜,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话题书,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最好卖的书就是话题书,投资理财,健康长寿。
“不能谈李敖,怕他告”
时代周报: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发展情况如何?
南方朔:“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可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书他的真正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条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很当下,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在台湾有谁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不多,我认为我是,其他都不算。我在外面演讲说读书人一定要读很多书,懂很多知识,不是只会谈自由民主就完了。世界不是这么简单的。大陆读书人大多也是不求甚解,每一次外国出现一个名词,大陆知识分子有个习惯,就是把那个名词搬来用。发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人,根据他的定义,大陆一天到晚写文章的这些人不算公共知识分子。骂人的批评家可以算。
时代周报:在你的读书时代,殷海光的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不大。
时代周报:他算不算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他不算,他只能算是启蒙者。他的很多观点现在很多人不能接受了。在那个不自由的社会,会出现一些被压迫英雄。有很多原因,他们被欺负了,然后变成一个被压迫的象征。这些象征人物没有学问,可是你不能否定他们。因为他们是象征人物,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计较他们有没有学问,只能就事论事。学问,你不行;但你是个启蒙者,很多人因为你而走下去,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柏杨呢?
南方朔:我的意思包括他,我跟柏杨是好朋友。每个时代的被压迫英雄很多我都认识。
时代周报:柏杨是一个怎样的人?
南方朔:讲学问,他不行。他是一个被压迫的英雄,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白话版的《资治通鉴》?
南方朔:我想真正懂历史的人都会有意见吧。
时代周报:李敖呢?
南方朔:不能谈李敖!
时代周报:为什么?
南方朔:李敖会告我的。我什么人都敢谈,就不能谈李敖。他会跟你打官司。我怕他。
时代周报:你对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怎么看?
南方朔:不错的人,是一个很标准的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的爱国者。他一向独来独往,不跟大国跑,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去美国演讲,骂美国。美国人气得要死:我们美国一直在捧你,捧到拿诺贝尔奖,你都不跟我们配合,还骂我们美国。所以,在美国没人理他。后来他回了国,从不讲自由民主的,讲爱国,他自己一个老头子花钱在俄国到处演讲,俄国人也不理他。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没人理他。到了现在,俄国经过了这么多转折,才知道他讲话有道理。他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
时代周报:索尔仁尼琴当年到台湾访问的反响怎样?
南方朔:台湾不管这个人思想是怎样的。台湾从来都崇洋媚外,听说他得了诺贝尔奖,风头很旺,台湾把他当成明星。后来外国不捧他,台湾也不捧他了。台湾社会缺乏判断力,外国人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谁好谁不好,我们自己讲不出来。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判断力,不跟外面的世界起哄。这个老头子了不起,回国后也非常受冷落。这个人是有自己信仰的,不跟随别人的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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